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离骚》）
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忧以自镇。（《抽思》）
阽余身而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离骚》）
这是一位两千多年前的古人对民生的忧思，比之于两千多年后形形色色的*革命者们，区别到底有多大？
这是一位两千年前的志士对人生的表白，追求真理，至死不渝，其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忘我精神，难道不足以被我们视为先贤！
曾有读者与听众在我本人参与的中国黄河电视台“天天诗词”节目的互动信息中问我，说屈原爱国爱人民好理解，而说屈原不仅追求真理，而且追求科学，未免太牵强了吧，毕竟，屈原出生在2000多年前那个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换的年代，“科学”一词还不知在哪里孕育着呢，屈原又怎么能涉及你所说的天文、地理以及天体构造等一些几乎是1000多年后西方科学家才开始探索的科学奥妙呢？
然而，这恰恰就是屈原之所以伟大超凡的另一面。让我们重温他最著名的奇诗《天问》吧：从天地之未有之前，到天体之构造，地表之安排，再到传说中的有史时代，屈原一口气列举了一百七十多个问题，冲天而问，却没有答复。然而，不需要答复，屈原的“天问”已足以开启我们民族科学探索的智慧与能力。这样的诗人，这样的政治家，这样的思想家和科学探索者，祖国在他心中，人民在他心中，江河湖海、宇宙自然在他的心中。短暂的62年，屈原太累了，他承受了远非一个凡人可以承受的多重压力，从多种意义上来说，他是以一种错误的方式，在错误的时间来到人间，他艰难跋涉，而历史被他远远抛在了身后，于是，他再也拖不动凝滞的历史车轮，他慢慢地倒下，毅然投身于清澈的未来。
再读屈原，其实只是文人的自勉，或许也是对志士的呐喊。
逆境出好诗
日前在一篇文章中我曾经说到“亡国之君，多有才艺”的问题。诸如李后主之类，实在是国家的不幸，也实在是那些才子皇帝自己的不幸。但是，我们在哀其不幸的同时又必须看到，恰恰是在政治生命完结之后，这些人才能在巨大的悲苦之中迸发出最强烈的创作火花，孕育出他们一生中最有价值的诗篇。譬如李后主之与《虞美人》。譬如宋徽宗之与《杏花词》。
于是有了一个新的命题：逆境出好诗。
这个命题，相对于并非皇帝的诗人来说也成立吗？我以为是成立的。不信，且看杜甫，且看李白，且看苏轼，且看屈原。
先说杜甫，我们说杜甫是“人民诗人”。这头衔虽然杜夫子本人似乎并不一定理解，也未必就买账，但杜诗贴近生活，贴近人民，更多地反映民生疾苦倒是千真万确。且不说《三吏》、《三别》，也莫谈《北征》、《春望》，单看看他的《征夫》：
十室几人在？千山空自多。
路衢唯见哭，城市不闻歌。
再看看他的《恨别》：
洛城一别四千里，胡骑长驱五六年。
草木变衰行剑外，兵戈阻绝老江边。
毫无疑问，战乱频仍，仕途坎坷，颠沛流离，食不果腹；对亲人的思念，对和平的向往，这一切，使得诗人在与广大劳苦大众的密切交往中感受到了生活的艰辛，体验到了社会的矛盾，于是他才感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于是他才呼吁：“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试想一下，如果不是战乱别离，如果不是仕途多舛，杜甫有可能写出这样的千古警句吗？
生活的逆境不仅造就了杜甫，更成就了李白。不可否认，李白诗才盖世，卓尔不群，这一点，无论是在他的早期诗歌创作中还是晚年的传世作品中都同样出色。但是，稍加留心，你就会发现，谪仙的早期作品更多的是艺术成就，是杜甫所评价的“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就其思想内容而言，并无过人之处。而数年的宫廷生活，极度的宠信之后，当他终于在唐玄宗身边的群小谗毁中被“赐金放还”，走上一条浪迹天涯的道路之后，他的诗歌才得到一种精神上的升华。而假设没有这种人生的“挫折”与逆境，假设谪仙可以长久居于宫廷禁地，他又怎么可以写出《秋浦歌》那样绚丽多彩的组诗，又怎么可以体会得“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并且大声地呐喊：“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至于苏轼，我只想说的是：他最杰出的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写于熙宁九年，其时，苏轼政治失意，兄弟离散。而他影响最深远的那首《念奴娇·赤壁怀古》写于元丰五年，其时苏轼是以罪人身份谪居黄州。
至于更为远久的屈原，不消说了，屈原本身就是一幕悲剧，而《离骚》的意思就是离愁和牢骚。
看起来，逆境出好诗，逆境出大诗人的逻辑是成立的。诗文一理，于是也就可以理解为逆境出好文章，逆境出好作品，诸如此类。
