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混乱的药品生产和流通给人民群众生命带来的巨大威胁；另一方面，作为一局之长，他也希望在来日不多的任内多做一些事情，留下一些政绩。不管事情做得怎么样，他的的确确做了，而且自认为成绩很大，当时的一些报刊也把他的政绩大肆宣扬了一番。
郑筱萸对自己的政绩是十分得意的，他曾在一些场合讲，主政药监局7年来，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地标”升“国标”，另一件就是推行GMP、GSP认证。
“地标”升“国标”为的是统一国家标准，为的是药品质量的优胜劣汰。1998年新的药监局组建前，药品审批权分散在中央和地方行政管理单位，地方审批的药品标明的是省字号，国家审批的药品则标明的是国字号，两种标准均在全国范围内流通。由于各地审批时标准把握不同，致使市场出现混乱，严重影响了药品生产的监管实效。
200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药品管理法》第二十九条明确规定，研制新药，经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后方可进行临床试验……发给新药证书。按照这一规定，地方的新药审批权将全部收归国家药监局。
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副局长吴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地标”升“国标”有利于药品监督，有利于保证药品安全。但在这项工作过程中确实有企业夹带了一些不该升国家标准的品种，还有个别审批人员滥用职权，违规审批，收受贿赂。
实际情况比这位局长讲的严重得多。
一位参与了这项工作的技术人员告诉我，权力集中到国家局之后，对权力的设计和制衡都缺乏有效监管，一场看上去轰轰烈烈的“地标”升“国标”，则成了一些人寻租的绝好机会。
法庭上，检方指控郑筱萸的罪状是，在这项工作中存在严重的渎职行为。他擅自批准启用全国统一换发药品批准文号工作，在药品注册司临时成立了一个工作组，只有十几个人的审批机构在3个月内换发了万次文号。可以想象这十几个工作人员是如何在短短的时间内履行审批数量如此之大药品文号的，审批人员纵使生出三头六臂，也无法完成认真审核文件的任务，审批中的监管成了一句空话。
对于数万家医药企业，“地标”换“国标”是进入市场攫取利润的一次博弈。原来的门槛不算数了，新的门槛标准太高，迈不过这一道门槛，企业将被市场无情地淘汰出局。时间日益迫近，药企的紧迫感日益增强，于是各路神仙各显神通，各种公关手段统统出手，无非是大把大把地花银子，用银子垫高产品，直到通过“国标”审批。
郑筱萸和他的药商们 第一节（3）
郑筱萸自鸣得意的另一项政绩是GMP和GSP认证。
1999年，他在大力推进药监体制“省以下一体化垂直监管”同时，开始了强力推进GMP认证。据业内人士介绍，中国从开始颁布到全面强制实施GMP认证，用了大约14年时间，1988年中国颁布了第一个药品GMP，那时还是一个指导性文件，到了1995年开始在药品生产企业自愿认证。郑筱萸执掌药监大权后，开始采用强制手段。
纵观国外发达国家药品监管，均实行GMP认证管理，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实行了GMP认证管理制度。应该承认，与“地标”升“国标”一样，GMP认证提高了制药企业准入标准，使那些作坊式、手工式以及不符合标准的药企淘汰出局。
可是，这项认证与“地标”升“国标”一样，最终成为某些不法分子腐败的温床。所谓GMP（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其义为良好作业规范或优良制造标准。这是一项注重制造过程产品质量与卫生安全的自主性管理的行业规范。
郑筱萸再一次表现了他一贯强悍的作风，2001年8月，他对药企们发出了最后通牒：搞GMP才活，不搞GMP就死。2004年7月1日未获认证资格的药企一律停产！
东北一位药企老板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然感慨颇多，他说，这项制度虽好，但脱离了当时的实际，实际情况是，那时的中国药企生产水平普遍比较落后，而GMP对企业生产的硬件标准极高，不仅药企难以逾越，审批的国家局相关部门仅有十几个人，根本办不过来。
脱离实际的认证还受到了地方政府的强烈反对，严格执行认证，一大批药企将通不过，企业倒闭GDP下降，政绩从何而来？在各方反对的呼声中，2003年国家药监局不得不将认证工作下放到地方药监部门完成，开始实行“省局审批，国家备案的两级联审”制度。
接下来的认证令人回味无穷：前3年仅有1000家药企通过认证，2003年一年就有5000家药企过了关，而2004年郑筱萸所规定的大限到来之前，竟然有6000家药企跨过了认证的门槛。
GMP认证的滥批过关同样是大把的银子在其中作祟，只要花足了银子，标准就可以“达到”。一家影响较大的杂志认为“每家获得GMP认证的药厂，包括硬件改造与运作费用在内，为此平均支付约1000万元”。
没有考证这种计算的科学性。但可以肯定地说，药企为此支付了巨额费用，掌权的官员为此获得了巨额租金，而国家和百姓为此遭受了巨大损失。
