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是有生物学根据的。美国生物学家托马斯就指出：“地球上的生命形态千差万别，令人吃惊，但这些品类万殊的生命所包含的统一性则更加叫人瞠目结舌，觉得是件更大的奇事；然而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大家很可能都是从某个单细胞起源和演变而来的。……我们至今仍然和世界上的生物一起享有一些共同的基因，而离离小草和庞庞巨鲸的身体里的酶也有相似的地方。这就是同宗同缘的亲近现象。”《观海窥天——现代生物学的启迪》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4页。张岱年先生著文谈天人合一的问题说：“惟有承认天地万物‘莫非己也’，才是真正自己认识自己。西方有一种流行的见解以为把人和自然界分开，肯定主体与客体的区别是人的自觉，而宋明理学则不然，以为承认天人的合一才是人的自觉。应该承认，这是一个比较深刻的观点。我们可以这样说，原始的物我不分，没有把自己与外在世界区别开来，这是原始的朦胧意识。其次，区别了主体与客体，把人与自然界分开，这是原始朦胧意识的否定。再进一步，又肯定人与自然界的统一，肯定天人的统一，这可以说是否定的否定，这是更高一级的认识。”《北京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第6页。
8 “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3）
值得注意的是，不但哲学家、艺术家对大自然持这种态度，就是科学家们也愈来愈认识到需要改变以前那种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以大自然的主人自居的态度，而应该与大自然和平共处。他们愈来愈意识到大自然是人类生存的基础，践踏或糟蹋周围的自然环境，破坏生态平衡就会威胁人类的生存。英国经济学家EF舒马赫指出：“现代人没有感到自己是自然的一个部分，而感到自己命定是支配和征服自然的一种外来力量。他甚至谈到要向自然开战，忘却了：设若他赢得了这场战争，他自己也将处于战败的一方。直到最近，这场战争似乎进行得很顺利，使他产生力量无穷的幻觉。”《小的是美好的》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2页。面对大自然的生态平衡和生态健康的被破坏所造成的人类生存的危机，许多有识之士已经提出我们应该发展一种能够适应生态学规律的技术，我们不仅要改革制度，还要重新认识和处理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必须懂得，自然界是一个巨大无比的、往复不已的循环系统，整个生态领域是一个有机系统，把生物环境与人，或者人与自然看做二元的看法是错误的。我们应当如实地把人类自己看做是大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大自然共存互惠，相得益彰。而不能超乎、凌驾自然之上，从而与大自然，与人类所处的总的环境建立一种合理的、健康的关系。这不仅为了求得生存，也为了提高物质和精神文明，为了使每个人都能最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潜力。不这样认识和对待大自然，肯定会遭到大自然的惩罚。而且，事实上，人类已经由于自己无知而正在受到大自然的惩罚。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科学家指出，破坏生态平衡不仅是科学问题，也是道德伦理问题，主张建立生物伦理学或生态伦理学，认为人类所面临的生物物理难题，不可分割地也是个伦理问题，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他们的这种领悟，给我们的观点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其实，恩格斯早就指出，“自然界中死的物体的相互作用包含着和谐和冲突，活的物体的相互作用则既包含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合作，也包含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斗争。因此，在自然界中决不允许单单标榜片面的斗争。”《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83页。
