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多讨价还价，能不能打个八折、七折？很显然，没那两张招牌，不会有那么多女孩子轻易上当。
听到很多这样的故事，我就觉得这个素材特别适合调查，它有金钱、有法律、有欺诈、有内幕，多种复杂的元素，很戏剧，当然也很悲哀。我们在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前期调查后，摄制组到了深圳富华美容医院。我们的女编导范铭装成来隆胸的，甚至让人家捏一捏，然后问是不是合适做手术？人家说你很合适。我们的编导装得很像，人家完全解除了警惕，我们就把一些场景拍到了。
电视台的记者们在调查时发现，“奥美定”之所以如此嚣张，就是因为他们手握国家医药监管部门的尚方宝剑。
按照规定，产品长期植入人体的医用材料，要经过严格的基础研究、实验室研究、动物实验和临床实验。其中仅动物实验中的植入实验一项，最短观察期也在一年以上。而富华从对外宣称要独立开发同类产品到产品获准，不足一年。简单一看，时间就不够。人体实验最短观察期要两年，可它只做了7个月就获准上市。
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批准它上市的？1999年12月15日国家药监局批准其生产、销售和临床使用；仅隔13天，也就是同年12月28日，《医疗器械监督管理办法》就高调出台，实际上是为了抢在《医疗器械监督管理办法》出台之前把“奥美定”批下来，否则很难审批。
自从“奥美定”进入中国市场，就不断接到用户投诉，可是，神通广大的富华公司公关能力极强，它可以使国家药监局为这一投诉不断的产品开禁，“正规的医院及整形医疗单位，由经过专门培训的医生使用。”
2003年7月23日，深圳药监局对富华医院发出了整改通知，要求“即日起立即停止使用医用聚丙烯酰胺水凝胶（奥美定）。”
但该局递交深圳市人大的一份报告称，对方“对此不予理睬”。富华医院何以敢如此蔑视国家执法单位，原来他们有更硬的后台。
深圳药监局稽查大队队长柏晓斌接受央视采访时说，“我们当时打了报告给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司司长郝和平打了一个电话说，富华情况特殊，可以用。”
郝和平已因涉嫌商业贿赂被刑拘，他与“奥美定”的关系已经真相大白。
需要提及的是，至2004年12月28日，“奥美定”所获批文已到期。次年年初，二次批准一事已被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司提上议程。在历经几次专家论证之后，于2005年5月左右再次获批。
一个细节是，1997年12月，国家药监局就批准了中国富华公司进口“英捷尔法勒”，但到1998年3月2日才取得该产品的检验报告。
赵华认为，“奥美定”泛滥成灾，根子在违规审批，而其他机制对违规审批造成的严重后果，起初不仅没有起到遏制作用、纠错作用，反而不断放大其恶果。在“奥美定”的泛滥中，我们看不到一次成功的拦截，媒体被摆平，受害者被监控，专家被威胁甚至被买通，几乎所有拦截机制都失效了，几乎所有救援机制都没能为受害者提供应有的救济。
“只要有一个环节纠错，就不会有后来的悲剧发生。”“奥美定”所带来的悲剧令人警醒。
国家药监局的一位官员向媒体披露了这样一些内幕：医疗器械分三类审批，其中一类医疗器械可免临床实验，直接进入市场；二三类则要经过至少半年以上的检验、试用等程序才可进入市场。
猫腻就在这里。
跟时间赛跑，谁赢得时间谁就赢得金钱，这是药企中谁都明白的道理。于是，一场缩短审批时间的游戏在药企和药监部门之间展开了，药企们挖空心思绞尽脑汁把审批时间降到最短；于是巨大的寻租空间产生了。药企们以金钱开道，各种手段都派上用场，为的就是把介于二三类之间的医疗器械以一类申报加快审批。
国家药监系统的窝案、串案揭露出来后人们才惊讶地发现，主管官员的自由裁量权既大得无边，本应公正的审批程序又混乱得不能再乱，报上来的申报材料批不批、何时批，完全由郑筱萸、曹文庄、郝和平掌控。
制度的漏洞给予他们巨大的寻租机会，个人的操守决定了他们是天使还是魔鬼。一位药企朋友在介绍他所了解的潜规则时说，约60％的成本用于跑关系，其中约20％给医院，40％给药监、工商等相关部门。
“奥美定”使人们看到了美丽的代价，更让人们认识了药监局审批的混乱和腐败的猖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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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筱萸和他的秘书们 第八节（1）
8。在中国的官僚政治体制中，秘书是一个充满诱惑充满玄机充满变数的神秘部落，秘书是一个高额回报高额风险的群体。多少秘书在首长的熏陶下茁壮成长，又有多少秘书爬上高位经受不住金钱美色的诱惑
命运似乎跟曹文庄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高学历的他毕业论文的研究领域即与他政治生命的终结密不可分，“双规”中的他面对检察官公然叫嚣自己是天下难得的清官。郝和平在官场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熟谙官场的明规则、潜规则，面对检察官的询问，他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
