衔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孤飞终不倦，羞逐海鸥浮。
姹紫妫红色，从知渲染难，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留得心魂在，殁躯付劫灰，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汪等在北京监狱中只住了一年多，武昌革命爆发，法部尚书绍昌建议释放汪，奏稿有：“其供词无狂悖之语，而热忱苦志时流露于公庭对簿之间，似此旧学新知实属不可多得，其才可用，其志可悲。倘蒙天恩释放，加之驱策，当更感激圣慈，濯磨自效。”宣统三年九月十六日（1911年11月6日）清廷下令释放汪、黄、罗三人，每人发给川资300两。黄树中后改名黄复生。
汪兆铭谋刺摄政王事败被捕后，是得肃亲王善耆在朝反对判处汪等死刑，这位肃亲王善耆应该说起来是当时清皇室中比较有头脑，能够迎合时代的一个人。宣统元年，孙中山先生在日本东京时，曾有一信给他：一，劝他敦促清廷让国，举族返东北，自立帝国；二，请他参加革命党。这封信是由云南老同志丁怀瑾起草的，全函过长，摘要抄录于后：
“肃亲王左右：仆向与都人士语，知营州贵胄首推贤王，中更多难，陷于凶人，天诱其衷，俾无陨越……故仆敢以二策为贤王陈之：一为清室计者，当旋轸东归，自立帝国，而以中国归我汉人。此非仆一介之私言也，何者？八旗口籍，不逾千万，其人才亦至乏矣，既欲羁制汉人，使就轨范，而又当分布于东三省，譬若千石之粟供百万军，其势固不能偏给，与其他人蚕食而有之，孰与满汉分而有之，若能去燕京复辽东之故国，外兼蒙古，得千四百万方里，其幅员等于中国本部，然后方置郡县，务农开矿，使朔漠不毛之地化为上腴。地小则人材不忧其乏，势分则民族不忧其讧，其贤于兼治中国万万也，文政既成，申其军实，南与中国东与日本为唇齿之同盟，谁复能睥睨东亚耶。……二为贤王计者，贤王于宗室中称为巨人长德，故与方域之见殊矣。革命之业，贤王亦何不可预。昔露西皇族有克鲁泡特金者，爵为上公，而作无政府党之首领，声势赫然，光于日月，以民而抗政府犹云为已，以皇族而抗政府，则明其为博爱大同之志也。吾党所持，革命以后惟建共和政府，二王三恪之号，虑不足以辱贤王，要使千戴而下，睹其史书，瞻其铜像然后贵耳。迩者吾党声气骎骎日骤，湘粤之域小有折伤，要不足以损毫发，贤王于此其能入我同盟也。以上二策，唯所取携，要之，必以一身主动而后国家之事从之，王家庆邸（指庆亲王奕劻）既怯懦而无果断，陆军兵柄之争又令北洋阴怀异志，失今不图，而令发难在彼，贤王虽智力绝人，亦安所发舒耶？投会抵隙，今其时矣，书此达意，非敢以口舌取人，亦以结向德之好也，孙文启。”
这封信投送给肃亲王后，善耆遣其幕客致意说：“不愿入盟，但愿相助”。其后数月，日本人加藤仡夫亦为革命党致书于肃亲王要求西藏，肃亲王即与清廷亲贵王公会商，不得结果，事虽不成，但革命党人对善耆始终保持高度的好感。善耆虽同情革命，可是民国成立后他却避居旅顺，不以有革命党人好感而留居，他曾赋诗明志，诗曰：
幽燕非故国，长啸返辽东，回马看烽火，中原落照红。
