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生病凭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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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生病凭什么- 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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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与人工呼吸的比例提高到30∶2,另有一些改动可能对专业人士会有帮助。
  第二章医学的历史
  1。医学是减少痛苦的学问
  医学是什么呢,这个问题我琢磨了挺长一段时间,当然这种琢磨有点无聊,就像哲学上琢磨人是什么一样有点不正经,当然,我床头的大部头医学书还不少(半夜歹徒闯进我家,它们可能会成为我家里最危险的武器),我替你翻出一大段定义也不难,但我还是愿意让别人来对我说:你错了,你的定义显得你像个医学的门外汉!
  我冒着被同行说成门外汉的风险琢磨出来的结果是:医学是门减少痛苦的学问!
  这定义,肯定是有失精准。没中靶心,但应该还上得了靶。而我的意思其实是:猫呀狗呀也是有自己的医学的。事实确是如此,当人类在16世纪用沸油和烙铁来处理枪伤的创口时,猫在几亿年前就知道自己轻舔伤口疗伤了——猫的这种处理方法比人类的更接近医学原理。
  人类这个物种能生存下去肯定不是某种医学的功劳,而是进化的功劳,甚至从人类进化的角度,医学的发展对人类的未来是好是坏还待探讨,但它的发展能让人类减少痛苦却是不争的事实。目前的医学还远不能完全让人类无忧无愁、无灾无病地过一生,但人类对付痛苦却有了更多的利器。
  2。抵御痛苦促进了医学的发展
  减少痛苦是人类的本能,人类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肯定积累了很多减轻痛苦的方法,如从树上掉下来,脚摔坏了,躲到窝里躺几天就会舒服点,现代医学给了它一个名称:制动。而对早期的人类而言,这只是本能的反应,比如吃坏东西了,食用某一种树叶能舒服点,这种经验会代代相传。
  而人类对于自身的认识,最初可能来自于对动物的解剖和对族人的死亡仪式的安排上。对猎取的动物的肢解或许让人类获得了一些解剖知识;而他们对死者的恐惧或敬畏使他们精心安排各种死亡的仪式,其中很重要的一环是对尸体的处理,有时某些器官(如脑)可能会被取出来吃掉,或者会被想办法保存、涂上防腐剂,于是人类渐渐积累了更多的解剖知识。另外对患者或是临终的族人的照料让人类获得了一些重要的生理知识,并积累了一些减轻病痛的方法。人类就从这一丁点的知识起家,一点一滴地搭建起医学这座大厦。
  有些病痛来源很明显,比如掏鸟窝摔下来只能怪自己不小心,怨不了别人。但早期的人类对于绝大多数疾病无法解释,比如瘟疫,早上起来发现死了好多人,一个昨天还一起围着篝火起舞的人今天却死掉了,他们当然想不通,所以觉得肯定有某种神秘的力量控制了这一切。世界上各个种族将神秘力量的控制者想象得五花八门,有太阳、月亮、山、水、祖先,还有上帝、菩萨、玉皇大帝、阎罗……所以那时巫和医是不分家的,治疗的一个最主要方法是向神秘力量的控制者请求帮助或宽恕。
  这种状况在文艺复兴前的欧洲非常盛行,生病是上帝的惩罚,治疗就是请示上帝宽恕,其办法是把病人放到教堂内忏悔,神父和修女充当医护人员(围在身边大念经文)。中国历史上也好不到哪去,甚至到现在,在很多人眼里,得了癌症是因果轮回,是报应,或是祖宗的风水不好。人类医学的发展史可谓巫、医不分家的混沌史,那时治疗者的角色通常由巫师或宗教人士扮演,因为他们起着向神秘力量请求帮助的媒介作用,同时巫师(宗教人士)也是掌握自然知识最多的一个群体,他们靠自己掌握的一点医学知识(大多为植物药用知识)为族人减少了许多痛苦。
