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只要给钱，给军火武器，什么国家主权、民族利益都可以廉价拍卖，从铁路、矿山、工厂到各种税收，都被皖系作为各种名目借款的抵押和担保，日本为此在华获得种种特权利益（其具体史实可参阅拙著《皖系军阀与日本》一书）。日皖之间的关系，可视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一个典型事例。
2、与日皖关系相比，日本与奉系张作霖的关系却微有不同。日奉之间早有勾结。1920年直皖战后，张作霖企图控制北京中央政府的野心大增，故而更加积极向日本靠拢，他亲自对日本表示 ，希望能注意其今后在北方政局中的价值，极愿取代垮台的皖系地位，对日“采取真正的亲善政策”。日本首相原敬认为：“张是想依靠日本伸张势力，而我们在东三省的发展需要好好待张，我们双方的利益是不谋而合的”（原奎一郎编：《原敬日记》第9卷第135—138页）。日本支持奉系，更多的是从维护其所谓“满蒙特殊利益”这一基本点出发的。日本历来把中国东北地区看作它的势力范围，不容欧美各国介入，视张作霖为其在东三省的代理人，对奉系逐鹿中原的野心，并不热心支持。日本内阁对奉系的政策曾于1921年5月17日作出如下规定：“对张作霖整顿与充实东三省的内政和军备，以在该地区确立并巩固其势力，帝国可以直接或间接予以援助。但对其为达到对中央政界的野心而要求帝国的帮助，则帝国不采取进一步给予支持的态度”，日本“援助张作霖的宗旨，不是对张个人，乃因其掌握满蒙实权援助之，用以巩固我之对满蒙的特殊地位”（《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下）。正是从这一基本点出发，日本对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虽奉系遭到失败，还是保持不干预与不介入的立场。1924年奉系将领郭松龄倒戈反对张作霖，率兵由关内打回奉天，张作霖统治地位岌岌可危，郭军在军事上取得胜利，直接威胁到日本的侵略利益。日本在奉天驻军立即出面干与，致使郭松龄兵败被杀，使张得以转危为安。日本在直奉战争和郭松龄反奉这两次事件中所以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基本原因即在于此。1928年奉系军阀面对北伐军的胜利进军，军事上连遭失败，此时张已成为日本维护其“满蒙特殊利益”的障碍（张如败退东三省，有可能导致北伐军进兵关外），日本关东军遂阴谋策划在皇姑屯炸死张作霖，为日本直接侵占东三省铺平道路。在这里日本与张作霖奉系的关系，与日皖关系相比，表现的又有所不同。
3、在北洋军阀中，直系军阀与英美的关系表现得若明若暗，较为隐蔽，不像日皖、日奉间那样公开露骨。但英美支持直系，以抵制日本在华势力的扩张，却是不容争辩的事实。在皖系统治时期，当直皖两派军阀发生尖锐矛盾和斗争时，在华英美报刊的舆论，是公开支持直系吴佩孚的一些政治主张，反日反皖立场非常鲜明。直皖战争，直系战胜皖系，英美在华报刊记者，兴高采烈，对吴佩孚是一片赞扬之声，吹捧吴为“中国一国中之英雄”，“乃中国军人中之唯一爱国者”。前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上书北京政府，对吴在宣皖战后召开国民大会的主张表示支持，认为“舍此而外，别无他法”（见《晨报》1920年8月27日）。无庸置疑，英美等西方国家，已把吴佩孚看成是它们在中国执行对华政策的合适人选，而直系也总是把英美视作自己的同盟者。直系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成立后，财政拮据，在英美的撮合下，1922年8月英、美、法、日四国银行团会议议定给予直系北京政府一个五百万美元分期借款，由四国驻华公使各自报请本国政府。日本公使小幡酠认为这个决定偏袒直系，建议政府拒绝这个决议。由于日本政府的反对，借款被否决了。英美两国虽为促成这笔借款，多方进行活动，日本始终以不给中国任何党派以援助为借口，拒绝改变反对借款的立场。这清楚地反映了日本对英美所支持的直系军阀的敌视态度。但英美与直系的关系，表现得并不如日皖、日奉关系那样公开露骨。
