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中说：“为保卫地方起见，与中央脱离关系。”他在文电中对黎毫无伤害。宣布独立后，他还经常地跑到北京来，是中立化的一种独立。
独立各省纷纷把省长赶走，首先是陕西省长李根源被陈树藩软禁起来，压迫他称病辞职。山西省长孙发绪原是黎一手提拔的，看见黎的地位摇摇欲坠，不惜厚颜无耻地迎合督军团的意见，发表冬电请废止《临时约法》，由各省代表组织制宪会议，在过渡时期推举徐世昌组织临时政府，但是他的地位终于无法保全，这个电报发出不久，就被阎锡山赶走了。
6月4日，李厚基派福州警察厅长、闽海道尹去见省长胡瑞霖，宣布他的手谕说：“现值军事时期，省长一职无设立之必要，请即克日离开”。5日，胡到督军署辞行，李拒而不见，派人致送路费2000元，并以保护为名派兵押解上船。
此外，独立各省普遍有任意扩充军队和扣留国税的现象。张作霖乘机成立了第二十九师，以吴俊升为师长。赵倜把京汉路局的全部收入截留。
在此时期，西南六省纷纷通电反对军人干政，反对解散国会。5月30日，湖南督军谭延辏ǖ缰髡诺魍＃淳辖鹛獗硎靖胶停⒔ㄒ檠敕牍啊⒄叛⑻费雨＇等到北京，与王士珍共同组织“调人会议”。孙中山则反对调停，电促西南六省兴师讨逆。国民党系的海军总长程璧光电劝独立各省取消独立，并表明海军始终保障共和的态度。李烈钧由上海到广州，拟率领在粤滇军张开儒、方声涛两师北伐。广东督军陈炳焜、广西督军谭浩明与李烈钧联名发出通电，发起滇、黔、川、湘、粤、桂六省联盟，并建议公推陆荣廷为盟主，请陆到广东“主持至计”、“遵守《约法》、拥护共和为始终不渝之宗旨”，又请冯国璋“坚持护法之心”。唐继尧通电西南各省，建议在广州组织临时政府，遥戴黎为总统。
但是，西南六省内部也有问题，四川方面有川、滇军的冲突，广东方面有滇、桂军的暗斗。由于六省人民具有反对北洋军阀，反对内战的共同意志，并在孙中山的影响下，他们才不能不表示反对督军团的态度，其实并无出兵北伐的意图。
督军团宣称独立是“兵谏”，如果黎肯接受他们所提的解散国会、改正宪法、组织健全内阁、摒斥“公府佥壬”四个条件，就可以取消独立，向黎俯首认罪。所谓公府佥壬，不仅指公府军事幕僚处的一批幕僚，还有与黎接近的政客和国会议员在内。他们编造出“三策士”、“四凶”、“五鬼”、“十三暴徒”等名目：三策士指郭同、汪彭年、章士钊；四凶指丁世峄、哈汉章、金永炎、黎澍；五鬼指汤漪、郭同、汪彭年、哈汉章、金永炎；十三暴徒指褚辅成、汤漪、白逾桓、李述膺、何雯、凌钺、彭允彝、吕复、萧晋荣、韩玉辰、秦肃三、焦易堂、邹鲁。其中有些人是被重复排列的；有些人并非与黎接近的人物，所谓十三暴徒都是原属于国民党或与研究系不合作的国会议员。为了便于打击这些人，督军团把他们都列入“公府佥壬”。
督军团的兵谏是用以欺骗黎的一个口号，如果黎屈服，他们即借口总统威信已失而将黎赶走。这是徐州会议的预定计划。黎元洪这时还想采避重就轻的方法，接受其中一二条，如改正宪法、摒斥佥壬，以平督军团之怒；至于解散国会，对民国说来简直是一件大逆不道的事情，他就提出“不违法、不恋位、不怕死”九个字来表示不接受的决心。
由于黎的态度逐步软化，原属于国民党的国会议员纷纷避难南下或者躲在六国饭店里观望风色，属于国民党在北京的报纸纷纷停刊，研究系议员则有80余人提出辞职以拆国会的台，国会不待解散已经形成瓦解。公府幕僚哈汉章、金永炎、黎澍也都提出辞职，黎一律予以批准。连不在佥壬名单之内的公府秘书长夏寿康、副秘书长饶汉祥也都通电自请处分。但是黎的软弱不仅没有挽回时局的危机，反而助长了督军团的嚣张气焰，认为“兵谏”是打击总统的有效武器。
