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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从历史上看，技术的发展是以各种努力、以不同的发明家在解决问题方面所付出的一切思考为条件的，且不管在每一特别情况下这种工作是否能产生直接的成果。正因如此，技术和发明史目前引起了人们更大的兴趣，象所有的历史一样，它也开拓了进步过程的广阔眼界，从而为现在和未来提供宝贵的指示。”
诺贝尔有一次写道：“如果说我在一年之内有一千种设想，而其中只有一种结果是好的，那么，我也就满意了。”
第二十一章 回到瑞典——购买博福斯公司——在圣雷莫去世
一八九三年十月二十一日，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的六十寿辰，是在没有任何正式赞颂庆祝的情况下度过的。当天他的实验室记录和日记表明，在那个与平时一样忙碌的工作日里，他打算办理“无声发射武器”和“消除唱片上的干扰性噪音”的发明专利权，并且“考虑购买瑞典的钢铁公司博福斯”。很有意义的是，这位思虑深远的人，由于他的发明性质，曾为社会的福祸造成了那么多雷鸣般的爆炸之后，现在竟同机械的声音战斗起来了，厌恶他所制造的那些响亮的礼赞或者别的骚扰。同样有意义的是，他的思想明确地回到了他的祖国，在那里的博福斯也许能提供他渴望已久的东西——在一个地方，建立试验其专利发明等的更好与更固定的场所。
毫无疑问，这位以四海为家的人虽然曾经说过，哪里有他的工作，哪里就是他的家；而且他至少是在圣雷莫、阿迪尔和巴黎，有过三处舒适的“家庭”，然而却在他所有的财产包围中，感到孤独，感到他同哪里都没有关系。
他有着无数的熟人和商业接触，在科学界和商务界也有着无数的崇拜者，但志同道合的亲密至友却寥寥无几。他崇敬的妈妈和他的哥哥路德维格这两位亲人，都已去世多年了。精力充沛的组织家保罗·巴布也死了，不久以前，巴布和他的几名高级法国伙友，曾无情地背叛了诺贝尔的托拉斯。他最心爱的那位年轻女人，现在也远在天边，辜负了他想使她成为真正朋友的一片希望，刚刚在不愉快的情况下，断绝了关系。
尽管他在很多场合曾说过“人在晚年交不了新的朋友”，但他在圣雷莫和长期来一直喜欢去访问的巴黎，却真正地认识了一些新的人；就我们所知，他在这些新的交往中感到极大的愉快。除了拉格纳·索尔曼以外，他还有几名乐与交往的伴友。他们都是一些有着高度文化教养的年轻的斯堪的那维亚人理学”、“教育”中的“圣西门”。，其中多系技术人员。因此，诺贝尔在同他们的交往中，既受益又得到愉快；对于这位经常考虑技术问题的人来说，非物质的因素是不存在的。他们都是在巴黎的“瑞典—挪威协会”（成立于一八九一年，现称瑞典侨团）的成员，这个受到诺贝尔以各种方式慷慨支持的协会，是他们经常聚会的场所。诺贝尔从来不在节日的时候到那里去，但却喜欢非正式地去看一下。他在这个俱乐部里认识或新交的人中，包括俱乐部的主要活动家西加德·埃伦伯格中尉雕塑家沃尔特·鲁尼伯格（著名的瑞典——芬兰诗人约翰·路德维格·鲁尼伯格的儿子）、威廉·昂格上尉（鱼雷制造专家）和两位工程师：索尔斯顿·诺登费尔特（武器制造专家）与斯特雷里纳特（人造丝专家）。诺贝尔在他的晚年，还得到了当时在巴黎的瑞典教堂作过牧师的内森·索德卜罗姆这样一位有价值的朋友。
