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钱治病。记得有一次下大雪，我父亲在外面做小买卖回来，走到胡同口就“哗”吐了一口血，我看见了不敢上前去，但是父亲蹲下去把血捧起来，连吐的血，带下的雪都吃下去了，双手捧着吃掉了。他认为吐了再吃下去，可以补身体，没有钱吃药啊。
还有我父亲有病就不愿吃药，可我母亲坐月子的时候，月子病小产要吃药，吃剩的药渣子我父亲不让倒掉，又加了点水熬了一下，他来吃，吃了就拉肚子。所以，他不是不愿意吃药，而是没有钱买药。我母亲吃的药是妇科的补药，他都吃下去了。
我父亲老老实实的，是个本分的小贩子，人家说他见了电线杆子都鞠躬。我从小就胆小怕事，特别乖，懂得疼人，懂得听话，这是我父亲教我的，穷人有人缘就有饭缘。所以我从小就懂得了怎样挣钱。
我父亲的手粗极了，黑极了，因为长年劳动劳苦。尤其是做糖葫芦，山药呀，山里红呀，长年用水洗，因此，他的手皮肤都坏了，夏天是黑道子，冬天是血口子，血口子露着红肉，还要去摸糖葫芦，比碱水还疼。父亲有个偏方，用咱们吃药的那个蜡丸，攒到一起，用锅熬化，点一点香油或者是豆油，把它熬好倒在铁盒里擦手是最好的，比买任何擦手油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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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记的第一件事情：我要唱戏（3）
还有呢，记得我们家里洗衣服，我父亲的布袜子、白衣服、被里都是黄的。后来我才明白，我们家洗衣服没钱买那么多肥皂。买洗衣皂就是洗脸用，我十三四岁唱戏时还用着呢。洗衣用什么呢？我们烧火灰，就用拣来的木柴烧的柴灰。有个大瓦盆，瓦盆上面放个箝子，箝子上面放上烧柴火的灰，然后倒水，用淋出来的水洗被里、被面。所以我们家的被里，白的老是变成黄的，我爸的白衬杉都是粗布的，不是漂白布，都是黄的。我们家白的东西都变成黄的了。就是穷呀，这是说家里的事情。
我六七岁就唱戏，为了唱戏什么苦我都吃，剃头什么都行，只要能唱戏就行。我认为只要我能唱戏就有熬头，活着就有意义，这是我从小记的第一件事情。
唱戏我能吃苦，不能脸红（1）
我没读过书，我们家里全都是不认字，我爸爸就说我是睁眼瞎。我跟我的弟弟妹妹没有一个长得像的，我从小就皮肤白，又机灵，又聪明，学戏很乖，很灵。但是我最苦恼的就是不认识字，因为经常碰到要认识字的事情，有时要找路，到人家买卖字号家里去，比如月中桂，月中桂是个百货店，在我小的时候就很有名的。唱戏的人买月中桂的东西最漂亮，但是我不认字，我怎么看呢？我就看他那个门口摆着一个嫦娥，一个兔爷，就凭着这个，我才能把月中桂找到。但是有的店，像瑞福祥就没有标记，都是一样的高台阶，找起来可就苦了。因此，记事以后，我认为世界上最高贵的人就是认字的人。这样的人多好，什么事情一看就明白了，而我看也看不懂，走到门口也不认识，所以我很苦恼，尤其是唱戏，看看后台的水牌都不认识。我从十二三岁起就认识点字了，看后台的水牌。比如说《李三娘挑水》、《柜中缘》，几个字连着我认识，可是一离开那几个字我又不认识了。所以我认为世界上有学问的人最高尚，比做官的还高尚。