在督军团扣留路局车辆运兵北来的严重威胁下，困在公府的黎到处乞援求救，一再电请徐世昌、梁启超晋京进行调解，但是救兵请不来，徐以“杜门谢客”、梁以“与世暂绝”作为回答。5月30日黎向独立各省发出表明心迹的“告哀”电，并致电张勋说：“芝泉磊落光明，功在民国。……为谋必忠，爱人以德。……执事元老壮猷，万流仰镜。望即剀切劝导，以安大局”。6月1日他又发出东电质问督军团说：“今日为宪法而独立，则尚在二读之时；为元首而独立，则并无谋叛之事。”
黎又更番不休地催促李经羲到北京组织内阁。李不敢就职，但却劝黎电召张勋晋京调停时局。李认为张勋是督军团的大盟主，其力足以控制督军团；加以张勋未向北京政府宣布独立，因此具有居间调停的良好条件；张勋和他的私人关系很密切，如肯晋京调停，就能够加强他的内阁地位，并支援总统，澄清时局，正在这个时候，张勋有回电表示拥护总统，担任调停，因此黎于6月1日除派专车到徐州迎接外，并以总统命令召唤张勋晋京调停时局。命令说：“安徽督军张勋来电沥陈时局，情词恳挚。本大总统德薄能鲜，诚信未孚，致为国家御侮之官，竟有藩镇联兵之祸，事与心左，慨慊交深。张勋功高望重，公诚爱国，盼即迅速来京，共商国事，必能匡济时艰，挽回大局，跂予望之！”
6月2日，天津河北大马路中州会馆忽然挂出一块“独立各省总参谋处”的招牌，被通缉的洪宪帝制要犯雷震春通电就总参谋职。并在电文中说：“巩固共和政体，另定根本办法，设立临时政府、临时议会”。参加这个组织的有帝制派、复辟派、段党、研究系以及其他一些阴谋政客和投机分子，这个组织号称是独立各省联合军事机构，也就是独立各省所组织的变相的“临时政府”。它公开地发布宣言：“此次用兵，专为黎氏一人”。毫无疑问，它的目标是在驱逐总统，但在驱逐总统以后的下一步骤，究竟是拥戴段上台或者拥戴溥仪复辟，却暖昧不明。
这个组织的成立，使时局更趋险恶，6月2日，北京各国公使推法国公使康悌访问代理内阁总理兼外交总长伍廷芳，质问中国政府有无安定时局的能力。伍只好信口回答说：“张勋一到，时局即可解决。独立各省军队决不会开到北京来。关于北京治安，政府完全负责。”
张勋的做法是神经战，使黎进退失据，而在其摆布之中。他既不拥黎又不拥段。所欲拥立的只是能供他玩弄的溥仪。许多人以为张之为人别的不必论，至少还具有心直口快的一个条件，可是他这次对黎所摆布的天门阵，对北京政府和督军团所采取的两面光政策，却又是一个诡计多端的阴谋家。以阴谋家而貌似心直口快的人，他的圈套是最容易让人家钻进去的。
在黎来说耳目也太欠灵通，张早已露出了许多的马脚，劳乃宣到了徐州，康有为的密使也到徐州，何以黎始终还蒙在鼓里呢？
劳乃宣曾劝袁世凯归政逊清，碰了个大钉子，以后便躲在青岛做遗老。直到民国6年1月奕劻逝世后，他曾偷偷摸摸化装到北京来祝溥仪的寿，并且上了个“联德复清”的大条陈，其最得意之句谓：“世界各国，德最强盛。倘陛下与德联姻，赴德留学，并允璧还青岛，则将来得德之助，复掌中国，实为易事。”他请溥仪做威廉二世的女婿，又请清宫给以复国后总理大臣的预约券，连瑾妃也认为他是个荒谬绝伦的老怪物，叫他不要乱说话，于是他便回到青岛去。现在又偷偷摸摸到徐州做了张的座上客。康有为和张则早有联络，6年2月康的六旬大寿，张曾派员到上海祝寿，请康指示复辟机宜，不久张领衔通电，请将孔教列入国宪。张反对对德宣战，也是受康影响。