帝国主义列强对北洋各派军阀势力的支持与否，是根据其在华切身利益得失为转移，这类事情在当今的国际政治中，也是不乏其例的。
三、民国初年北洋军阀的统治，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上充满了新和旧的矛盾与冲突。激化的阶级矛盾，政治上的剧烈动荡，是这一时期的特点。在此时期，中国无论南方或北方 ，长期处于军阀战乱之中。据1932年出版的《四川内战详记》一书统计，从民国初年至1932年，四川军阀混战478次，平均每月两次战争，规模较大的战争，波及邻近的滇、黔、陕、鄂四省。四川一省如此，全国各地频繁爆发的大小军阀混战，虽无统计资料，但以此类推，即可想见一斑。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二，一是地方农业经济即封建主义经济的大量存在，二是帝国划分势力范围的侵略政策。民国初年，全国百分之九十为农业人口，地区之间交通不便，联系也不密切，除沿海地区外，内地各省均处于封团状态，各地区均可自给自足地独立存在，这就为大小军阀提供了割据一方的客观条件。他们在一省或一地区，闭关自守，称王称霸，成为独立王国，将其统治的地盘，视作个人私产，甚至形成世袭封建家族式的统治，如奉系之在东北地区。
北洋军阀在政治上极力维护和强化封建统治秩序，其结果必然导致社会各类矛盾的激化。频繁的战乱，严重的搜括与掠夺，加以自然灾害，造成农村经济的破产。广大破产农民一部分成为军阀扩军的兵源，但铤而走险者，也比比皆是，以原始的反抗方式，相互结成武装团体，由最初的打家劫舍，发展到攻城占地，成为民国初年遍地“匪患”，兵匪不分的奇特社会现象。统治者为了强化自己的镇压手段，遂购买洋枪洋炮发展武装力量。同时，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又不时地以武力发动战争，抢夺其他军阀所占有的地盘。大军阀相互间为争夺对中央政权的控制，不时爆发战争；地方上的小军阀为兼并地盘，不断挑起武装冲突。这就是民初军阀连年混战的社会根源。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在中国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革命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新思潮与旧秩序之间的矛盾，日益发生碰撞而趋于激烈，但任何人想复辟君主专制的旧制度，均遭到可耻的失败，袁世凯洪宪帝制和张勋复辟的迅速失败，就证明了这一点。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不断地受到各阶层人民反抗浪潮的冲击。孙中山先生对反动的军阀统治政权深恶痛绝，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为打倒军阀的统治，孙中山先生长期为此坚持不懈地进行奋斗，他的这一理想，直至1928年北伐战争取得胜利，北洋军阀最后覆灭，方始得以实现。
以上只是从整体上就北洋军阀军事政治集团的形成及其几个特点，概括地做些介绍，不妥之处，尚祈方家指正。
目前，大陆专写北洋军阀全史的著作不多，丁中江先生著《北洋军阀史话》一书，是部二百多万字的巨著，全书涵盖了北洋军阀的形成、发展、覆灭及其统治时期大小历史事件，取材广泛，叙事生动，既有严肃的史实论述，也有涉及民国政坛内幕的名人轶事，同时又引用了不少可供参考的有用史料，读者从中可以了解民国初年历史发展变化的全貌。《史话》一书在大陆问世，定会受到学界与读者的欢迎，特别它是出自一位台湾学者之手。