在我的印象里，我最怕官，连个警察我都怕。我认为这些人就会打人，穿着老虎皮，睁眼把人欺，六亲不认，生来就混蛋。小孩都这么骂，说这种人没人性，翻脸就不认人，太可怕。我曾经跟人家开玩笑说一句话，我说：“旧社会就是怕警察。”我从小就怕警察，因为警察是官方的，但是现在我们大家都是为人民服务的，为人民办事，干部应该做得更好。
我从六七岁就有一个主心骨，我可以吃苦，可以受累。我学戏是很认真，很听话，刻苦练，挨打我也愿意，但是我有一个准主意，就是我不能脸红。什么叫不能脸红呢？就是不能办那种人家指着我，使我脸红的事。小时候嘛，不偷，不干坏事，不羡慕有钱人家，不羡慕有钱人家的东西，从穿戴到吃喝，看人家吃饭转头就走，我肚子饿着，人家问我，我说吃饱了，不看嘴。人家好的东西不要去看，从心里就不要看，要喜欢就自己长本事去买。现在虽然你买不起，但是你长大了有本事，唱好了戏就可以去买。我从小就这样不叫人家说个“不”字，不能指着我脸红，我一辈子都是这样做的。
我能够吃这份苦，对生活很容易满足。但是对唱戏，直到现在我也没满足。我不能唱戏以后，就开始学着写点文章，在事业上我永远也不满足。拍完电影我看一回后悔一回。演完了戏我就后悔，我爱人就说我：“你这个人呀，一辈子唱戏后悔半辈子，你老是后悔。”但是我觉得这样很好。
今年我还参加了《凤还巢》的电影工作，演了一个跑龙套的，演几个镜头。我想了很多：唉，要是年轻一点多好呀！我政治上不倒霉，60年代还能多做点工作，我还有很多戏要拍，还有很多计划要做。那时不让我演戏，我硬把这些曲子一直记在我脑子里，一直记到今天，就用脑子记。
现在我有病了，我出去给人辅导排戏要坐着车，拍我的那些丑陋的照片我都禁止照，当然也有我看不到的地方。我怕我给观众留下一个丑陋的形象，我从小一直到现在，早上不整齐不见人，干干净净的。我一直梳小辫，梳一条辫子，文化大革命剪下去了，现在又扎起来了，还是这种习惯，从来不穿戴整齐不见人。
旧社会戏班里有一种扮相特难看，受不了，女演员趿拉着鞋，头不梳脸不洗，棉毛裤反穿着，就那样就能见人？手里夹着烟卷，眼里留着一宿那个脏呀，嘴里那个粘沫，这个形象我从小就看着难受。因此，我不抽烟不喝酒，直到现在都是这样。现在不同了，大家在必要的场合还喝一点，装装样子。
小的时候我只能在垃圾箱里拣点粉笔头，在地上练写字。在家里就挨骂，因为那脏呀，在地上写，多难看。在后台写字被财主打，不让写。拣一个铅笔头就在报纸边上写，不管哪，有一张白纸就写，“大”、“小”、“人”、“手”、“1”、“2”、“3”、“4”、“5”，还有我最喜欢画小人。我们没有自己的地方学习，财主说你还写字，你就学戏吧。
唱戏我能吃苦，不能脸红（2）
早上我们一起床就要穿上彩裤，练功裤。那时候绑小脚，倒水呀，干活呀，都穿着小鞋。然后喊嗓子，拿顶，非常严格。那叫“毯子功”，现在叫“基本功”，很难，但我都坚持下来了。比如说拿顶，就是手扶着地，脚靠着墙。一排小孩都在坚持。老师就在边上抽烟，蹲在那儿或者坐那儿。一袋烟的功夫才能下来，空的真是鼻子要流血，眼睛要出血。谁要是腰歪了就拿刀劈子打一下，我一般都能保持不歪下来，一直坚持着。一个女孩子，就要能坚持。
还有，一个人不要贪小，不要羡慕人家，得不到的东西不要羡慕人家，要实际一点。得不到东西你羡慕，就会不择手段地去追求。我从小就懂得这一点，再阔的人我连看都不多看一眼。小时是比穿戴，大了就比金首饰，唱戏就比花篮，就要靠那些财主富商。我小时候绝不比这个，我比的是台上唱戏的本领。我演小孩的时候就敢跟大角比，我在台上，谁都知道我叫“小钢炮”，逮谁跟谁开。为什么这样？因为我家里穷呀，我要改变我的根本。我也是受我父亲的教育，就是说，好汉不挣不义之财。
