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伯英要上齐北的车，胡汉良抢先一步拦住他：“我坐巡座的车。”
回去的路上，胡汉良坐前座，似乎干了件值得自豪的事情，脸蛋大而鼓，从后面都能看见腮帮子的横肉在快乐地抖动。齐北问：“你杀了两个共产党？”
胡汉良知道瞒不住，干脆直说，乐呵呵转过头来：“他们不是共产党。”
“我知道他们不是共产党。”
“开饭馆的，妈了巴子，和我朋友有过节，抓来给点颜色看看。”
“草菅人命，如果不是你们这种做法，党调处也不至于臭名昭著。”
“那也没人怕党调处了。”胡汉良扭过头去笑了，难为他能笑得既张狂又谦逊。
“武伯英，刚才一点都不紧张。”齐北冷言，“普通人看到这一幕，会吓个半死，何况他一个读书人。只能说明，他不是个普通人。”
胡汉良惊讶地扭回脸来，表情严肃：“巡座认为他是共产党？”
“你有没有怀疑过？”
“绝对不会，我敢打保票。”
“看来你没怀疑过。”
胡汉良转身过去凝思了片刻，脸色阴沉下来：“武伯英从上海回来，就发了癔症，治了几个月才好，再也不能教书了，就到党部工作。我暗中查过他，听西北公学的人说，他确实和去上海之前有了很大变化，很不一样，都说他弟弟的冤魂，附着在他的身上了。双生兄弟，一死一活，合二为一。”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潜伏·1936》 第四章（4）
齐北冷笑：“你也相信冤魂这个说法。”
“不相信，如果有，冤魂早把我缠死了。”胡汉良笑笑，“但是我相信，亲弟弟死了，而且双生兄弟，对人是个不小的打击。”
齐北看着窗外不语。
胡汉良扭头问：“巡座，你有兄弟吗？”
齐北摇摇头，继续看着窗外。
“我有，我有两个哥哥。”胡汉良很感慨，“两个恶霸哥哥，共产党说他们是恶霸。九年前，被家乡闹农运的泥腿子赤卫队一起枪毙了。所以，我这辈子要和*干到底。”
齐北还在思索着武伯英：“他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他知道我们把人命不当回事，但是刚才，他的表情里只有惊讶，却没有惧怕。你胡汉良都怕我，他上次和我谈话，却全然不惧。”
齐北来不及进一步拉拢武伯英，西安城就突发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件。左倾的《西北文报》，发表了一篇针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剿共的文章，用了骇人听闻的题目——《论蒋介石的日本血统》。左倾文章在报纸上也偶有露面，但是一般还算含蓄，只是呼吁和劝谏。但是这篇文章非常露骨，用纯属无稽之谈的日本血统来讽刺蒋介石，论证他不抵抗政策的根源。舆论哗然，西安的蒋系军、警、宪、特非常紧张，紧急查封文报报馆，但等西安警察局侦缉队赶到时，报馆已是人去楼空，一经调查，原来报人都被杨虎城派兵抓捕了。不用说，杨虎城明捕暗护，明摆着是张、杨利用舆论在打擦边球，然后自导自演自己谢幕，向蒋介石叫板。蒋介石岂能不怒，拍着桌子骂娘西皮，于是西安城都颤了三颤。这个大耳光，伤的是蒋介石的颜面，伤的是西安蒋系集团的心肝。
这场失利，使各自为政的西安特务机构临时团结起来。军特处、党调处、宪兵团、公安总队、交警总队和保安团的情报头子，由军特处特派员张毅召集，在张毅的临时住所召开一次座谈会，商量下一步的共同行动。西安党调处自然由齐北代表参加，省党部参加的还有党部委员兼宣传部长卢兆麟，二人同车前往张毅的公馆。
