碌淖髌贰＜偃缗笥牙戳耍肝慌笥丫透阋恍┱庵肿髌贰Ｂ梨鞔忧跋呋乩匆院蟛痪茫敌蔷腿チ恕Ｋ踩チ艘衾盅芯渴摇Ｋ侵Р渴榧牵醋魅惹楹芨摺�
李群：他也写了很多的儿童的歌曲。
李焕之：儿童歌曲。林静写的《小毛衣多好看》。
李群：对了，对了。
李焕之：那个时候我们都是自己打毛衣。
李群：那个演出活动简直频繁极了。像我们当学生，实际上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就是学习也工作，工作当中也学习了。一个礼拜七天，我的印象当中就总是有五天需要各种不同的活动跟演出。
李焕之：当时组织的合唱队，从40年开始就不光是音乐系的学员，还有音乐工作室的一些同志去参加。一个礼拜只排练几次。
李群：那时候指挥是任虹，时乐濛，还有李焕之，指挥小组是由这么三个人组成的。那个时候唱的东西还挺广泛的，绝大多数是苏联歌曲。另外也唱我们自己创作的。除此以外，还唱一些30年代的歌曲，像《海韵》、《花非花》。
李焕之：还唱一些俄罗斯的，像什么《金色的红岩》。
李群：对，《金色的红岩》的合唱。
李焕之：还唱巴哈的《弥撒》。不是《弥塞亚》，是巴哈的一个《弥撒》。还唱过这些歌。
李群：后来吕骥同志写的《凤凰涅槃》，古老的诗，就是在这儿唱的。我记得好像是郑律成跟李丽莲。
李焕之：郑律成，李丽莲，夏青。
李群：夏青，现在改名了，叫祝平康，在文化部，现在他算是办公室主任了。他以前的名字就是夏青。他是很漂亮的男高音，那个时候他是戏剧系的。可能他的声音很好，后来就吸收他唱歌了，唱领唱。整风以后，这个合唱团就没有了，就全力以赴搞秧歌运动了。
李焕之：后来秧歌运动，这种合唱基本上都停止了。那个时候批判“大洋古”。
李群：其实是要怎么看它的。
李焕之：一期，二期，三期，都没有他们第四期接触的东西多。
李群：那时候人家说我们正规化，所以后来批判的时候，也集中在我们这了。音乐课，我们基本上都是唱固定的唱名，听也是固定的，唱也是固定的。
那个时候音乐系并不分科，就是大家都要上这些课，都是一些共同课。举个例子吧，像基本的音乐课，我们都是五线谱，唱固定的唱名，都是他们给我们编讲义，课呀，唱呀什么的。就是不分科。但是同学本身，他无形中好像有那么一个分法。有的同志，他提琴比较好，就多下点功夫；有的同志他声乐比较好，也有兴趣，他在这个方面就多下点工夫；有的人就是喜欢搞作曲，他就在这个方面多写一点，多下点功夫。所以在无形中好像张三李四他自己分了，但是课本身并不分，门门课都上。指挥呀，合唱呀，欣赏呀，和声呀，作曲呀，声乐，全部都得上，实际上就是说你不喜欢那一课吧，大家也知道，但是你也别不上，稍微偷一点懒。
李焕之、李群口述：观忘“鲁艺”（5）
（杨劼 整理）
李焕之（1919—2000），原籍福建晋江，生于香港。著名的作曲家、指挥家、音乐理论家。1936年春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师从萧友梅，学习和声学。1938年8月到延安，进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学习，结业后又继续在高级班从冼星海学习作曲指挥。毕业后留校任教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从延安到张家口，担任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音乐系主任。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活跃在音乐战线上，历任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工作团团长、中央歌舞团艺术指导、中央民族乐团团长等职。自1954年起，历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常务理事、书记处书记、副主席，音协创作委员会主任，《音乐创作》主编等职务。1985年当选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