我爸没有文化，他爱听书，他的知识是从书里学来的，看了《三国》，说话咬文咂字。我二伯父也是干这行的，有很多成语都是他们教给我的。我爸是卖糖葫芦的，到妓院去卖糖葫芦，他看透了那些妇女的痛苦。我二伯父拉胡琴，二伯母是老鸨子，他看透了那些伤害女性的行当，憎恨旧社会摧残女性的那些悲剧，所以他坚决让我吃文艺的这碗饭，不让贪小。我小的时候连辫子长了他都让我拆了，他怕我学浮华，怕我羡慕人家美，挣不义之钱。在我父亲和二伯父的教育和影响下，再穷我都表现得很刚强，从不做那些让人指着我脸红的事。你要贪一个东西，你就能舍弃一个宝贵的东西，最没出息。小时候，我受的教育一直对我有好处。人家都吃白馒头，我在后台吃窝头，从不觉得可耻，我从小就这样。
另外，我懂得疼人。举个例子：那时候我可能也就十三四岁，我从小学京戏，13岁才开始拜师学评剧，一年后我就成小主演了。这个天津劝业场现在还有呢，六楼有一个评剧戏院子，叫“天乐戏院子”，那里的财主叫“大老窑”。他这个戏班为什么不倒呢？因为他后台有一大锅饭，谁都愿意到那儿吃饭去。过年过节给白米饭，平时就是窝头，过年过节我就在那儿吃饭。唱戏就是这样，只要会唱戏就有资格吃饭，我舍不得吃，把我的这份饭装进饭盒带给我爸爸吃，他老吃窝头我心疼。天长日久“大老窑”就知道了，他说你在这儿吃着还要拿回去？我说我没有多拿你的，我就拿我一个人的，我吃多少就盛多少，管事的都看得很清楚。但是他说我拿回家不行，逼着我，我说不拿回家不行。
这个时候正是过年的时候，我当时虽然是演小孩的，但我是个万金油，我可以哪缺哪补，我能唱彩旦，能唱三合脸，唱小生，彩婆子我也能演，所以离了我不行，我知道他离了我不行。他眼睛瞪得凶极了。我小的时候懂得再凶你也需要我唱戏，他瞪眼，跟我就火了，我说，你不让我拿饭到家里去，我就不干了。我把饭都倒到那个盛饭的大笸箩里，就从六楼往下跑。他岁数大，又很胖，追不上我。他一想我要是真不干了，他还真不行。我挣钱少，又唱戏多，干的活可以说是转一圈，甚至场面上没人打梆子我都能打。
他追到楼底下把我拉起来，从此许我把米饭往家里盛。那个时候，真是这样的，自己得有点本事，才能降得住这些人。我绝不赶着你，你让我唱戏，值这仨钱就给我仨，多了我不要，少了我不行。戏班对付财主就得这样。但是，我到台上就规规矩矩演戏，发着高烧也是这样，烫得扶到人肩上就把人吓一跳，照样演戏。病得一点劲儿没有，发烧也不休息。因此，我从小就养成了能吃苦的性格，能坚持。
我追求文化也有很逗的事。旧社会很讲假面子。我虽然没有文化，也没钱，穿一件仁丹士林的蓝布大褂，但是我有一只笔。我也学着人家有文化的人，把这支笔挂到大襟上。这是什么笔呢？是我从财主垃圾堆里拣的一个笔帽，我把这个笔帽别在我的大襟上。走到哪儿生怕人家拉我这个笔，发现它原来只是一个笔帽。我就想，万一人家拉我的笔帽我就说笔丢了。因为那个时候你带一根笔，人家就会说你有文化，认识字，戏班里就尊重你。
唱戏我能吃苦，不能脸红（3）
我的大褂是晚上洗白天穿，都洗出白丝来了。鞋破了怎么办？就打包头，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这样在人前不丢丑，干干净净。父亲说在家吃窝头，出了门打肿脸充胖子，吃窝头嘴上抹点油，就说我吃的是一个肉丸的羊肉饺子。旧社会就得装着，你越穷越被人看不起，没人同情你，穷人就得挣点面子。到13岁，我姐姐就走了，出关了，二伯父一家搬走了，我学京戏唱京戏没行头，也没有后台了，唱不了了。京剧行头什么都贵，但是评剧的行头比较便宜，用绸子自己做点沿边的衣服，另外我自己会绣花，画花样，绣彩鞋，绣衣服。这样呢我就能勉强在评戏班里学戏，我一唱就受欢迎，因为我聪明，不外行，是戏班里长大的孩子。