一一四、黎元洪引狼入室
民国6年6月7日，张勋率领辫子军步、马、炮兵共10营约5000人及随员148人由徐州动身，8日行抵天津。他动身前通电独立各省说：“挈队入都，共规长策。盼坚持原旨，一致进行。各省出发军队，均望暂屯原处，勿再进札。勋抵京后，当即驰电筹备。”
黎听得张勋统率大队人马开来北京的消息，就开始怀疑张勋此行不怀好意，立即电请徐世昌、李经羲两人劝告张勋“减从入京，以免京师人心恐慌。”不料到8日，张勋突然向黎派到天津来欢迎他的府秘书长夏寿康提出，请总统下令解散国会，自8日起至10日止，限于三天之内实行，否则不负调停责任。夏寿康慌慌张张地把这个消息转报黎，黎才感觉到这个调人比叛督更凶，解散国会本来是独立各省所提的条件。如果早肯接受这个条件，就不必请调人来调停了。黎请张勋出任调人，本是想尽可能满足独立各省要求，而不解散国会。不料这个调人并不是在总统与叛督互相让步的基础之上觅取一个双方可以接受的方案，而是压迫总统向叛督无条件投降。因此张勋的出现。不是解除了总统的困难，而是加深了时局的危机。尤其不妙的是，“请鬼容易送鬼难”。此时如果拒绝张勋的调停，又怕把调人赶到敌对的一方面。因此以前黎所一再表示“宁可牺牲总统，决不解散国会”的决心大受动摇。现在他所求的只是一个既能满足叛督与调人的愿望，又能顾全总统面子的两全之计。他在接到天津消息后，便下令裁撤公府军事幕僚处，并邀请国会各政团留京领袖28人到公府会谈，请其劝告两院议员提出总辞职，政府承认每人发给2000元，即由国会自动宣布闭会，以免被迫解散。黎在无可如何中，事实上接受解散国会的条件，但不采取以总统命令解散国会的形式，以免过分地伤害总统的威信。
可是，从天津继续传来的消息，张勋对解散国会绝无讨价还价之余地。而复辟问题在天津也成为半公开的秘密。不少复辟派人物奔走于张勋之门。因此，黎又急急忙忙地派公府秘书瞿瀛持函到天津，请徐世昌协助张勋进行调停，并提出三项意见：（一）、公府幕僚业已解散；（二）、改正宪法力求办到；（三）、解散国会应当研究适当的手续。同时声明，决不留恋总统，万一调停无效，愿意辞职，由副总统依法继任，只求不发生变更国体的非常行为。瞿瀛在天津碰见了前任府秘书长张国淦。张向他说：“复辟问题已经不是一个计划而是一个行动了。此时只有阻止张勋带兵晋京，才能阻止复辟。找徐东海或李仲仙（李经羲）都没有用处，因为这两个人对张绍轩（张勋）都说不出硬话来。能够阻止张勋带兵晋京的只有段芝老（段祺瑞）。请你快回北京面劝总统，即日起用芝老为内阁总理，设法催促就职。这是解决时局的唯一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利用段以抵制张勋的一个救急的办法。瞿瀛认为这个办法不好办，因为仅在半个月之内。由罢免段而起用段，转变得太快，将使总统无地自容。张说：“今天的问题，不是争面子、闹意气的问题，而是民国存亡的问题。”这一说，瞿瀛也就同意，匆忙地赶回北京，向黎报告。
黎在万分紧迫情势中找到身边寥寥可数的几个幕僚研究。有人十分气忿地说：“张国淦是老段的说客！任何事情好办，只是不能再看老段的一副恶嘴脸！复辟可能是一种谣言，今天哪个敢于公然进行复辟！即使真有其事，我们宁可断送于张勋之手，不能让姓段的再来欺负总统！”黎又被这一说打动 ，兴奋地说：“我们抱定宗旨，不要中别人的诡计！”
