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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会唱小调的学生到延安“鲁艺”的骨干（2）
到了1938年4月，组织上派我和何文今、马羽去延安学习。前面已派去了马可等人。当时的延安是很活跃的，尤其是抗日文化活动非常活跃，你一到延安就感觉到了那个气氛，每天都在歌唱抗日歌曲，因为大家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学生，有好多是多年未见面的，在延安却见到了。当时延安是最革命的地方，在文艺上，延安也是那个时期最活跃的地方。例如，1938年，以“鲁艺”为主在延安搞了一个戏剧节，演出的剧目有《流寇队长》、《农村曲》、《松花江》、《达旦河》、《打虎沟》。《流寇队长》是联合起来演出的，演员有“鲁艺”的、“抗大”的，也有“党校”的。当时的好多戏剧，后来都成了全国剧目，包括国民党地区的，因为国统区还没有人写出什么好的剧本，就把我们的剧本拿去演出。所以，1938年的延安，是戏剧最为活跃的地方。
1938年10月，我们第二期学员毕业时，要到前方去实习，当时正赶上第二战区去延安要人。第二战区司令是阎锡山，副司令是朱总司令。因为我们是从山西出来的，就又把我们派到山西去了。当时，张季纯在那搞了一个“文抗”，下面有几个剧团：如民革实验剧团，我们就去了那个剧团。剧团的几个头头都是“鲁艺”去的，像翟强、马玉和我，后来又从大后方去了陈雨亭，我们演的剧目都是从延安带去的。到了1939年，蒋介石与阎锡山挂起钩来，要###了，气氛比较紧张，组织上就把我们撤回了延安。我和翟强是1939年4月第一批回去的。
回到“鲁艺”后，我既不能跟着第三期学员去学习，研究室又未成立，领导让我等一等。正好延安要搞“五一”节纪念活动，有人搞了一个活报剧，大概曲子是吕骥写的，崔嵬导演，由我们这些老家伙出面演出。我演一个青年工人，因为1938年在《青工曲》中我就演过一个青工。这一唱啊，就被冼星海看中了，他说：“哎！哎！你不要在戏剧系了，到我们音乐系来吧。将来我们自己搞歌剧，就不用请戏剧系帮忙了，你搞音乐吧。”我说：“我对音乐不太内行。”他说：“你不用考，直接来吧。”因为我有民歌基础，加上嗓子好，歌唱得好，就被选中了。
到敌后去，穿越生死封锁线（1）
到了音乐系不久，约七八月份，中央号召开辟敌后根据地。那时，根据地发展很快，要巩固它，就必须派大批干部去工作，因为日本人一进攻，国民党就撤退；日本人再进攻，国民党又撤退。由于日本人的兵力有限，只能占领交通要道，出现了大批空白地区。那里的老百姓不知怎样好，需要有人去工作，去建立政权，动员他们，领导他们抗日。所以说根据地发展得很快，干部却很少。当时干部多集中在延安，大部分都是青年学生、知识分子，长征过来的人没有多少，也就几万人了。抗日战争开始后，到延安去的都是知识分子，也都是党的干部、青年干部。所以，就把“陕公”全部、“青训班”、“工人学校”大部、“鲁艺”分出一半，还有“抗大”总校的派到敌后去了。那时，只要领导一动员，谁都愿意去，因为去延安就是要革命，要抗日就应该到第一线去呀。大家热情高极了，尽管谁都知道，到敌后去是要和敌人做正面斗争的，但都愿意去。
