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很古老的汉代结的样子。
（陆华 整理）
程十发（1921— ），原名程潼，上海松江人。当代著名画家。1938年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攻读国画。1946年入上海工业银行，任秘书。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华东人民美术出版社任美术创作员，1952年进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56年参加筹建上海中国画院，任画师。1983年任西泠印社副社长。1984年任上海中国画院院长、党总支副书记，赴香港中文大学讲学。1990年任吴昌硕艺术研究协会会长。现为上海中国画院院长、中国文联委员、中国美协理事、上海美协副主席。1992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先进个人奖。1993年被授予上海市文化艺术杰出贡献奖。在国内外多次举办个人画展，深获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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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焕之、李群口述：观忘“鲁艺”（1）
李焕之：要谈概况，我也只能谈音乐，其他的方面我也不太熟悉。因为我一到延安就到了“鲁艺”。1938年8月我到了“鲁艺”，是音乐系第二期。我到了以后，听说第一期也刚毕业不久。也不是毕业，那个时候“鲁艺”学制叫做“三三制”，就是第一个三个月是第一学期，第二个三个月是出去实习，然后第三个三个月又回到“鲁艺”来上第二个学期。那么按原定计划应该是9个月才能毕业。但实际上在当时的战争环境里，第一学期结业以后，大家就多半到前方去了，到了前方，由于工作需要，一般就回不来了。第一期的，听说也就是八个同学。现在好些同志已经都不在了，像安波、郑律成，李丽莲。李丽莲当时是唱歌的，是个歌唱家。还有的同学可能现在都改行了，不一定搞音乐，不一定在文艺界了。第二期同学就多了，有将近四十个。现在好多音乐界的一些老同志都是第二期的。
李群：他们第二期有一个特点，就是有一大堆广东人。所以我们那个时候跟他们开玩笑就说他们是广东佬，像李宁、梁寒光，李鹰航，还有郑波为，叶宁。叶宁不是现代艺术局的这个叶宁，他现在在绥远工作了。另外还有李焕之。
李焕之：都是不同时间从不同的地方去的，但是在一起正好广东人多。第二期的情况现在了解的同志很多。有的情况找李宁呀，找那个王元方呀，他们都知道。第二期，当时我们“鲁艺”音乐系教员很少，吕骥是系主任，教员就是向隅同志和唐荣枚同志两个，一共就是他们三个同志。冼星海是11月初来的。二期音乐系，也可以说“鲁艺”在当时就是延安文艺界比较集中的地方了。当然另外还有像“文抗”也还集中了不少的作家、文学家。还有些别的文学艺术团。但是“鲁艺”是集中的。从整个音乐工作来说，那个时候歌咏活动相当活跃，“鲁艺”的师生都经常出去教歌。那个时候延安的一些机关学校，也提出要求让“鲁艺”派人去教歌，而且为他们创作校歌。
李群：负责教歌，也给老乡教歌。去给老乡教歌不是单独教的。经常帮助秋收，或是生产，甚至修飞机场，穿插着教歌的工作。
李焕之：那个时候正好有一个修飞机场的任务，就是延安城东门外，修一个飞机场。当时那个地方还不是一个开阔地，老百姓在那里修飞机场活动。
