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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看：作为热恋中的青年，张生和朱丽叶都急不可待地要在夜幕降临后和情人相会，因而都嫌太阳走得太慢；为了早见情人，一个要用后羿的弓箭把太阳射下来，一个要腓通用马车把太阳拖回安息处所。他们在急切热烈的向往中都情不自禁地作一厢情愿的非非之想。真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又如《牡丹亭》描写主人公杜丽娘在游园时梦见了自己理想中的人物柳梦梅，醒后日夜思念，以至生病，病中把自己真容描下，然后死去。三年之后，复生成人，与柳梦梅终成眷属。这更是一厢情愿的好例。正如汤显祖解释的那样：“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第云理之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耶。”
文艺作品中，这样的例证是随处可见的。
艺术作品如此，就是艺术创作本身也都与创作者的欲念、愿望和向往密切相关。这是许多作家都有体会的。康德说想象“有创出各种可能的感象，赋予以随心所欲的模样”。《论形象思维》第33页。维柯说，“诗的语句是用对情欲和情绪的感觉来造成的。”《西方文论选》上册。A托尔斯泰也说：“艺术是对生活的一种理想的描绘。”理想的描绘当然是一厢情愿的。他又说，“大凡我们每个人写得得心应手的时候，所写的正是我愿意写的东西。这点我现在还要强调一下，艺术作品就是从愿意去创作、去写作什么东西而产生出来的，而不仅仅是由于他觉得应该去写什么东西而产生出来的。”《论文学》第264页。
要说明的是，人类还有一种幼子之爱的本性，这又是一种强大的感情力量。这是人和动物所共有的另一种本性。这种本性也是非常强烈而执着的。屠格涅夫的一篇短文《麻雀儿》就提供了这样一个范例。文章叙述了一只老麻雀忽然发现自己的幼子即将被狗扑食，说时迟，那时快，在千钧一发之际，老麻雀面对这庞然怪物，面向“那齿牙发光的张大的口”，“以一种比它的意志（意志即理智——引者注）更强的力扑下身来”，终于使狗惊愕而退。作者由此得出结论说：“爱，我想比死或者比死的恐怖还要强烈。全靠这个，全靠爱，生命才得以团结和进步。”《屠格涅夫散文诗》北新书局1934年版。鲁迅也看到这种现象：“动物界中除了生子数目太多一一爱不周到的如鱼类之外，总是挚爱它的幼子，不但绝无利益心情，甚或至于牺牲了自己，让它将来的生命，去上那发展的长途。”《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动物的这种行为并不是如尼采说的是表示理智停止活动，稍加思索便可知道。所谓理智停止活动不正透露出一种更高、更深、更大的理性吗？为了保护幼子，为了种族的绵延，不惜牺牲自己，这难道不是更高、更深、更大的理性？难道不可以说至情至性就是至理？爱就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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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无私心即是当理”
同样是爱，但人与动物仍然有本质的不同，因为人有社会意识，而动物只有本能。动物不能设身处地，推己及“人”，而人却有同情心，人不但能推己及人且能推己及物。这是人的社会性所在。用中国古语说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之所欲施之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饥己饥，人溺己溺。总之，是把爱扩大、推广、泛化或普遍化。这就是人的理性。恶是违反理性的，伤天必然害理。所以理推到最后仍然是爱人之情，是善。这一点王阳明说得很明确：“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遗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邪？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之理，无孝亲之心，即无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君之理，无忠君之心，即无忠君之理矣。理岂外于吾心邪？”《传习录》中。他所说的心就是情感。离开其主观唯心论，专从心理学观点看，这话是不错的。从相反的一面看也是如此，左思在《咏史》诗里写道：“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杜甫也叹道：“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在阶级社会和等级社会这种不合理现象，归根到底不就是不合人性、人道、人情而有违人与人之间本有的、应有的相互同情、爱护之道吗！所谓不合理实质上不就是不合情吗！请看卢梭的意见：“我倒很希望有人给我解释一下：在人类发明你的和我的这样可怕的字眼以前，在出现那种称做主人的残酷无情者……以前，在出现那种当别人正死于冻饿时竟敢保有多余之物的恶贯满盈者以前，在人间的从属关系迫使所有的人都变得狡诈、嫉妒和阴险以前，……人们究竟有什么必要为非作歹呢？……”转引自《伊利亚旅行记》第二、三卷第270—271页。这理性的呼声不就是义愤之情吗？说到这里，也许会发生这样一个问题，理既然是情，那么，人们常说的情和理的矛盾又怎样解释呢？我认为，所谓情理矛盾，根本上是情和情的矛盾。是这种情和那种情的矛盾，是高级之情和低级之情的矛盾。斯宾诺莎认为：“一种情感只能由另一种更强烈的情感制服。”《西方名著提要》第156页。克劳塞维茨分析刚强的一段话，对我们理解这个问题也是有启发的：
