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研究部3年毕业：临时工资月薪元；半年转正，定行政20级，月薪70元；
大学4或5年本科毕业：临时工资元；半年转正，定行政21级，月薪62元；
大专2年或3年专科毕业：临时工资46元；半年转正，定行政22级，月薪56元；
专业学校高中3年毕业：临时工资36元；半年转正，定行政24级，月薪46元；
专业学校高中2年毕业：临时工资32元；半年转正，定行政25级，月薪元；
专业学校初中3年毕业：临时工资月薪元；半年转正，定行政26级，月薪33元；
以上是按照北京、天津（6类工资区）的币值数额；上海、西安等第8类工资区的币值数额略高；南京、武汉等第4类工资区的币值数额略低。
（但这个标准到1957年就修改了，各自都下调一级。此后大学毕业生的待遇一年不如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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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1960年的大学生活
北京大学西语系学生赵鑫珊回顾了他的大学生活。
1955年8月24日23点，前来报到的北大新生赵鑫珊乘坐的列车，才到达北京前门车站。火车晚点了。已经是半夜时分，前门车站外各大学的“迎新接待站”空荡无人。只看见一些标记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戏剧学院”“北京地质学院”“北京航空学院”的横幅下的桌子……
只好叫了一部三轮车，谈妥车资4元人民币，送他到了西郊北京大学西校门。时间已经是25日凌晨1点多钟。
刚进北大，新的学生宿舍还没有盖好。暂时先住教室。理科（数理化各系）学生多半住在小饭厅，都是上下铺双层木床。这时发生一个不幸的重大事故：一个学生从上铺摔下来，摔死了。校方立即在所有的上铺增加了长木条护栏。
开学前夕，西方语言文学系（简称西语系）的系主任冯至教授来看望新生：英语、法语、德语三个专业共60多名新同学。
入校不久，他只知道当时的北大校长是马寅初。又知道老北大（1898—1937年）的校址在城里的沙滩红楼。抗战八年北大和清华、南开组成西南联大；抗战胜利后，北大才重返红楼。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北京大学合并了燕京大学，新北大迁移到西郊海淀的燕园。至于老北大的校长蔡元培、蒋梦麟、胡适，和燕京大学教务长司徒雷登，他则一无所知。
第一学期吃饭不用付钱（供给制）。大饭厅，每桌8人，每个学生发一个捷克生产的大洋瓷碗。伙食不错，为大锅饭、中灶、分菜制，经常有鱼肉吃。1956年以后实行饭票制。所有同学都享受助学金。最低每月14元5角，其中12元交伙食费，2元5角零用，包括买书和笔记本、理发、邮票等。同班有“调干生”6人，每月领取27元，生活很宽裕。
同班有位女同学黄文华，她的父亲和大哥都是工程师，每人每月各给她寄25元。她每个星期都要去莫斯科餐厅，花费1—2元吃俄罗斯风味的西餐。此外，她还拥有一辆自行车——跑车，在学校里十分显眼。在大饭厅窗口排队，她总是站在“甲菜”（1角5分）的窗口，而赵鑫珊永远站在“乙菜”（1角）或“丙菜”（5分）的窗口。这种对比使人印象很深。
1956年北大新建学生宿舍15幢，容纳1920人。其中可住192人的5幢，可住96人的10幢；每幢4大间，每大间间隔为3小间，每小间住进8人，就拥挤多了。