  3。中西方的医学进化史
  后来人类历史上的一些先哲终于肯低头看看自己,开始思考人类痛苦的来源。当然我们对先人不能苛求,在他们的时代,无论东方还是西方,要观测人体内部的奥妙几乎不可能,认识的直观性和模糊性是他们共有的特点,所以他们更多的是整体多于微观,推测多于实证,哲学思索多于客观观察。
  根据几种自然元素组成万物的哲学思辨贯穿于整个中西医学史,中医是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印度医学是三体液学说(气、黏液、胆汁),希腊医学是四体液学说(血液、黏液、黄胆汁、黑胆汁),他们都认为阴阳或体液平衡和谐就构成健康,不平衡或偏胜则产生疾病,治疗就是纠正偏胜,恢复平衡。这集中体现在《黄帝内经》中,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把阴阳五行看做是天地万物发展、变化、消亡的物质本源,并以此来概括人体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等一切方面,如诊断上“察色按脉,先别阴阳”;治疗上“阳病治阴,阴病治阳”。同时还用五行生克制化学说来解释脏腑间的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关系。还将道家的“精”、“气”、“神”的基本概念引进了医学,认为一切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都是精、气、神的存在形式。
  而西方的希波克拉底学派中,“整体”观念是其主要的特点,它强调人体本身是一个整体,体内各器官间互有联系,一种疾病可累及全身,而人体与外界密不可分,外界的气候、地区、水、空间等对健康和疾病都有影响。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提出了四元素说,他认为万物(包括生命)皆由地、水、火、风四元素组成,这四元素是否平衡,对人类的健康有极大的影响。这些解释现在听起来是有点不靠谱,但它们却促使医学脱离了宗教迷信的桎梏。
  4。马有几颗牙齿与被裤子穿直了的大腿
  人类医学史的大部分岁月是被几个医学家、几本医学书牢牢统治。在西方,被祭在神坛上的人是盖仑(公元129~200年前后),他的威望强盛了近1500年,以至于当他的解剖书描述与实际情况不一样时,人们就解释为是因为现在的人长得与盖仑那个时代的不一样了,并非盖仑有错,如他在书中说人的大腿骨是弯的,可后人尸体解剖时却发现是直的,于是人们解释为是后人穿裤子把大腿骨给穿直了。那时的医学教授最常干的事是把盖仑的书抠到海枯石烂、山穷水尽,那时的医学毕业生只要会背他的书就可以直接去当医生;最经典的故事是两个着名的教授分别在学术刊物上大打论战,引用盖仑的话来证明马有几颗牙——却没人想要去找一匹马来亲自验证一下!
  中国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现在这风气也没改变多少,“心主神志”、“肾藏精”等被现代人解释成:中医意义上的器官和解剖上的器官不是一回事,这和“穿裤子把大腿骨穿直了”的解释异曲同工,只是更“死鸭子硬嘴巴”!现在中医学生在写论文时,首先想到的一点肯定是先在《黄帝内经》或其他经典古书中找几句话(比如刚才我就干了这么一票),大为引用一番,如果一篇论文没几行古文,你看他怎么发表!
  中国人最信的是老祖宗怎么说,最讲究的是祖传秘方,这种思潮在现在还普遍地存在。而中世纪末叶的欧洲,曾爆发过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文艺复兴运动,它首先在意大利兴起,随即传遍整个欧洲。这个时代的思想是:管你盖仑怎么说,我要亲自去看马有几颗牙,人的大腿骨是直是弯,我也得亲自去求证、去实验,你盖仑错了,我不替你遮羞,我还要骂你傻!