按说，从读小学时起，我辈凡人大约就都被告知“庭院难练千里马，花盆难长万年松”的道理。诚然如是。然而，有些事情说起来是一回事，做起来就是另一回事了。倘若你要问“马们”，有谁不愿做千里马？大约是没有的。可是真正你让他在千里马与卧槽马之间做一选择，口头上口口声声要做千里马的那些马们十有*却是宁愿选择卧槽马的安逸与舒适了。
返回来我们再说一说诗文与诗人和文人的事儿。应该说，时下我们社会对作家诗人的关怀在某些方面，对某一部分人那是十分可以的了，但这方式却有些值得商榷，譬如将文人们以某种形式“圈养”起来似乎就很不科学。想当初，蒲松龄，施耐庵，曹雪芹们如何写作，如何生存就不要说了，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好象也没有一个是拿着津贴搞创作的，但是他们都写出了各自传世的经典作品，倒同样是这些人，在受到国家种种关怀之后，房有得住，车有得坐，钱有得花，却偏偏就再也写不出好作品来。个中原因，难道不值得作家们和企图“管理”作家的人们思考？更可置疑的是，现如今，某些机构，名曰群团组织，实则靠国家财政，花着纳税人的钱，专门把一些崭露头角的文人诗人们收罗起来，“圈养”起来，目的或许是好的，但作用却难说了，而事实是，在我的记忆中，进入那个“圈”的人们一般来说都很难超越曾经的自我。
呜呼！难怪现如今市面上新书日多而好书日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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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 李广 太史公
看了这个题目，有人必会笑我，莫不是要演一出“关公战秦琼”吧？非也！原因有二，其一，他们三人，虽说隔了几百年才先后走上历史舞台，但却是一个阵营里的，彼此之间原本不会打架；其二，他们中间，尤其是唐代大诗人王维和汉代的二位人物之间，虽说互不相识，却是因了一起公案而真正能够联系起来的。
一切皆因王维的两句诗“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无功缘数奇”（《老将行》），而王维之所以写出这样完全违背历史真实的“名句”，溯源却在于想当年太史公司马迁在记载这段历史时的一点私心。
我们知道，卫青者，汉大将军也，前后七次统兵出击匈奴，每战必胜。正是由于他和他的外甥，骠姚将军霍去病的果敢指挥和身先士卒，迫使长期侵扰北方地区的匈奴不得不远遁大漠，在一段时期内，基本解决了北方游牧民族的边患问题。卫、霍之功高，怕是任何一位同时代乃至或早或迟的将军们莫可攀比的。但是，在太史公司马迁的“铁笔下”又是怎么体现的呢？卫青、霍去病二人共列一传《卫霍列传》，而常败将军李广却独享《李将军列传》。在极其重视规格等级的司马迁笔下，这种笔墨的分配绝非偶然，绝非失误。而究其原因，则在于司马迁与李广嫡孙李陵私交甚好。而恰恰是这位“飞将军”的后代，在作战不力的情况下竟然可耻地投降了匈奴。而我们可爱的太史公又恰恰是因了不合时宜地在武帝面前为李陵说情而下了大狱，受了宫刑。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感慨封建帝王的喜怒无常中那种非人道的残酷，也不得不怀疑太史公在其后书写那段历史时是否在面对相关人物时或多或少藏有并非光明正大的私心与报复心理。
问题在于，几百年后，大诗人王维正是受司马迁这段可以置疑的“史实记载”而毫无原则或过度地把同情寄予李广而不公正地把卫青、霍去病彪炳史册的战功用“天幸”二字来加以贬低。进而，很多年后还影响着对这段历史并不一定了解的读者。有必要说明的是，同样是受司马迁的影响，与王维同时代的另一位大诗人王昌龄也写过一首同样著名的以李广为歌颂对象的“名诗”：“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但区别在于，王昌龄之诗只是歌颂了李广，虽则李广从没有成功地阻止过“胡马”跨越阴山，但王昌龄并没有在歌颂李广的同时贬低别人，贬损那些真正有功于国的民族英雄，而王维却恰恰相反，这就不能不说是大诗人王维一生中一次不大不小的错误或曰失误了。
那么，王维还有更大或更小的“失误”吗？有的。小的失误在于他读书不精，张冠李戴，原本司马迁在《史记》中是说霍去病之不败乃由“天幸”，而王维却明白无误地将这一“头衔”安在了卫青头上。而他那个大的失误就有点令人不可原谅。天宝年间，安史之乱，755年冬，叛军攻入长安，王维行动迟缓，未能随唐军及时撤离，不幸为叛军所获，虽也曾装病不出，但最后却不情愿地接受了安禄山给他的伪职。而这也真正成为王维一生最大的污点，无论如何，接受伪职都不符合任何一条儒家子弟或民族大义的要旨，何况王维身受皇恩且曾经贵为“状元”，单以这一点而论，后世的王维倒与前朝的李陵，颇有相似之处，终归不是什么光彩的历史，对他自己的直接后果便是虽然皇帝赦免了他，但他自己大约问心有愧，从此诗风大变，不再关心国家大事，而一心只涉足于田园山水，恨不得从人间蒸发了去。我们现在无从查考王维之于李陵事件的认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司马迁对李广、李陵的态度，或多或少影响了王维的人生，而王维本人的历史则说到底是他自己书写的，太史公不能也不可能为其负责。