大约有十年的时间，诺贝尔是出生于伦伯家族的朱丽叶·亚当夫人客厅的常客。亚当夫人是一位著名的爱国者和共和派人士，在她的家里，当时文学、艺术、科学、政治方面的很多大人物，经常聚会讨论一些紧急的时局问题。朱丽叶·亚当是里昂·甘伯塔的热情门徒之一，主编著名的报纸《新闻评论》。那些经常到瑞典—挪威协会和亚当夫人沙龙去的人，包括伯莎·冯苏特纳在内，曾把阿尔弗里德·诺贝尔，描绘成一位使人兴奋的聪敏谈话者。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当时在圣雷莫的诺贝尔，正在考虑与瑞典和瑞典人士建立密切接触，并且打算回到他的祖国。自从一八四二年当他九岁的时候移居国外以来，除了一八六三年至一八六四年在赫勒内堡进行试验工作期间，他在国内已经没有固定的住宅了。在圣雷莫的新环境，一方面对他的健康有好处，另方面也有着妨碍他的工作的很多不利之处。所有的仪器和化学品，甚至是微不足道的需用品，都得从德国订货；当地工人找不到；住在邻近田园乐境里几座别墅中的人，并非没有理由地抱怨那些在小码头上进行的发射试验干扰了他们的平静。
这位发明家开始计划在别处为他的工作找个地方。人们会以为，象他这样一个在全世界都有工厂的人，将有很多地方可供选择；但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由于线状无烟炸药那场官司，当时他对英国非常没有好感。他曾写道：“在英国，保守主义如此盛行论精神法国爱尔维修的哲学、伦理学代表作之一。1758，以致法律顾问不敢接受任何未经上古时代准许的东西。”他还发现潮湿的英国气候，对他虚弱的身体很不利。因为早些时候同法国炸药垄断当局的冲突，他不想回到塞夫兰实验室去。他曾说过：“所有的法国人都狂喜地以为：大脑是‘法国的’器官。”尽管德国是提供他所需要的化学品和机械零件的最好来源，但因为这个国家的内部政治动乱，以及它的狂妄军事姿态，他不愿回到威廉二世的德国。他虽然长期离开自己的祖国，却仍然感到他始终是一名瑞典公民，而他回到祖国的作法，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他的性格。别的处于他这种地位的归国富翁，毫无疑问地要买下一座公寓或一处乡村田庄，以便在那里安度富裕的晚年，但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却不是那样。他得到的是一座新工厂，一个大型的新的工作领域。
这座工厂，就是在韦姆兰省博福斯的“博福斯—古尔斯邦公司”，以及原有的并在后来成为有名的钢铁厂和弹药厂。诺贝尔在一八九四年花了一百三十万克朗买下了这家公司。他把自己的私人住处安置在附近的比耶克博恩一所前庄园主的房子里；最主要的是安排在他在邻近处建造的一座实验室里；这座实验室虽小，却有着适应半工业式工作的一切最新设备。在这里，他逐渐聘请了许多瑞典工程师，在他新的信赖的朋友拉格纳·索尔曼的领导下从事工作。
诺贝尔还成为在韦姆兰省比耶尔纳堡的另外一家有名的瑞典钢铁公司的老板；他的意图是继续发展那里已有的高炉、酸性转炉炼钢厂和轧钢厂。由于同时买下了附近的卡拉斯大瀑布，他计划开发这条河流的水电资源；这是瑞典利用所谓“白煤”的早期范例，而这种“白煤”，则是现今这个国家固有的最重要的电力资源。
然而，北国冬天的凛冽气候，对于这位新的主人来说是太严酷了；尽管他的精神受到新的任务和发展责任的巨大激励，但是他的健康不佳。因此，在此后几年里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也就是在他最后的有生之年内，他只是在夏秋季节来看望，并且精力旺盛地指导他的这批新的工厂。