笔者在本书出版前，据个人所知，校订了书中某些讹误之处（有些显然系手民之误），这些详见书后所附《后记》，故不赘述。
章伯锋
一九九一年元月于北京
近代史研究所
一、北洋时代
北洋时代是一个混乱的时代，它的特色是军阀割据、军阀争权。
北洋时代从袁世凯小站练兵开始，到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东北易帜结束。可是袁世凯小站练兵之前的各种背景，以及袁世凯的崛起经过，也和北洋时代息息相关，朝鲜问题和甲午战争，就是袁世凯小站练兵的背景。
在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结束，和另一个时代兴起，中间总有一个过渡的时期，承先启后。而这个时期并不令人兴奋，可是却孕育着很多重大意义，同时对于历史则有很高的价值。
袁世凯代表北洋军阀，他和他的集团统治了中国30余年；从小站练兵开始，到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为止，中国的内忧外患，莫不和这个集团息息相关。袁世凯虽然死于民国5年 ，可是北洋军阀却统治中国到民国17年。
严格地说，袁世凯的丑恶还不及历史上的董卓，可是他的煊赫却比董卓大胆。董卓自己不敢做皇帝。而袁世凯则因缘时会，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窃取了中华民国的大总统，他可以为中国的华盛顿而不为，却要龙袍加身，做中华“帝”国的皇帝，以致众叛亲离，抑郁而死。当董卓死了后，他的党羽李榷、郭汜一班军阀曾扰乱东汉十余年，而袁世凯所手创的北洋军阀也大同小异。
提起北洋军阀，虽然使人想到袁世凯，可是有更多的人想到张宗昌。张大帅浓眉大眼，挥金如土，嗜赌如命，甲第连云，妻妾如流水。更有许多笑话把军阀面貌衬托得极为生动。譬如说张宗昌在山东督办任内，有人介绍一位法律系高材生给他任用，他随手批了“派在军法处”。怎知“派”字写错了，写成一个“抓”字，于是某君就糊里糊涂地给“抓”到军法处羁押，隔了很久，原介绍人以没有某君的下落，乃遄访张宗昌，问到这件事，张说好像已派到军法处工作，叫副官查问，才知不是派在军法处而是抓在军法处。
这个故事确实是真的，可是其他有很多很多的故事都是附会或转借，有的是张敬尧的，有的是褚玉璞的，有的是韩复榘的 ，大家一鼓脑儿都用张大帅做代表。
其实北洋军阀形形色色，胡匪出身的张作霖是北洋军阀中顶尖人物，他义重如山，清秀如书生；至于吴佩孚自比关岳，慷慨激昂，可惜刚愎自用，则是另一型的北洋人物。
真正像小说上的北洋军阀，除了张宗昌就是冯玉祥了，可是冯玉祥却在北洋军阀尾声中一变而为革命党人。至于有水晶狐狸美号的徐世昌也是独创一格；弄权跋扈，才气纵横则莫如徐树铮；善权术、有学问则以杨度和张其锽为最。事实上这一时期也可说人才辈出，不幸他们生在一个动乱的时代，虽然容易出头，却无济于世，对历史无所交代。
阎锡山算半个北洋人物，他更是别具一格。在北洋军阀们扰攘不休，连连争斗砍伐时，他则在山西关起门来埋首建设，虽然这种关门建设成就有限 ，可是北方的军阀却不敢侵入山西，因此山西始终在安定中没有内战的创伤。
唐继尧也是半个北洋人物，他是在西南割据，如果对他批评，可得八个字——“气宇不凡，目光如豆”，本来他首创护国，打倒袁世凯，再造民国，厥功甚伟。后来他被部下顾品珍赶出云南，到了广东，孙中山先生拉拢他，勉励他，如果他留在广东献身革命，他的历史又当重写，而他志在割据，不久仍打回云南，做他西南王的美梦。
北洋军阀第一人当然是袁世凯。第二级有三个人，就是所谓的北洋三杰，龙——王士珍，虎——段祺瑞，狗——冯国璋。而徐世昌、梁士诒、黎元洪则介于袁和北洋三杰之间。曹锟、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张宗昌、冯玉祥只算是第三级。……