GMP认证是规范生产企业的，GSP（GOOD SUPPLY PRACTITE）是指良好供应规范，是规范药品流通企业的。东北一位与药监局有着多年恩怨的药商对GSP认证意见极大，他说，国家药监局出台GSP文件后，对药商企业没有名额限制，只要你符合条件，就能成立新的医药公司。GSP正好迎合了那些医药代表，他们既有销售网络，又积累了金钱，于是医药公司在各地如雨后春笋。他认为，目前医药市场这么乱，医药公司太多是一个重要原因。据不完全统计，我国2003年医药经营企业有万家，2004年通过GSP认证的企业达万家。
医药经营企业的过多过滥，使医药市场秩序混乱，老百姓的直接感受是药价总是降不下来，看病难、看病贵已经成为怨声载道的热点。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对这一古训过去体会的不深，淮南和淮北哪能有如此之大的差别？采访了郑筱萸腐败案，我真正地认识到，与许多国外实施起来很好的东西到了中国就变味一样，GMP是美国等发达国家普遍实行的认证制度，引入中国就成了祸国殃民的恶举。这不仅是郑筱萸的人生败笔，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哀……
郑筱萸和他的药商们 第二节
10。他播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1500多家倒卖批文的医药咨询公司冒了出来，这些公司都与他或他的手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将企业办一个批号的行贿价码最高抬到100万元
“地标”升“国标”、GMP和GSP认证是郑筱萸主政国家药监局7年来的得意之笔，这些“政绩”也加速把他送进了坟墓。
一方面是国家重新设立了门槛，这道门槛又很高，另一方面是企业必须跨过这道门槛，得到批文，否则企业就会被市场无情地淘汰出局。以“地标”升“国标”中一个“辽（字）药准字”为例，生产企业如果能率先拿下“国药准字”批文，其他省相同品种的批号都将被注销。这种做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药品市场起到了规范作用，但引发的企业间竞争却进入白热化。
于是，在上个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几年，我国的医药企业展开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攻坚战——拿下批文！
郑筱萸及其药监官员们正是由于批文的不公开不透明不公正，才疯狂收受贿赂。在检方指控的郑筱萸的八宗受贿罪状中，基本都是因为文号换发过程中缺乏有效监管滋生的腐败。
批文的腐败使东北一些企业涉案较多，被业界称为除浙江以外的另一个重灾区。辽宁省药监局原局长张树森和吉林省药监局原副局长于庆香的被查处，牵出了一些药企为得到批文不惜重金公关的行贿丑闻。
东北吉林的一家医药企业涉案金额巨大。这家公司的老总在两年时间里拿到了200多个批文，所花费的银子有多少只有他自己能数得过来。重金投入，如何才能收回成本，这位老总没有认认真真地做药，而是铤而走险走捷径。在郑筱萸案公布的假药中，这家公司占了多数。从2004年起，这家公司不断有假药和非法广告被有关执法部门查处。如九阳雄根、速威七鞭回春乐、至宝三鞭等等。
在法庭宣判的判决中，披露了这样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
郑筱萸玩忽职守造成严重后果，经后来抽查发现，包括部分药品生产企业使用虚假申报材料获得了药品生产文号的换发，其中有6种药品竟然是假药。
吉林省药监局原副局长于庆香在办理这些批文中发现了巨大的寻租空间，大肆受贿。一位业内人士透露，于庆香经手批文至少1000多个，她自己交代共收受贿赂1000万元，上面提到的吉林那家企业搞到的批文，许多药品都是从无到有很快弄出来的，当时的批文明码标价，一个批文从20万元到50万元不等。
“批文经济”催生了另外一个怪胎——中介公司。
2000年前后，许多人都惊奇地发现，在北京西城区北礼士路甲38号的国家药监局附近，冒出了各式各样的中介类公司。这些公司神通广大——
药企老板要联系某些药监官员吗？到这里来；
药企要获得各种认证吗？到这里来；
批文报上去很久了批不下来想快一些吗？到这里来；
想获得仿制药品的保密材料吗？也可以到这里来！
只要与药品生产经营有关的事儿，中介公司都能办理。合法的可以办，不合法的有办法让他合法，也可以办——当然，前提是要送上足够的银子啊！
人们也许会问，这些人有如此神通，都是些什么人呢？
答案很简单，他们不是下岗失业人员不是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更不是外地来京的打工仔打工妹，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与北京西城区北礼士路甲38号国家药监局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今天已经真相大白。他们中既有郑筱萸等高官的亲属，也有司局长、处科级干部的子女配偶，有的就是药监官员创办的公司。