哲学家、艺术家、科学家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不谋而合地得出了共同的结论，这是非常耐人寻味的，如果说哲学家从善出发，艺术家从美出发，那么科学家则是从真（即认识自然规律，认识人与自然的真实关系）出发达到共同体验的，其途虽殊，其归趋则一。这表明，在最深的根底上，真善美本是相通或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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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真善美都源于爱并趋于爱（1）
真善美都源于爱并趋于爱，爱才是真善美的最深的根源。著名国画家朱屺瞻反复表白：“我作画，喜‘厚’字。觉得厚近仁，仁近生”，“‘厚’之中多含生机也”。《癖斯居画谭》。而“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理”（王阳明），所以他作画“不只侧重悠然自得”，而且主张“写生机当取‘恻然有动’之思！”他追述多年前看到的一幅农家老婆婆的画像，题曰：《我母中华》，满脸皱纹，“纹纹说出数千年的民族苦难；两眼透出的是一股坚忍不拔的宇宙间母性的生生大德神情！看后一夜睡不着。”屺瞻老人的话切中肯綮，深得艺术三昧。笔者认为，一切艺术的最高境界，特别是国画，都不知不觉地表现出一种宇宙感，一种天人合一、宇宙生命统一的思想，也就是一种泛神爱的思想。所谓写意画，无论画的是一竿修竹，一组怪石，山中烟雨或河上雪花，归根到底都是泛神爱的表现。这里不妨举歌德在《少年维特之烦恼》中所描写的置身大自然中的这种体验作进一步说明：
一种奇妙无比的欢畅沁透我的整个灵魂，正如我全心全意欣赏的这甘美的春晨一样。我这儿独享生命的欢乐，……我从未比此时此刻体验到更伟大的画家生涯。当雾霭自秀丽的山谷冉冉升腾，高悬的太阳照耀浓荫密布的森林，只有几缕阳光潜入林荫深处时，我便躺在涓涓溪流旁，倒卧在深草里，贴近地面，观赏千姿百态、形状迥异的细草，我感到我的心更贴近草丛间熙熙攘攘的小天地，贴近无数形态各异的虫蚁蚊蚋，这时，我便感觉到全能的上帝的存在，他依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我们，我感觉到那博爱众生的上帝的气息，他支撑我们在永恒的欢乐中翱翔。我的朋友：当我眼前暮色弥漫，天地渗入了我的灵魂，犹如映入情人的倩影时，我往往满怀渴望，潜心思忖：哦，在我心中活动的景物是如此丰富，如此温暖，……我慑服在这些景物的壮丽的神威之下了。
从前，我常常从岩石上眺望河那边的山丘和肥沃的溪谷，观看万物在我的周围萌芽生长；我看见那些山岭，从山脚直到山巅，都有高大茂密的树木覆盖，山谷蜿蜒曲折，隐藏在赏心悦目的树林的阴影里，平静的河水缓缓地从飒飒作响的芦苇丛中流过，可爱的云彩被晚风轻轻吹拂，在天空浮动，倒映在河面上；我又听到鸟儿在周围的树林里生气勃勃地啼唱，千百只蚊蚋迎着夕阳余辉翩跹起舞，……苔藓从坚硬的岩石里吮取它的养料，灌木丛在下面贫瘠的沙丘上生长，把大自然内部炽烈、神圣的生命向我袒露；这一切我全摄入温暖的心头，觉得自己在充溢的丰裕之中飘飘欲仙，无穷世界的壮丽形象活生生地在我心灵上浮动。……我看见种种不可测知的力量在地球深处彼此发生作用，互相创造，我又看见地面上和天空底下蜂拥着无数千姿百态的生物。芸芸众生以千差万别的形体栖息其间，人类图谋安全，聚居小屋中，自营巢穴，却自以为统治着这广阔的世界！可怜的傻子！因为你自己这么渺小，便把世间的万物也看得微不足道——从难以到达的深山，横越人迹不到的荒漠，直到如今无人知晓的海洋的尽头，永恒的造物主精神到处传播，每一颗尘埃由他赋予生命，都怡然自乐——哦，那时候，我常常朝思暮想，但愿自己像头顶上飞过的仙鹤，长着一双翅膀，飞往无边无际的大海的彼岸，从泡沫涌现的“无穷”（指上帝——引者注）的杯中饮取充溢着欢乐的生命佳酿，想让我胸中受到的限制的力量也感受他的点滴福祉，哪怕只有一瞬间也好，是他出于自身并通过自身创造了一切。