清华大学建筑系高年级学生，设计了10幢简易小楼做北大学生宿舍。仓促完工，条件很简陋，一幢小楼中的3间屋子只隔一层薄墙，顶上相通，这边屋子有人咳嗽，隔壁屋子就能听见。住进去的同学都不满意。后来随着北大宿舍楼增多，这几幢小楼就改为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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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北京文化人的生活
1955年，叶浅予跟王人美结婚办酒桌，请了十几位客人。有郭沫若、阳翰笙、吴祖光新凤霞、黄苗子郁风、丁聪等，办了两桌豪华的酒席，花了两百元钱。新婚之夜，叶浅予对王人美开玩笑说，我破产了。言外之意是说，叶浅予的积蓄全花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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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天津居民生活
作为参照，可以举出天津市一般工人家庭为例。
新中国成立初期，实行了“广就业、低工资、大锅饭大家吃”的政策。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53—1957年）城市纷纷开办工厂，由消费型城市转变为生产型城市。青年工人大量增加。1955年全国职工总数增加到1571万人。
家庭收入不算高，但是支出也相当少。以天津纺织厂为例，按件计酬的工人工资（计件工资）比较多。在私营企业里，纺织男工每月平均工资53元，女工每月30元至40元。1956年公私合营以后，男工每月的工资最多曾高达180元，女工则每月为58元。（但到1957年随着计件工资改为固定工资，工人的工资水平下调。例如帆布工人每月工资减为元，辅助工元。）
同时由工厂选调出去的国家干部，工资标准是：行政20 级为每月70元，21级为62元，22级为56元。
天津居民人均消费水平由每年148元（每月12元）增加到205元（每月17元）。天津郊区农民人均消费水平由每年62元（每月5元多）增加到79元（每月7元多）。
天津家庭主要开销：日常食品如白面每斤1角8分5，大米每斤1角4分或1角5分，玉米面每斤8分，豆油每斤5角4分，猪肉每斤5角，羊肉每斤4角5分，鸡蛋每斤5角5分，鲫鱼每斤2角5分，蔬菜每斤4分，等等（物价比上海、北京都低一些）。平均伙食费每人每月10元—15元，可以吃得不错：
粮食（大米白面）每月30斤：5元左右
豆油每月2斤：1元零8分
肉每月3斤：1元5角
鸡蛋每月3斤：1元6角5分
蔬菜每月30斤：1元2角
以上共计大约11元。
伙食费占家庭全部开支的一半以上。
房租也很低，每家3—4口人分配一间公有住房，大约10平方米，租金是每间每月2元。而企业提供给职工的住房（称为工房）房租为每间每月1元。
居民做饭、取暖普遍使用煤炉，厨房简陋狭小，厕所公用。开始普及电灯、自来水。当时一般认为比较高级的生活水平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知识分子的待遇要比一般居民强一些，但是强不了多少。
（附注：1956年人民币1元，实际购买力约合今人民币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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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上海居民生活（1）
还可以举出上海市一条里弄的调查材料，看当时一般市民的生活状况。
上海新成区石门一路大中里，是一条中型里弄。据1956年12月20日的统计，居民共384户，1768人（平均每户人）。成分为：职工家庭88 ％ ，私方人员家庭，其他成分占（如摊贩、开业医师、无业、失业人员等）。