李群：“鲁艺”最早是在北门外，在北门外时间不太长，从1938年4月鲁艺建校，到了1939年7月底搬家，有一年多的时间。搬家搬到桥儿沟，要从城里到桥儿沟就必须经过那个飞机场，所以这个飞机场对我们来说熟悉极了。
李焕之：我们都参加劳动，那个时候“鲁艺”的同学参加修飞机场的劳动，休息的时候教老乡们唱歌，那个时候安波填了很多这种填词的民歌，相当流行。他编了一些民歌，抗战的民歌。编出来教给老乡唱，很容易上口。
李群：“鲁艺”出来的同学创作的作品都是容易上口，并且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李焕之：我们10月底结束了学习，就准备要工作了。正好那个时候冼星海来了。正好是日本飞机轰炸延安的头一天。第二天就轰炸了。（注：此处记忆有误，延安第一次遭日机轰炸是11月21日，冼星海抵延安是11月3日。）
李群：冼星海那个时候是跟我一块来延安的。那时我出去了一下，我再回来的时候，就跟他一个车，那个车是华侨送给毛主席的。
在路上，我不知道他是冼星海，他当然不能把他的真实的姓名告诉我，因为一路检查非常严，从西安到延安要过很多的关卡，他这个身份要说出来，当然就不合适了。但是反正组织上当然是知道的。我是到了延安以后才知道他就是冼星海。他一路也不大说话。我那个时候比较小，对他印象挺深的，我觉得好像这个人又挺尊严，又有点儿可敬可畏，老是抽着大烟斗，不大说话。他跟钱韵玲两个人，钱韵玲也不大说话。路上空气还是相当紧张的。这路上到底能不能顺利通过，走到什么地方会出什么问题，都未可知。所以一般都不怎么说话的。当然也许是西安办事处他会交代一下，彼此心里有一个了解，但是在路上一般不大解释。
李焕之、李群口述：观忘“鲁艺”（2）
他当时好像带着华侨的身份。我记得很清楚，他穿着咖啡色的大衣，咖啡色的西装外套，然后带一个咖啡色有点点的，花点的围巾。这个围巾就那么一条，到延安他也都带着，在民族音乐研究所展览会里头不知道有没有他这条围巾？可能还在。
李焕之：这个围巾可能还在。他那套西装跟这个围巾可能都还在。
李群：他去的时候，就是穿那套衣服，这个印象我是很深。
李焕之：因为他走了以后，离开延安到苏联去。他那个西装和围巾都留下了。
李群：他走的时候，我们还送他到飞机场了。钱韵玲来的时候好像穿着旗袍，头发留得长长的，搭在肩上。
到了延安以后才知道他是冼星海。
李焕之：“鲁艺”聘请了他。
李群：他到西北旅社住了没有多久，很快就到“鲁艺”去了。他到“鲁艺“去没有多久，正好赶上一大批人要到敌后，要到前方，那个时候，总带队就是吕骥同志。
李焕之：到前方还得是半年以后。冼星海是11月初到了延安，到了“鲁艺”以后，我们第二期同学正好要毕业，所以开欢迎会。欢迎会当场就请他指挥我们唱歌，指挥我们唱《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欢迎会是11月11日）唱这些歌，大家非常高兴。一方面很高兴，一方面又觉得很惋惜，因为都要走了。
到前方去的很快已经有个别人走了。但我们当时还留下了一部分人。接着第三期又开始了。第三期一开始我们有一部分留下的少数同学成立了一个高级班，冼星海就担任我们高级班的功课。高级班有我，有李宁，就是梁寒光，李鹰航，还有一个叫###石。###石我61年在青岛见过他一次，沙可夫出事的时候，在追悼会上见到过他一面。他已经不搞艺术工作了。
当时冼星海就担任了我们高级班的教员，主要是作曲、指挥这两门课。同时很快地组织“鲁艺“集体创作了歌剧《军民进行曲》。