9 真善美都源于爱并趋于爱（2）
罗曼·罗兰也有类似的体验。那是借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感受写出来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在一个夏日的一天，躺在草地上，闭着眼睛，并用手托着头，“倾听着看不到的管弦乐队的演奏，倾听着昆虫在阳光下激怒地绕着多脂的松树的跳舞时的歌唱。他能辨别出蚋虫的吹奏铜号声，丸花蜂的大风琴的钟声一样的嗡声，森林的神秘的私语，被微风吹动的树叶的轻微的颤动，青草的温存的簌簌声和摇摆仿佛是湖面上明亮的波纹的一呼一吸的荡漾，仿佛听到轻软的衣服和爱人的脚步的沙沙声，——他走近了，走过去了，在空间消失了。”“所有这些声响，所有这些鸣叫，约翰·克利斯朵夫都听到了，而且是他自己一个人听到的。所有这些最微小的和较大的生物，都在同一个生命之流中奔流着，这些生命之流洗净了他。于是，他成了它们中间的一个，他和它们是同一个血统的生物。它们的力量使他的力量增加十倍，由于汇集于它的成百个溪流，而不断扩大着。”
这些描写非常鲜明地表现了一种泛神爱，好像大自然就是神体的庄严相。其中充满对大自然的热烈的赞美、虔诚的崇拜和深沉的爱，而大自然也给人以无穷的爱抚、慰安和启迪。好像大自然是慈母、良师、益友和爱人。爱到极致总要与爱的对象融合为一，可以拥抱大海，可以跟溪水一齐流淌，也可以化做一股清风，扑到白帆怀里……总之，爱的对象成为我，我成为爱的对象。这种爱，不但在心理上而且在生理上引起效应——对被描写的对象产生肉体感。把握世界到这样的程度才是艺术的最高境界，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才是真正的艺术品。艺术品的高下，不在作品的主题和题材，而在于究竟把自己放了多少到作品中去，可见这种爱从主观上说，乃是艺术创作的最深厚的根源。
前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深刻指出：“当一个孩子认为，坏了一个轮子的玩具汽车像受伤的小鸟一样感到痛苦的时候，这不是多愁善感，而是一种同情心，是产生良知和诗意的土壤。”《教育的艺术》第19页。良知是善，诗意是美，两者都来自扩大的同情。所以他十分重视在教育的对象身上培养“对一切有生命的和美好的事物的怜悯心”，他认为“他们的道德和对人们的态度往往取决于他们小时候对飞鸟、花草、树木的态度”。《给儿子的信》第43页。所以他特别强调使教育的对象关心、热爱花草树木和鸟兽以及鱼缸中的鱼儿，以便磨炼他们的真挚的同情心。他指出：“薄情会产生冷漠，冷漠会产生自私自利，而且自私自利则是残酷无情之源。为了防止薄情的滋生”，必须“培养孩子们要学会真诚地关怀、惦念、怜惜一切有生之物和美好的东西——树木、花草、禽鸟、动物。如果一个孩子会深切地关心在隆冬严寒中无处栖身的小山雀并设法去保护它免遭灾难，能想到保护小树过冬，那么这个孩子待人也绝不会冷酷无情”。《帕夫雷什中学》第193页。他又说，如果“孩子们移栽并浇灌幼小嫩弱植物，保护它们免受严寒袭击，为它们的生命忧心忡忡”，“如果儿童亲手培育过，并且用自己呼出的微热温暖过娇嫩的小植物，如果他曾时刻把这棵植物的命运挂在心上，并为它坐立不安，感受过痛苦，如果他为了使那棵孱弱纤细的、毫无抵抗能力的幼苗成长为粗壮挺拔的大树而操过心，那他就会成为善良、真诚、热忱和富于同情心的人。”反之，“如果你对这些生物冷漠无情乃至残忍相待，任意折树枝、摘生果，那就说明你是一个心地不善的人。”同③第76—77页。苏霍姆林斯基的这些意见，我国古代诗人和哲人早就注意到了。杜甫的两句诗：“帘户每宜通乳燕，儿童莫信打慈鸦。”