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证明，她不会说，她说小凤卖了多少次我就得给她按多少次手印。因为我没有离开过她，从13岁她就给我证明，可以说一直证明到我50岁，一直证明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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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戏我能吃苦，不能脸红（4）
小的时候家里熬一锅粥，满着的，哥哥、弟弟、爸爸都去盛，如果爸爸还没盛，我就不去舀。那时候我爸是养家的，他有吐血病，身体弱着呢，弟弟、妹妹小，所以我从小就养成这种习惯。我也很自卑，吃苦受累，任劳任怨。我在二伯母家长大，姐姐、二伯母都让我干活，捶腰、凿腿，我什么都得干，所以习惯了。因此，后来的遭难我就安安序序地度过了。我这个人呀，从小就不愿意落在别人后头，虽然自己从小长得挺丑，脑袋大，脖子细，一副黄脸，瘦脖大肚子，可能就是缺乏营养。所以你看我现在皮肤还是黄白黄白的，不是那么粉。
小时候记得我永远是穿着一个面口袋染成的衣服，过年染成一身红色，这身红衣服也非要等初一拜年才能穿，我把它叠好放在枕头底下，老摸摸它，盼着天亮。有一年我姐姐给我买一块花布让我做一条裤子，我从十一二岁就会拿针，开始是做尿垫子，裤子不好做，剪裁不好剪。中国裤是抿裆裤子，抿裆裤还很有技巧。不会做不会裁我就问我大姑妈，叫我大姑妈给裁，说我姐给我买了四尺布，大姑妈说：“这么大姑娘还不会裁，扔一边去。”谁也不给我裁这条裤子。
人都走了以后，我把帘子挂上，把我自己身上穿的裤子脱下来，把被子拿过来围在腰上，剪完了以后就拿针缝，然后就穿上了。穿上以后老是不得劲。这抿裆有技巧，要拧着上，我把衩给对差了，结果这裤子一条腿朝东一条腿朝西，穿不上了。后来呢，我又把门给插上了，围着被子找毛病。我大姑妈说，这孩子老关门在屋里嘀咕什么呢？就扒着门缝叫我。后来她一看错了，拧着裆。她跟我一说我就明白了，抢过来我就进了屋，拿被子围上就开始做。从这个时候起，我的裤子都是我自己做。
我为什么说这些呢？说明一个人呀，学东西都要耐心。我学戏也这样，我能够举一反三地学习，能够学的让人满意，偷看人家的戏，偷会。还有我感动得师父来教我。
拜了评剧师父以后，第一个拜的是小五珠，他是评剧四大明珠盖五珠的学生，四大明珠是：盖五珠、月明珠、明日珠、闭月珠。四大明珠都是河北省唐山丰润县那一带的人，我的师傅是小五珠，他呢据说是半路出家，就是基础戏少。闭月珠基础戏多，后来闭月珠看我勤快，看我好，就教我戏，而且不收我的钱。
这钱都是半月交，可不能按钱数算，要按每月的粮食、面多少钱，按面算。那个时候粮食今儿五分、明儿一毛，所以他就算面。比如我每月两袋面，就是面涨到多少钱，你就给我多少钱，因为他要是按钱的，今儿个能买一袋面，等到了下个月连四两面都买不了，那个年月就是这样的。
闭月珠不要我的钱，所以就像爸说的，有人缘就有饭缘，人缘是重要的。今天咱也懂了，天时、地利、人和呀都是人自己走的，自己创造的环境。我小的时候就懂得这一点，没有钱怎么办呢？就给人家干活，缝缝补补，人家需要什么就帮什么，而且我一直在帮。我不眼皮朝上，而是永远朝下，因为我自己从来没觉得我有什么地位，有什么本事。
我现在也这样，你看我早晨去散步，那些工厂退休的老工人，蹬三轮的，蹬板子车的不能蹬呀，遛弯呀，我一到那儿都是这一群人和我在一起。老太太推着小竹车给人家看孩子，扫马路，还是这样，院里跟我最好的就是烧锅炉的大师傅，修房子的那些小工，那些老工人。一年三百六十天，得三百多修缮，因此永远有些散工、零工，他们都对我很好。有时没有饭票什么的，就偷偷找我借，我就借给他们，这些人跟我好，我也喜欢他们。我觉得有人缘就有饭缘，还得团结人，与人为善。当然我也有缺点，对人狭隘呀，没有文化，看事情愚笨，我都是小时候养成的。