我们这第一批人浩浩荡荡出发后，还没有过黄河，就接到通知：让几个学校合并成立联合大学，叫做“华北联合大学”。我们“鲁艺”是联合大学的文学部，“陕公”是社会科学部，还有###等。我呢，本是音乐系调出来的，过黄河后，就不让我搞音乐了，说：“你还是搞你的戏吧。”就这样把我拉到文工团去了，把几个学校搞文艺活动比较有经验的同志都集中到一起，成立了文工团。我们团在路上排了一个戏，是姚时晓写的，叫《棋局未终》，崔嵬导演，我是主演，演一个厨师，丁里演国民党市长，还有胡苏、老崔也参演了。另外，一路上还搞了些小的宣传节目。
临到过封锁线时，让我担任设营队长，在前面设营，就是每到一个地方，给各单位（连）分配住处。要过的封锁线，实际是封锁面：一条铁路、两条公路，还有一片平原。这一百二十里，全是敌占区。天还未黑，就开始行动，一路上都是跑啊！很多东西都丢掉了。有些女同志跑得都喘不过气来，有的拉着牲口尾巴跑，也有晕过去的。渴得没有水喝，就喝牲口尿。路上不能停，如果谁掉了队，非常危险，或者被俘虏，或者暴露了队伍的行动，因为除了保卫过路的三五九旅，别人都没有武装。三五九旅也就是前面一个团、后面一个团，一掉队就十分危险。所以，几个人架着一个人跑。有的是两三个人帮助一个女同志强行过路。记得在铁路附近的臭水坑旁，有许多人趴下就喝。我因为在设营队，走在前面，看到趴了很多人，余秋里大喊：“这个地方怎么能停？！怎么能喝？！”并且马上在两面设起警戒线，因为一旦有火车经过，就会打起仗来。我在前面设营队跑得还好一点，后面队伍，特别是女同志，跑得艰难极了，有的是硬拖啊！
过了铁路后，渴得觉得什么都是好东西了。我当时看见路边已收过的玉米地里，玉米杆还在，嚼着玉米杆觉得甜极了，就装了几段，一路走一路嚼着吃，真甜呀！过了一个小山，遇到一个几户人家的小村，村里人都跑光了，我们就在此休息。没吃的，看到老乡的地窖里有一点黑豆，我们设营队几个人就煮一点吃，然后放上一块钱。第二天一早走时，我还想着口袋里装着几根玉米杆呢，这时一吃，又酸又涩，完全不是昨天那个味道了，因为你喝过水了，再吃就完全不一样了。昨天还甜极了呢，因为你需要。你看，人们喝那路边的脏水也不坏肚子，因为都排泄出去了。
过了封锁线，遇到了我们整个队伍的司令员罗瑞卿同志，他说：“现在好了，到了我们自己的地区了，我们可以慢慢走了，愿意走的可以走它个六七十里，不愿意走的可以走二三十里……”他正说着就听“轰”地一声炮响，接着来了几个通讯员，向罗司令报告情况。原来日本人发现了我们前面必须经过的山口，并埋伏下了人。这时侦察员找来一个老羊倌，他知道一条日本人也没走过的路，老羊倌带着我们上山，一个山接一个山地跑。山上没有路，天又下雨，上山还好说，下山就难了，没有路，都是滚下去的。例如，侯金镜（原文艺报主编、文革中死去）眼镜也摔坏了，浑身像泥猴。一个个都是这样。这还不算苦，到了山下遇到一个四十多里路长的河沟，全是鹅卵石，在延安出发时每人都准备了四五双草鞋或布鞋，走过这条沟后都没有鞋穿了。当时天上下着雨，地下蹚着水，当时正是秋天，走的这条沟看天是条缝，沟里阴冷阴冷的，冷得能冻死人，两脚踩在水里，都冻肿了，如果踩到一块平平的石头，真不想往前走了。记得，有一个小鬼坐在那里，说什么也不走了，等我们过去，他也死了；还有一个炊事员，背着个锅，也在那里冻死了。我们的军事教官是个长征干部，他也说：“我过长征的时候，都没这么艰苦噢，过草地过雪山都没得这么艰苦噢。”四十多里就这么走哇！大家相互唱歌鼓励。
到敌后去，穿越生死封锁线（2）