拉格纳·索尔曼曾经说过，这位也许是上了年纪但却精力充沛的发明家给予自己的唯一休息是步行或者乘坐由他那两匹活跃的奥洛夫种马驾驶的轻巧小马车到外面去散散心，这同他在巴黎和圣雷莫的情况是一样的。
在诺贝尔死后的第二年，当地报纸发表了一两篇关于这位发明家的当年流传的在乡村旅行的趣闻通讯。有一篇文章写道：“……他坐在他那驾密封的马车里，以极快的速度，雄纠纠地经过那里。人们只能听到轻快的马蹄声，因为车轮周围箍上了他所发明的橡胶，所以，马车本身是没有声音的。他同车夫之间有着电话联系；马车内外的灯光，是由蓄电瓶的电力照明的。就这样，这位黄色炸药大工疾驶而过。五十年前，如果有人看到有这样一辆马车在黑夜里点着灯光静悄悄地飞驰着，那么，他就会很自然地以为是魔鬼出来愉快地游山：天晓得那些信神的人们在复活节的夜间看到这样一辆马车又会想些什么！”
在一八九四年至一八九六年期间，以诺贝尔自己的设想为基础进行的多种多样的试验，表明他比他的时代先走了五十年；现在，这些试验都流进那条永恒的河流里去了。为了说一下这些以生产规模进行的试验所涉及的范围，从现代杂志上引证下列这些方面是值得的：新型炸药及附属物结合，采取无为治术，对社会的稳定与生产的发展均起到积，枪支盔甲的电镀，抛射体和火箭的引线及推进炸药，轻金属合金，枪支内部冷热的固定偏差，钾和钠的电解产品，人造丝，合成橡胶，合成宝石、空中地图摄影，等等。很多在这里详细研究过的新奇东西，成为诺贝尔死后各方面重要发展的基础。
博福斯是瑞典的地方，而制造军用材料则是那座工厂的主要目的。作为一名军火制造者，经四海为家的阿尔弗里德·诺贝尔长期处境微妙，现在则可以完全站在瑞典人的立场上，把他的思想放在国防上，正象他的父亲伊曼纽尔当年那样，曾在先前发展了他的“保卫自己亲爱的祖国免受强敌侵犯的方法”。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写道：“假如说有一种工业部门应该完全不依赖国外供应的话，那么，它就明显地是国防部门；由于在瑞典有着弹药工厂，如果不使它们保持发展，那将是既可惜又荒唐的。……我们是为了生活而接受定货的，但我们的目的是去创造，而不是沿着祖先们的脚印走。”
在他所经营和负责的一切事务里，诺贝尔要求的是最好的劳动、原料和产品。在博福斯的情况也是这样。只要提一下，他此时对博福斯命运攸关的领导，是这座工厂整个发展的转折点，也就足以说明问题了。车间建筑、机器和生产方法都被扩大和现代化了，产量也由于采用新的方法而增加。与此同时，这家企业的财政地位，也通过新的投资而建立在健康的基础上，诺贝尔曾以股票的形式贡献了二百五十万克朗。有充分的理由这样说：博福斯在后来六十年间所经历的良好发展的基础和基本条件，都是由诺贝尔本人在他生前所奠定的。当他的一名助手，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他要求别人行动精确、语言明了，而且总是很急迫。人们必须十分注意领会他十分活跃的思想，以及留心他那些经常突然出现、然后又很快消逝的可惊的一刹那间的念头。
目前，这家公司改名为“博福斯公司”，包括它独家拥有的一些附属公司在内，是一家有着一万三四千名工人和大约五亿克朗总资产的大型公司。除了制造著名的军用材料以及由附属有“博福斯诺贝尔克鲁特公司”生产的炸药外，近几年来切变化和过程，和物质不可分离。运动是物质的运动；物质，它还补充制造其它化工品和医药材料，这些都完全符合诺贝尔的兴趣。