显然，所谓刚强不是指感情强烈，即不是指感情激昂，因为这样说就违反语言习惯。刚强是指在最激动或热情奔放的时候也能够听从智力支配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仅仅是从智力中产生出来的吗？我们表示怀疑。当然，有些人具有突出的智力但不能自制，这个现象并不能证明我们的怀疑是正确的，因为有人会说，这里需要的是一种特殊的智力，不是全面的智力，而可能是更为坚强的智力。但是，我们仍然认为，在感情最冲动的时刻也能使自己服从智力支配的这种力量，即我们所说的自制力，是一种感情力量，这种说法是比较正确的。这是一种特殊的感情，它能使刚强的人在热情奔放时仍能保持镇静而又不损伤热情，通过这种镇静，智力的支配作用就得到了保证。这种感情无非是人的自尊心，是最高尚的自豪感，是内心深处的要求，要求随时随地像一个有判断力和智力的人那样行动。因此。我们说，刚强是指在最激动的时候也能保持镇静的那种感情。《战争论》第一卷第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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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仁与智
仁与智的关系问题西方是情理二分的。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是情理合一的，主张情中有理，理中有情，认为情感本身就是理性的。如古人说的良知，既是“是非心”，又是“好恶之心”，即为明证。又如孟子的“浩然之气”，既是智的，又是情的。曹聚仁称：“这股浩然之气，在理智中找不到，在感情中才有，将感情问题与认知问题搅和在一起，是孔夫子的一大发明”。《天一阁人物谭》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68页。孔子常说：“未知，焉得仁。”他是把仁智并举的，熊十力发挥说：“仁之为德。明睿之智，恻隐之情，兼备者也。”“仁是明睿之智与恻隐之情都发展到极高而浑然为一故名为仁。大易以乾为仁，而言大明，此有明证。”（既曰乾为仁，又以大明赞乾之德，是仁中具有智也。）《*篇》龙门联合书局1959年版第36、38页。与孔子同时而生在西方的苏格拉底及柏拉图，以“仁”即是“智”为他们的根本学说。在他们看来，仁智本是一物，“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自诚明”即是仁；“自明诚”即是智。斯宾诺莎说：“能知我们的精神与宇宙相通，能知我们的个体，只是一个大体之一部分，能知我们有尽，而此大体无尽，这一个‘知’即是最大的‘仁’。”叔本华也说：“个体之于其类，就像树之一叶。”布鲁诺说：“以宇宙为一体的‘知’即等于上天好生之‘仁’。”从这些说法中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大智即大仁，大爱即大理。与我们上述的观点是一致的。
黑格尔从人的精神生活的发展过程对上述问题作了说明。他说人的精神生活发展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自然存在”，人“作为自然的人”，其性本恶，与禽兽无异。第二阶段是“超出自然存在”，“达到人与自然分离”，在这个阶段里，人有了精神性，与自然区别开来，由“自然存在”成为“自我意识的存在”。但在这个阶段中，人只顾追求一己的私欲或殊相而离开了“共体”，成为个体的人，这就使人陷入了罪恶，因此，人不能停滞在这个“有限的”、“分裂的阶段”，而应该进展到第三阶段。第三阶段超出小我的个别性而达到与普遍性的统一，也就是达到我们所说的“天人合一”的境界。
使天人结合为一的就是“爱”。所以费尔巴哈说：“爱既是尘世之物，也是天国之物”，爱把“尘世”和“天国”结合为一。也就是“爱把有限的事物提升为无限的事物”。《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第三卷第4页。这提高的过程即爱的扩大的过程，也就是推己及人的过程。这个“推”字最要紧，有无理性全在能否推己及人。朱熹作比喻说：“仁者如水。有一杯水，有一溪水，有一江水，圣人便是大海水。”转引自《中国人性论史》台湾商务印书馆版第98页。这是说仁没有界限，只有在无限地推展中才能深切地把握。这是从“推”的广度说的，还有从“推”的深度，也就是从推的心理内涵说的。如程伊川说，“公即是仁之理，不可将公便唤作仁，公而以人体之故为仁。”体便是体贴，体贴即推己及人，对人有一种痛痒相关之情。所以仁不是空洞的概念，不是苍白的理，而是具体的、活泼的情。程明道说：“医言手足麻痹，谓之不仁。此言最善名状。”谭嗣同在《仁学》中也发挥此意：“医家谓麻木痿痹为不仁。不仁则一身如异域，是仁必异域如一身”，“是故仁不仁之辨，于其通与塞；……通者，如电线四达，无远弗届，异域如一身也。”熊十力阐发说：“古之遗诫曰：麻木不仁。麻木者，由于无智，不能于一身以外，体察同类之疾苦也。体察本是智，而足以引发情，令其生动。”《*篇》第37页。他是将智和仁统一起来看的。