另外，小时候规矩多。我们家吃饭呀，吃菜不许过河，什么叫不许“过河”呢？就是一盘子菜，我们那时候只有一个菜，家里不是有三四个菜，而是大锅菜一大盆子，大伙围着桌子吃，窝头呢就一人一个窝头，贴饼子也是一人一个，就是吃饭要互相关照。不许过河，就是你就吃你这一面，不许到人家那边去夹。
唱戏我能吃苦，不能脸红（5）
比如家里煤油灯捻小一点，灯不让捻太大了，费煤油嘛，等做活时可以再捻大一点，不做时小一点，看得见人就行。这就是生活呀。
我唱戏呢，看到台上乌七八糟的我就受不了。那时候有一个主演，她演《盘丝洞》，演员穿的就是那个紧身的、肉色的丝绸，披着斗蓬，到台上一亮相的时候那么一敞，把那些财主呀叫干爹呀什么的，旧社会逼得女演员都这样了。可怜！
我呢，小时候演戏，也懂得很多，我有意地在场上做我自己的。我的演唱有京剧的训练，也受过我姐姐严格的训练，所以咬字有我自己的习惯。我清清楚楚地唱，但是旧社会保守，你只是一个小孩子，戏班里大角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小孩演戏那不行，想干什么不让你干什么。你想干，乐队不给你伴奏，记得有一出戏是唱一个什么腔，我这个腔就是现在这个腔，也就小花腔，华彩的小弦律，“我爱他呀他爱我”。有一次被打鼓的摔了鼓件子，他不干了走了，给我扔下亮台呀。后来呢拉别的乐器的一个年轻的小学徒，把大弦抄起来了，把我这台戏给救下了。
后来我还要到他家里磕头请罪：“师叔，你帮了我一个忙，您兜着我一点吧，兜着我这碗饭。”我求他来给我伴奏。这就是旧社会呀，你想创造，根本就没门，这是一个例子。还有呀，1946年我和小白玉霜合演一出戏，叫《舞女恨》。小白玉霜演母，我演女。有一出唱了四句慢板，是我自己编的，观众在那场戏跟着我流泪。好，下次再唱保守势力给我去掉了，也有那种同行是冤家，也有保守势力。这叫“割藤”，自己喜欢唱的戏不许唱，比割身上的肉还难受。但是，我还是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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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你结婚，是要你教我文化（1）
我再说一点我和祖光的事情，我和祖光的结合也是我对文化的追求。我跟祖光也没恋过爱，先结婚后恋爱，我老那么说。我知道“吴祖光”这三个字还是在旧社会的时候。1946年我演《风雪夜归人》，这出戏是吴祖光写的剧本。当时是唐怀秋老先生介绍给我的，因为我是在文明戏班演戏，演老旦从年轻一直演到满头白发。那时我才十六七岁，我演这样的戏演得很认真，满堂的儿女、孙子、媳妇，都是大演员，盖三省演的儿媳妇。这出戏就像《钓金龟》那出戏的意思，讲不孝的儿子，讲溺爱出不孝子。
唐怀秋看到我演过很多的戏。另外我看了吴祖光很多的电影，早就知道有个吴祖光，田汉呀、蔡楚生呀，洪深呀，这些人在我脑子里都是老人。吴祖光跟他们这些都是一块的，电影导演、编剧呀。
1949年到北京，我一到北京就落户在天桥。当时的天桥是最底层劳动人民娱乐的场所，小戏院子，土台子。在天桥演出的时候有这么一个经历，当时人民市政府的秘书长叫李红霞，他很喜欢我的戏，也很培养我。1949年我到北京还是十九、二十岁，还是小孩嘛，他介绍我认识了很多人。后来我就拍《刘巧儿》了，演出了很受欢迎。像那些新词：“我爱他，能写能劳动……”这都是我自己喜欢的词，也是我编的。“回家里能给我做先生”，那动作很有意思，用手一比：“回家他能给我做先生……”用手一比就写字，然后一笑，一转身。这个动作变成观众最爱的，也是我真挚的心情，这样就轰动了文艺界。周扬同志也去看戏，后来我也到怀仁堂去演出，这戏演红了。
