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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梁启超摆脱重重压力，采取对段祺瑞的妥协，经过护法运动等等才最终获得了对德宣战的宣言。可是由于段祺瑞政府只顾着借宣战来获得日本等帝国主义的支持，借机扩充军备，对国际事务一无所为，“一年之岁月竟为内讧消磨以尽。” 梁启超虽然离开了政坛，对政府充 满着不满和失望，但是仍然关注着中国的命运前途。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协约国的胜利而告终，中国成为战胜国之一。处理各国战后问题的“和平会议”即（巴黎和会） 将于1919年1月在法国巴黎召开，中国北京政府派出以陆征祥为首席代表的代表团，出访巴黎，希望借这个机会为中国争的在世界上平等独立的地位。
梁启超看透了北洋军阀的真正面目，对政府的外交并不信任，决心要亲自到欧洲、到巴黎去完成救国大业。为了将国内人民组织起来声援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梁启超、林长民等在经过总统的批准下，在总统府成立了巴黎和会外交委员会，负责巴黎和会的会外事务，林长民任理事长。
为了酬劳梁启超推动对德宣战的功绩，北京政府决定给他一个“欧洲考察团”的名义，以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会外顾问及记者的身份，与各国著名人士联络，加强交流，进行会外活动。当他讲到出游原因时，说：“我们出游目的，第一件是想自己求一点学问，而且看看这空前绝后的历史剧怎样收场，拓一拓眼界。第二件也因为正在做正义人道的外交梦，以为这次和会真是要把全世界不合理的国际关系根本改造，立个永久和平的基础，想拿私人资格将我们的怨苦向世界舆论申诉申诉，也算尽一二分国民责任。如今外交是完全失望了。” 行前，梁启超会晤大总统和政府官员，拜访英、美、法、日等国公使，并在报界呼吁积极宣传，希望在和会上“不使中国成为日后战争之媒”，获得“中国应有自由发展之权利”。国内思想界对他此行寄予厚望，希望能够“化私为公”完全代表中国行动。
1918年12月28日，梁启超与张君励、蒋方震、刘崇杰、杨鼎甫四人从上海乘日轮“横滨号”启程，前往欧洲，而丁文江、徐新六另船前往。此行数人，皆各方面专家。途中，梁启超等遍观沿途风情，“印度洋波平如掌，红海毫不苦炎”，每日与启明星同起，置身天光海色，“觉飘飘有出尘想”，习法文，著作论，遍游各国，大开眼界。2月11日，梁启超一行抵达伦敦。当天，在北京大学，“国际联盟同志会”成立大会召开，推举梁启超为理事长，由汪大口代理，蔡元培，林长民等为理事，积极声援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
18日，梁启超等到达巴黎，这时，日本扬言山东问题已由中日两国政府杰洽谈妥，无条件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梁启超听到后，痛心不已，迅速出面辟谣，并将自己在途中所作《世界和平与中国》一文，翻译成英、法文字，广为散发，宣传中国要求，表达中国人民和平会议的愿望。随后，梁启超在万国俱乐部为他举行的宴会上发表演讲，面对各国记者，表明中国立场，将中国要求统一的心声传遍世界各地：“若有一国要承袭德人在山东侵略主义的遗产，就是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媒，这个便是和平公敌。”得到了在座各国记者的热烈掌声。同时，梁启超积极同美国总统威尔逊及英法等国政府代表、党派领袖会面，争取他们的同情和支持。
然而，所谓的“和平会议”只不过是帝国主义的一次瓜分殖民地和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赃会议，梁启超的活动对会议丝毫无补。美、英、法、意、日五列强在会议上激烈争吵，严密封锁消息，形势对中国极为不利。而中国代表团对梁启超等深闭固拒，敷衍应付，梁启超等处境颇为尴尬，身在巴黎，却得不到会议内部消息。这时，北京政府与日本签订的密约，承认日本为德国在山东的合法继承者，传进梁启超等的耳朵，令他们异常愤怒，立即打电报告知外交委员会林长民等，“尚乞政府勿再受人口实。不然千载之良会，不啻为一二订约之人所败坏 ，实堪惋惜。”林长民等得知后，立即组织一个国民外交协会，向北洋政府施加压力，真正形成外交的后援力量。4月8日，“国民外交协会”成立，会长张骞代表协会致书梁启超，委托他作为该会代表向与会代表承递请愿书，“务恳鼎力主持，俾达目的，则我四万万同胞受赐予先生者，实无涯既矣”。
日本在会议上不断向英法美等国施加压力，声称若山东问题不解决，将在必要时退出会议，不签订对德合约。几经辩论，英、法、美三国做出决定，同意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让与日本，中国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宣告失败，梁启超的努力也毁于一旦。4月24日，梁启超提前得到消息，并迅速将其告知国内外交协会，要求“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 林长民得到电报后，随即通过外交协会名义决定不签字，并经总统徐世昌同意，急电巴黎中国代表陆征祥，若许以山东权利，请全力抗拒。