这几年来，我在做客中国黄河电视台“天天诗词”栏目或其他大学、中学讲堂都一再主张，读史更重于读诗，才能真正读懂古诗。而无论就唐诗宋词或是其他古诗词来说，从大的方面讲，精妙无穷，精华多在，但每每也有读起来闪烁其词，实则大谬不然的“名诗”“名句”，稍不留神，就会被我们的读者，而且非止是青少年读者们兴致蛮高地汲取了过去。其害之所在，不在小可。
末了也要说一下李广这个人，其人号称“飞将军”，可见箭术甚佳，就其个人单兵作战能力而言，大约倒真不在卫青、霍去病之下，但此人天生一个大毛病，打仗从不带脑子，且生性鲁莽，凶残不可及。据他自说，当陇西太守时曾诱降羌人800余，后同日杀之。出尔反尔，言行不一，喜怒无常。他一生机会并不少，却没有一次可以证明自己是一个比普通勇士更加可爱的将才，所以，越到后来，就连原本对其极其信任的汉武帝也不得不在战前密嘱大将军卫青，千万不可以把决定性的任务交给李广，因为这样的事被他办砸了的太多了。
李广的毛病，说到底是不能以史为鉴——尤其是不能以自己的历史为鉴，吃一堑，长一智。作为读者，我们在读诗与读史时，最好也不要犯这个错误。
六朝帝都几重诗
金陵形胜，龙盘虎踞，江浙富庶，鱼米之乡。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历史上多有几个封建王朝要把南京（又曰建康、金陵）作为都城的。截至南陈灭亡，自东吴始，已是六朝之数。诗人们在诗歌中将金陵称作“六朝帝都”也就再自然不过了。
如此一座城池，想必典故多多，诗人们到此一游，也想必是感慨万端，诗兴大发。然而，我们只要稍加留心就会发现，凡与这六朝帝都结了诗缘的，竟大多是一片感叹，一片惋惜，然后便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出发，从中寻找一点或几点历史教训或人生哲理出来。虽说是各色人等，层次不同，却绝没有偏离这一轨迹的。君若不信，我们不妨顺手找几位诗人出来与大家共同切磋。
先说一位刘禹锡，唐德宗贞元九年进士，官至监察御史，是王叔文、柳宗元革新集团的骨干分子。在他的笔下，六朝往事，昨日秋风：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这首诗的与众不同，在于它对西晋灭吴，对“金陵王气”的“黯然”收场，写得气魄宏大，势不可挡；而对于颓废势力的灭亡则丝毫不寄同情，其爱憎分明，绝无骑墙。这首诗，可以说是历代同类题材诗作中的佼佼者。而究其原因，则在于诗人自己就是一个绝不妥协的改革派。他的思维，他的立场，他对历史与现实的前瞻后顾，决定了作品的成败与份量。
应当说，刘禹锡的这一首诗从某种意义上说乃是绝品、珍品，而从各个方面都足可以和这首《西塞山怀古》相媲美的，那就只有王安石的一曲《桂枝香·金陵怀古》了：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豪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谩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遗曲。
据考证，这是宋英宗治平四年王安石出任江宁（金陵）知府时的作品。这个时候，离王安石俟后发动的“熙宁变法”尚有一段时间，但我们从中却不难看出其对大局的高瞻远瞩，对六朝统治者奢靡生活的鄙视与批判以及对现实政治的洞悉与讽喻。所以《古今词话》评价曰：“金陵怀古，诸公寄调《桂枝香》者三十余家，惟王介甫为绝唱。”
王词中有“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一句，其“门外楼头”实引自唐人杜牧《台城曲》中“门外韩擒虎，楼头张丽华”。其门，乃隋将韩擒虎率兵攻入金陵的城门，其楼，乃指陈后主与宠妃张丽华被擒的结绮阁。杜诗能为王词所引，足见杜牧本人在这方面功力所在，影响所在。然而，我以为，在同一题材上真正能够代表小杜水平的却是《泊秦淮》：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花。
杜诗境界，已足以与王介甫《桂枝香》之下阕相媲美了。杜牧饱读诗书，胸有抱负，虽也曾官至中书舍人，算是部长级干部了，但因其生性刚直，不愿参与朝中彼此不容的牛李二党之争，竟被二党统统认作异类，故尔一生不得重用。这样的遭遇，这样的背景，大约应该是他的思想、他的境界能与几百年后的大改革家王安石息息相通的原因吧。
同是《金陵怀古》，唐人许浑的一首“七律”就显得有点单调直白，气韵不足：
玉树歌残王气终，景阳兵合戍楼空。
松楸远近千官冢，禾黍高低六代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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