这条里弄解放前房金昂贵。当时居民大部分是资产阶级和高级职员。解放以后，房租显著降低。陆续迁入的100多户新住户中，绝大多数是职工家庭。
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劳动就业人数的增加和工资改革，大中里居民的生活水平不断获得提高。
1952年登记失业者90人。1954年和1955年，大中里有20个无业人员就业，1956年又有64人就业（其中有未进行劳动就业登记的初中毕业生等青年37人）。至此，五年前进行就业登记90人中，只留下43人了。就业人数增加，困难户就相应减少。从1955年底的69家降至1956年底的40多家。原来的家庭妇女，有的也走上了工作岗位。因此 ，不少居民家中有二人以上的就业人员。
工资改革后收入有所增加
工资改革前，大中里职工居民的工资收入最低每月约35元，最高约350元，平均每户收入约80元。1956年10月份，即工资改革后，人民银行储蓄所对大中里的100个职工储户的储蓄金额积累数作了分析。根据这一分析，大中里职工居民在工资改革后，在物价稳定的基础上，每户的平均收入增加12—14 ％ ，大约每月为90元。
居民生活的提高，也可以从里弄里的小商、小贩营业状况看出来。里弄里有个小杂货滩“鹏飞号”，过去十斤糖果可卖两、三个月，现在一个多月就卖光了。另一家小杂货店“详森泰”，1955年全年营业总额为8；768元，1956年已增为10；106元。
但是，大中里的居民，并没有把全部收入投向消费市场；他们把多余的钱存入了银行。他们的爱国储蓄金额也是逐年上升。1955年底，全体住户的储蓄总余额为4万多元，1956年3月底为5万5千元，6月底为6万7千元，9月底为10万6千元，12月底为11万9千元，到1957年1月底，已达12万2千元了。以储户来说，1956年底比1955年增加三倍以上，总户数为779户，说明不少居民一家存好几种储蓄或一家有好几个人参加储蓄。其中职工的储蓄有了很大的增长。据人民银行当地储蓄所统计，1953年大中里的存款总余额中，资本家的存款占70 ％ 以上，而去年年底大中里的11万存款中，职工的存款已接近50 ％ 了。
再从里弄里不同阶层的家庭，看一下居民生活的变化。
工人家庭
主人吴根福、鲍秀英原来都是本市庆丰棉纺织印染厂（解放前名保丰纱厂）工人。1947年结婚后，厂方以夫妇不能在同厂工作为借口，辞退了女方。生活的担子就由吴根福单独承担。当时家中除夫妇二人和一个母亲，还有前妻所生一子在读小学。吴根福因工资收入入不敷出，离厂出来单干，但每况愈下，踏了三天三轮车，没赚到钱，却累得病了半个月。母亲只好暂居女儿家。孩子读书的学费也全靠借贷缴付。当时物价飞涨，所借全以实物计算，一箱肥皂读半年书。家中每日淡粥菜饭，甚至有个时期每天只买二、三分钱咸菜过日子。
新中国成立后，吴根福重进庆丰纱厂做木工，工资每月81元。但接连添了三个孩子，支出增加，经济情况又趋紧张。后来，大儿子考入了机器制造学校，学费、膳费全由国家负责；大女儿读小学，二女、三女读幼儿园，学费全由工厂负担。吴根福并享受了劳动保险待遇，情况有所改善。但碰到孩子生病等突发事件时，还感到欠缺。因此，庆丰纱厂历年来给了他们困难补助费近100元。
1956年工资改革时，吴根福被评为七级技工，工资增加为94元6角。鲍秀英也于6月24日重新进入纱厂，目前工资每月65元。家庭的工资收入共有159元6角。享受各种福利的收入，每月相当于23元多；实际月收入183元，人均26元。生活也就有了显著的改善。自去年下半年起，增用了一个保姆。全家衣服作了一次更新。鲍秀英在前三年一件衣裳也未添过，去年开始添置新衣，并添了两条新被；孩子们去年添置的衬衫、裤有十三、四件；于是两年来每年有余的购布券不够用了。
在饮食方面，目前小菜连油、盐调味每天约1元2角，与过去最困难时期每天3分钱咸菜相比，已有天壤之别。现在，光孩子们的鸡蛋、豆浆和白糖，每月就要12元。
他们不但要储蓄数字增加，还准备多买公债，前年只买5元，今年打算买50元。