1935年后，即开始创作歌曲，作有《牧羊哀歌》（郭沫若词）、《黄花曲》（蒋光慈词）等。抗日战争爆发后，积极投入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与蒲风等诗人合作抗日歌曲，作有《厦门自唱》（蒲风词）、《保卫祖国》（克锋词）等。40…50年代，他共创作了三百余首声乐作品。其中较突出的有《青年颂》、《民间建国进行曲》、《社会主义好》等。他还为电影《暴风骤雨》、《在长征的道路上》、《鲁迅生平》等配乐，为第二届、第四届全国运动会的大型团体操配乐，写作主题歌合唱曲《新长征颂》、《红旗颂》。为演出冼星海的大合唱《黄河》，他对其总谱进行过多次整理，并为《国歌》等作品编配合唱、钢琴伴奏与管弦乐总谱等。
几十年来，李焕之根据中国民间及古代音乐的丰富素材，结合时代发展的要求，创造出既表现新时代精神而又散发出浓郁的乡土气息的作品，其代表作有《生产忙》、《茶山谣》、《八月桂花遍地开》等民歌合唱；琴歌合唱《苏武》与琴歌合唱套曲《胡笳吟》，以及管弦乐《春节组曲》、筝协奏曲《汩罗江幻想曲》、箜篌独奏曲《高山流水》等。
李焕之在合唱指挥、理论著述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在革命战争时期，他曾多次指挥大合唱《黄河》、歌剧《白毛女》的演出。1957年在第六届世界青年学生和平与友谊联欢节上，他指挥北京青年业余合唱队的演出获得金质奖章。他的音乐理论著述有：《作曲教程》、《怎样学习作曲》、《音乐创作散论》、《民族民间音乐散论》、《论作曲的艺术》等。
与父亲决裂，闯荡人生（1）
我原来是搞美术的，小的时候在学校念书时就是画画好，喜欢美术，喜欢手工，兴趣最高。因为我家里搞美术的多，我姐姐是齐白石的学生，姐夫是李苦禅，也是齐白石的学生，他俩的画挂在家里，我看画比较多，受影响。我上了初中二，没上初中三，就跳班考了美专，学了美术。
那时候，我家里条件比较好，家里人搞艺术的比较多，比较自由。父亲是一个语言学家，会好多国语言，搞翻译，头脑比较新，对儿女不大管，因此儿女的个性比较强，有时候也比较任性。我很小的时候就喜欢美术，玩泥巴的时候喜欢捏泥巴人。
开始时我学了两年西画，后来因为我跟父亲产生了矛盾，留下一封信就走了。分歧很简单：
我父亲是一个搞学问的人，很老实，从来不玩，也不准我们打牌，不准烧香，不准迷信。他也很少去看电影、看戏。家里图书很多，除去门窗都是书，他的书各国文字的都有。北京解放的时候，我约沙可夫到我家，我说：“你可以尽量拿书。”他懂俄文。他说：“这个我不懂，这个是意大利文，那个是德文。”我父亲大概会八国文字，一个朋友请他去教书，私人办的学校，但那个学校的校长不好。他说：“你让我教什么课都行。”外国语当然没有问题了，历史、地理、数学他都可以教，中学他无所谓，在学校他教英语跟地理两门课。
这个校长带他去串暗门子，就是暗娼，可以玩，闲下来带着人去住家跟一个女人吃吃喝喝玩玩，校长带他到这么一个地方去。他又很老实，结果他一去，这个女人他认得，是他一个老师的女儿。他念书的时候，这个老师很器重他，让他到家里去，在老师家他曾经看见他的女儿，那时不像现在，不介绍也不说话的。旧社会教授也可以破产，破落了就完了，这个老师破落后死掉了。他的女儿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应该很有教养，要生活，被逼为暗娼。他一看，很难过，每个月给她送一点钱。她也很感激他，两个人有了感情同居了。我父亲就变成两个家，可以租房子，也可以上户口，过去不管的。我站在母亲的立场反对他，他不同意，闹翻了，我也出走了，我不做他的儿子，和他决裂了。
