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力赞成。还有一派主张由蔡锷组阁，因蔡是统一共和党人，而其主张又和共和党接近。同盟会对蔡亦引为同志，蔡锷出来组阁，同盟会和统一共和党都会全力支持，共和党亦无从反对。
当组阁问题正在酝酿时，国际间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日俄同盟条约》签订，过去日俄对立，在侵略中国行动上互相监视，于中国是有利的，这是李鸿章外交上的大原则。日俄同盟，联成一气，可以同心协力瓜分中国，于中国是大不利；另一事是英国宣布在西藏有绝对自由行动的权利。由于这两个外交事件的刺激，使陆徵祥组阁化险为夷，因陆长于外交，正符现实需要。
同时参议院中部分议员亦认为应该委曲求全，其他如孙毓筠则认为总统可以解散参议院，与其无政府，不如无参议院，北京各报亦赞成孙的提议。
对议会的反感可由章炳麟、张绍曾、孙毓筠、王赓等致武昌一则电报表露无遗，电云：
“武昌黎副总统鉴：借款不决，东使西行，处分支那，已在商议，往返四月，势即瓜分。原其借口，在中国政府之无能力，政府之无能力，在参议院之筑室道谋，议在锥刀，破文拆字，用一人必求同意，提一案必起纷争，始以党见忌人，终以攻人利己。财政部制议二月而不成，陆总长名单以众炉而反对，裁兵之案延宕逾时，省制之文磋磨累月，以致政务停顿，人才淹滞，名曰议员，实为奸府。时不待人，他族入主，当是时，议员各鸟兽散矣，尚能为国民负责任耶？追念前清之亡，既由立宪，俯察后来之祸，亦在共和，迩来南北智士，金谓改定《约法》，尚待来年，急在燃眉，岂可坐俟？大总统总揽政务，责任攸归，此存亡危急之顷，国土之保全为重，民权之发达为轻，国之不存，议员焉附，宜请大总统暂以便宜行事，勿容拘牵《约法》以待危亡。为议员者亦当重国家，暂舍高权，总己以听，此盖众心所同而未敢冒死以争者也。某等辁材绵力，人微言轻，以公首倡大义，勋业格天，一言之重，逾于九鼎，为此冒死直陈，不避斧钺，敢请昌言建议，并与各都督协商，速振纪纲以救灭亡，不胜煌悚待命之至。”
另有武昌军界首领前鄂军第四镇统制邓玉麟、军务部长阎鸿飞、军政府军咨官方兴等，联名致函参议员，全函略云：“参议院诸君惠鉴：诸君非代表全国，自负为忧时爱国者乎？亦曾思廿世纪为何时代？中国所处地位为何地位乎？自第一期内阁推翻，新内阁组织月余，尚未完全，列强对于远东政策为之大变。外交团借债决裂，日皇亲临议会，西藏风云日形紧急，库伦之兵进攻科布多，瓜分惨祸悬诸眉睫。其所以迟迟未发者，盖一二野心国欲肄鲸吞独占优胜，均势之局尚未协议妥洽耳。今则桂太郎业已首途西游矣，日俄同盟业已腾播世界矣。当此万钧一发之时，诸君即协力同心，消融一切，孜孜焉讨论大计，力图补救尚虞不济……竟于日昨政府提出之新国务员六名，概以不同意否决之，似此视国事如儿戏，腆然糜月薪二百元，真全无心肝，不知人世何者为耻辱！无论该六员中若沈、王、周之久历封疆，夙著成效，即胡、孙、章，亦为近今人材。诸君于其中二三人不能满意，尚属情理，今概以否决了之……玉麟辈嫉恶如仇，不知忌讳，今与诸君约，苟能痛改前非，以国家为前提，则宽其既往，予以自新，以观后效；如仍怙过不悛，则玉麟辈一介武夫，为国家起见，惟知以武力判断，虽受破坏立法机关之痛骂，亦所不计。……良言止此，听则国民之福，不听则努力自爱，各行其是，逆耳之言，惟希亮察！”