  当时,欧洲新兴的资产阶级强调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反对反动的教会封建统治,达·芬奇、哥白尼、布鲁诺号召人们“寻找真理”,培根认为,自然界是物质的,不依赖于人的意志而客观存在的;笛卡儿则提倡人类理性解放,主张发展科学,理论联系实际。思想的解放促进了自然科学的诞生,使其得以进一步解放,“真正的自然科学只是从15世纪下半叶才开始”。古代的经验医学伴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开始应用科学实验方法,进入了实验医学的新阶段。
  5。打开人体这本“天书”
  哈维运用动物实验的方法证明了心脏血管和血液的循环运动,发表了着名的《心血运动论》,这标志着现代医学走出了娘胎,在以后的医学发展中,动物模型和动物实验研究起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从中可以获得大量在人体无法获得的知识,成为医学科学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再加上自然科学发展到较高水平,观测工具如显微镜、X光、心电图等相继出现,人体“黑箱”被一步步地打开,解剖学、组织学、生理学、病理学、细胞学、微生物学、药理学等逐步建立,其整体水平、器官水平和细胞水平,都获得了长足的进步,逐步形成了“整体-分析-系统”螺旋式上升的发展模式。上述时代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对医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之后16世纪的解剖学,17世纪的生理学,18世纪的病理解剖学,19世纪的细胞学、细菌学,以及20世纪的临床医学的发展和汇总,最终形成了今日的医学科学。
  在上个世纪,医学与现代科技一起组装成了捆绑火箭,已不能用“一日千里”来形容。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从器官水平进入了基因水平、分子水平,并于1999年完成了人类基因组计划,解开了人体构成的“天书”。诊断上,X光机、超声、计算机断层扫描及摄影(CT)、磁共振成像(MRI)、正电子摄影(PET)相继问世,人体对医生而言似乎已没有任何隐藏得了的秘密。
  治疗上人工呼吸机、肾透析机、人工肝、ICU系统监测设备使医生似乎可以把死神推到路边的臭水沟里;人类运用疫苗彻底消灭了天花和脊髓灰质炎,运用抗生素治愈了绝大多数感染性疾病,完全改变了人类的疾病谱;输血、麻醉、无菌技术让外科医生几乎无所不能,可以移植掉几乎身上的所有器官,工程技术的发展更让外科手术进入了微创时代,人类正试图以最小的创伤最完美地解决绝大多数问题。
  但现代医学自鸣得意时,人类却渐渐对其有了更多的非难,人们发现它也不是万能的,在艾滋病、SARS、肿瘤、心脑血管疾病面前似乎是花拳绣腿的时候多,许下的诺言比花花公子的还遥遥无期;医疗卫生系统似乎是条吞钱的大鲸鱼,吃起“虾米”来永不满足;医生呢,则似乎不再有所谓的人文关怀,他们浑身闪烁着冰冷的金属仪器光泽,威严却无情。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纪,医学会走向何方,我们不得而知,只希望在中国不再有这么紧张的医患关系,不再有回扣,不再有医闹,不再有大处方,也不再有偷偷对准医生的摄像机……
  第三章医院的历史和结构
  1。让人抱怨恼怒的医院
  我跟你说吧,我对医院并没多大好感——当然,对自己每天必须待上近十小时的固定工作场所,能喜爱的绝不会太多——身处仙界的七仙女还老下凡偷着洗澡呢!何况,我每天还要面对生离死别,还要接触一个个憋着满腔怒火的病人呢。
  而绝大多数人比我远更有理由对中国的医院进行抱怨:在自己痛苦焦虑的时候,没有可信赖的眼神,没有温情的言语,只有永远搞不清楚躲在哪个老鼠洞的检验室,只有复杂得比组装一台电脑还费劲的就医程序,只有在挤满各种怪味的候诊大厅的无穷等候,只有刚吐出“请问”就被“下一位”塞回去的几分钟“临幸时间”……
  发发怨火是不是很爽?就像端着把AK冲进你的领导办公室一样带劲。现代医学浑身闪烁着锃亮的仪器光泽,冰冷而遥远;它从人文关怀、慈祥长者、嘘寒问暖身旁飞驰而过,想开罚单都追不上。
  2。医院其实曾是膳宿之家
  医院自诞生初始就一直跟慈善、关怀联系在一起,它经历了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作为宗教活动的中心;作为贫民院;作为临终者之家以及作为医学技术的中心。只有医院发展到最后一个阶段时才似乎在高效率、高科技的白色光环下渐渐失去人文关怀,这也够让它饱受骂名的了!