（卷起门帘让燕子自由出入，不要放任儿童伤害慈爱的乌鸦。）不就是这种态度吗？熊十力说：“学校之教与个人自修，当于培养恻隐之同情注意，不待言已，……圣人立教，方春不折，《礼记》曰，伐一草一木，不以其时非孝也，云云，纯是培养同情，用意深远矣。周叔茂：窗前草不除……，美哉言乎。”“若有人焉，于春季伐草木是不仁也，不仁者不足列于人类，辱其亲矣。”《*篇》龙门联合书局1959年版第39页。这话与苏霍姆林斯基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这些话表明，善与美不可分，爱美必然向善；还有，爱人与爱物不可分，有仁爱之心的人，不仅爱人，也会爱物，不但推己及人，而且能推己及物，这是爱的深化和扩大，两者完全是统一的，只有达到爱物的程度才能真诚地、深刻地爱人。古人所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把民与物相提并论是有深意的。《红楼梦》里黛玉葬花是爱美与向善的一个最生动的例证。请看小说里的描写：
那日正当三月中浣，早饭后宝玉携了一套《会真记》，走到沁芳闸桥那边桃花岸下一块石头上坐着，展开《会真记》从头细看，正看到落红成阵，风过树上桃花吹下一大斗来，落得满身满书满地皆是花片，宝玉要抖将下来，恐怕脚步践踏了，只得兜了那花瓣来至池边，抖在池内。那花瓣浮在水面飘飘荡荡竟流出沁芳闸去了。回来只见地下还有许多花瓣。宝玉正踟蹰间，只听背后有人说道，你在这里做什么？宝玉一回头却是林黛玉来了，肩上担着花锄，花锄上挂着纱囊，手内拿着花帚。宝玉笑道，好好，来把这花扫起来，倒在那水里去吧，我才倒了好些在那里呢。林黛玉道，倒在水里不好，你看这里的水干净，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什么没有？仍旧把花糟蹋了。那犄角上我有一个花冢，如今把他扫了装在这绢袋里，埋在那里，日久随土化了岂不干净。
宝玉、黛玉对花瓣这样痛惜，这样体贴入微，表现了他们既是美的维护者，也是善的追求者，两者都出自爱。依常理度之，他们这种举动实在“痴”得可以，但这是爱得发“痴”，是爱到变态的程度。而正是这种“痴态”才充分展示了他们内心深处所蕴含的爱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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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由仁义行，非行仁义”（1）
前面已讲过一些这种浑然与万物同体或泛神爱的境界是不自知或不自觉的，浑然即非自觉的、物我两忘状态。“初无舍己为人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其爱人爱物是性之所至，自然而然，不得不然，并非有意为之。一旦意识到自己在爱，爱就消失了。古希腊有句名言：“真正行善者并不自知其为善。”惟其不自知才是真正的善。卢梭说：“顺乎自己的天性行事算不了美德。为天生所驱而给自己以做好事的乐趣，也算不了美德。”他还表示，“一件事只要是带强制性的，它尽管符合我的愿望，但也足以使我的愿望消失。使之转化为厌恶之情……别人要求我做的好事，我只觉其苦；别人没有要求我做的好事，我就会主动去做。我所乐于做的是纯粹没有功利动机的好事。”《漫步遐想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75—176页。我国古人也说：“孝父母非存心要做一孝子。存心要孝，转非纯孝。”（吕坤语）朱光潜说，感情“意识到自己活动时，移情作用就不能发生”。俄国教育家乌申斯基说：“我们可能深深地热爱一个同我们经常生活在一起的人，但是，在任何不幸使我们看到我们的全部眷恋深情之前，我们不会感觉到这种爱。一个人可能活了一辈子也不知道他是多么热爱自己的祖国，如果某种机遇（譬如说长期离开祖国）没有向他显示这种挚爱的全部力量的话。”转引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