出了这条沟就是滹沱河，由于下雨涨水，桥被冲坏了，桥板没有了。桥对面就是村庄，大家一看到对面村子里的灯光，由于又累又渴，就急于过河。那时大家都年轻，在延河里也学过游泳，但还不知道这滹沱河发了水是什么味道哇！有人就跳下去了，一下去就被水冲走了。战士们马上下去打捞，连战士也死去不少。上级立刻下命令不许跳河。后来有几个战士从坏桥上爬过去，到村里动员老乡拿出门窗板，队伍才算过了河。进村后，人人都是狼狈不堪，找些柴草烤火。时值秋天，我们一路上都是睡在老乡的屋檐下，醒来后身上都是霜，因为那时都年轻，也没得病，躺下就能睡着。
在战火纷飞中感受文艺的力量（1）
一到敌后的晋察冀根据地，条件就好了，很快就把我们分配到各军分区去了。那时正是根据地经济情况兴旺发展时期，我们一去，文化又发达了，大家到各地，就开始举办文艺训练班，培训了不少当地的文艺骨干。我们文工团也办了几期训练班，教他们唱歌、打拍子，还教他们作曲。有的村剧团都能自己写剧本、演戏，活跃极了。那时敌后的文化活动比现在的农村还活跃，每个村子都有剧团，生活虽艰苦，但精神蛮愉快的。
我那时为了与群众打成一片，也留一个“刷刷头”，就是前边剃半个，后边留着，演老头也方便。我们穿的也是老百姓衣裳，和老乡一样。现在你到平山或阜平县去，一说遇到那个“刷刷头”，他就知道这是晋察冀人。那时，虽然群众生活那么艰苦，但对我们党、我们军队，那是真好哇！因为经过减租减息，群众生活好多了。我们去的时候，老百姓还吃树叶子呢，吃树叶子都没得吃呀！地主说：叶子要喂羊呢，要吃得买，一斗多少钱。共产党去了发动群众减租减息，群众生活变好了，因此，对我们八路军非常拥护。再加上我们搞文艺活动的宣传，根据地的气氛欣欣向荣啊！我们开办了几期培训班，我们演的戏，很快就在群众中自己演起来了。有的群众竟跑几个县到我们那里要剧本。我们演的大戏，他们也要剧本，演外国戏，他们也要，还来学习粘大鼻子，真有意思。这也反映了群众对文化生活的需求是很强烈的。解放以后反而感觉到文化生活没有了。那时感觉到非常自由，非常民主。
日本人往前面打，我们就在后面跟，逐渐把他们的地方吃掉了。到了1942年，百团大战后，日本人也发觉这样不对了。中国这么大，他有多少兵力呀？他把国民党打跑，只能占领一条线。他老往前面打，后面不稳固，这是危机。所以，冈村宁次也说，把国民党打走了，自己也就完蛋了。
这时日本人开始跟国民党谈判，引诱国民党投降，而把重兵即百分之八十的日军、百分之百的伪军，全都压到解放区搞大扫荡。你想，就晋察冀那么个小地方，敌人用了十万兵力，几乎把每个山头都走到了。所以，那时我们就跟敌人展开了游击战争，像我们这些没有武器的人，就跟敌人周旋。怎么个转法呢？我们几个剧团合到一块，由部队的人带着转，有侦察员帮助，每到一个地方宿营时，先通知，一旦有情况，第一个集合点在什么地方，第二个集合点在什么地方……如果你赶不上，晚上宿营地可能在什么地方。然后，才告诉伙房在什么地方。睡觉时不能脱衣服，要把鞋子枕到头下，一听到有“嗵嗵嗵”的跑步声，就知道要集合了，把鞋子一穿就跑去集合。有时连饭都顾不上吃呀！
通常，敌人的袭击都是在天不亮之前，因为黎明前的黑暗，正是人们最困的时候。所以，天不亮之前最紧张，一听枪响穿鞋就跑。我的身体还不错，一般人那时都得了病。我有个特点：每到一个地点，我是先看厨房，人家先往集合地点跑，我先往厨房跑。我有一个大缸子，到厨房抄起一缸子还没煮熟的米再跑。如果第一个集合点我赶不上，就往第二个集合点跑。在路上，米还在热水中发泡，吃下去也能消化，这样身体保持得很好。那时，几乎什么工作也不做，就是跟敌人转。有时转来转去，转到敌人屁股后面去了，那就跟着敌人后面走，敌人到哪你到哪，这是最保险的。等敌人发现你了，快转移。等他掉回头来追你，快转移。那时正是深秋啊，蹚水过河，对男同志还好说，女同志就受不了了，背是背不起的，有例假的，在夜里就拉着在河里跑。到了深秋后，跑过河去，衣服都“丁零当啷”的了，冻冰了。尤其女同志，不得病的太少了。