老舍先生对我很关心，我最喜欢老舍先生，他又说一口北京话，带着亲切。当时有一个问题，谁都关心给我找一个对象，镇压反革命的时候，老舍常到我们那儿去，因为天桥那个时候最热闹，又封闭妓院，又镇压反革命四霸天，又枪毙活阎王孙五，这么热闹，老舍去得最勤。我们都是受苦受难的演员，让我们揭发呀、诉苦呀，所以老舍先生成了我们的知心朋友。
他很关心我的对象。我说我要找女婿，那时候不叫对象，不会说，我说我就要找一个有文化的。我从小就敬佩先生，我是睁眼瞎呀，自己名字不会写。不愁吃，也不愁喝，也不愁唱戏，乐队齐整了，也不愁戏衣没有了，就是愁我自己没有文化。所以，我得找一个有文化的女婿，他得是我的老师，他能帮助我。他说有文化就行嘛？我说不行，光有文化不行，他还得教戏，教我表演，是我的老师，这人还要大一点。
这样他经常讲很多很多名字，介绍了一些人。刚解放那会儿，要找对象，那些干部和文艺专家还真不少。一说天桥唱评剧的新凤霞，都挺注目的，介绍的人也不少，有很多有名的，我一挑就挑上了吴祖光。因我有印象，我演过他的戏，在我印象当中他是老头呀，老舍先生也没说他不是老头。
有一次开会，这个会我一直记得清清楚楚，那还是在刚刚解放的1949年。改造了一批人，不是大罪，是小偷小摸的这种，就成立了一个自新剧团，专门表演他们怎么样成为小偷，怎么样成了劫道的。开会时有监狱看守所长，还有他们的主演，有文艺界的专家、学者。我参加了这个会，就发现了吴祖光讲话，他讲话的声音我就爱听，北京话，非常清楚，真是嗓音清楚，嗓音洪亮，这是第一。第二，他特别善良，因为我是演员，从小唱演，我很喜欢看人家的气质。他不是老头，满头黑发，他还很帅呢。
大伙都走了，休息时他没走。老舍先生说你过来。我说行。他蹲在我的沙发旁边，两只眼睛看着我，很亲切的笑嘻嘻的，很亲热。由于我脑子总是有他，老舍先生又说过他，从此以后，我就对他有印象，就跟老舍先生经常谈他，有意地打听他，有机会我就了解他，我就觉得他很够条件。他是有学问的大人物，他也会写剧本，会导演，能当我的老师。但是关心我的人很多，说他比我岁数大太多。
我跟你结婚，是要你教我文化（2）
忽然间，就有人说他要来访问我，写我的文章，那时我不懂什么叫访问，就知道他要找我，要请我吃饭。我很不放心，我觉得请吃饭，都是旧社会那种玩戏子的大爷，心想访问我你就到我家来嘛。
不过我还是穿着一身很漂亮的衣服去了。这身衣服是北京最时髦的了，姜黄色，咔叽布，沿着绿边的干部列宁服。还有一个帽子，有个大沿的帽子，这身衣服是解放后唯一的新做的最美丽的一身衣服。拍了一脸大白粉，抹着口红，我这扮相够难看的，就去了。
他在楼底下等我呢，见到他我还很高兴，因为我喜欢他的声音，喜欢他待人的态度，很诚恳。旧社会看到的那些有钱人，都是没安好心，把你当花瓶，欺负你。所有官面上的警察、特务都欺压你、打你、逼你、敲诈勒索你。我遇着第一个这样的人，就觉得非常亲切。我很诚恳地回答了他提出的问题，最后我请他给我留下他的电话号码和地址。
后来我要约吴祖光到家里来，就叫我二姨来，我二姨是个寡妇，我告诉她我要约个人来家。我就给祖光打电话，叫他八点以前到我家，他准时到我这儿，这是第一次在我家见面。我家是里外屋，帘子是珠子串的。我二姨坐在外屋，我们在里屋谈话，我二姨看着我跟他谈话。这样我就跟祖光认识了。后来，我二姨就说这是个好人。
戏班里很讨厌，我认识他以后有些人就反对，可能也是出于好心，说他是香港来的，不会对我这不认识字的小演员真心好，玩腻了肯定要把我扔掉，不让我嫁给他。我就想，这是个好人，我要嫁给他，我二姨也同意，她很有经验。这样我就坚定了信心，最后选择了祖光。
