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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浙江人民环请撤兵的时候，这些话是中听的，也是必要之举。同时他对江浙军务善后督办一职要求北京政府迅颁明令永远废除，为各省倡。
卢永祥这一个电报的“动机”从善的一方面说，他已经真实觉悟了；从恶的方面说，他想玩弄三年前的老手法。至于影响方面，在善后会议中已经有人向政府责问处置办法，政府答以通盘筹划四个字，似乎还没有同意卢氏这个废督的计划。皖督办王揖唐在京，表示赞成卢氏办法，愿将安徽军务善后督办陪同裁撤。对卢更备极揄扬，而江浙各团体亦以“与人为善”之心，纷纷通电赞成。南京方面虽有人假造省议会电报，说废督尚非其时，请政府催卢氏速就江苏军务善后督办职，可是随即经省议会正式否认了。政变以后，冯玉祥的呈请辞职，通电下野出洋，就曾博得当时舆论界的称扬。现在舆论也对卢永祥电请废督一事大为推崇。不过有实力的人附合的并不热烈。
江浙和约签定后，上海的护军使等军职真个废掉了，军事上所必争的兵工厂完全交由总商会接收了，浙奉两军的大队也都离去，兵也可算是没有了，上海人半年来所努力进行的避免兵祸运动，仅仅就军事关系说，到此可谓已经成功，剩下来的是上海地域内所尚未解决而成为问题的，就是上海怎样成为特别市或商埠的建设问题。
上海民政的改组，当初从事于避免兵祸运动的上海人似乎都还没有考虑到，执政府于1月15日所下的三个命令亦仅说到上海为通商重埠，此后永远不驻兵队及设置任何军事机关，而未说及民政事宜的如何处置。反而是齐燮元、孙传芳的联合通电中倒能说出“……其民政事宜，与平常县份不同，拟另组成政厅以理之”的一句话。战事粗定时，江苏省长韩国钧于1月29日在百忙中首先声明于上海设特别市，电聘上海旧市董李平书等11人为筹备委员，令先行拟定区域如何划分？机关如何组织？职权如何分配诸事宜。而上海有几个商人，则提出意见于总商会，反对上海市政悉由少数苏绅主持。申述执政府拟改上海为特别区域，永不驻兵，特设督办处理民政，而主张督办直隶中央，地方事宜由地方绅商共同处理。同时，上海的舆论，则一致主张上海应筹改为特别市，市政厅须以市民为主体，市长须由市民公选。战后一个月间，关于上海的建设问题，引起了剧烈的争议，中央与苏省政府、商人与市民，都各表示不同的态度与意见。
事实上，执政府对于江苏省长聘请委员筹备特别市一事，并未有所表示，可说完全不承认其效力。2月6日北京政府下令任孙宝琦为淞沪商埠督办、虞和德为会办。不过定上海为商埠，是与上海人民设立自治市的希望背道而驰，因此舆论反对，颇为剧烈。至于江苏省政府所聘的筹备委员会，则积极进行筹备，一面拟成淞沪特别市筹备会章程，大致划定上海、宝山、川沙、南汇、太仓等五县所属40余市乡为特别区域，并与各县公团所组织的市政协会联络，定于3月5日召集特别市临时市议会，讨论一切重要问题；一面力争特别市根本立法，须由筹备处拟定，经市乡同意施行。这项关于特别市筹备会的事情，迭由江苏省长电致北京内务部，但迄未得到复电。
江浙二次战后，闹得最有声色的是上海问题。废使、撤兵与迁厂的运动均告成功，于是，使得同受兵灾各地望而生羡。和上海地域相毗连的如松江等处，纷纷要求加入上海区域，相距稍远的如苏州等处，则图谋仿上海组织特别市。于是江南同受兵灾的各地方，乃形成了大规模的避兵运动，所谓太湖流域联合自治的运动乃告发生。