革命党人又把注意力集中于广东，这时广东的清廷官吏是：张鸣岐为两广总督，孚琦为驻防将军，李准为水师提督。革命党人死在李手中最多，因此在革命党人心目中认为，倘欲在广东大举，必先杀李准，李死则张、孚两人无能作为，所以议定先谋杀李准然后起义。宣统二年（1910年）十二月革命党人冯忆汉自庇能归，愿任刺客。黄兴见其热诚，教以布置之方和制弹之法，可是冯色厉内荏，一再推宕。宣统三年（1911年）正月，黄兴再度催促，冯口头答允，却潜返乡下过了一个月，才回来自称坠水染病。黄兴副手赵声怒责冯游疑，限冯二月廿四日以前行动，冯仍不敢实行，可是另一位由南洋归来的同志却独自沉默进行暗杀计划。这人名叫温生才，广东嘉应州丙村人，年42岁，在南洋学习工艺，参加革命，有血性甘愿牺牲，闻革命党人决心除却李准，于是每日暗藏自南洋所携回的手枪，计划在街路上伺候李准。三月初十日，广州燕塘举行一次飞机表演，在当时这是一次新鲜玩意，由一位留学德国学习飞行的冯如表演驾驶飞机，广州百姓空城前往参观，广东省的清廷大吏也悉数前往。温生才大为高兴，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于是乃在广州东门外咨议局前茶馆中等候，这条跨是燕塘进城必经之路。温坐候茶馆中，傍晚见有呵道而来，前后夹以军队卫护，势颇轩盛，温认为一定是李准，乃待官轿抬近时，突然拔出手枪，推开夹轿的军队，直向轿内轰击。军队发现刺客竟作鸟兽散，轿夫也弃轿而逃。温生才从从容容再向轿内连发三枪，怎知轿中人不是李准，却是驻防将军孚琦当场被击毙。温乃向东校场口积厚街遁去，守卫巡警郑家森尾随之，沿途邀集侦探队黄熙材、巡警陈金、周定祁等追捕，遂将温逮捕。初刑讯于番禺县署，继刑讯于营务处，最后由两广总督张鸣岐集大吏亲审，张问：“何故暗杀？”温答：“不是暗杀，是明杀。”张问：“何故明杀？”温答：“清廷无道，日召外侮，都是你们这些官吏无用，杀一孚琦虽然无济于事，但可为天下先。我和孚琦无私仇，完全为了救民族而为。”张问：“有无同谋？有无主事人？”温答：“完全是我一人”。三月十六日军机大臣电张鸣岐，奉旨将温生才正法，于是在三月十七日温生才遂被处斩于东门外咨议局前孚琦被刺的地方。
革命党人初意是要把李准杀死，因为大家都认为李准对革命党人压制最力，亦最狡诈，除去李准后，在广州起义比较容易，怎知暗杀计划一误于冯忆汉，迨温生才挺身独任其事，却又误杀孚琦。孚琦是驻防将军又是满人，杀了他也足以使清廷丧胆了。
温生才后来被葬在红花岗，是红花岗四烈士之一。
廿二、黄花岗之役和保路运动
宣统三年（1911年）春天，同盟会同志布置了一次最大最完备的起义，目标是广东。先半年孙中山先生在马来亚槟榔屿召集黄兴、赵声、胡汉民三人前往妥善研商，规划一切，决定在香港设统筹部，由黄兴为部长，下设调度处由姚雨平为处长，负责运动新旧军界。储备课由胡毅生为课长，负责购买和运送械弹。交通课由赵声为课长，以交通江、浙、皖、鄂、湘、桂、闽、滇等处。秘书课由胡汉民为课长，掌理一切文件。编辑课由陈炯明为课长，草订一切规制。总务课由洪承点为课长，打理一切杂务。
攻占广州的计划，在策反方面，仍以新军为主，但兼及巡防营和警察。新军有枪无弹，因此起义时必须先有敢死义士数百人发难于城内，破坏其重要行政机关，夺占军械库，开城门迎起义新军入城。最初拟组成敢死队500人，后以进攻地区太多，恐力量不足，改为800人。在行动方面是：（一）占领总督衙门，攻杀张鸣岐由黄兴负责。（二）进击水师衙门，攻杀李准由赵声负责。（三）攻占督练公署由陈炯明负责。（四）攻破警署、广中协署，兼守大南门，由胡毅生负责。（五）占领飞来庙，破北门迎巡防营及新军入城，由姚雨平负责。以上五个部分各率敢死义士百余人，另由李文甫率50人攻石马槽，罗则军率50人破坏电信局。此外还有放火委员入旗界租屋九处同时放火，以扰乱清军军心。