4月30日，议定证实后，梁启超立即电告国内。消息于5月1日在《大陆报》上首先刊出，北京、上海人民的爱国激情异常高涨。5月2日，林长民的《外交警报警告国人》新闻稿在《晨报》上发表，高呼“胶东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亡国无日，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青年学生和市民的爱国心被激发出来，推动了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
5月3日，北京大学的壁报上贴出了十三所院校学生代表召集紧急会议的通告，当晚，在蔡元培的家中，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酝酿成功了。第二天，北京学生罢课游行示威，五四运动迅速在全国各大城市爆发开来。
在###的推动下，全国各界纷纷展开各种形式的拒签条约活动，掀起五四运动热潮。然而，北京政府一意孤行，竟然向巴黎发出签字训令，陆征祥也准备在合约上签字。 消息传出，举国震愤。在巴黎梁启超将消息告知在巴黎的留学生，举行抗议。6月28日，合约签订的当天，留学生和当地的中国工人包围中国代表驻地，要求陆征祥拒绝签字。陆征祥等人不敢离开寓所半步，只好向报界发表声明拒签合约。这也标志了五四运动开始的群众运动胜利结束。 日本的侵略阴谋终于破产。
3月23日，梁启超关于山东问题的谈话在《申报》上发表，“中国代表没有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就是中国的胜利，日本的失败，今日中国若放弃前功，有辱国家人格，必须抱定‘拒绝直接交涉的决心’”。1920年1月19日，日本又向中国外交部提出山东善后问题，要求与中国政府直接交涉。这一阴谋立即遭到中国人民的坚决抵抗。1921年冬至1922年春，中国参加了华盛顿举行的9国会议上，终于收回了青岛及山东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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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掀思想论潮
辛亥革命后，中国舆论界呈现一副欣欣向荣的景象，在言论自由的旗帜下，各党各派都纷纷创办报刊，作为自己的言论基地。这时，报刊如雨后竹笋般层出不穷，《民国杂志》、《少年中国保》、《民国月刊》等成为其中影响比较大的代表。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1916年9月改名为《新青年》），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到来。而作为中国近代思想启蒙家的梁启超当然不会置身世外，成为积极的倡导者、鼓吹者。
1916年8月，梁启超、汤化龙在北京创办《晨报》，着重宣传新文化，塑造蔡锷式的“新青年”，1919年9月1日，新学会主办的《解放与改造》（后改名为《改造》）杂志出版，想从学术思想上谋根本之改造，以为将来新中国的基础。从此，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响彻在祖国大地，成为五四运动的旗帜。而以《新青年》为标志的新一代知识分子成为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他们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梁启超的影响、新思想的启发。就如萧公权所说的那样：“五四运动的领袖几乎没有一个不曾因读了他的文字而得著启示。”
巴黎和会结束后，梁启超完成了他作为中国代表团顾问的任务后，继续留在欧洲，四处游历。巴黎数月，流连于风景之中，游隧道，访卢梭故居，“曾乘飞机腾空五百基罗米突，曾登最大之天文台，窥月里山河，土星光环”；历机山绝顶观日出，“彩霞层叠，变幻无朕，少焉一线金光，生于云头，若滚边然，次则大金轮捧初矣。……白云满湖，徐徐而散，壮观又与海上别也”；游罗马胜地，“日日与古为徒，几忘却尚有现代意大利人矣。每日玩奇披僻，晨出暮归，亦颇极老瘁”。 梁启超纵情于山水古迹之中，灵性普洒天地，执笔而兴，“灵府必将起一绝大革命”。
战后的欧洲一片狼藉，城市中几乎没有完整的建筑，处处是断壁残垣，满目疮痍，战场上满是破败的钢盔、军服和武器，无数的坟墓和十字架似乎诉说着战争的残酷，“国破山何在，城春草木深。”人类文明的价值何在？战场上死一般的寂静让他毛骨悚然：但觉得四周色是死的，声是死的，天是死的，地是死的。 最可贵的科学发明给这班野兽一般的人拿起来戕害生灵，荒秽土地。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梁启超看到了一种精神：欧洲人从废墟重新站了起来，把热情投入到自己家园的建设中来，而法国亚尔萨斯和洛林两州人民的爱国热诚更是让梁启超一行热泪盈眶。想到中国人失去台湾后，不过三五年就忘之脑后，再无人提起，便倍感痛心，对中国人只有冲动没有情操的爱国感情产生怀疑，“向法国人这种爱法，真可以令我们反省哩。” 梁启超同时还旁听了英国下议院辩论，对英国政治更添好感，议员态度真诚，对反对党的意见也诚心诚意的尊重，且对自己的主张却丝毫不放松，英国议员的素质让他对中国议会的状况感到失望。
