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请不必在意。
刘的电报虽然避重就轻，可是事实仍是事实，黔军王天培、彭汉章等部都和滇军发生了战争，袁祖铭又电刘显世质问滇军为什么要侵犯贵州？这一次刘显世没有回答，而是由唐继虞回答，他说：
“我军假道赴桂，适值副帅刘公（指刘显世）由滇返里，一部黔军突出拒抗，副帅令本军就便协助，不得不敬听指挥。”
袁祖铭知道滇军的企图是假道灭虢，是项庄舞剑志在沛公，可是他却不愿意和滇军正式冲突，以避免滇军大举入黔，因此乃虚伪地向刘显世提出条件，请刘负责交涉，只要滇军退出黔境，自己愿意推位相让。这是一张空头支票，刘显世不会相信，滇军更不会答应。3月12日滇军攻入贵阳，刘显世出任贵州省长，袁祖铭率军由湘西的凤凰退入鄂西的施南。
袁祖铭也像杨森一样，和吴佩孚拉上了关系，吴叫袁先到四川去与杨森汇合，待机回黔。
刘显世虽然重新掌握了贵州政权，可是唐继虞却以滇黔联军前敌总指挥名义驻兵贵阳，成为责州的实际统治者。
二一二、创办黄埔军校
由于北洋军阀为害国家，而南方军阀则割据自专，中华民国十多年来只有民国的年号，而没有民国的事实。孙中山痛感革命的失败在于没有建立革命的武力，因此决心建立革命军人的完整教育。13年1月24日孙以大元帅身份任命蒋中正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长，同时任命王柏龄、沈应时、林振雄、俞飞鹏、宋荣昌、张家瑞为筹备委员，选定距离广州市40里的黄埔岛为校址。
黄埔岛四面环水，地当要冲，周围约20余里，林木葱翠，山峦起伏，南连虎门，曾为广东陆军学校，但因年久失修，荒烟蔓草，败瓦颓垣。2月中旬着手修葺，焕然一新。3月1日举行第一期招生考试，考生逾1200人，4月28日放榜，录取了350名正取生和100余名备取生。
13年5月3日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特令蒋中正为黄浦军校校长，5月5日黄埔第一期同学正式入学。9日开始上课。
6月16日上午8时举行开学典礼，孙偕夫人亲临主持，并作恳切之训话：
“来宾教员学生诸君，今天是本校开学的日期。我们为什么要有这个学校呢？为什么一定要开这个学校呢？诸君要知道中国的革命有了十三年，现在得到的结果只有民国之年号，没有民国之事实。像这样看来，中国革命十三年，一直到今天只得到一个空名，所以中国十三年革命完全是失败，就是到今天也还是失败。……
中国现在不好的军人，可以分成两派，一派是革命党内的军人，这派军人口头赞成革命，行动都是反对革命，所谓口是心非；一派是革命党外的军人，这派人完全反对革命，只知道升官发财，时时刻刻都想推翻共和，恢复专制。诸君将来要维持共和，消灭这种军人，现在便要立志存心将来成功之后，不做自私自利的师长、旅长和一般横暴无道的军阀。诸君有了这种志气，才可以入革命的第二层门径。甚么是革命第二层门径呢？就是要学革命先烈的行为，没有别的长处，就是不要身家性命，一心一意为国来奋斗。从前的奋斗是什么情形呢？大多数是凭着赤手空拳，有了手枪和炸弹的，便以为是很好的武器，每次起义总是用很少的这种武器去和清兵奋斗。……