敢死义士800人需准备600余支枪械，加上其他支付款项，需12万余港币，外预存准备金3万港币，全部费用约15万港币。经孙中山先生和各同志海上奔走，请爱国华侨捐助，大致相差不多，所以这次起义又比起以前各次，在经费上是有预算和准备的。
广州起义原定日期是三月十五日，后来改期三月廿九日，改期的原因是：一为美洲和荷属东印度捐款多数未到；二温生才事件发生，广州戒严；三是在日本购买的枪械大多数未到。
辛亥年三月廿九日，是一个伟大而动人的革命日子。这天下午五时卅分，革命军举义广州，志士以白巾缠臂，吹螺角为号，足着黑面树胶鞋。黄兴所部是四川人和福建花县华侨，手执枪械和炸弹，司号者为林时爽、何克夫、刘梅卿等，由小东营进攻两广总督署，途遇警察皆枪杀之，疾行入督署，见卫队即曰：“我们都是中国人，要为中国人吐气，赞成的请举手。”卫队不应，革命军举枪轰击，号角大鸣，杀督署卫队管带金振邦。攻入督署，直冲二门，二门有兵八九，闻声走避，在两庑至大堂互相枪战，且战且进，卫队悉弃枪出降。黄兴、林时爽、朱执信等分头搜索，署内已杳无一人。总督张鸣岐的家眷先数天已迁居，张一人留驻督署，闻变由后园越入和督署相连之当铺，然后转往水师行台。黄兴等攻占督署后即举火，然后退出东辕门，在路上恰逢水师提督李准率领大队亲兵，林时爽上前喊话，欲招降其亲兵，不意对方突然攻击，林中枪身亡。黄兴右手中枪，断两指头，于是黄兴把他的部下分为三路，黄率10人出大南门，欲与巡防营接应，徐维扬以花县党人40人出小北门欲与新军接应，其他川闽及南洋同志则往攻督练公所。黄兴等在双门底遇巡防营，这支巡防营部队正是前来响应起义的，因拟偷入城内直入水师行台擒李准，所以不挂革命军的白巾，怎知迎面遇见黄兴。黄等事前不知对方计划，见巡防营部队未着相应的臂号，乃下令攻击，巡防营死七八人，一哄而散。党人自相攻击，转胜为败。黄兴鏖战中回顾不见一人，乃潜入一小店，换衣而出。其他各路亦未能照计划完成。喻云纪等攻督练公所，失手遇害。李文甫为清兵所捕，从容谈笑而死。朱执信平日文弱书生，攻督署的时奋勇争先，其后亦潜入门生家易服出险。熊克武、严骥皆负伤而出。举义失败，革命志士纷纷潜入老百姓家中，李准大肆搜索，兼及港澳轮船和广九铁路。
林觉民烈士被执，张鸣岐、李准亲讯，林烈士侃侃谈论世界大势，中国前途，举坐动容。张、李且命解去镣扣，延坐堂上，给以纸笔，林挥笔洋洋数千言，每书一纸，张、李即取阅。林写未竟，稍为停顿，状似呕吐，李准亲持唾盂近前，并奉以烟茶。供毕，又在法堂上演说，说到时局沉痛处，捶胸顿足，劝清吏洗心革面，献身为国，革除暴政，始能使国家富强。林烈士被系数日，弃市之时，俯仰自若，从容就义。
林烈士觉民字意洞，号抖飞，福州市人，14岁入福建高等学堂，后赴日本庆应大学学哲学，和革命党人林文、林尹民情同兄弟，被称为“革命三林”。
辛亥年三月廿九日广州起义失败后，革命党人弃尸街头，没有人敢去收殓，前后五天，清吏才通知广仁、爱育、方便、广济四个善堂清扫遗骸，将其移置咨议局前旷地，分十余堆，折臂断脑，血肉模糊。清南海番禺两县知事拟将各烈士葬于狗头山，后又拟葬于东门外臭冈。臭冈是安置执行死刑的尸体，聚集于一个巨穴中，掩以浮土，暴骨扬秽，路人均掩鼻而过，故名臭冈。善堂董事徐树棠力持反对，他的理由是：“善堂收葬各骸，不能与死刑犯人同葬一所。”争议未决，有位潘达微挺身而出，奔走呼吁，终于在红花冈埋葬，冈上圹分四积直列，烈士们自死至葬，陈尸多日，继以夜雨，尸体霉涨，有小虫蠕蠕自发孔出。潘达微葬毕烈士，乃改红花冈为黄花冈。所埋尸体共72具，故后人便以黄花冈七十二烈士相称，但七十二位烈士的姓名直到民国11年（1922年）春才完全查出，乃在黄花冈上勒石记名，下面是七十二位烈士的姓名籍贯：