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负责查办曹文庄、郝和平案的北京西城区检察院反贪局的检察官们，“把每一个细胞都投入到了反贪工作中”，在办理曹文庄案的1年多时间里，办案的检察官们累计加班小时，出差长达300多天，出差人次达100余人次，出差行驶里程超过50万公里，最长蹲守和跟踪时间达3个月，在看守所最长连续工作时间达30天之久。
2004年，一件人命关天的举报信引起了检察官们的注意——
北京有家企业生产了被污染的血袋。成都市血液中心从该企业购买血袋装血后，血浆全部被污染。
血浆被污染，事关人的生命。信中写道，劣质血袋的合格证是郝和平审批的，郝和平收受血袋厂5万元贿赂，帮助其获得了生产许可证。郝和平受贿的线索进入检察院反贪局的视野，但是，如何将举报落到实处？一时间，案件的追查陷入了僵局。
按照常规，检察官们对郝和平进行了初查，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能证明郝和平受贿。药监局纪委甚至还反映，郝和平主动上缴了一张1万元的购物卡，并称是到血袋厂了解情况时，对方给的卡。
郝和平非但不是贪官，还是清官。检察官们并没有到此结束。他们一个线索一个线索地排查，一个疑点也不放过，他们终于从一辆轿车打开了突破口。郝和平名下有一辆从杭州购买的广本轿车，其妻名下还有一笔从山东到北京的20万元汇款。
追踪溯源，轿车给办案人员带来了希望。经过辗转侦查，广本轿车的真正购买者，杭州某大型医疗器械公司的王董事长浮出水面。
那还是若干年前的一天上午，杭州城里迎来了手握医疗器械审批重权的郝和平郝司长。作为一家以生产医疗器械为主要产品的企业，负责监管的上级主管部门司长的到来真是千载难逢的机遇，王董事长精心作了迎接的准备，小心翼翼地把郝司长请到企业考察。
王董事长在介绍情况时，有意无意间介绍了企业在经营医疗器械的同时，还“兼职”做点汽车生意。不知是言者无意还是听者有心，郝司长牢牢地记住了这一重要信息：这是一个既生产医疗器械又做汽车生意的企业。
回到北京不久，郝和平给王董事长打了个电话，寒喧之后，谈起了公司兼营的汽车生意，谈起自己对汽车的爱好，透露了能否帮忙买辆车的心思。王董事长心领神会，正愁找不到与郝司长拉近距离的机会。郝的“暗示”没几天，一辆本田轿车就从杭州出发驶向了北京，
郑筱萸和他的秘书们 第八节（2）
当崭新的轿车停在郝和平面前，他喜不自禁。至于买车款的事，他从没有提过。
计划周密、行动迅速，专案组秘密调查掌握了大量证据，仅用3个月就查清了郝和平案的情况，最终将他送上法庭。
在查办郝和平案期间，多封自称“业内人士”的匿名举报信中，都涉及了对厂家和药品的“投诉”，尤其是2004年到2005年期间，关于药监局的举报很多。
药品的投诉自然牵扯到曹文庄。他的受贿问题一点点浮出了水面。
侦查员从2005年8月开始对曹文庄展开秘密调查。尽管调查是在严格保密情况下，还是走漏了风声。2个月后的一天，曹文庄找到药监局的纪检领导，不是交代自己的问题，而是质疑检察机关，在调查他爱人开在朝阳的一家公司时，违反了检察院指定管辖的规定。
曹文庄不愧为博士，他的法学知识真正派上了用场。他自己先跳出来叫板，这不仅说明前期的秘密调查完全暴露，还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检察机关面对的是一个极不一般的对手。高学历的曹文庄具备反侦查意识。在听到调查他的风声后，他很快采取对策，在调查初期就转移了办公室赃物、处理了赃款，还设计了潜逃路线。
调查陷入了僵局。当检察官们北上南下取证时，几乎所有的涉案证人都“人间蒸发”。
种种迹象表明，曹文庄心中有鬼。检察官们坚定了把案子查到底的决心。
专案组决定从曹文庄频繁接触的人上寻找突破。跟踪曹文庄的侦查员发现，他经常去国贸嘉里中心健身，而埋单的人都是中国药学会咨询培训部的刘玉辉。
顺着这条线索摸下去，办案人员发现，刘玉辉的社会交往非常多，他与多个药厂都有联系，是药监局官员和药厂之间的“金钱桥梁”。2005年11月，刘玉辉被抓获。为了让刘玉辉吐露实情，专案组花费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他始终三缄其口。
据网上介绍，案情的突破来自一剂感冒冲剂。连续多日没有进展，办案人员焦急万分，气候的变化，使有的人感冒发烧。一天，刘玉辉看到一名办案人员在泡感冒药时，劝了一句：“别喝了，有的管用，有的根本没药效。”
机遇来了。办案人员从这句话中发现刘玉辉心里还存有良知。从感冒冲剂说起，办案人员一点一点地耐心开导，启发他交代问题。刘玉辉终于交代了和曹文庄的权钱交易。事后他说，“看到检察官们天天熬夜的敬业表现，我觉得有愧于老百姓啊！”
刘玉辉还供述了另一行贿人巍巍。
经过初步侦查，发现巍巍是曹文庄案的另一重要证人。侦查员经过秘密跟踪，终于掌握了巍巍的住处和名下车辆。但就在他们准备收网时，意外却发生了。
一天下午，巍巍的奔驰车从小区开出，直奔机场。这让蹲守的侦查员一时没回过神来。“开车的男子是巍巍吗？车去机场是接人，还是巍巍闻到了风声要外逃？”答案无从知晓，他们果断决定，开车追赶奔赴机场的奔驰车，同时紧急从看守所提出刘玉辉，让他到机场帮忙认人。
到达机场，开奔驰的男子换取了登机牌。航空公司提供的乘客名单显示，该男子叫“巍涛”，他要乘下午5点的飞机去郑州。然而，随后赶到机场的刘玉辉却说“巍涛”就是巍巍。本来松了一口气的侦查员们一下子紧张了起来，因为此时离航班起飞不到1小时，抓还是不抓？