军队之能不能够革命，是在乎各位将士之有没有革命志气，不是在乎武器之精良不精良。如果没有革命志气，不研究革命道理，像满清末年所练的新军，陆军都有很精良的长枪、大炮，海军有很坚固的战舰和鱼雷艇，总不能发扬革命事业。到了武昌起义之后，便都归革命党所用。总而言之，革命是非常的事业，非常的事业不可以常理论。从前留学日本和欧美各国的陆海军学生，我们总是设法运动要他们加入革命党，但是许多学生总是不肯加入，始终反对革命党。他们那些反对革命的有知识军人，是什么心理呢？过细考查，就是他们都有一种成见，自以为是军事专家。在我们革命党主张用一个人打一百个人，用一百人打一万个人，在他们受过军事教育的人看起来，以为那是古今中外战术中没有的道理，如何可以成功呢？这个道理我们不必深辩，只要看后来中国的革命，推翻满清是谁造成。成功的时候，固然有很多军事家赞助，但是穷流溯源，说起原动力，还是由于极少数的革命党所发起的。当时一般有知识的军人，以为用极少数打败极多数，是战术中决不能成功的定案。因为不赞成这个道理，便不赞成革命，因为那些军人都不赞成革命，所以从前的革命党，真具有军事知识的人还是很少。……
诸君到这个学校来求学，又听过我今天这一番的讲话，自然要立志做革命军。立志做革命军，先要有什么做根本呢？要有高深学问做根本，有了高深学问才有大胆量，有了大胆量才可以做革命军，所以做革命军的根本还是在高深学问。要造就高深学问，是用甚么方法呢？造就高深学问的方法，不但是每日在讲堂之内，要学先生所教的学问，还要举一隅而反三隅，自己去推广。在讲堂之外，更须注重自修的工夫，把关于军事学和革命道理的各种书籍，及一切杂志报章都要参考研究。研究有了心得之后，一旦融会贯通，自然可以发扬革命的精神，继续先烈的志愿，舍身流血，造成中华民国的基础，使三民主义完全实现，革命大功告成。像俄国一样，我们中国才可以同世界各国，并驾齐驱。中国的民族才可以永远的生存于人类。假若革命不能成功，中国便要灭亡，四万万人便要灭种。亡国灭种都是诸君自身的利害，这是不能不挽救的。要挽救这种危亡，只有革命军。所以我们一定要开这个学校，要造就革命军，革命军是救国救民的军人。诸君将来都是革命军的骨干，都担负着救国救民的责任，便要从今天起先在学问上加倍去奋斗。将来毕业之后，组织革命军，对于共和的障碍，便是要同他们拼命，要能够用一个人去打一百个人。这种用一个人去打一百个人的本领，是靠甚么为主呢？当革命军的资格，是要用甚么人做标准呢？简单的说，就是要用先烈做标准。要学先烈的行为，像他们一样舍身成仁牺牲一切的权利，专心去救国。像这个样子才能够变成一个不怕死的革命军人。革命党的资格，就是要不怕死。要用甚么方法才可以不怕死呢？这种方法说来说去，还是要学先烈。我今天在这地同诸君讲话，便是一个后死的革命党。从前每次革命的时候，我常常参加，总没有一次贪生畏死。但是每次流血，都没有流到我的身上，所以今天还能够同诸君讲话，把不怕死的道理，口传到诸君。我敢说革命党的精神没有别的秘诀，秘诀就在不怕死。要能够有这种大勇气，在心理中就是视死如归，人生随时都可以死，要死了之后，便能够成仁取义。明白了这种道理，便能够说死是我们所欢迎的。遇到了敌人的枪炮子弹能够速死，更是我们所欢迎的。有了这种大勇气和大决心，我们便能够用一个人去打一百个人。因为敌人的观念要生，才以为是享幸福；我们的观念要死，才以为是享幸福。一死便得其所。生死的观念，在敌我两方面的精神过于悬殊，自然不能对敌，自然我们有胜无败。
