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受，耿耿此心，天日可表。今日不辞而行，挽留无术，何时意转心回，肯来聚首，富贵与共，决不食言，书不尽意，尚希谅察。”
（注）：函中人名注释：一、金鼎臣后为二十七师所属一团长，违法乱纪，被张毙狱中。二、赵氏为张之元配，参加徐州会议之奉天代表赵锡嘏，即其族人。三、张作相字辅忱，家叙五为张景惠。四、杜立山为绿林著名匪首，骚扰地方，张邀共饮燕，即于席上擒之。五、陶什叨等为蒙古匪首。六、张荣即张榕、革命党人。七、“他人见我师团坚固……多方破坏”一段，他人指冯德麟。
张作霖不能执笔，可是这封信却是他口授，缅怀旧日交情和半生历史，是一封真情流露的信。
袁世凯死后，张作霖通款于段祺瑞，冯因为和张敌对，张走段路线，冯便拥黎元洪，并派参谋长白运昌赴北京控告张作霖，说他已失军心，奉天祸变危在旦夕，要求黎总统速派员接替，并说段祺瑞袒护张云云。
当时以督军团盟主自居的张勋，正召开徐州会议，张作霖派副官长赵锡嘏代表参加，并将此事经过，一再函告张勋。
第一函说：
“……无论如何，霖当静候，万一事出意外，飞蝗满天，霖亦必有相当之对待，倘有借重我公鼎力之处，届时当再电闻……”
第二函将诉诸武力的态度，表示得更为露骨。函云：
“绍帅钧鉴：奉事辱承垂询，仰见古谊殷拳，感激之忱，莫可名言。作霖与冯阁臣患难相交，十载以还，从无失德。今以细故，遽为此落井投石之举，人心之险，可为三叹，乃我方委曲求全，彼则相遇日甚。日前冯回北镇，汤旅长亦移驻新民，由表面言之，似亦稍事归宿，惟证之近日种种情形，冯、汤实为结成一体，近经密侦报告，竟派其私党，招匪运械，为日不足，积虑处心，可以想见。现作霖已连电中央陈明办法，若中央为息事宁人起见，将冯别为位置，汤可随之俱去，作霖亦未便苛求。倘中央亦厌弃此辅，或一时难有位置，而彼辈复蓄意扰乱，不顾大局，则实逼处此，终当诉之武力。作霖无似，而宅心磊落，素为我公所知，至于彼此关系之深，夙承厚爱，更不待言。届时既与彼辈干戈相见，实力一节，敝处可以了之；幸假以声威，遥为作势，自足以寒其胆，而摄其魄，知公当有以许我也。详情由赵中军面陈。专此敬候勋安。”
奉天张、冯之争是袁死前后关外一件大事。
一○六、段阁和日本交往
北洋系军人正在酝酿团结求存的时候，北京城内总统、总理在国会之间却闹得非常激烈，这当然更让各省军阀有了借口。民国5年12月27日，以冯国璋为首的全国廿二行省、三个特别行政区的军民长官，对总统、总理和国会发出了一个“掬诚忠告”的长电。电略云：
“此次国体再奠，天下望治更切，以为元首恭已，总揆得人，议会重开，必能立定国是，计日成功。乃半岁以来，事仍未理而争益甚，近日浮言胥动，尤有不可终日之势。国璋守土待罪，忧惶无措，往复商榷，发为危言，幸垂察之……（下面是规劝黎）我大总统谦德仁风，中外所钦。……然而功效不彰，实惠未至，虽有德意，无救倒悬。推原其故，在乎政务之不振；政务之不振，在乎信任之不专……今后政客更有飞短流长为府院间者，愿我大总统、我总理立予屏斥。……任贤勿贰，去邪勿疑，然后我大总统可责总理以实效，总理乃无可辞其责。有虚已之量，务见以诚，有负责之名，务征其实。……（以下规劝段）我总理清正沉毅，得此倚畀，当可一心一德，竟厥所施。自内阁更迭之说起，国璋等屡有函电，竭力拥戴，一则虑继任乏人，益生纷扰，陷于无政府；一则深信我总理之德量威望，若竟其用，必能为国宣劳。……目前所急待设施者，军政、财政、外交诸大端，皆早定计划，循序实行。……近如中行兑现，实轻率急功，致陷穷境。……阁员必有一贯之主张，取钧衡于总理，勿以一部所主管，或迁就乎阁员。阁员苟有苦衷，不妨开示，公是公非，当可主持，孰轻孰重，尤当量衡。……（以下规劝国会）此次两院恢复之初，原出一时权宜之计。不意国会开会以来，纷呶争竞，较胜于前，既无成绩可言，更绝进行之望。近则越侵司法，干涉行政，复议之案，不依法定人数，擅行表决，于是国民信仰之心，为之尽坠。……盖必自立于守法之地，而后乃能立法，设循此不改，越法侵权，陷国家于危亡之地，窃恐天下之人忍无可忍，决不能再为曲谅矣……。”