参加会议的都是齐北貌合神离的老相识，自从共产党中央转移到陕北，这些人从四面八方渗进西安，见缝插针，利用公开机关，掩护秘密组织，在已经被张学良、杨虎城、邵力子控制的西安扎了营盘。
寒暄已毕，张毅先讲话，情绪有些激动：“我们过去在防共问题上，都是各干各的，互相牵制，闹摩擦，我们的力量不是分散了，就是抵消了。而共产党与我们刚刚相反，它是以整个力量来对付我们的，我们这样下去，前途不堪设想。形势所趋，把党政军各方面力量统一起来以对付共产党，在今天已经是刻不容缓。目前我们必须采取一定方式，统一各方面的行动和步骤，这样，比我们现在有组织而不能运用组织，有力量而不能合理有效地使用，一定要好得多！”
宪兵团参谋长刘光夫，自觉在西安特务力量中的排位，仅次于军特处，接口讲了一个别出心裁的问题：“我们在西安的防共，责任更比其他城市重要，这里既是共产党向南的码头，又是青年学生向北的中转站，共产党人进出陕北，也不可避免要经过西安。共产党打着抗战的招牌宣传共产主义，与混在西安的左倾人物打成一片，对青年学生公开煽动，引起学生不安心求学，近来到陕北去的越来越多。最近一段时间，胡长官的电话都被打爆了，南京、武汉、重庆、洛阳，都是些大人物、老朋友的电话。凇沪会战后，中央机关分散在这几个城市。电话无非一个话题，自己的儿女亲向共产党，跑了，跑到西安来了，想找机会去陕北。这可是动摇根本的问题，听听他们怎么说，孩子都成了共产党，我们还搞个什么道场？”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潜伏·1936》 第四章（5）
保安团参谋长王家骅，自认为是与会三号人物，迫不及待接口：“学生们为什么会跟着共产党瞎闹？还不是因为他们的宣传蛊惑，共产党以及各党派出版的反动刊物，西安现在是最多的。而且近来各地方跑到西安来的人，分子复杂，良莠不齐，都使得西安社会秩序混乱，人心浮动。我们如果不采取有效办法，注意管制，很可能出乱子。我们要抓住一个总的根源，就是要防止共产党，防止左倾人物在后方破坏捣乱。而要抓住这个根源，就要抓住他们的主流办法，寻根溯源。他们的主流办法是什么？就是他们的反动宣传。”
大家纷纷表示赞同，张毅则将矛头直指党部：“如果我们早一天联合，就不会发生今天这种公开诽谤委员长的事件，就不会连个人都逮不到。在这件事上，省党部的新闻审核难辞其咎，第一道关口没把好。”
省党部宣传部长卢兆麟一下子紧张起来：“他们上报清样时，是篇夏季防暑的文章，谁承想印刷时换成了时评。”
“这是时评？”张毅寸步不让，“就算偷梁换柱，你们也能第一时间看到印刷样报，何至于满大街的报童，举着报纸喊委员长是日本人！”
卢兆麟憋不住委屈：“你要我手下这群笔杆子，去印刷厂盯机器吗？去报馆查封逮人吗？”
这明摆着是党调处的责任，众人把矛头引向齐北，他却坦然不语，还是那副冷冷表情。张毅的讲话，看似与齐北在调查处的训话不谋而合，实际齐北之前给他打电话商讨过，张毅基本上讲的还是他的意思，实际是谋而和。如果情报共享、力量均用，就目前的情况，党调处要沾各方面的光，得了便宜，自然卖乖。
接着应该齐北讲话，但是他偏偏不讲，拿眼看着警察局长马志贤。马志贤算是黄埔系，有个“黄埔一期”的金字招牌，因为和陈明仁争权不果，转投了戴老板，俯首帖耳于黄埔系瞧不起的“黄埔六期”开除学员。军特处急于将爪子伸向西北，戴老板于是派马志贤回家乡陕西，任西安警察局局长，兼任军特处陕西站站长，起起伏伏经过几年经营，爪牙众多，网线密布，成了西安特务组织最具实权的人物。