我选他不从别的方面，不从经济，他有多大的名望我不知道。反正你是电影导演，写作剧本的。我要跟你结婚，是要你教我文化，教我唱戏。我追求文化的目的达到了，所以我跟他结了婚。
结婚以后，果然我文化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他有计划地教我读书学画画，培养我。让我读艺术修养的书、表演的书，让我读中外文学作品，读《红楼梦》、《三国演义》、《镜花缘》等。硬让我啃，抱着字典啃，拿红笔给我勾出来，教我，给我讲解。当时市场上苏联小说比较多，常看的还有托尔斯泰的名著，还有安徒生的童话故事等。
刚解放时我胆小，外面有一点动静我就害怕，就发抖，在旧社会里受过磨难的演员都这样。他为了培养我大胆，让我读《刘胡兰》、《卓娅与舒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直到1957年，我都是他的学生。我们俩个人呆在一块的时间不多，因为我要巡回演出，他要拍电影。
1957年以后他在北大荒，我倒学会写信了，每一出戏都跟他讲，什么剧本，什么内容都告诉他。他给我来信也是厚厚的一摞纸，告诉我怎么塑造舞台形象。他认为唱评戏必须要提高文化水平，还和我说要塑造好一个角色，必须在演唱上下功夫。他还给我找了一个老师提高我的音乐理论。我跟盛家伦学了五年多的西洋化唱法，跟着钢琴练，听西洋音乐。
他在北大荒，我每天给他写信，他也给我写，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提高了我的文化水平，提高了我的业务能力。虽然我们人隔两地，我们的心在一起。他告诉我一定不要虚度每一天。1960年他回来了，回来以后，写了很多剧本。后来一直到“文革”，把他关起来了。他关的比我年头多。都到了1975年的12月，我被迫害得得了这样的重病。
我病的时候真是活不了了，照我的脾气我是活不下去了。我这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挺拙的。祖光怕我自杀，后来就让我写文章，鼓励我写。因为我有写信、写日记的习惯，我能够把我每天从早到晚的事都写下来告诉他。我从1979年12月开始学着写文章，一直到1980年出了我第一本书。到现在我已经写了一百二十多万字，出了五本书。有两本是翻译成外文的。
有人就说是吴祖光写的，绝对不是我写的。可祖光绝不替我写一篇，也不给我写一段。有的时候我写完还有白字，他就像教育孩子一样教我改正。他不主张代替，我们三个孩子都很自立。他对我的帮助也是这样，所以我的文章都是我自己写出来的，我只是让他帮我看看，改一改错字、白字。我写白字为什么那么多？就是我不动脑子。我唱戏动脑子，但老拿这个写作当我的业余爱好，我自己原谅自己说反正我也不是这块料，比如说这是个错字，永远是错的，我写十遍，下次还不对。可我唱戏一丝不苟，乐队谁的音不准，让我一听我就知道，但是写字我至今不行，有人夸我写得不错，那可能是我懂得语言，唱戏出身的接触人多，可能和这有一些关系，在写文章的技巧上我还不够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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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你结婚，是要你教我文化（3）
（董馨 整理）
新凤霞（1927—1998），原名杨淑敏，小名小凤子，天津人。著名评剧女演员，工青衣、花旦。出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