这批军人的公开指责，毫无问题是袁指使的，袁透过一批武昌将领出而挑衅，比由北洋军人出面高明得多了。
由于参议院否决了陆内阁的六名新阁员，爆发了国会和政府的大危机，各方对参议院的行动多有微辞，袁世凯也用尽方法对参议院施加压力，军警会议发表公开电就是袁的法宝。袁同时招待全体议员，宣布国际间的危机，以及无政府的危险。这时出现了许多奇奇怪怪的通电和传单，有谓要杀议长吴景濂及谷钟秀，有谓要用炸弹对付议员，有匿名电话给议院说军警要暴动，这都是初期民主政治的怪现象。由于这千奇百怪的威胁，许多寄居财政学堂的参议员竟偷偷地搬了出去，同时不敢出席参议院。
军警会议公所除了发表公开电而外，还召开特别会议，中级以上的军警官佐都出席，会场中情绪甚为激烈，认为参议院误国，应用武力解决之，最后决议：（一）请大总统再规劝参议院；（二）公推代表往谒陆总理，请其打消辞意；（三）如参议院仍顽固不化，仍不投同意票，则请大总统解散参议院。最后还发表一项声明，说是明知军警不应干涉政治，但为了国家前途不得不出此。第二天军警代表四十余人趋赴国务院谒陆。陆徵祥着燕尾服，一副外交家派头和来宾握手、问姓名、寒喧。军警代表余大鸿首先致词说：当前外交危急，非总理维持不可，外间虽有阻力，但请总理千万不可求去，这是我们军警界全体的意思。本来我们军警界并不想干预政治，不过我们亦是国民一分子，国家到了如此地步，我们本于国民天职，不能不有此一来，何况南北之能达到统一，就是由于南北军人以国家为前提，不忍兵戎相见，使国家纷乱，同胞受苦。今天如果总理一去，国事瓦解，外患相侵、战祸必不能免，所以我们才来见总理，请你打消辞意云云。
陆徵祥答辞说：我自十多岁作学生起，原想牺牲一身为国家尽力，数十年如一日，直至今天，此志不变，所以在唐内阁时代虽曾屡次辞职，仍奉命留职至于今日，即是由这种思想演变而成。现在承各位的好意，我是非常感谢的。我在外国多年，还没有见到军人对国务员有如此的诚恳和善意，使我不仅感激，而且十二分感动。今后无论如何必将尽全力服务，即使牺牲名誉，牺牲地位，牺牲性命亦在所不惜。请各位把我的意思转达全体军警界的同人，我非常谢谢云云。
这一幕演得很动人，据一位代表事后追忆说，这位通洋务的总理，态度倒是非常诚恳，不过他的讲话实在不敢恭维，怪不得参议院有反感，他的话不脱上海土音，声音又低，而其文法又是外国语文组织，因此如果不仔细静听，则无法洞悉其全部意思。
在参议院第二次投票同意陆阁阁员前，北洋军系的四位巨头：毅军总统姜桂题、直隶提督马金叙、执法处长陆建章、拱卫军司令官段芝贵，约请同盟会会员陈策，假安庆会馆宴请参议员、新闻记者和政界人士。其中还邀了一位女领袖，是革命军女子北伐队队长沈佩贞女士。首由陈策致辞，他说：“今天主人有军界的四巨公，由于鄙人和各位先生较熟，所以邀鄙人同列为主人，以资介绍。现在想请孙少侯先生为临时主席。”孙少侯即是孙毓筠，他起立致辞，谢主人的盛情款待，同时希望这类联络感情的聚会应该多举行，既可沟通各方意见，又可免除许多不必要的误会。接着便由主人之一的陆建章演说。陆很会说话，说得很动人，他说：