这些见闻真可谓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极富情感的梁启超常常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愤笔疾书；或著文寄往国内的报章杂志；或致信家人；谈自己思想的变化。在给弟弟梁仲策的信中称：“数月以来；晤种种性质差别之人；闻种种派别错综之论；睹种种利害冲突之事；炫以范象通神之图画雕刻；摩以回肠荡气之诗歌音乐；环以恢诡葱郁之社会状态；饫以雄伟娇变之天然风景；以吾之天性富于情感；而志不懈于向上；弟试思之；其感受刺激；宜何知者。吾自觉吾之意境；日在酝酿发酵中；我之灵府必将起一绝大之革命。惟革命产儿为何物；今尚在不可知之数耳。” 这封信写于1919年6月9日；清楚地表明梁启超旅欧刚半年有余；就受欧洲特定的社会文化所刺激；心灵深处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革命”。不过；仍停留在苦思冥想、“酝酿发酵”的思考阶段；难以理出一个头绪来。此后的半年多；他继续结合欧洲的现状和中国的实际；力求寻找新的出路。
但是，欧洲之行最重要的是，梁启超重新认识到了中国文化的地位。这时的欧洲社会危机四伏，人们精神濒临崩溃，西方人文学者开始对文明产生迷惑，深感失望，甚至宣扬世界末日的到来。德国哲学家施本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在西方学界掀起震动，主张以东方文明来拯救西方文明，悲观的情绪笼罩着整个西方思想界。在与美国著名记者赛蒙氏闲谈时，悲观的论调让梁启超颇为震惊：“唉，可怜，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我回去就关起大门，等你们中国文明输进来救拔我们。”梁启超开始对中国的命运有了新的希望，思想也开始了又一次的转变。“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和起来成一种新文明。”弘扬中国文化，补救西方文明，也是中国人的责任。借用西方人的方法研究中国的旧学，这也就是“拿西方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的意义”。通过考察西方，梁启超重新振起了对中国前途的信心，中国文化成为新的媒介，上升到新的历史高度。
梁启超徜徉在欧洲各地，遨游于西方浩渺的知识海洋，吸收着新的思想。而此时，中国国内思想界却又陷入迷茫：“德成而上艺成为下”与“科学万能”两种极端思想泛滥，大多数知识分子需要引进西方文化来拯救国家，但仍然难以割断与中国文化的感情，徘徊于两种文化之间，左右摇摆。国人只得把目光又一次聚集在还身在欧洲的梁启超身上。
梁启超归来后，整理欧游记录心得，著成《欧游心影录》一书，阐述自己的思想，表明自己对科学的立场，提出对待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态度。国人本希望梁启超能够为国家指明方向，没想到他却与思想文化界陷入了论战。
欧洲之行，梁启超得到了一个结论：西方物质文明破产了，而战争也同样证明了过于推重物质文明必然带来恶果。科学的发展破坏了支撑人们精神世界的宗教和哲学的威力，使人们过分追求物质生活而导致精神空虚，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无情争斗。他开始认识到中国文化的灿烂及哲理的深邃，“比世界各国并无逊色”。西方文明拥有许多可贵的进步无可厚非，而完全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盲目崇拜西方则是不必要的。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的首篇中宣传“科学万能论”已经破产，对西方文明的进一步认识使他把目光更多地集中在中国传统文化上。他写道：“近年来西洋学者，许多想输入些东方文明，令他们得些调剂。我仔细想来，我们实在是有这个资格的。”正是这种认识使梁启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有了一个大的转变，从而使他能够较全面地看待西方文化。他所说的科学万能论破产并非指西方文明破产，更不是不要科学，相反，他仍然承认西方文化的长处并表达了对欧洲前途的信心。他断言：欧洲的文明“是建设在大多数人心理上，好像盖房子从地脚修起，打了个很结实的桩儿，任凭暴风疾雨，是不会动摇的”。他认为西方文明已经造就了有责任感和创造力的现代国民，因而坚持主张“拿西洋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文明。”
梁启超要弘扬中国文化，发掘中国文化中的精神财富，用以补救西方文明的不足，使之二者达就最完美的融合，对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尊崇和对西方文化的理性态度促使梁启超探索将二者融合起来。西方文化的魅力由“赛先生”与“德先生”（“科学”与“民主”）体现出来，而西方学术以“科学精神”为表征。如果中国文化中也有类似的特征，就可以证明中西文化是有共同点，可以沟通、融合。在梁启超看来，清代考据学具有科学精神，能够满足这种文化沟通、融合的需要。
他的思想是中国思想界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对儒家学说和东方文明的强有力的捍卫，也是对五四极端反传统潮流的空前挑战。梁启超对五四后学术界掀起的以科学方法整理“国事”的运动是认同的，他着力于挖掘清代学术的科学精神、以科学标准审视中国文化，并希望中西文化能够相互沟通、比较、融合而得到“淬厉”。
但是，梁启超的观点也引起了胡适等的反对，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在文化思想界享有很高的地位。他说：“人们常说东方文明是精神的文明，西方文明是物质的文明或唯物的文明，这是有夸大狂的妄人捏造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