这个电报是梁启超——当时研究系的首领，为了维持段内阁，怂恿冯国璋联合各省发出的，西南各省军民长官也随口附和。这个电报对国会的指责最尖锐，对总统的威信也有影响。此后，北方各督军纷纷以个人名义发表拥护内阁和辱骂国会的通电。这一来，却让在徐州自封为各省军阀大盟主的张勋为之大不愉快，因为他自以为应该是代表各省军阀发言的人，如今好戏却让别人唱了，实在太失面子。因此他也联合了一些军阀，发出一个请求北京政府罢免国民党系三总长（财政总长陈锦涛、司法总长张耀曾、农商总长谷钟秀）的电报。
北京城内，黎、段的纷争继续扩大，前已叙述了许多院府不和，黎、段恶化的事件，但那些都是内政方面 ，现在增加了外交方面，是对日问题。
5年10月，日本大隈内阁倒台，继任首相是寺内，寺内高唱日“支”亲善，日本外相后藤邀晤中国公使章宗祥密谈，希望中国派一个亲善使节到日本进行关于解决中日悬案的谈判，日本且愿借款支持中国政府。日本希望中国政府先派亲日的曹汝霖为秘使前来日本，把一切条件谈妥，然后再派一个亲日色彩并不浓的大员，如徐世昌之流，以正式使节出面来签订这个协定。章宗祥把这消息告诉了曹汝霖，曹本应列入帝制祸首名单内，由于日本公使的庇护才得逍遥法外。他得到章宗祥的秘讯，乃向段进言，他提出“攘内”必先“安外”，必须借外援统一这个四分五裂的中国；所谓的外援，就是取得外国的政治借款和军火供应，有了这两项，就可以镇压国内的反对力量。曹又推论袁世凯的外交失败原因，是外交上采取了联英联美以制日的错误方针。日本近，英美远，远水不能救近火，英美忙于欧战，抽不出力量到东方来。中国向美国借款，或者亲近英美，首先就会受到日本政府的强力反对，而西方国家为了讨好日本，在紧要关头上也会牺牲中国，弱国不能采取“远交近攻，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而只能采取“近交善邻”的外交政策。段正苦于自己的政权不稳，财政上已经面临山穷水尽，对外借款波折重重；军事上他也不能控制南方，甚至不能控制北洋派；加上总统和国会又处处和他为难。所以他听了曹的这番话，自然大受迷惑。
徐世昌是个老狐狸，当然不会上当，所以他拒绝担任赴日特使的工作。5年11月26日，段根据曹的意见，以国务院的名义令章宗祥先与日本政府接洽，派曹汝霖为亲善特使。这件重大任命，段既未通过国务会议，也把总统蒙在鼓里，直到11月30日日本同意了，段才提出国务会议，可是他仍把问题的真相隐瞒着，只轻描淡写地把这件事说成是外交上的一种仪式，因为日本内阁改组而派使致意，阁员们果然被瞒过，12月1日段把拟好的命令：“派曹汝霖为特使以大勋位赠与日皇”送到总统府去盖印，并令曹亲自去谒黎说明一切。曹见到黎，也是一番官话，不料曹的话还没有说完，老好人的黎元洪竟陡然站起来，大声叱骂说：“好，你们要卖国，我黎元洪偏不让你们卖国。”曹汝霖碰了一个大钉子，垂头丧气地退了出来。