太湖流域联合自治运动，酝酿于14年2月中旬，发动于3月初旬，它的目的在谋组织特别区域，实行自治，永避兵祸。他的方法在仿效上海的办法，联合太湖流域的镇江、常州、苏州、太仓、松江（以上属江苏省），杭州、嘉兴、湖州（以上属浙江省），八旧府属各法团的代表，一面请政府撤去域内军队，一面举办民团以谋自卫。最初发起的是在江浙战事中受祸最烈的常州、无锡、湖州三处旅沪人士。后经杭州等处绅商的赞同，乃在上海组织太湖流域联合自治筹备会，发电恳求卢永祥、张宗昌饬各军退出太湖流域，并推代表分赴南京、杭州及北京向各当局呼吁。
太湖流域人民是由于两次江浙战争中饱尝兵灾滋味，因而进行避兵运动，他们入手的第一步，在吁请撤退域内军队，以免妨碍春耕及妨碍农事。这个太湖流域联合自治运动，在大体上，是值得同情的。不过在军人争地争城以战的时候，这种运动是得不到什么结果的。
二二五、五卅惨案
五卅惨案发生于民国14年5月30日，肇因于上海工人反抗日本工厂厂主，学生支持工人，在上海英租界被枪杀，演成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流血斗争史上轰轰烈烈的一页。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以经济剥削为主，中日甲午战后，中国被迫签订马关和约，准许日本在中国各口岸设立工厂，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劳工进行经济侵略。其他列强随之跟进，纷纷在中国各口岸设立工厂。日本人仅在上海一地就设有23家纱厂，占全上海纱厂三分之二。日本厂主对待工人非常苛刻，工人每日工作12小时以上，工资每日仅一角五分，还要扣存百分之五储蓄厂中，需至工作满十年方始归还，半途辞工者储蓄金即被没收。
民国14年2月，日商内外棉纱厂第八厂推纱间发现一名童工尸首，胸部受重伤十余处，系被纱厂日籍管理员用铁棍殴打死亡，工人们目睹惨状，群情大愤，全体罢工。后经上海总商会出面调停，日厂主答允不打骂工人，同时每两周发放工资一次，工人即恢复工作。5月间日本各纱厂以男工屡起风潮，竟将男工尽行开除，换为女工，这一来引起22家工厂的大罢工。由上海各团体调停，以改良工人待遇，发还储金为条件恢复工作，不料内外棉纱厂第八厂又开除工人数十名，工人不服，推举代表顾正红等八人向厂主交涉，在交涉中发生争执，日人突开枪击毙顾正红，其余七人受伤，受伤工人向公共租界工部局请求援助，工部局不仅不予以公平处理，反而控以扰乱治安罪名，这一来群情更为愤激。
5月22日上海各团体开会追悼顾正红，上海各大学学生均往参加，路经公共租界时有四人被捕。于是上海学生会开会，决议组织演讲队，出发租界宣传。5月30日学生联合会分派多队在租界内游行讲演 ，当天下午，一部分学生在南京路被捕，其余学生及群众共千余人，徒手随至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者，英捕头爱伏生竟下令开枪向群众射击，当场死学生四人，重伤30人，租界当局更调集军队，宣布戒严，任意枪击，上海的大学校竟遭封闭，这就是“五卅惨案”。
惨案发生后，全国震动，北京学生第二天即响应，全国各大都市学生也先后罢课，风起云涌，进行反帝国主义示威运动，民意沸腾。
6月1日北京外交部向驻京公使团领袖意国公使提出抗议：