李群：里诃饰李强，杜矢甲演李老伯，张颖演那个嫂嫂，我就演那个小孩李小兰，干学伟演伤兵，陈锦清演丁二嫂，徐一新演孔排长。演出也有不少场，反正那个时候演出活动挺多了，整个效果没有《生产大合唱》好，后来就搞了《生产大合唱》。
李焕之：一个常识吧，在咱们中国写这个歌剧，当时也就是很多。
李群：在延安这个算是第二个了。第一个是《农村曲》，那是向隅同志在第一期的时候作曲的。
李焕之：《农村曲》是第一期的时候，向隅、吕骥同志他们创作的。《军民进行曲》是38年12月写的，39年上演的。大概是39年的二三月份的时候，就写了《生产大合唱》。
李群：实际上按咱们现在来说，《生产大合唱》是一个大型表演唱，实际就是这样，有一点剧情，有一点人物。但是它也不是剧情很复杂，或者是这个人物故事非常贯串，也不是那样的。基本上就是军民团结抗战，搞生产嘛。里面还搞了好多动物，有牛，有鸡，有鸭，有羊。像我就演小公鸡，黄准也是演鸡，牛是叶枫演的，还有一个叫张鲁，他也演牛。陈一宁是演的那个嫂嫂，莎莱是演那个小妹妹。
后来大概有半年吧，吕骥同志就带着相当一部分人，就是从文学系、美术系、戏剧系、音乐系当中抽调了大批的干部，组织成了一个队伍，出发到敌后去了。我听他们讲，路上打雷，鞋也都没有了，他们说吕骥同志披一件雨衣，也不骑马，就光着脚，在地上那么走。那时相当艰苦。但是这支队去了以后，文艺干部一下子撒开了，整个敌后文艺的工作，一下就展开了。实际上分出来相当大一部分力量，后来华北联大就是这部分力量。
李焕之：像卢肃，音乐上的话，钟惦斐。很多人都是那个时候出去的，延安还是放在“鲁艺”第三期，像陈紫，时乐濛，白韦，庄映，汪鹏，李莫愁，张衡，张泳，好多人呢，现在也都是在各岗位上，基本上这些同志还都是搞音乐工作的。第三期毕业以后，有相当一部分同志就留在当时的一个音乐工作研究室。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些人差不多都去了。当时音乐研究室，还有瞿维跟纪明。第三期结束之后就是第四期了。第四期是学习最长的一期。
李焕之、李群口述：观忘“鲁艺”（3）
从第三学期开始学制就开始长了，第三期改成一年毕业，中间没有实习。因为实习实际上三个月一出去就回不来了，所以从第三期就改长一点，让同学们多学一点。第四期是两年。
李群：两年，两年的学期中间也有实习。你像我，我就在华侨工厂呆过。
学员不是让你去敌后，是到延安附近，不是出去做音乐工作，是让你做别的工作，等于是接触群众，思想锻炼，一般工作能力的锻炼。这个中间你要做一年工作，它一点都不强调非得做音乐上面的事，我倒觉得挺好的。然后再回来再继续学习。但是四期实际上也没有按计划搞完，因为那些之后就开始整风了。
李焕之：不，其实你们是学完两年以后才出去的，出去以后实习是两个月，三个月后来就总结，就毕业，你不学习，就不能算毕业了。整风运动开始时第五期刚开了一个头。第五期的学习就不如第四期了，第四期的学习是比较正规化的。那时老师就多了，吕骥同志到前方去了，那么音乐系主任就由冼星海担任了。冼星海担任，向隅同志还在，唐荣枚还在，我在高级班毕业之后，也就担任教学工作了。后来40年底李元庆去了，张振辅去了，你知道是一个拉大提琴的了，那是一个老音乐家，中国人参加上海工部局乐队他是第一个，他也是上海国立音专的。所以后来教员力量也增加，后来也成立了音乐工作棚，像瞿维、马可、郑律成、任虹。
李群：都是我们的老师了。我们第四期老师就多了。
李焕之：后来担任教学像声乐的杜矢甲、潘奇、郑律成、李丽莲、唐荣枚他们五员大将，任虹和我担任基本乐课、合唱指挥。《乐理》主要是我担任，《音乐欣赏》是向隅。