曹汝霖被黎元洪轰出来后，正巧新任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也来谒黎，黎余怒未息，见了张还悻悻地说：“好，你们集体卖国！”张如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只好僵在一边，直到黎气平后，把经过告诉了张，张才知原委，乃向黎建议，把这个问题提交国会去解决。这时正是前内务总长孙洪伊下台后，国会中的韬园派议员提出了对段的弹劾案，以进一步倒阁，而拥段派议员也提案检举孙洪伊在内务总长任内有侵吞公款的嫌疑，以资抵制。属于梁启超、汤化龙一派的研究系议员虽然竭力维持段内阁，但也无济于事，参、众两院同时提出了关于派曹汝霖为赴日赠勋特使，事先未经国会同意的质问案。
12月5日，段亲自到参议院解释说：“曹汝霖现任参议员，既为国民代表之一，就不能指摘政府用人不当。曹汝霖精通日语，熟习外交仪节，日本政府已经表示欢迎，未便改派别人前往。”同一天，段派外交部参事伍朝枢代表他到众议院解释说：“十一月十八日，政府接到驻日公使章宗祥的报告，日本政府表示欢迎曹汝霖为赠勋特使，这个问题未便变更前议。”参、众两院对段的答复都不满意，众议院并立即作决定：关于派遣特使案，应于事前征求国会同意，否则不能予以承认。
黎元洪和国会只是就法理程序反对曹赴日，却不知道曹去日本是为了进行秘密外交，所以他们都不反对派特使到日本，而只反对派曹为特使。
由于这个原因，段乃改变方法，把派遣特使赴日授勋事弄假成真地作为一个外交礼节，12月13日北京政府下令：“派熊希龄前往日本呈递大勋位。”这道命令中并未给熊以特使名义，以避免又要征求国会方面的同意。可是这道命令发表后 ，又引起了日本的反对，本来在派熊命令发布前，已获得日本“没有反对熊”之意，不料命令发表后，日本外相本野忽又面告章宗祥说：“贵国政府拟派曹汝霖，我们已奏明天皇，我国舆论也一致表示欢迎。今又改派熊希龄，足见贵国政府的内部并不一致，今后人选可能随时会变，与我国舆论也不一致，请熊先生展期来日。”这是日本自拒绝周自齐后又一次拒绝接待中国特使。日方非正式透露他们反对熊的理由，是说熊曾在民国2年7月通电揭露日本分割中国的阴谋，因此不适当充任这个使节。
这件事拖到民国6年2月27日，日本政府同意中国改派汪大燮赴日赠勋，才告一段落。
一○七、私愤介入国策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潜艇无限制进攻引起了美国的极大反感，乃于民国6年2月3日正式宣布对德绝交。中国驻美公使顾维钧把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决定电告北京，这时北京的各国驻华使节都积极活动争取中国，在此以前中国是坚持中立的。2月4日，美国照会中立各国政府，欢迎各中立国和美国采取一致的行动。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竭力劝告中国政府响应美国的号召，以加强中美合作关系。外交总长伍廷芳主张走美国路线，以争取美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援助中国，抵制日本侵略，并在战后国际和平会议上有发言权。这些利害关系很能打动黎元洪。可是段祺瑞一向是亲德的，他平素吃西药，非德国药不吃，同时深信德国陆军无敌于天下，最后胜利必属于德国。不过段这时正和日本亲近，日本已和德国宣战，因此段很想听听日本方面的意向。2月7日段以国务院名义电令驻日公使章宗祥就近探询。章回答说：日本外相本野表示不反对中国对德绝交。日本这个态度和过去大相径庭，袁在世时，英、法、俄三国曾劝诱中国参战，被日本所反对，日本认为中国既已宣布中立，就无须对德国宣战。那时日本反对中国对德绝交是怕中国加入协约国后，就使日本无法“乘火打劫”侵略中国，何况当时袁世凯是拉着英国对付日本的。现在段内阁正和日本亲近，中国参加协约国，对日本也是有利的。