旧中国的政治常由一种无稽的神话来衬托，首创这个玩意的是刘邦。刘邦出身微贱，可是他有大志，因此他便别出心裁，说他是赤帝之子 ，同时和他家中人相约，自己躲到山中，别人找不到他，家中人则一找就找到了他。别人不明白为什么刘家的人可以找到刘邦，刘家人于是绘声绘影地说刘邦到的地方，头顶上有一块彩云，只有刘家人可以看见。后来刘邦做了皇帝，这些便成为有真命天子的背景。从此每个皇帝或大人物就都采用这种方法衬托自己。
袁世凯也离不开神话，因此传说他出生时，他的父亲袁保中就梦见了一只大蛤蟆爬到他的身上，而清朝末年也有西山十戾的说法。
西山十戾是：熊（多尔衮）、獾（洪承畴）、鹗（吴三桂）、狼（和⒙浚ê＠疾欤⒅恚旮ⅲⅡㄔ⒑铮ㄕ胖矗⒑ㄎ魈螅⒏蝮。ㄔ揽�
这些形容多数是以每个人像貌相近于某一种动物，而冠以外号。如曾国藩害皮肤病，顺手一抓就掉下很多有颜色的皮，好像蟒皮一样。张之洞瘦小，形同猴子。袁世凯颈短、腿短、腰粗、走起路来是个外八字 ，每当天阴下雨时，他都爱张口嘘气，廿岁不到头发和眉毛都变白，这些在形象上都很像蛤蟆。
袁世凯是不是以蛤蟆自居呢？当然没有人敢问他。
民国6年冯国璋曾说过一段掌故：据说真正促成袁世凯要做洪宪皇帝的，是袁身边端茶捶腿的小厮。原来袁世凯每日习惯午睡两小时，睡醒后必先喝茶，使用一只最心爱的玉制茶杯。有一天小厮端茶时突见袁所睡的床上躺着一只大癞蛤蟆，这一惊，失手便把玉杯跌落地上，当然四分五裂。幸好没有惊醒袁世凯，小厮吓得哭了起来，慌忙把地上扫净，便去找袁世凯的一位老家人请教。老家人见小厮吓得哭哭啼啼，便动了恻隐之心，乃教他如此这般。待袁世凯午觉睡醒，小厮换了一个茶杯奉茶，袁接过来大为疑惑，便问道：“玉杯呢？”小厮战战兢兢地回答：“求大人开恩，小的打碎了。”袁大怒：“打碎了，这还了得。”小厮眼泪已流了出来，细声地说：“小的端茶进来时，看见床上睡的不是大人。”袁厉声问：“是什么？”小厮说：“是一条五爪金龙横躺在床上，小的吓了一大跳，一不小心便把玉杯跌碎了。”袁的面色突然好转，声调也缓和下来说：“胡说，不许在外边讲，让我听见打断你的狗腿。”袁说完便在抽屉里拿出十块洋钱给小厮说：“这个赏给你。”小厮接了赏钱，欢天喜地而去，一场天大的祸事便如此这般化为乌有。
由于这个幻觉，袁世凯便真的以为自己有九五之尊，其实袁并不是一个糊涂虫，他平素头脑很清楚，为什么却会相信这种鬼话 ，利令智昏呢？西方人有句谚语：“大人物常在仆人面前露出马脚。”袁的老家人深懂官场中的一切，同时跟袁久了，摸透了袁的脾气和弱点，所以轻轻一指点，便让小厮化挨责为受奖。
癞蛤蟆和袁世凯的附会在北方传说很广，当袁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就有“南下洼”（地名）蛤蟆结队朝王的怪事，真的出现了一大群蛤蟆。民国3年袁大总统举行祀天大典，北方争传“蛤蟆祭天”。到了袁死时也离不开蛤蟆，因为中国俗语：“癞蛤蟆难过端午节”。袁死在民国5年6月6日，早一天袁已人事不知，6月5日正是旧历5月5日端午节。当时还有人说袁断气时，床下跳出一个大蛤蟆，怒目而视，不知所终。
清朝对太平天国的战争，使清统治阶级认识了两点：一是满籍军队绿营已腐化到不堪一战，不可依恃，而汉人的战争潜力是巨大的；二是由于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对清廷的忠贞，使清廷的统治集团认为汉人仍可信赖。清末的垂危王朝能苟延数十年，便是由于这个信念得到证实。可是这只属于对内而非对外。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对于外国一直视为番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