在第二期的时候我就经常指挥了。第二期时教学方法比较灵活，学生里头你只要能干什么，就让你担任什么。当时吕骥知道我学过音乐，我在上海音专读过。因为当时二期学过音乐的恐怕也只有我一个，在音乐系学过一些。其他基本都是一些业余爱好音乐的青年。
李群：到了第四期，吕骥同志又回来了。
李焕之：为什么回来了？是冼星海有任务要他处理。他回来后就上《音乐概论》课，《新音乐运动史》课，而且上的时候一般都是上大课，不光是四期的学生听，音乐工作室的也来听。他还教我们作曲。
李群：我的习作他都给我改，教了不少课。
李焕之：先是冼星海教的。
李群：后来向隅同志可能都教过。
李焕之：刚才谈到42年，第五期，谈到吕骥同志从前方回来，又继续做系主任的工作，搞教学，办刊物。所以在1940年，冼星海走了以后，吕骥同志回来，工作仍旧在开展。那个时候办了好几个刊物，一个是《歌曲月刊》，《歌曲月刊》开始都是油印。那个时候没有这个条件，都是我在搞，从编辑到刻钢板，就是我一个人干。后来《歌曲月刊》就交给马可继续办，改成《歌曲半月刊》，后来又是《歌曲旬刊》。马可也是一样，编辑、刻钢板，都是他一个人搞。我呢，就搞《民族音乐》，一个期刊，双月刊。那个时候李元庆也在，所以我就跟李元庆两个人，担任这个《民族音乐》的编辑。那个时候也无所谓主编，编委。反正是我们两个人搞起来了。也没有什么编辑班子，当时从征稿，编辑，审稿，以及到校对，跑印刷厂，都是差不多我们两个人分头干的。每一次从学校里跑到印刷厂走十几里地，都要通过飞机场。跑到清凉山，经常跑着去校对。
《民族音乐》这个刊物办了###期，那个时候工作好像都足够正规，音乐工作方面能够搞得有点规模。社会活动向隅同志做得多一些，比如搞音乐训练班，歌咏会这样的活动。还有一个民间音乐研究会，也是那两年开始搞的。1939年初成立，树连为正主席，罗椰波是副主席。我、王莘、铁铭分任研究、采集、出版工作。就一直不断地工作，收集资料，收集民歌，都是比较有计划、有组织的。这些同学只要出去工作，到农村也好，到哪也好，就有一个任务，就是收集民歌，收集完以后，就要交给民间音乐研究会。所以民间音乐研究会员当时印了一定的记录纸，都有民间音乐研究会这样的一个格式。
李焕之、李群口述：观忘“鲁艺”（4）
可能是到42年，41年就开始了，把收集来的许多民歌的稿子进行整理，分类。我们组织了一个编程小组，成员年轻有为，像杜矢甲呀，干学伟呀，把材料分类编一编。后来出了10种丛刊，有《秧歌集》，《器乐曲集》，《秧歌锣鼓点》，《陕甘宁边区民歌第一集》，《郿雩道情集》等，都是油印的。编了民歌集数种，如《江浙民歌》，《秦腔音乐》，《绥远民歌》，《山西民歌》，出了好多集。
李群：秧歌运动以后，学习民间音乐就提得很重了。大家都很自觉，很有感情地投入这样的工作。
李焕之：座谈会开完以后，毛主席还到“鲁艺”去做一个报道，那是在5月30日。
李群：就在那个会上提出来，说让我们要走出“小鲁艺”，迈开双脚走到“大鲁艺”去。这话就是毛主席做报告讲的话。
李焕之：所以，从那以后就开始更加注重一些音乐群众活动。就是创作时，更加考虑群众能接受。42年7月，写了《七月里在边区》大合唱，然后接着42年底10月开始搞一些秧歌了。到1943年春天，秧歌运动就开展起来了。
秧歌运动当时成为我们这个学院活动的一个中心任务。那个时候教学方式也改变了。因为整风运动开始以后，好多正规的课，也都不能够正常进行了。有很多的政治学习，占了一些时间。所以有些音乐活动就跟工作接不起来。每到一个什么节日，就创作一些新的作品。假如朋友来了，几位朋友就搞一些这种作品。吕骥从前线回来以后不久，赖星就去了。他也去了音乐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