尽管齐北没有给马志贤教过课，却在黄埔做过教员，马这个人八面玲珑，为了突出自己黄埔系的身份，又想笼络齐北，所以见面口口声声称呼老师。马志贤圆滑地引开话题：“一发生此事，我们就组织人员，没收了街面上的所有报纸，又查封了存货。但是等我们到达报馆，张学良的刘多荃师特务营已经封锁了附近的街面，我们根本进不去，然后杨虎城的兵才进去抓了人。这两个人现在穿一条裤子，才是造成西安目前局面的根本原因，正是共产党，促成了他们沆瀣一气。”
善于权谋的蒋介石派张学良入陕，就是想利用东北军和西北军多年的恩怨，让他们互相钳制。早在军阀混战时期，陕军就和入关的奉军在晋豫秦大战过几回，双方损失惨重，结下了仇恨。中原大战时期，张学良率东北军挺进中原调停，支持蒋介石，在豫陕交界面对面与杨虎城交锋，积怨愈深。所以张学良就任西北剿匪总副司令代行司令之权进入陕西，杨虎城非常排斥，居然不给办公寓所，东北军机关只好租住在南院门一所大杂院。双方军队摩擦不断，剑拔弩张，反倒是不打不相识，促成张、杨坐下论理，杨虎城生气的不是前仇，而是张学良后来对日本人不抵抗败退关内。
《潜伏·1936》 第四章（6）
张学良忍辱接受蒋介石不抵抗政策，带东北军撤入关内，原打算寻求时机在中央军协助下反击，一举光复东北失地。谁承想蒋介石此举意在消除张学良兵权，抛出了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置东北沦陷于不顾，一心剿灭共产党，集合重兵大举对中央苏区进行围剿，没用一兵一卒在华北对日本进行抵抗。张学良背着个“不抵抗将军”的骂名，没有一天不想着抗日。虽然蒋介石派他到仇敌杨虎城地盘，但有机会可以脱离被牢牢控制的武汉，又可以在西北建立抗日大本营，直面日本之敌，故而欣然答应。张学良一到西安，即利用权力调派东北军旧将，把几十万大军驻扎在陕西周边，东北军又从一盘散沙捏成了拳头，给西北军造成了不小的压力。
既然二人的矛盾在抗日，结合也在抗日，于是尽释前嫌，携手起来，杨虎城把自己的新城黄楼让出一部分，给张学良“剿总”办公。谁承想做事总是出人意表的张学良，通过亲共的部下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秘密与积极抗日的陕北*中央取得联系，表达了合作意向。处于困境中的*中央欣喜异常，周恩来立刻派李克农为全权代表，冒着大雪到洛川与王以哲进行谈判。谈判进行得很顺利，初步达成口头合作协议。谈判最后一天，张学良驾驶飞机飞到了洛川，亲自与李克农会面。张学良要求李克农向中央报告，提出要和周恩来在肤施谈判，提高谈判级别，也提高合作程度。*中央欣然同意张学良的要求，并互发电报敲定了行程与议程。一个月后，李克农即陪同周恩来秘密进入肤施城内，张学良又是亲自架机，秘密飞往肤施会见周恩来。
这些行动都非常保密，杨虎城亦不知，只是发现了一些反常。张学良与杨虎城进一步交往中，发现他也有一腔爱国热血，于是酌情透露了自己和共产党的秘密动作，试探一下他的虚实。谁知杨虎城也早与共产党接触密切，还怪罪张学良进一步联共不叫上自己，二人一拍即合，于是让西安这个剿共的焦点，反倒变成了共产党人活动的乐土。
齐北的发言非常冷静客观：“共产党抓的是什么，抓的是人心，现在人心所向在哪里，在抗日。所以现在跟着共产党喊抗日的人很多。杨虎城是什么，是土匪；张学良是什么，还是土匪；共产党是什么，也是土匪。他们的秘密合作，实际是匪匪勾结，沆瀣一气。张杨虽然鼓吹抗日，但他们都是军阀，不会不打自己的算盘，军阀最需要什么，就是地盘。杨虎城这个人貌似耿直，实则狡猾，他与什么人都交好，一直被委座排斥在嫡系之外。他为什么联共，除了抗日之外还是想巩固在陕西的地盘。张学良这个人貌似聪明，实则冒失，他为什么联共，除了抗日之外还是想收复东北的地盘。共产党的力量现在太弱，他实际是想间接联合斯大林，学新疆的盛世才，靠苏俄来重整远东。