这种以死为幸福，要求速死的道理，并不是凭空的理想，完全是事实。像从前日本有一位中国留学生叫做陈天华，他发扬了革命的精神，还没有到革命的时机求死不得，便在日本投海而死，以死报中国。英国又有一位留学生叫做杨笃生也是因为明白了革命的道理，没有革命的时机，不能做革命的事业，看到中国太腐败，要以速死为享幸福，便在英国投海而死，以死报中国。像陈天华、杨笃生他们是甚么人呢？他们就是革命党，就是热心血性的真正革命党。他们都是由于求死所而不得，所以迫到投海，实在是可惜。但是由陈天华、杨笃生两个人投海的道理，便可以证明，一般人只要感受了革命的精神，明白了革命的道理，便可视死如归。以为革命而死是很高尚、很难得、很快乐的事。如果在战场上，遇到了自己主义上的敌人，受敌人枪炮子弹而死，当然更以为是死得其所了。从前真革命党，因为都有这种乐死的性质，所以敢用一个人去打一百个人，所以敢于屡次发难来革命，所以革命能够成功。这种先例，是古今中外兵书中所没有的，只有革命史中才有这种成例。这种成例是非常的例子，我们要学这种非常的成例，便要有非常的志气，有了非常的志气，便能够看破生死关头，以死为幸福。如果人人都能以死为幸福，便能够以一百人打一万人，用一万人打一百万人。假若我们现有一万人的革命军，马上便可以平定中国。因为此刻反对革命的全国军队，总共不过一百万人。因为，此刻我们没有一万人的革命军，所以那般贪暴无道的军阀，便敢于横行全国无恶不作，事事要害国，天天要推翻共和。我因为要维持共和，消灭这般贪暴无道的军阀，所以要诸君不怕死，步革命先烈的后尘；更要用这五百人做基础，造成我理想上的革命军，我们的革命便可以大告成功，中国便可以挽救，四万万人便可以不至灭亡。所以革命事业，就是救国求民。我一生革命便是负担这种责任。诸君既到这个学校内来求学，我要求诸君便从今天起共同担任这种责任。”
蒋中正字介石，浙江奉化人，民国纪元前25年诞生，少年时就读奉麓学堂，18岁考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二年被政府选派留学日本，留日期间倾心革命，加入同盟会，和同盟会的陆军学生组成大夫成城团，研究革命理论及军事学术，并发行《武学》杂志。辛亥革命爆发，他回国在杭州指挥同志进攻抚署，光复浙江省，同时襄助陈英士戡定江苏。洪宪帝制期间蒋中正在上海与陈英士组织讨袁军总司令部。民国6年孙中山在广东出任军政府大元帅，蒋中正被任为大元帅府参军，又转任许崇智的第二军参谋长。陈炯明叛变时蒋中正在上海，闻变遄程赴难，冒险登军舰陪侍孙中山。黄埔军校成立，孙遂以重任界予蒋中正。
黄埔军校成立后，第一件震动国际的事件是扣缴广东商团的私械和敉平商团的叛变。
原来广东商团团长陈廉伯，是英国汇丰银行的买办，他利用英国人的背景和商团的基础，秘密组织中国法西斯蒂党，在香港与德商顺全隆洋行签约订购武器，用悬挂挪威商船旗号的哈佛轮运载军械。13年8月4日欺骗政府领得护照，将9000余支枪械运入省境内河。孙中山获得密报，一面令军政府取销其护照；同时派永丰、江固两舰扣押运械船。
8月10日孙中山令蒋中正：“着长洲要塞司令即饬江固军舰迅赴沙角附近，将载运军器已被扣留之船，监押来省听候处分。此令。”当天晚上蒋中正手令英文秘书张静愚偕同大本营副官邓彦华等乘江固轮赴沙角，向运械的挪轮交涉，并将其押到黄埔予以监视，孙中山即以大元帅令将轮上枪械全部提出扣存黄埔军校，发现军械数量与护照内所载不符。商团恼羞成怒，遂以罢市要挟。同时英总领事公然出面干涉，8月29日竟发出哀的美敦书，措辞荒谬。孙中山乃于9月1日发表庄严的对外宣言，并向英相麦克唐纳政府抗议。
商团又与驻粤的滇军范石生、廖行超等勾结，滇军以第三者身份调停，从中作祟。孙中山以患生肘腋，不得已委屈求全，勉强接受调停。10月初令民团督办李福林向商团往返晓喻，并命商团通电表明自卫心迹，始得发还枪支，商团允诺遵办。10月9日蒋中正奉令发还枪支，将长短枪5000支交由李福林点收转交商团，并以电报向驻节韶州的孙中山报告经过。