“为照会事，据报告本年五月三十日上海各大学生因为学生被捕及工人受伤两事，在公共租界捕房门首游行演说，以示抗议。而捕房竟以武力干涉，捕去学生四十余人 ，登时击毙学生四名，击伤学生六名，已死二名，路人受伤者十七名，已死三名等情。本总长得悉之余，至深骇异，似此不幸之事，应请贵公使特别注意。查该学生等，均系青年子弟，热心爱国，并不携带武器，无论其行为之性质如何，断不能以暴徒待之。乃捕房未曾采取适当方法，和平劝阻，遽用最激手段，实为人道及公理所不容，自应由租界官吏完全负责。为此本总长不得不向贵公使提出最正式之抗议，并声明保留俟查明详情后，再提出相当之要求，并请贵公使将前项情形转达驻京有关系各公使查照，迅饬上海领事团速将被捕之人全行释放，并就地与特派江苏交涉员妥商办理，免再发生此类情事，是所至盼，须至照会者。中华民国外交总长沈瑞麟。中华民国十四年六月一日。”
6月4日公使团复函竟婉拒中国之抗议，认为上海租界当局已很宽大，于是北京外交部于4日再提第二次抗议：
“为照会事，上海公共租界枪击华人一案，业经本总长于本月一日向贵公使提出抗议，并请迅饬上海领事团速将被捕之人全行释放，并就地与特派江苏交涉员妥商办理，免再发生此类情事在案。乃续据上海报告，租界捕房于本月一日复枪毙三人，伤十八人，其以前被捕之人，仍未完全释放。又据报告所有伤毙之人，枪弹多从背入，巡捕无一死伤，显系任意轰击，毫无理由各等情。查公共租界官吏出此激烈行为，迫动公愤，致发生商工各界多数罢市罢工之不良效果，似此蔑视人道，自应由租界官吏完全负责。为此本总长不得不再向贵公使提出严重抗议，并请转达驻京有关系各国公使，迅电上海领事团立饬停止枪击，以免再肇惨祸，是为至要，须至照会者。”
6月6日公使团答复仍不着边际，北京外交部再于6月11日提第三次之抗议：
“为照会事，接准本月四日及六日来照，内开贵公使及有关系各国公使，深愿对于此次上海不幸之事故，与中国政府具同一和平之观念，并准贵公使声明，关于禁用武器一节，业经重行训令上海公共租界捕房，以后必采恪守各等因，本总长业经阅悉。惟查当初租界官吏所采取对于学生和平行动之取缔办法，系属失当，毫无疑义。又如五月三十日及六月一日等捕房之举动，实可谓为激成事变之肇端。因老闸捕房，既未预先鸣号，警告群众，又非如来照所称，该捕房处于危在俄顷，不得不用武器之境遇，竟贸然出此激烈之举动。故欲以上星期惨事之责任，诿诸一般和平行动并不携带武器之人，而不由租界官吏负之，本总长绝对不能承认，仍当继续抗议。中国政府鉴于此次案情之严重，民情之悲愤，佥以为租界官吏，至少须自动的先行取消当地戒严令，撤退海军陆战队，并解除商团及巡捕之武装，释放被捕之人及恢复被封与占据各学校之原状，庶上海地方，得于最短时间内，自然停止非常之状态。而来照所称同具和平之观念，亦足以资证明，以便进行交涉。为此照会贵公使查照，希即转达有关系各国公使，饬知驻沪领事团，遵照办理。是所至盼，须至照会者。”
最后将此案做为地方事件处理，即在上海谈判，北京政府乃派专使蔡廷干、郑谦、曾宗鉴南下，英日等国亦派委员六人至上海。6月16日开会，中国代表提出解决办法十三条：
（一）撤销非常戒备。
（二）所有因此案被捕华人，一律释放，并恢复公共租界被封及占据之各学校原状。
（三）惩凶，先行停职，听候严办。
（四）赔偿，赔偿伤亡及工商学因此案所受之损失。
（五）道歉。
（六）收回会审公廨。
（七）洋务职工及海员工厂工人等，因悲愤罢工者，将来仍还原职，并不扣罢工期内薪资。
（八）优待工人，工人工作与否，随其自愿，不得因此处罚。
（九）工部局投票权案，（甲）工部局董事会及纳税人代表会，由华人共同组织之。纳税人代表额数，以纳税多寡比例为定额，其纳税人会出席投票权与各关系之西人一律平等。