老李是东北一位药企老板，这个东北汉子在医药企业拼搏了几十年，与药监部门结下了说不清道不明的恩恩怨怨，憋了一肚子火，谈起药监的事儿，他就气不打一处来，滔滔不绝口若悬河。
“药监局那帮王八犊子，不办人事儿！”李老板眼瞪得溜圆，唾沫星子乱飞：“地标”升“国标”实行后，企业间争得厉害啊，要知道几千种药都要争着升“国标”，可决定命运的就是那一个部门那几个人。能不急吗？
他透露，一种药品要拿到批文，企业至少要投入60万、上百万元啊！
这还不算厉害的，重灾区是仿制药品。仿制企业什么也不用做，就能拿到现成的“国标”药了，当然银子是必不可少的，行贿受贿已是公开的秘密。企业办一个批号最低要拿出10万元钱，最高的要60万至100万元。
这些银子怎么花出去呢？中介公司应运而生。
这些中介大都以各种医药咨询公司的面目出现，估计全国有1500多家。药企们找他们虽然增加了一道环节，但合法化了，钱交给的是中介公司；药监官员并没有直接从药企老板手中收钱，也降低了职业风险。当然，这些中介公司或者他们亲自创办或者亲属创办，银子的流向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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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筱萸和他的药商们 第三节（1）
11。海南的汤氏兄弟一夜暴富，他们拿批文如囊中取物，企业通过他们“公关”药监局，或者直接从他们手中购买批文，一般的300万，紧俏的上千万
在众多为了获得批文向药监官员展开银弹攻势的药企老板中，有一对汤氏兄弟格外引人注目。他们依靠与郑筱萸的特殊关系，拿批文如囊中取物。一夜暴富是兄弟俩的生动写照。
夏日的阳光随着夕阳西下，已失去了午时的灼热，晚霞给浙江省金华市郊的一个小山村披上了一袭亮色。夕阳下的豪华小楼房门紧锁，在这个村里，汤氏兄弟的高大宅院分外抢眼。
据一位村中老者介绍，汤氏兄弟分别是海南一家药企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日前这家企业由于药品生产不符合规范，被海南省药监局收回了GMP证书，导致停产，并且因为违规报批等行为陷入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的腐败案中。
网上披露了汤氏兄弟发家致富的奇迹——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汤老大中专毕业后到邻近的镇上开了个小五金店，卖些小五金，到处收废旧电视机等电器。平凡的生活远远不能令他们满足。
1991年，22岁的汤老大成为浙江金华四方生物资源有限公司的一名技术员，没过多久，汤氏兄弟就自己创办了一家公司——金华医疗保健品公司，代理“胎宝胶囊”，这个产品让汤氏兄弟赚到了第一桶金，汤老大也决定从此扎根于这个领域。1995年，汤老大只身来到海南，成为另一家浙江人在海南投资的药业有限公司的业务员，开始熟识海南药业市场。
1996年左右，随着国内医药传统流通渠道的改变，越来越多的民营或者个人承包的医药公司逐步取代以往的药品购销路径，并日渐红火。汤老大尝到甜头看到了机会，他开始酝酿更大的创业目标。
当时，海南省依据国务院有关文件自1988年8月开始施行的一项“地产地销”的税收优惠政策，全国仅深圳与海南两地享受此优惠政策。按此规定，药品生产企业除享受15％的所得税率外，在岛内销售的，享受免征增值税的优惠。这项政策吸引来了大量的医药企业，海南岛上一时医药公司林立，不少公司通过在海南买入药品，然后再转到内地的方式，以地产地销名义避税。
1998年，是汤氏兄弟药企腾飞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年，汤老大看到时机已经成熟，在海南成立了自己为法人代表的海南医药公司，当时大股东是海南另一家贸易公司，占51％股份。但公司的董事会均由汤氏兄弟及其亲属构成。
其后的汤氏兄弟的公司以神奇的速度快速发展，令同乡们惊羡，令同行们瞠目，令经济学家们费解，当然其中奥秘只有汤氏兄弟与郑筱萸心中最清楚。
连续3年获批的国家新药数量占到了海南省全部的25％，太不可思议了！知情人回忆道，公司成立一个月后改组，注册资本改为1000万元，海南的那家公司股份降为，其他股份由汤氏兄弟掌握。2000年10月，海南那家公司将其手中的股权转让给了汤老大，从此消失。新的海南医药公司两位股东分别是汤老大（占5）和汤老二（占）。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郑筱萸和他的药商们 第三节（2）
更加神奇的现象出现了——
从2003年1月起，海南的“地产地销”政策取消，大批药企难以生存离开了海南。而海南医药公司却如同注入了神力一般，非但没有垮下去没有内迁，反而进入了它的高速发展期。
汤氏兄弟当然没有什么神力相助，汤氏兄弟个人也并非有什么卓越才干，他们的奇迹完全是在这个时候攀上了郑筱萸这个高枝儿。
早在1998年之前，汤氏兄弟就开始涉足药品销售，并由此结识了时任金华七一农场下属制药厂供销科的贺科长。贺的手中握有药品销售资源。这时，由于国企药厂的体制僵化，部分资产出现严重闲置，药品的巨大利润驱动着流通取代了生产成为医药企业的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