民国成立以来，大家都忙，因此各方很少能共聚一堂，交换意见，敦睦感情；由于缺少这种联系，所以产生了许多不必要的误会。我们很久以来便希望邀请各界联欢，借得机会请教一切，今日之会就是这个目的。不过因主人都是军界人士，可能外面又会生出两种误会：一是以为今日之会在调和党见。各位先生各有其党，各持自己的党见，这是民主，用不着调和，更不需要军人调和；二是认为我们干涉政治。这就更严重了，身为军人而干涉政治，我们虽然愚顽，还不会出此下策，亦没有胆子敢如此作。然而我们既不调和，又不干涉，则有何打算呢？要知道，我们军界人士亦有国家观念，当今外患日迫，财政愈危，我们希望诸君舍内而对外，移缓而就急，今日内阁人员所致力的急务是外患和财政，如果长期没有政府，亡国的责任应在何人身上？近日外间有个传说，说是军人将干涉参议院，我们四位主人各有统率的军队，我们敢向各位保证，绝对没有其事，我们愿意请各位查一下，如果有证据证明军人真有此动机，我们甘愿受国法制裁，希望各位参议先生勿听谣言，以国家为重。今天在座还有新闻记者先生，我们知道，这次推翻满清，成立共和，新闻记者最有大功，因为报纸上每天的报导都说南军如何精强、如何凶猛、如何众多，铺张扬厉，皆系为了鼓吹共和，这不能算是造谣。如今民国告成，各位记者先生何妨用这种生花妙笔为国家鼓吹，如：今日财政虽十分困难，诸位记者先生何妨在报上说还能支持应付；当前党见虽有异同，各位何妨在报上强调并无党见；国内形势虽然还不十分统一，诸君何妨说已臻统一了。新闻记者是时代的领导，你们说在前面，大家就会跟你们说了。
陆建章的话，颇使听者为之动容，与会人士偷偷说：如果国务总理的那个姓陆的（指陆徵祥）有这个姓陆的口才，则参议院绝对不会印象如此恶劣，也不会发生这次政府危机的。
民国元年7月26日，袁世凯再以咨文给参议院，略谓：时局阽危，朝不保暮，阁员悬旷，百务废弛，中外共瞻，险状何可思议。前次提出六员，既经贵院否决，兹特重行遴选，拟任周学熙为财政总长，许世英为司法总长，范源濂为教育总长，陈振先为农林总长，蒋作宾为工商总长，朱启钤为交通总长，依照《临时约法》第卅四条咨请贵院同意云云。这个咨文事先很秘密，提交参议院时，各方预料可能仍有一半或过半不能通过，结果出乎意外，只有工商总长蒋作宾未获通过，改由刘揆一递补，获得参议院同意。这一天出席参议院的议员91人，会场秩序甚为静穆，投票进行时，有一位议员拈了一张条子给隔邻的议员。旁观席上的记者用望远镜透视会场情形，看见这张条子上写着四个字，是：“议员无骨”。
自6月27日唐绍仪辞卸国务总理后，僵持了整整一个月的无政府状态乃告结束。
在政府真空状态中，袁世凯发表了各省都督名单：黎元洪兼领湖北都督，谭延辏隙级剑锏廊饰＝ǘ级剑烊鹞憬级剑盍揖鞫级剑馕拇ǘ级剑欧锪櫸挛鞫级剑好裎愣级剑饺偻⑽阄鞫级剑牍拔绷ザ级剑远阄钐於级剑抡殉Ｎ侄级剑涡″ノ诹级剑痰氯斩级剑匚奈滴不斩级剑茏云胛蕉级剑耪蚍嘉幽隙级剑治轿轿鞫级剑晕┪跷仕喽级剑钤鲂挛陆级剑田晌颇隙级剑萍桃⑽笾荻级健�
同时在总统府内设立财政会议，每星期一开会一次，由袁世凯亲自主持，出席会议的人几乎全部和借款事有关连，计为：梁士诒、叶恭绰、梁如浩、胡惟德、施愚、熊希龄、周学熙、赵秉钧。
中国银行则于元年8月1日正式营业。前面已提到，中国银行的前身是大清银行（光绪卅四年成立）资本1000万两，官商股各半。辛亥起义后，营业停止，损失甚巨。其后改为中国银行，被官定为民国政府的中央银行，由吴鼎昌任监督，旧大清银行的商存各款1000万两，及商股500万两，均改为中国银行的存款，由银行分笔摊还。
中国银行成立后，发行兑换券一元、五元、十元三种，由财政部分咨内务部、交通部及各省都督指令商民及邮电、路、轮、税、厘各公司机关一体适用，不得留难折扣。
陆内阁难产，但终于呱呱坠地。这位被各方尊为外交长才的陆徵祥，在外交紧张空气中登台，不料他上台后首先碰到的，不是外交问题而是内政问题。
卅九、张振武被杀