段内阁的秘书长张国淦也力主对德绝交，每天都把不利于德国的情报供给段，把应和德国绝交的好处打动段。段遂由极端亲德派而变成了极端的反德派。
对德问题，当时府院都有讨论会，院方每逢星期二、四、六日都有国务会议，乃于一、三、五召集“国际政务评论会”，主持人是张国淦，参加的人有名流、学者、言论权威等。徐树铮是反对对德绝交的，他曾写了七封信给段，叙述反对中国卷入欧战，段只看了两封，以后的都原封不动地搁在抽屉里。梁启超也是极端的亲德派，所以也反对和德国绝交。
国会方面议员们大多数同情协约国，抨击德国的黩武政策。
中国人最坏的一种观念，常把对外问题牵连到对内恩怨上。段听说黎和国会也主张对德绝交，他便力争先发，不愿在黎之后，而黎听说段主张对德绝交，乃反过来变成反对对德绝交。这时黎恨段达于极点，段的政策在黎看来，无一是处，段东黎则西，段是黎则非。老好先生的黎有时弄僵了也不好惹的。
段祺瑞为了对德国绝交问题密电各省军政大员征求意见，黎也密电全国名流广征意见。结果所得的答复都是反对对德绝交。
名流如：孙中山先生、唐绍仪、章炳麟、谭人凤、康有为、马君武等。
北洋军系如：冯国璋因为受了孙洪伊的影响，露骨地反对，其他反对的有张勋、倪嗣冲、王占元等，他们主张坚决中立。
这时，中国政府为了答复美国的照会，曾由外交部提出四点向美国公使芮恩施询问：（一）、美国政府能否保障中国陆海军和兵工厂不受外国势力的控制？（二）、美国政府能否保障中国得出席战后的和平会议？（三）、协约国规定不得单独媾和的伦敦协定，与其他未参加协定的参战各国具有何种关系？（四）、希望美国借款给中国，使中国能够担负起对德绝交的各项任务。2月8日，美国公使答复中国外交部说：“美国必将设法援助中国，使中国能负起对德绝交的责任，而不致影响中国对于军事设备及一般行政的统制权。”
6年2月9日，段内阁阁议通过，中国政府向德国致送通牒，要求德国取消潜艇政策，否则中国将和德国绝交。同时，伍廷芳又用外交部名义答复美国公使2月4日的照会，声明中国将和美国采取一致行动。段祺瑞并派汪大燮到日本公使馆，陆徵祥到英、俄两国公使馆分别联系。2月10日，段令驻日公使章宗祥向日本政府说明中国政府向德国提出抗议的情形，并向日本表示“友谊”。日本外相本野的答复是感谢，不过在语气中认为中国政府没有在决定前先和日本磋商，稍有遗憾。同时并催促中国政府应当进一步采取对德绝交和参战的准备。日本所谓的遗憾是因为中国没有亦步亦趋跟随日本，反而受美国影响较大。
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曾由伍廷芳陪同谒见黎元洪，商讨中国和美国采取一致的行动后，义务与权利问题，由总统府秘书郭泰祺担任翻译，芮恩施代表美国政府希望中国至少应派陆军三个师兵力到欧洲参战。关于中国要求停付各国庚子赔款、增加关税、撤销领事裁判权、撤退各国驻兵等问题，都可以通过协商途径解决。
日本对于中国参战问题和美国立场不一致，日本暗示段祺瑞，认为中国出兵欧洲尚无必要，应该派遣华工到法国。同时愿意派遣教官训练中国军队，帮助军火装备中国军队。2月11日，段密电章宗祥，要章正式访问日本外务省，听取日本政府对于中国对德绝交问题的具体意见。
国会讨论这个问题时引起了一场舌战，李肇甫赞成绝交，马君武最为反对，大呼放狗屁，又以手杖向李挥击，口呼“打狗打狗！”
冯国璋由反对变为赞成，据说是由张国淦的敦促。张是国务院秘书长，不断打电报给冯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