方声洞福建人，林盛初广西人，徐佩旈广东人，韦树模广西人，徐礼明广东人，徐日培广东人，李柄辉广东人，李晚广东人，郭继枚广东人，徐广滔广东人，游寿广东人，徐临端广东人，李文楷广东人，周华广东人，陈春广东人，徐茂燎广东人，徐松根广东人，徐满凌广东人，庞雄广东人，冯超骧福建人，韦荣初广西人，江继复广东人，徐昭良广东人，徐培添广东人，陈更新福建人，秦炳四川人，徐应安广东人，劳培广东人，徐褶成广东人，杜凤书广东人，陈与焱福建人，余东雄广东人，徐保生广东人，徐廉辉广东人，陈文褒广东人，韦统钤广西人，李文甫广东人，韦统淮广西人，徐容九广东人，徐进炤广东人，程良安徽人，林觉民福建人，宋玉琳安徽人，马侣广东人，陈潮广东人，陈清畴福建人，罗乃琳福建人，李德山广西人，喻培伦四川人，罗仲霍广东人，卓秋元福建人，胡应升福建人，罗坤广东人，饶国梁四川人，林尹民福建人，黄鹤鸣广东人，黄忠炳福建人，王灿登福建人，林西惠福建人，饶辅廷广东人，李雁南广东人，陈可钧福建人，石德宽安徽人，陈发炎福建人，周增广东人，林文福建人，刘六符福建人，刘元栋福建人，林修明广东人，魏金龙福建人，张学铨广东人，林时爽福建人。
黄花冈之役以后，又爆发了保路运动。中国有铁路始于距今100年以前，就是同治五年（1866年），英商所修筑的吴淞上海之间的轻便铁路。这条铁路修筑了10年，于光绪二年（1876年）通车，不幸刚通车就压死了一名清军士兵，引起沿路人民的严重愤怒。光绪三年（1877年）由政府备价28．5万两赎回该路，把路轨和车厢都抛在打狗港中。至于中国人自己的铁路，则是于光绪七年（1881年）招商局所修筑的，专为运煤用的唐山到胥各庄的唐胥铁路。如果说中国正式有铁路，应该从光绪七年（1881年）算起，比起世界上通车最早的铁路，落后了50年。在修路过程中，曾受守旧派的阻挠反对，使修筑一再停工。光绪十四年（1888年）这条路展延到天津，遂改称唐津铁路。
清政府把筑路当做一件祸事，一般老百姓也反对这个“稀奇的怪物”。由于海禁大开，列强都争着要求在中国修筑铁路，帝俄首先抢到了修筑南北满铁路特权；随后比利时得到芦汉铁路（就是京汉铁路的前身）；美国得到粤汉铁路；德国得到胶济铁路；法国得到滇越铁路；帝俄得到正太路；英国得到沪宁路和道清路；比利时得到陇海路的修路权，修路权包括借款、施工、路政的管理。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清政府设立了南北铁路总公司，派盛宣怀为首任铁路督办大臣。盛宣怀被称为“中国铁路大王”，没有他就没有中国的铁路。他敢做别人所不敢做的事，敢于大胆地向外国举债来修筑铁路，但因为欠了外债，使他兴筑铁路的功劳和他被人责骂居于同等地位。因为列强各国争夺路线，闹出很多麻烦，于是首先由湖北、湖南、广东三省倡出筹款购路的热潮，这股热潮立刻蔓延全国，光绪卅年（1904年）全国成立民办铁路公司的，竟达到13省之多。
列强各国争夺铁路权和划分势力固然不是办法，而民办铁路由于民智不开和社会经济基础薄弱，因此也进行得不顺利，这种情形下产生了四国银行团，由美、英、德、法四国组成。四国银行团用投资和贷款方式修筑粤汉铁路，改革中国币制和振兴东三省实业。清廷因为有了国际银团的支持，于宣统三年（1911年）宣布了“铁路国有政策”，凡以前经政府批准由人民自行筹款修筑铁路的定案，一律取消。铁路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