  医学的发展一直和宗教、战争脱离不了干系,医院也是如此,尽管罗马建立了第一个独立的被称为医院的医疗机构,但今天大多数人所知道的医院的起源是与基督教的兴起紧密相连的。
  基督教义强调人类有责任向病人和穷人提供帮助。天主教鼓励教士建医院,把医院建在教堂附近以形成统一的宗教势力。十字军东征时期,天主教军队在向圣地巴勒斯坦进发的过程中,就建了很多的医院。非宗教界捐助者例如皇帝、皇后、贵族、富有的商人、手工艺人和行会,以及市政当局也都建有医院。但这时的医院并不能算得上严格意义上的医院,因为慈善和温情有余,但有效的治疗手段不足,这里提供最多的是神父虔诚的祷告和修女温柔的安慰,而且这时的治疗方式一般掌握在修女手中,她们最大喜好是把病人包在洗得雪白的叠得棱角分明的被子里,整洁而大方,但病人的生死就不是她们的事了——是上帝的事!
  中世纪末,穷人的经济和社会状况极度恶化,多数医院再度开放,但是它们不论患病与否都向穷人提供食品和住宿,所以很快就具有了膳宿之家的特征。
  而我国史上最早的医院雏形,一直可以追溯到周代。据《周书·五会篇》记载,在周成王执政时,就在成周大会的会场旁设立过病坊,所谓:“为诸侯有疾病者之医药所居。”到了春秋时期,齐国着名的政治家管仲在首都临淄建立了“养病院”,专门收容聋、盲、跛、蹩等残疾人到此集中疗养。隋代还曾专门设立过收容麻风病人的隔离病院——“疠人坊”。宋代由政府兴办的慈善机构甚多,诸如福田院、广惠坊、安养坊、安乐坊等,这些机构亦具有医疗功能。
  后代的绝大多数中国医院本质上仍为慈善机构,有官办,也有富人或官员个人兴办的为贫民提供基本生存条件的贫民院。
  3。中国医院进化论
  18世纪及以前的低级医疗水平很难治愈疾病,极少有病人能够通过治疗存活下来,医院在人们的印象中只是要死的穷人待的地方。高死亡率与病人恶劣的生活条件有关,医院的典型特征是肮脏的、不通风的、拥挤的。也许你不相信,那时的医院一般是六个病人共挤一张大床,半夜时,不断会有病人死去,最可怕的是一个人早上醒来,发现自己和五具尸体同眠了一宿,这种事时有发生。
  19世纪末,医院的新形象树立了,医学已经成为一门专业的科学,医生学会应用科学的方法去探寻精确的医学知识并且研究出许多能够稳定应用的新技术,此外通过大规模的规范的医学教育也培养了一大批质量可靠的医师,最重要的是培训出了合格的护士和实验室技术人员。这时的医院才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医院。
  与此同时,在中国,随着传教士将现代医学的带入,各大城市和通商口岸纷纷成立了教会医院,目前中国几乎所有最着名的医院都出身于那个时代,如“北协和,南湘雅”。而且教会医院也成立了医学院小规模地培训医学人才,如今中国几乎最好的医学院校,都或多或少的带有教会血统(如中国协和医科大学)。
  新中国成立后,卫生部开始着手建立一套完整的卫生保健体系,几乎各省及大城市都建立了医学院和中医学院,各省、市、县也都建立了医院和中医院,各乡镇、街道都有了卫生院,村则有卫生所,而解放军系统则在各军区、各大中城市建有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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