（乙）关于投票权，须查明其产业为己有的或代理的，己有的方有投票权，代理的，其投票权应归产业所有人有之。
（十）制止越界筑路，工部局不得越租界范围外建筑马路，其已筑成者，由中国政府无条件收回管理。
（十一）撤销印刷附律，加征码头捐，交易所领照案。
（十二）华人在租界有言论集会出版之自由。
（十三）撤换工部局总书记鲁和。
双方在上海一共开了三次会议，六国委员最后竟拒绝继续谈判，于是谈判中断，交涉移北京进行。最后上海公共租界仅将总巡麦高云、捕头爱伏生免职，中国收回了上海会审公廨。
顾正红案由上海交涉员与上海日本领事谈判，至8月12日始行解决，由日本纱厂与工人订立条件六款，附件三款，包括赔偿工人损失费1万元，补助罢工损失费10万元，日人入厂不准携带武器，不得无故开除工人，提高工资等。
自五卅惨案发生后，举国同愤。但英国仍继续援用武力压迫政策。6月11日有汉口惨案之发生，6月13日有九江之冲突，6月23日有沙基惨案之发生，7月2日有重庆惨案之发生，7月31日有南京惨案之发生。其中最严重之冲突，为广州发生之沙基惨案。
自五卅惨案、汉口惨案相继发生后，6月21日香港与广州沙面之华工同时总罢工，香港重要事业多呈停顿状态。香港及沙面之英人且作军事之准备，以图压制。6月23日广州各界7万余人，在广州政府领导下为沪、汉死难烈士开追悼会，当场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为解决惨案之根本办法。会后举行大游行，工商各界在先，学生及黄埔军校学生随后，于下午3时行抵沙基对岸，当时英兵方严阵以待，遽向群众射击，同时停泊白鹅滩之英兵舰，亦发炮助威，当场死伤军民二百余人，惨祸之烈，过于沪汉。这是上海五卅惨案的余波。
从这些惨案中，国人体会到孙中山一再坚决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实在是中国人正确而迫切的奋斗目标！
二二六、孙传芳驱逐奉军
北京执政府在奉系压迫下，于14年8月24日任命杨宇霆督江苏、姜登选督安徽，奉军因之长驱南下，有鲸吞长江的企图。
9月中旬杨宇霆赴南京视事，奉军第二十师师长邢士廉以戒严司令名义驻防上海。
孙传芳是北洋军阀中出头最晚的一个，但正当奉系势焰最盛时，他决心驱逐奉军杨宇霆、姜登选和张宗昌，因此这一仗就成为孙传芳事业最盛的关键。
14年10月8日浙江督署召开秘密重要会议，由孙传芳亲自主持，反对北京执政府的各省代表均列席，令人惊异的是制造执政府的冯玉祥亦派代表参加，这是一次反奉会议 ，冯派代表参加反奉会议，显示冯和奉张的密月已经结束。当天午夜孙传芳再召开军事秘密会议。第二天浙江督署向金融界暂借军饷100万元，10日下令预备动员，表面上的名义是准备秋操调动军队，实际则是孙传芳已决心发动驱逐江苏的杨宇霆和安徽的姜登选。
10月15日孙传芳在杭州自封为“浙闽苏赣皖联军”总司令，当天宣告就职。分兵五路：
第一路司令陈仪（浙军第一师长）。
第二路司令谢鸿勋（北洋军第八混成旅旅长）。
第三路司令孙传芳自兼。
第四路司令卢香亭（北洋军第二师师长）。
第五路司令周凤岐（浙军第三师师长）。
后援部队为北洋军第十二师（师长周荫人），第卅混成旅（旅长苏埏），第四旅（旅长张庆昶）。
孙传芳向以用兵神速机敏见称，此次讨奉从10月10日开始调动军队，不到五天即已尽赴前线。
10月16日孙传芳、夏超、周荫人联名发表讨奉通电，以奉方在上海驻兵为借口，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