从心理学观点看，同情心或推己及人全靠想象，借助想象同情地再现别人的精神状态，尤其是别人的感情状态。所以“经验之狭隘者，智力及想象之不活泼者，其同情之范围亦隘。由历史之所示，则知同情始于小范围，而渐扩于大范围者也。各小范围（家族、国家等）皆与大范围相关系，其终遂及于一切之生物及自然之全体。”王国维译：《心理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213页。雪莱早就说过：“要做一个至善的人，必须有深刻而周密的想象力，他必须设身于旁人和众人的地位上，必须把同胞的苦乐当做自己的苦乐，想象是实现道德上的善的伟大工具。”《为诗辩护》。想象是使感情升华的伟大力量。想象激发人情，这是人类重大的自我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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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创作总根于爱”（1）
最好的艺术作品总是那些宏扬人性美和人情美的作品。艺术家最能够爱人，最富有同情心。他们总是以爱的眼光去看，去听，去感受体验，去抒写。许多作家都这样表白过：
鲁迅说：“创作总根于爱。”
闻一多说：“诗人的主要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
巴金说他的写作是出于爱：“爱祖国、爱人民、爱真理、爱正义。”《回忆与探索》第284—285页。他一再披肝沥胆地表示：“我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我不愿空着双手离开人世。我要写，我绝不停止我的笔，让它点燃火狠狠地烧我自己，到了我烧成灰烬的时候，我的爱、我的恨也不会在人间消失。”同①第293页。“我心里有一团火，在熊熊地燃烧；我脑子里不停地响着一个声音：‘写吧，快写吧！’我觉得满身波涛般奔腾的感情等待着倾吐”，“我的火是烧不尽的，我的感情是倾吐不完的，我的爱是永不消失的。”同②第299页。
傅雷也反复强调艺术家要“永远有一颗慈悲的心”，做“有一颗慈悲心的强者”，指出“真理和艺术需要高度的原则性和永不妥协的良心”，“处处要把科学的客观精神和大慈大悲的同情心结合起来”。“艺术家最需要的，除了理智以外，还有一个‘爱’字！所谓赤子之心，不但指纯洁无邪，指清新，而且还指爱！法文里有句话叫做‘伟大的心’，意思就是‘爱’。这‘伟大的心’几个字真有意义。而且这个爱决不是庸俗的，婆婆妈妈的感情，而是热烈的、真诚的、洁白的、高尚的、如火如荼的、忘我的爱。”《傅雷家书》1982年版第93、120、187、225页。
福克纳告诫作家说：“占据他的创作室的只应是心灵深处的亘古至今的真情实感、爱情、荣誉、同情、自豪、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少了这些永恒的真情实感，任何故事必然是昙花一现，难以久存。”但他认为最重要的还是爱。如果“没有怜悯和同情”，他描写的就“不是人的灵魂而是人的内分泌”。《福克纳评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5*5页。
邓肯说：“艺术家是会爱人的人，只有他才能对美形成纯粹的意象，当心灵得以审视不朽的美的时候，爱就是心灵的意象。”《邓肯自传》第6页。她认为爱是美的源泉，是创造的源泉。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波兰作家爱里曹·奥兹斯柯（Eliza Orzesko）在一篇短篇小说里揭示出人生的一个秘密，非常耐人寻味。
小说写了一个出身微贱的人，三十年来一直追求一个坚定的目标，终于跻到一个很高的地位，成为受人尊敬的人。他却慢慢感到不满足，好像有什么东西使他感到痛苦；但究竟是什么东西呢，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找过医生，到过矿泉和疗养院，但一切都归无效。像他这样经过种种奋斗，使自己从一个卑微的人变成有地位、有名誉、又有金钱的人，对于人生依然很不满意，这真是一个猜不透的谜！
揭开这个谜的，是一封从故乡小村子里寄来的信。信是他姐姐写的，信里告诉他一些家乡故居的琐事，从这上面勾起他的回忆。她向他提到儿童时代的一切，父亲怎样和佃户们滔滔不绝地谈话，树林深处那个猎人小屋附近怎样使小伙伴们迷路，在散步时怎样倾听那树林中的窸窣声，晚间怎样在三株荫蔽甚广的老野梣树下吃蜂蜜面包，以及窗外园子里老是发散着香气的草药，母亲用药物医治面容惨白的瘦孩子……这一切，她在信里问他道：“你记得吗？”这询问使他陷入沉思，额上起着皱纹，显得更加衰老了。几分钟后，还没把信读完，他便坐下来写道：“一切我都早已忘记了，可是现在我都记起来了。不过男人实在是很奇怪的生物，他决不会了解自己的。而我现在却好像能够了解自己了。当我力图上进的时候，我总是想着；想着这个——但当我达到了目的之后——啊，这真是一个残酷的戏弄，——我们这种生活！你身受千辛万苦，像一个疯人似的奔驰，但当你获得了你所希求的东西之后，你才知道手中所拿到的，只是一个——乌有……一切都消逝了，只剩下了空虚。……我已经有二十年不说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