“这两个人一旦失去地盘，军队无所根据，没了军权，就什么人物都不是了，他们很明白这一点，所以才和委员长唱反调。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保持地位，怎么唱反调，就是鼓吹抗日，反对委员长‘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岂不知这个口号非常正确，不但以前适用，现在也不能变，我非常支持。俗话说家贼难防，共产党就是我们的家贼，腹心之患。我们不能消灭共产党，就要被共产党所消灭。我们与日本人还可以讲和，但和共产党，完全没有商量的余地。
《潜伏·1936》 第四章（7）
“现在看起来，中国和日本水火不容，但终究还有和解的一天。我们与共产党那就完全不同了，势不两立，没有什么价钱可讲。其实我们真正的敌人，并不是日本人而是共产党。共产党有赤色帝国主义者苏俄做后台老板，比日本人还要可怕。共产党的大本营近在陕北，对西安是一个大威胁，防共就是我们唯一的责任。如果让共产党势力在西安膨胀起来，整个西北以至大后方受到共产党的威胁，我们一切都完蛋了。我们对不起国家，对不起委员长，我们自己也死无葬身之地。一旦他们起势，在座的哪一位，不是他们先杀而后快的？”
大家听得频频点头。齐北看了一眼张毅，又说：“我们今天是统一行动，而不是统一组织。关键是我们的组织也统一不了，各有所属、各有所长、各有所重，如何能统一指挥？我主张合而不同，各自在擅长的领域，殚精竭虑为*效力，为委员长效力。然后进行一些必要的合作、必要的交流，这才是正途。我们是西安的耙子，各位就是耙子的铁齿，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如果把铁齿打得剩了一根，那就什么也做不了了，因为我们不是军队，不是梭镖。所以，我反对张特派员的主张。”
张毅听完非常吃惊，这才意识到齐北会前关于合作的沟通是个陷阱，自己跳了进去，倒为他提高了威望。众人听了齐北的话，不由得暗自窃喜，谁都不愿意把自己的力量交出来接受统一指挥。马志贤更是由衷赞同，自己的力量隐藏在警察局，如果统一指挥，难免暴露，于是也不管张毅的特派员身份，发言支持齐北：“共产党无孔不入，估计各位手下都有尚未被发觉的潜伏在*的人员，如果统一组织，势必暴露，那么就没有秘密可言，如果没有秘密，那就没有工作可言。”
张毅有些丧气：“那你说，哪种合作形式才是好的？”
齐北冷冷看他一眼：“就是定期组织这个会议，会上各人发言，通报己方工作进展，如果有不方便讲的，也可以不讲。互相可以寻求帮助，竭力查漏补遗，网子一层层铺，网洞才能小。如果把网线拧在一起，就成了一根麻绳。”
大家被他的比喻惹得哈哈大笑，就连张毅也不自然地笑起来。
“我觉得，每个星期天上午，今天在座的各位，有必要在这里聚会一次，什么都可以探讨，什么都可以座谈。但是，不许缺席，不许代替，必须亲自参加。”齐北说着看看卢兆麟，“卢部长以后就不参加了，党部由我代表。”
卢兆麟听了反倒心里轻松：“我不参加，不参加。”
回党部的车上，齐北和卢兆麟并排坐在后座，从公文夹里掏出一沓稿纸，足有七八张之多，密密麻麻写着蝇头小楷。齐北把稿纸递给他：“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既然这次有失误，被人当作咱们的责任，咱们就要第一个出来弥补。把这个稿子，发表在明天的各个报纸，头版头条。”
卢兆麟接过稿纸细细看了一遍，盯着最后的署名：“武伯英的文笔果然很好，不愧是西北公学的国文教员。”
齐北冷哼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