谈起来这是一部小说，后来我父亲的结局很惨。我母亲也很善良，劝他说：“你把她请到咱们家也不要分大小，一齐生活，不要两个家，开销很大。”但那个女的不肯，她很简单，不管你怎么说，反正到你们家也是小的。最后她跑了，不辞而别。据说我父亲坐着火车全国到处找也找不到，回来变成神经病，后来死掉了。他是个很老实的人，要是像那个校长一样玩一玩就算了，可他是很认真的，真帮助她，真产生了感情，最后成了神经病，什么也不能看了，也不翻译了，也不写东西了。
我离开家跟他决裂以后，要念书，要生活，自己要奋斗。上学要交学费，住房要交房钱，吃饭、穿衣服都靠自己挣。我就画画，主要在王府井一带画。王府井有一个中原公司，现在是儿童商店，北京最大的一家，还有同陞和帽庄、盛锡福帽庄。这三家是挨着的，三家商店都是我画广告。我住在盛锡福帽庄，不交房钱，还可以拿到稿费。
这时候，我还搞业余戏剧工作，跟蓝马搞剧团。所以美术学校毕业以后，我又考进南京国立戏剧学校舞美系，搞布景。这当中我在学校演了不少戏，还主演过易卜生的《国民公敌》，演斯托门医生。
学校里好多戏的布景是我搞的，特别是曹禺的戏，曹禺自己导演的《日出》、《镀金》，还有余上沅导演的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
我记得《日出》和《威尼斯商人》两部戏给了200块钱，那是我第一次拿设计费。那时候200块钱已经是很高了，很了不得了。四块钱可以吃一个月包饭，一菜一汤，一块多钱一袋洋面。我在学校是半职工半学生。考进剧专上学同样没钱吃饭，我就给学校刻钢板，学校的讲义都是我刻我印，学校每月给我四块钱，正好吃包饭，工作得很好。后来学校离不开我了，每月给我20元钱工资，白天上学，晚上工作，业余搞学校的各种工作。想想现在年轻人念书太幸福了。
与父亲决裂，闯荡人生（2）
在剧专我学习也很杂，我在美术学校学了两年西画，一年工艺美术，最后毕业是在雕塑系。所以我可以画油画，画水彩画，画图案。设计图案、封面我也可以搞，雕塑也可以搞。
中国第一个毛主席像章是我做的，现在在历史博物馆。那是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时候，做为延安“鲁艺”向主席团献礼，“七大”主席团每人一个，小圆的，是用锡铸的。
我学舞美，可是我又演戏，后来也搞导演。我这个人比较活跃。“七七”事变，要毕业了，学校留我做助教，我不肯，因为我早想上延安。1936年我就想到延安去，那时候红军刚到延安，史沫特莱在延安，我姐姐也在延安，她来信叫我上延安。可我没毕业，没拿到证书，所以没有去。
南京撤退前国立戏专迁往四川，我没有走。我到了汉口，又没钱了。到延安没有路费是不能去的，我暂时在中国电影制片厂，被聘做美工师。
抗日战争以后，全国很多电影艺术家都集中在武汉，其中很多大师，蔡楚生、史东山、应云为、袁牧之、陈波儿都在中国电影制片厂，很多剧校的同学也在那儿。我去的目的就是要挣点钱好走，要吃饭，要坐火车也要钱，订了半年合同。他们说：“从来订合同没有订半年的，都是五年，最少也是两年。”我说：“你不订就拉倒。”后来王瑞林找我谈：“你非要订半年就半年吧，艺术家嘛，反正也走不了。”果然我就呆了半年，每月拿薪水，有了钱了，1938年4月份就到了延安。