我14岁就唱主角。那是旧社会，有一位主角闹别扭，嫁了一个人，逃跑了，我就做主演了。但是我从小看不惯旧社会，戏剧界很杂，为了挣钱，舞台乌七八糟。比如说吧，唱黄色戏的现象是普遍的。什么摩登女郎呀，小姐呀，戴着假头套，装着假奶，我从小就讨厌这样。我记得让我演一出戏，我演田氏，后来又不让我演田氏了，说现在兴演纸人，你演纸人吧。纸人就是那些大演员，用扇子扇，横着上场子这样走，等于出洋相。我看不惯，我不演，台下拿你起哄，我不干。
不干，就整我了，想开除我。但是开除我，又不甘心，就买动了一个戏班里的人。这人很坏，他有点后台，很横，他是我的叔叔辈，在戏台上他刁难我使手段，使我在台上走歪了，把脖子筋给窝了，紫青紫青的一大片。大早醒来我母亲就用擀面杖给我擀。这样他还让我演，说小凤呀，你田氏演不了了，你就演纸人吧，我给你加双份的工资。我说你加双份呀，就是加八份我也不干！我歪了膀子，你也不用假心疼我，我死了你也管不着。我该挣多少钱你给我多少钱，多一个子儿我不要，少一个子儿也不行。我为什么这样呢？我姐姐曾这样说，对财主你得跟他动横的，可别他给你加俩钱，你就应他，这样下次他还欺负你。当然旧戏班跟今天的戏班不一样，今天戏班里没有财主了。
我从小就在戏班里不争角色，不争排位，不争同行的份子。但是跟这些财主丝毫不能留情面，我从当主演懂得唱角了就和老母鸡一样要伏得住人。周围膀子底下有一群小鸡，就靠我们主演怎么把她拢住。说现在的话，就叫能团结人，团结人就要帮助人家，关心人家，叫众星捧月，好花还得绿叶配。再说了这叫四梁八柱，这就是一台好戏，我从小就懂得团结那些给你包头的，穿衣服的人，在戏班里很多人都知道。这些人没钱家都穷，我就接济他们。
我在天津的一个大班，就是天津的剧华，剧华是一个评剧院子，这里的财主姓朱，叫朱寿山，外号“朱胖子”。财主都是剥削人的，但“朱胖子”有一个好处，他懂得把大伙拢住，懂得培养人，他的班底特别硬，现在讲都是很有名的，大部分是文明戏演员。那时候，文明戏走下坡路，很多好演员后来都改了唱评剧。
我挣钱挣得少，但我演主演，为什么少呢，就比如我挣十块钱吧，我要抽出六块钱补贴这些四梁八柱。三大爷、二大爷、三叔、四舅舅呀，这就是戏班的戏德，人家说了跟着凤凰走得俊，能给好角牵马缒蹬，不给赖角当祖宗。什么是好角呢，就是好心的，懂得疼人的那个角。有许多人唱得好，可是很吝啬，一分钱也不替下边的人想。我不这样，我从小就这样，一直到十六七岁唱戏唱得有名了都是这样。很多演员从13岁跟我到现在，现在北京还有几位老演员，杨秀秀、杨志成、王东芳，都是从我13岁起就跟着我，跟我一块来北京的。
1949年开始，我在天桥唱戏，从万寿轩唱戏后来到了城里民主剧场，我们镇压反革命斗倒了恶霸财主，成立了集体所有制的班。但是，我们经济自理，这些人都和我在一块。
1951年的1月，我当兵了，到了总政文工团，解放军评剧团，当了文艺兵。1955年成立评剧院，我从部队又到了地方，我都没离开杨秀秀。王东芳同志在“文革”前死掉了。杨秀秀曾经说了一句话，她说：“唉，文化大革命我最累的一件事，就是给小凤按手印。不知把自己卖了多少次，小凤一卖了我就按手印。”她不懂得那叫外调，她给我证明，她不会说，她说小凤卖了多少次我就得给她按多少次手印。因为我没有离开过她，从13岁她就给我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