诺贝尔生前，博福斯和比耶克博恩都处在大路旁边。当他还能够在那里工作的时候，他对周围的环境，总有一种如在家乡的感觉。
诺贝尔在给索尔曼的信里曾经写过：“我从不借用的两件东西是金钱和方案。”毫无疑问，这两种东西对他来说，都是绰绰有余的。然而，使这位发明家越来越感到致命般痛苦的，是时间、睡眠、健康和平静的不足。他一生不得休息的状况，现在要来算帐了。尽管他不断表示相反的愿望，但一八九五年至一八九六年，对于“那些迫切要求改变和完善的事情”来说，的的确确是其一切图谋、规划和期望的进程中大变迁的年头。这些事情分布在地上、地下、海洋和天空。他曾用五种语言在日记、报告、草图和信件里，在诗歌和散文里，以及在数字和统计表里，亲手将这一切写了下来。在他生前最后的两年中，大量文件都注有日期，只有几周时间的间隔，那是由于他从圣雷莫到巴黎、布鲁塞尔、苏黎世、柏林、汉堡、伦敦、斯德哥尔摩和博福斯进行没完没了的巡视旅行，以及由于到埃克斯累班和卡尔斯巴德等休养地而中断的。在这些休息所里，他由于病症日趋恶化而去瞧医生和专家，然而，他对他们的劝告既不相信也不遵守；他的信件还证明，他对于一项为了“很好地休息和关心我的健康”的决定，也从未照办。
但任何事情都有一个界限。这位现在将近六十三岁的人，几十年来那种永不枯竭的智力和一往无前的精力，使得他周围的人感到惊佩。似乎难以置信的是，他的意志力量和坚忍精神竟然能将被他无情使用的这艘破船维持得那么长久。
诺贝尔在一八九六年同索尔曼一起度过了他最后一个夏天和秋天。当他在比耶克博恩和博福斯鼓励和指导广泛的技术工作时，他被那里懂得的助手们看成是一个内行。九月份，他的哥哥罗伯特死了。他自己在遭到他称之为“尼夫尔海姆鬼魂的来访”的病痛（严重的偏头痛和血管痉挛症）后，他终于明确认识到必须采取措施。他到南方并在巴黎请专家进行了诊断。他被告知说，他得的是一种厉害的心胶痛症，因此他必须绝对休息；这句话所掩藏的意思是，现在是准备后事的时候了。
现在举世皆知的他那份处理身后财产的遗嘱，是在一八九五年患病初期起草好了的，并且存放在他出生的城市斯德哥尔摩的一家银行里。这件事可以被看成是他认为自己真的属于那个城市的暗示。他现在想：有必要与一两位可靠的朋友，包括路德维格的儿子、他那位在圣彼堡石油公司当头头的侄儿伊曼纽尔，谈谈这件事，然后去一趟巴黎。医生们的判断，还使他采取了在那种情况下很不平常的另外一些行动；这些行动别的姑且不谈，却一点也显示不出诺贝尔在临死前的思想痛苦：他亲自仔细地监督了当时在圣雷莫公园为索尔曼一家建造的一座别墅；他卖掉了为自己在圣雷莫拉车的马匹，并且在巴黎买下了三匹新马和漂亮的马具来替代它们。
除了象通常那样坚持写日记外，他还把时间花在最不寻常的写作上。他穿着睡衣，头痛地坐在那里，忙着赶写一部受到雪莱影响的悲剧《复仇的女神》，以及在创作一部以不久前那场使他非常伤心的线状无烟炸药诉讼案为背景的剧本，他给这个讽刺剧取名为《杆菌发明专利权》。这是两部最奇妙的著作，在很多方面反映了作者的典型性格，包含着揭露生活和人物的痛快淋漓的哲学语言。
此外，他每天还要就多样的生意计划及复杂的化学处理亲手写下十几封信。他于十月份在给索尔曼的一封信里写道：“说起来就好象是命运的讽刺，我必须遵命服用硝化甘油。他们把它称为三硝酸酯，以使药剂师和公众不致害怕。”
他的最后一封信是于一八九六年十二月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