在辛亥武昌首义时，有三位年轻人都是策动武昌起义的重要角色，对于创建民国厥功极伟，那就是名闻全国的“三武”——孙武、蒋闻武、张振武。
孙武是清朝末年革命党在华中一个重要的革命团体共进会的负责人之一。武昌首义前一天，他在汉口宝善里22号的楼房中搬移炸弹，部署起事，不料用力过猛，把一个玻璃管子撞破，药水滴在炸弹里面，“轰隆”一声炸弹爆炸，把他的面部烧得稀烂。幸而同志们用一块毛巾盖在孙武脸上，装扮成病人，坐了一辆人力车送往同仁医院就医。由于这一爆炸，惊动了印度巡捕，发现这个革命机关，通知清朝总督衙门，逮捕了许多志士。这些志士慷慨成仁，第二天激起了武昌起义，而孙武因为养病没有参加起义壮举。他本是革命党内定的武昌都督，因为他不在，群龙无首，方推举与革命党毫无关系的黎元洪。但孙武的大名，仍是武昌起义初期响当当的人物。当时大家都知道革命党的领袖是孙文，以为孙武是孙文的兄弟，这对当时革命士气，有很大帮助。后来他任军政府的军务部长，蒋翊武和张振武都是副部长。
蒋翊武是湖南澧陵人，少倜傥有大志，在鄂军中组织群治学社，又改为振武学社，又改为文学社，是武昌起义的原动机关。孙武在汉口出事后，蒋的革命机关被侦破，遂和刘尧澂、彭楚藩、邢伯谦等被捕。蒋装成乡愚状，所穿衣服亦像一个乡愚，且垂辫子，清吏遂将之开释，乃避赴武昌城外。黎元洪任都督后，蒋担任军事顾问。袁任总统后，蒋奉召入京，任上将衔军事顾问。
张振武是湖北罗田人，原名尧鑫，字春山，更名竹山，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 ，研究法律政治，且入体育会练习战阵攻守诸法，后由湖南人刘彦介绍入同盟会联络部，担任组织湖北革命机关之责。武昌首义时，众军拟拥黎元洪为都督，黎再三推辞，张振武对吴兆麟（工程第八营左队队官）说：“这次革命，虽将武昌全城占领，而清朝大吏潜逃一空，未杀一个以壮声威，未免太过宽容。如今黎元洪既然不肯赞成革命，又不受同志抬举，正好现在尚未公开，不如将黎斩首示众，以扬革命军声威，使一班忠于异族的清臣为之胆落，岂不是好。”这一番话后来当然传到黎元洪耳内，因此，张对黎固然意存轻视，而黎对张亦颇有戒心，彼此嫌怨日深，未能化除。北京临时政府成立，袁世凯邀武汉首义诸豪杰入京，黎亦希望调虎离山，除去这些眼中之钉。于是张被袁邀入京，受隆重款待。
辛亥“三武”都是非常瞧不起黎元洪的，张振武在北京惨遭杀害，种因便起于此。
黎和“三武”中，比较与孙武亲近。张振武则和黎最先闹翻。他在汉阳之战后，便到上海去负责购买枪枝、弹药和服装，这期间两人即极不愉快，主因是张振武所购的军用品，多数不合用，这可以从他们往来的电报中见其端倪。
民国元年1月27日，张振武自上海电黎：“现到机关枪七生点五日本速射炮弹均全，商请邵保拨款，渠不承认，请速另汇八万五千两 ，找价免延认罚。哈喇呢雨衣已订万套，价五万两，十日内两交，亦祈汇款。”29日黎复张电：“所购到鄂之枪，已经试验，均系废枪，不能适用，尚须速向该厂严重交涉退换。又据来电，所购枪炮子弹均已到沪，须汇款五万元，但不知所购之炮弹、机关枪及该枪子弹为若干？已付银若干？分别电复，即将所购之枪炮子弹全数运鄂，试验后，如能合用，再行交款，庶免受欺。”2月5日张自上海电黎：“枪炮验讫，因找价未清，致不能就江裕轮运上。此后沪船又须一律运兵往浦口、烟台各处，未便借用。查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