10月10日商团在西壕起卸枪械，恰遇学生、农、工团体因国庆游行通过，商团护械的团兵禁止游行队伍通过，群众不服，团兵竟向群众开枪惨杀20余人，且对于伤者挖腹摘心，残忍万状。第二天商团联合会散发传单侮蔑政府，商团总部亦派团兵巡街，且迫令商店罢市，宣称陈炯明即将返穗，截断广韶交通。蒋中正乃驰函请孙中山自韶关班师回穗平乱，10月14日孙中山下令平乱，令云：
“兹为应付广州临时事变，未平定期内，所有黄埔陆军军官学校飞机队、甲车队、工团军、农民自愿军、陆军讲武学校、滇军干部学校、兵工厂自卫军统归蒋中正指挥，以廖仲恺为监察。此令：陆军军官学校校长蒋中正、航空局长陈友仁、甲车队队长卢振柳、工团军团长施卜、农民自卫军主任罗锜园、讲武学校监督周贯虹、滇军干部学校校长周自得、兵工厂厂长马超俊、警卫军司令黄铁城。”
15日蒋中正督率各军进攻商团，经两天一夜，商团副团长李颂韶出面愿缴械赎罪，商团叛变遂告敉平。
13年8月及12月，黄埔第二、第三期学生相继入校，共2289人，革命军领导的干部由此建立，中华民国的历史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二一三、张作霖率军六路入关
齐卢之战爆发前，卢永祥曾派其子卢小嘉，偕奉天驻沪代表杨敏恂去奉天活动，希望张作霖能率兵入关，报战败之仇而与卢有所呼应。这很迎合奉张的私心，所以张作霖遂于13年9月4日响应浙卢反直的军事行动，7日邀宴各国驻奉天的领事，宣布由于直军在山海关增兵进迫，故决兴兵入关，请各国领事通知各国侨民离开秦皇岛。
同时张作霖发表了六军人事命令为：
总司令张作霖
第一军总司令姜登选
副司令韩麟春
第二军总司令李景林
副司令张宗昌
第三军总司令张学良
副司令郭松龄
第四军总司令张作相
副司令丁超
第五军总司令吴俊升
副司令阙朝玺
第六军总司令许兰州
副司令吴光新
奉军总司令部设于锦县，分三路布防，以第三军一师一旅兵力守山海关；第一军兵力两旅驻绥中；第二军兵力一师一旅向朝阳进展；第五第六两军则利用其骑兵队分攻开鲁、赤峰；第四军集中锦县为总预备队。向朝阳进攻的一路是主攻，围攻热河，其余二路采取守势。
奉军兵力，除了派定作战任务的上述各军外，还有未调动的四混成旅及吉、黑方面军队，更有蒙古骑兵亦决定赴奉助阵。
海军方面，张作霖虽经数年筹备，且在葫芦岛有所经营，不过其军舰多为江防舰，另一部分则是征用商船加设炮位武装的，不能适用于正式作战，因此在海上的力量，似较直方为劣。张作霖本有一个计划，拟用这些不能作正式海战的军舰偷运陆军赴山东登州，以扰直军后路，可是这个计划过于冒险，加以吴佩孚洞烛机先，委派郑士琦为直鲁海疆防御总司令，迟云鹏为总指挥，担任沿海防务，以打击奉军登陆登州的计划。
奉方的空军一向在张作霖积极发展下，受中外人士所称道，张作霖致曹锟信中，有“以飞机候起居”句为自豪。而在奉军入关时旅居京津的外侨均紧张万分，要求外交团向奉军交涉，阻止奉方飞机轰炸京津，后来日本的驻华武官表示意见，认为奉方飞机不能在长距离中飞到京津轰炸，这一来人心才勉强安定下来。奉方空军编为三大队，以葫芦岛为空军根据地，向山海关、喜峰口活动，对于侦察军情、破坏直军铁路交通、扰乱直军军心和后方人心都极收效。这是中国内战中首次的空中活动。
张作霖自从第一次直奉之战失败后，鉴于老兵老将的不中用，所以起用少壮派训练新兵，期以复仇为旨志，如姜登选、李景林、张宗昌、张学良、郭松龄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