在航班飞行的一个半小时内，检察官们安排了抓捕方案，经过和上级领导沟通，最终由河南省检察院出面，协助侦查员抓获了巍巍。
拿下了刘玉辉和巍巍，曹文庄的案情发生重大转折。审讯时很快就突破了曹文庄的心理防线。
在中国的官僚政治体制中，秘书是一个充满诱惑充满玄机充满变数的神秘部落，秘书是一个高额回报高额风险的群体。多少秘书在首长的熏陶下茁壮成长，又有多少秘书爬上高位经受不住金钱美色的诱惑，锒铛入狱。陈希同、###等人的秘书就是这些不光彩的代表人物。
秘书部落是一门高深学问，不是本文所探索的话题。郑筱萸两任秘书的精彩表演耐人回味耐人深思令人欷殻Р灰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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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筱萸和他的药商们 第一节（1）
9。他主政国家药监局不久，就开始大刀阔斧整顿药品生产和流通企业，谁知引爆的竟是一场中国医药企业前所未有的批文攻坚战，将他拖入疯狂的权力寻租泥潭
要了解郑筱萸和他的药商们的关系，不能不了解郑筱萸的出身，不能不了解我们所经历的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不能不了解医药行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重大举措。
30年前的1978年，尽管文革的阴霾还随处可见，但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迎来小鸟的歌唱绿色的降临。百废待兴的祖国开始躁动，许多重大改革举措开始进行探索。就在这一年，国家医药管理局成立。自然这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但它的功绩在于中西药品、医疗器材生产、供应等收归统一管理。国家医药管理局属国务院直辖的卫生部代管。
中国的医药管理体制在30年中变来变去，真正应验了罗贯中老先生在《三国演义》开场所言“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次改革仅仅4年以后，在一些人士的呼吁下，医药系统的管理又发生重大变化，在1982年的机构改革中，这个局又被划归国家经委。
时间又过了6年，1988年情况又发生变化，随着改革的深入，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医药行业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有人建议国务院加强领导，于是，这一年国家医药管理局成为国务院直属职能局。
改革如同一根魔棒，打破了计划经济的沉闷和死寂，医药市场日趋活跃。由于这一行业事关人们的健康安危，格外引人注目。1984年，我国首次颁布了《药品管理法》，以法律形式，对药品的行政管理机构和药品的市场准入制度及相应的行政处罚措施作出明确规定。
10年以后的1994年，药品市场的混乱日益严重，药品监管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就在这一年，国务院发布53号文件，授予国家医药管理局颁发《药品生产企业合格证》《药品经营企业合格证》的权力，从此，中国的药业市场准入进入“两证一照”的新阶段；就是在这一年，郑筱萸从天堂杭州奉调进京，担任国家医药管理局局长要职，开始了他主政药监的生涯。
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医药企业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阶段，人民群众对医药产品的需求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可是，尽管经历了几次机构改革，医、药的监管体制依然不顺，难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进入“两证一照”以后，医药注册审批等行政监管职能归卫生部药政司，国家医药管理局只进行行业准入管理。新一轮的机构改革势在必行，1998年3月，国家药监局由卫生部药政司和国家医药管理局合并而成，郑筱萸被推上了新组建的药监局第一任局长，第一副局长则由原卫生部药政司司长邵明立担任，两人均为平调，但他们的职能角色却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
郑筱萸和他的药商们 第一节（2）
2003年4月，国家药监局除了药品监管，增加了对食品、保健品、化妆品的监管，更名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郑筱萸主政国家药监局不久，就开始了他大刀阔斧整顿药品生产和流通企业的强力举措。
不管今天人们怎么咒骂郑筱萸，公正地讲，郑筱萸整顿药品生产流通的初衷是好的，决心也是蛮大的。一方面，他看到了混乱的药品生产和流通给人民群众生命带来的巨大威胁；另一方面，作为一局之长，他也希望在来日不多的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