9日，张勋没有等待黎的回音，就派辫子军先头部队开到北京，分驻天坛、先农坛两处。这是公开向黎示威的一个步骤，仅在几天之前，黎采纳了李经羲的建议，想利用张勋去退督军团的兵，而此时最感迫切的是退张勋的兵。因此，黎急如星火地电令在天津的夏寿康去找李经羲，请他劝告张勋切勿轻举妄动。果然李不敢向张勋说硬话，反而请夏寿康转告黎：“张绍轩想进行复辟是不可否认，也不必讳言的。但是，据我的观察，他还认为现在不是进行复辟的适当时期，现在他的目的在于解散国会。总统以礼貌接待他，同时接受他的意见，据我的观察，绍轩是一个血性男子，他一定会支持总统的。”
黎立刻吩咐把公府大礼堂粉饰一新，并加意布置，准备以此为张勋晋京后的行馆。公府大礼堂以前从不招待贵宾，只曾招待过副总统冯国璋一次。同时，他又召集公府的外国顾问研究解散国会是否违宪的问题。黎的目的是想在违宪之中找出一个不违宪的新解释来。在袁世凯当权时期首先建议采行君主立宪制，并且首先向袁自称外臣的日籍法律顾问有贺长雄说：“《约法》虽然没有解散国会的规定，但也没有不能解散国会的规定，这就足够说明解散国会并不违法。”
黎的“不违法、不恋位、不怕死”的决心已有所转变，认为解散国会事小，清室复辟事大，两害相权，当取其轻。现在既然找到了解散国会并不违法的新解释 ，他就下了解散国会的决心。他没有懂得也不会懂得解散国会就是取消共和制度，为清室复辟铺平道路。此时剩下来的问题，就是找一个国务总理来副署解散国会的命令，因为未经总理副署的命令是违反《约法》的。
在辫子军开到北京的时候，京津临时警备总司令王士珍也不敢实践其以全力担保维持北京治安的诺言了。9日晚间，他自动地搬到公府来下榻，表示其与总统共生死的决心。10日黎派他去找代理内阁总理伍廷芳副署解散国会的命令，伍一口拒绝。王鉴于问题没有解决，祸事快要临头，就偷偷地回到西单牌楼堂子胡同私宅，准备逃出北京。有人把这个消息报告黎，黎急派步军统领江朝宗等到王宅力加劝阻，王才无法脱身。
国会解散问题，只存在谁来副署这个命令。在新任国务总理李经羲未就职以前，这个命令由代理国务总理伍廷芳副署是合法的。但是伍以前肯出面来代理总理，就是为了帮助总统对段进行斗争。现在总统竟然不惜解散国会，甘于向暴力屈膝，伍自然不肯盲目服从了。
张勋的最后限期届满，解散国会的命令还是没有发表，气得他在天津跳脚骂人，吓得在北京的黎元洪心慌意乱。11日，黎无可奈何地再请伍到公府来 ，想劝他以民国为重，副署这道命令，但是伍称病不肯来。此时便有刚由天津回京的夏寿康向黎出主意的以提拔伍朝枢（伍廷芳之子，任外交部参事）＇奇‘书‘网‘整。理'提。供＇为外交次长作为副署这道命令的代价。伍听了这句话，认为侮辱人格，表示断不接受。
黎只得又派夏寿康到天津向张勋解释：“不是我不肯解散国会，而是没有人肯副署这道命令。”
张勋知道伍不肯副署命令，便派人前往恐吓，如果再表示拒绝，将以激烈手段对付。可是这个督军团大盟主的赫赫威风，在这位年老多病、两耳失聪的老博士面前，没有一点作用。
张勋便又转过来向总统的专使大发雷霆说：“我不管副署的事情，没有人副署也得下命令，不得借词推托。”他显然忘记了仅在半个月之前，督军团就是假口总统没有经过内阁总理副署直接发布命令是一件违法的事情，因而宣布独立的；而他自己也说过同样的话 ，认为违法的命令是不能发生效力的。
黎只得继续负起责任来去找副署命令的人。他自己不便再出面，便找王士珍、江朝宗去见伍，劝他看在私人感情份上，为了解除总统的困难，将就一点，副署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