小职员家庭
丈夫是纱厂小职员，妻子吴爱珍是新成区第二中心小学教师。现在他们住在大中里，连灶披间（厨房或兼饭厅）有大小3间房子。家中计有夫妇俩，4个子女和1个妹妹、1个甥女，共8口人。丈夫去年外调工作，每月寄回家用100元；工资改革后，妻子每月收入70元（月增6元），此外得到补发工资54元8角。人均每月生活费25元。
妻子原来也是职业妇女，抗战时期失业。当时丈夫也无固定工作，辗转于浙江、江西、福建各省。抗战胜利后进了上海荣丰纱厂。但因当时上海生活费用高，夫妇反而分居，妻子退居乡下。经过两年，丈夫才逐步添置了简单的家具，租了棚户区的一间薄板房子，在1947年把妻子接到上海。当时物价飞涨，一月数变，生活艰难。男主人发了工薪，马上买进柴米油盐以至草纸、肥皂；留下的小菜钱，却因为货币贬值而只能吃咸菜、黄豆芽。
1956年上海居民生活（2）
新中国初期，生活也仍然并未好转。大女儿生伤寒病时，特效药一瓶买不起而只能买半瓶。到1950年，他们才在纱厂同志的帮助下搬进了大中里。
1952年，妻子当了教师，家庭生活才有提高。生第五个孩子时，妻子病在医院，光输血就是600cc，但因为国家实施了公费医疗制度，200多元的医药费、住院费全由国家负担。
这几年来，他们除了存定期储蓄外，有奖储蓄已从两份增加到四份。1956年，妻子领到补发工资后，只买了一枝钢笔；凑满50元，又存进了银行。而当每年发行公债时，他们又早已作了准备。主人们很会节省。几年来主人们身上逐步出现了呢衣；1956年还第一次添置了丝绸衣衫。每个人身上都有了绒线衫。女教师参加晚会时，还另有漂亮衣裳。鞋袜齐全，寒假做单鞋、暑假做棉鞋，还买了一架缝纫机。
妻子说：“生活好了，在吃的方面也要动脑筋了。”他们一家七口吃饭，总是一荤两素一只汤；单是一只汤，就可以有豆腐羹、水炖蛋、罗宋汤，换各种花样；星期天有时还为孩子们调煮红枣、赤豆汤。现在，书报杂志，也比过去订得多了。
私方人员家庭
户主王万荣是公私合营荣昌祥广告公司中的副经理。家里经常有14口人吃饭，包括两个劳动大姐（女佣）和8个在大学和幼儿园读书的子女，另外还要照顾两个亲戚。
这一家庭在解放前生活十分富裕，男主人经常通过吃喝玩乐拉拢生意。解放初，这位经理的月薪是2400折实单位，合新人民币1250元。在“五反”期中，经理主动减自己的月薪为600折实单位（每个折实单位约合5角多钱）。此后，又因营业清淡，从600折实单位减到220元。当时营业虽仍未好转，但花天酒地的经营方式有了改变，因此生活仍然富裕。1953年合家集体游杭州，一次就化去200多元。那时，苏州、宁波等地的亲眷往来不绝，一住数月；家中曾有三个女佣（后来辞退其中一两个）。
1955年，王经理因历年来在公司中挪用公款和漏税，经查实，需要补缴赔款，就变卖了一些家产，负了债。加上公司营业仍未大力开展，220元的薪金时常前欠后拖。生活不再宽裕了。虽然那时还有每月100多元的房租收入，也终因开支浩大而陷入拮据状态。
1956年，这家公司在公私合营以后整顿了业务。这位新任副经理的220元固定工资能够按月发放了，家庭经济也得以安定下来。不久，政府又发放了定息，息款每年6000元。（注：如此，平均每月收入720元，人均50元）。冷落的门庭又开始热闹。从1956年底以来，住在家中的客人从未断过。劳动大姐（女佣）也恢复为两个。每日小菜钱已提高到2—3元。七个子女每月看电影从过去的7人次增到现在的20人次。出嫁的大女儿不再需要补贴家用，相反地由这里送去了新衣裳、新皮鞋。全月的家用开支又超过350元了。1957年起每月储蓄35元；主人还把今年发放的10月份公债缴款期以前拿到的定息，用来购买2700元公债。
失业人员家庭
户主汪礼亭48岁，父母子女共7人。他原在上海英商邮电银行工作。1954年银行申请停业后，遣散职工，汪礼亭失业了。当时所领遣散费相当于20个月的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