除去给中国电影制片厂工作以外，我还演过几部戏，都不是主角。我演过史东山拍的《保卫我们的土地》、袁崇美导演的《热血忠魂》还有应云为导演的《八百壮士》。我在戏里也搞布景，也演戏，演了三个片子。这个时候，我也从事戏剧活动，演了《放下你的鞭子》，演街头剧，宣传抗日。
我真正干电影是在“七七”事变以后，从武汉电影制片厂做美工师这个时候开始，真正接触电影，对电影产生了兴趣。
过去我是电影的反对派，非常不赞成电影。觉得电影没有舞台戏好，舞台戏是艺术，很难搞；觉得拍电影很容易，电影用真布景，选到合适的布景就拍了，表演也很简单。那时不懂电影。
我到天云公司看袁牧之拍《生死同心》还有《迷途羔羊》，谢添在天云公司当明星，找我，说：“你来吧。”应云为也在天云公司，导演《生死同心》，他也说：“你来吧。”我说：“我要干舞台戏，不干这个。”
后来我到武汉，接触了电影，才理解了电影艺术。应该说，这只是才开始学习。可是很快我就到延安去了，没时间去搞电影。
参加抗战以后，我还是搞戏剧活动、搞宣传工作。那时在敌后演戏、演田庄剧，连舞台都不要了，在打麦场、街道里、村子里、院落里演戏，简单极了。其实那很接近电影，很真实。
这时候我跟张仃组织抗日艺术队，搞艺术宣传。当时抗日艺术队里人很多，艾青、田间都是我们队的，队里有很多搞戏剧、搞文学的。从武汉到西安，从西安到榆林，从榆林都分散了，走了许多弯路才到延安。当时虽然国共合作了，但矛盾很大。我们去延安，要是让国民党知道了，是要被抓的。
“革命虫”和棒子面
我到延安的时候，正是延安遭受日本人第一次大轰炸以后。延安大疏散，西北战地服务团（西战团）跟贺龙的一二○师过平汉路、同蒲路前往晋察冀，这时我参加了西北战地服务团，一起行军，走了一个多月。
我记得我参加“西战团”的当天晚上，行军到了青边，在青边搞群众晚会，我演了《放下你的鞭子》。我脱下自己的衣服，换上借来的老百姓衣服。衣服上有虱子，我也不管拿起来就穿上了。人家挺佩服我的，说：“你还不错，也不嫌脏，真是艺术家。”
抗日战争我长了六七年虱子。虱子多到什么程度？冬天穿棉衣，我们那时没有衬衣衬裤光身穿棉袄，晚上睡觉的时候，把棉衣、棉裤翻过来挂在外面冻。睡老百姓家里，睡之前借老百姓的笤帚扫。有句话说虱子多了不咬人，习惯了就无所谓了。我们身上虱子多得随便你说哪儿都可以摸到，脖子底下、胳肢窝底下、裤腰里，一抓一个。女同志最倒霉，头发没办法，虱子在头发上下虮子，一个个小点，撕不下来，烫也烫不死，没事在太阳底下你给我抓，我给你抓。我们管它叫“革命虫”。
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晋察冀活动。魏巍过去在晋察冀一分区，一分区的司令员是杨成武，我们在那儿演出，他在那儿搞部队报纸。在西北战地服务团我做编导委员长、团委，团长是周巍峙。团员很多，有田间、卫浪、方冰、邵子南。丁玲是前任团长，到河北换成周巍峙。这个团是很了不起的，一直坚持在敌后活动，给群众给部队演出。我们几年一直穿老百姓服装，经常深入到敌后，搞武工队，所以我搞武工队时间比较长。
那时候，我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农村，住在老百姓家，身上长满虱子。这几年对一个人的改变是很大的，不管觉不觉得自己都在变。虽然你看这屋子里很热闹，但我还保持着农村的风格。我一直和农村保持着联系，经常有农民来，直到现在，都是这样。
我现在每天都要吃窝头，不吃不行。昨天来了两个香港朋友，我说：“我请你们吃窝窝头，蒸的棒子面的小窝窝头。”我们家经常喝棒子面粥，连阿姨都觉得挺奇怪，现在阿姨也知道了，棒子面有营养。刚开始下去吃小米饭，嗓子眼根本咽不下去，就吃一小碗，挨饿，饿得受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