1942年以后，中央提出精兵简政，因为队伍太庞大了不好活动。压缩下来的人，例如小鬼，送回延安，后勤也都压缩了。留下来的，就动员化整为零，搞些小型宣传活动，叫做“武装宣传队”或“武工队”。敌人搞大扫荡，我们就跳到外围，跳到敌人的心脏中去搞宣传，去演出。我们曾从河北跳到山西的雁北繁寺县。1943年，我们就搞了一个武装宣传队。这个宣传队是由我们十几个身强力壮的组成的，是一支短小精干的队伍。有一个武装班，有几个朝鲜义务兵和几个日本反战同盟会的人，合在一块搞的。演出的剧目有《把眼光放远一点》、《放下你的鞭子》等。怎么演出呢？方式可以灵活，像卖艺的艺人一样，可以摆地摊式的。
在战火纷飞中感受文艺的力量（2）
演出时要注意时机，例如，演《把眼光放远一点》时，找一个大院，有两个屋就行了，剧中老大住一个屋，老二住一个屋。当时我演老二，凌子风演老大，岳慎演老大妻，林青演老二妻，牧虹演村长，那时的村长大多是两面村长，郝如玉演二傻，演我的儿子，吴坚演凌子风的儿子。
有时还搞突击演出，例如，在东山坡这个敌人炮楼下面演出时，头一天派人把敌村长找来，通知他我们明天要在什么地方演出，让他到时候把人动员出来，动员到那个大院里。天不黑时，我们就先在四十里地之外化好装，戴上胡子，穿好衣服，然后出发。到地方后，派一个班把炮楼封锁起来，还通知他们也出来看戏。他们哪敢出来？因为他们不知道八路有多少人，怕是计策，端他的炮楼，就说：“哎，哎，您跟八路说说，我们就谢谢了。”我们就在下面敲锣打鼓地演出。实际上，说是一个班，有时就几个人，或找上几个民兵，带上手榴弹，只要他们一下来，我们丢个手榴弹，手榴弹一响，人们马上就撤了。演出后，还对群众做宣传，说：“你们在敌人铁蹄下，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八路军没有忘记你们，我们是来慰问你们的……”老百姓还真有哭的，因为他们好久没有看见中国人的军队了，看到的都是日本人的军队。他们也不知道周围有多少中国军队，我们就说：“你们放心，我们的军队在保卫着你们。”等演完戏就撤，撤离时，还不是走原来的路，一下子就跑到应县，隔了一个县。所以，敌人就更感到奇怪了，说：“八路军神出鬼没，头一天晚上还在我们这演出，第二天就打听不着了，奇了怪了。”
在此，我补充一点。我现在说的是1943年秋季大扫荡。那时我已到了西北战地服务团。1942年精兵简政后，“联大”就已经压缩了，只留了一个###，包括文艺部在内，都分到了各个军区。“联大”文工团也结束了，“联大”文工团分到了几个地方，有到抗敌剧社的，有到冀中火线剧社的，还有到其他分区剧社的。我和牧虹等分到西北战地服务团，为的是把“联大”加强到各个剧社去，因为“联大”这批干部是很重要的一批干部，都是“鲁艺”出来的。我们那时的演出在敌后是最活跃的，最受欢迎的。所以，上级决定我们就不要过于集中了，还是分散些好。
那时，我们演出的活报剧，日本人就演日本人，由日本反战同盟支部的人演日本人。和他们在一块演出，逐渐地我们演日本人也特别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