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揣着粮票游长江
一位教员回忆：60年代一个暑假坐上了从成都到重庆的火车。身上揣着的主要财富是粮票。上路没有粮票是不行的；光有钱，买不到食物。多收一些钱以代替粮票叫“议价粮”。无价的粮票，实际上成了有价的证券。用了粮票十余斤吧，换了一条大床凉席。
第二天，轮船在193公里长的三峡中穿行。船过葛洲坝，很快到了宜昌。上了岸，街边有卖粥的，要一毛钱一碗，给粮票也要六分钱一碗。想起一年前在重庆的饭店里吃粥，只要二分钱一碗，每碗粥半两粮票。
斤斤计较着粮票
作家马波（杨沫的儿子）回忆：1961年初，最严酷的时刻来临。商店里食物柜台一空如洗，连糖块都很少。往日没人买的糠萝卜、沾着好些泥巴的干藕，全都消失。以前堆积如山的大白菜，这年按本定量供应，每户只卖几棵，烂菜帮子都有人抢着捡。每人凭本一个月能买2两白糖。猪肉、盐、淀粉、肥皂、芝麻酱、粉丝……全要购货本，限量供应。过春节时，为体现党的关怀，每人凭本可买3两瓜子，不要粮票。花生根本见不着，据说全出口换了外汇。
全靠每天一斤粮食，缺菜少油更无肉，三顿饭到底怎么分配吃最不饿？
每人都饿得眼冒金星，粮票等于是生命票，人人都小心翼翼地保存。没粮票寸步难行，到哪儿吃饭都要交粮票成为全国通行的规矩。只有挨过饿的人才知道粮票的价值，丢1斤粮票可比丢10块钱还糟糕！在大街上若乞讨钱，或许能要到1毛甚至1块；若乞讨粮票，却不会有人给你1两！
每月学校退还马波6斤粮票，要给家里4斤，剩下的2斤，马波就上饭馆吃了。学校旁边有个小饭馆，马波常到那儿吃烫饭，连水带饭，又有点菜，热爱解馋。这饭馆里还有1两粮票、5分钱的糖火烧（其实是糖精做的）。马波刚开始很不好意思上饭馆，觉得这有点资产阶级腐化，可肚皮饿得打鼓，小饭馆门口飘来的饭香味儿，太有磁力，引诱得马波一有粮票就下饭馆腐化。小饭馆里，有穿得很破很脏的人，舔人家吃完了的身子或碗。尽管人们吃得都很干净，也总会剩下一粒米、一口汤或是一点剩菜汗。待这人刚离开座位，舔盘子的就扑过去，拿起碗，用舌头一下一下给舔干净。还把桌子上撒的饭渣，从人嘴里吐出的嚼不动的肉皮，全捡起来吃掉。
为了解决吃的问题，人们挖空心思。捋榆叶、挖野菜、捞水草、抓麻雀、养免子（因免子繁殖快，只吃草）。据说一只免子可以换一辆自行车。当时报纸上广泛宣传吃“代用食品”，鼓励人们繁殖小球藻，说它可以做成人造黄豆、人造蛋白……而养小球藻只要水和阳光，非常经济合算。一时间宣传得沸沸扬扬。最后却大大失望了，市面上根本见不到人造肉。
对付饥饿的招儿是把皮带勒到最紧的一扣儿，让胃的体积小一点。喝完粥后，也像饭馆舔盘子的一样，把碗舔得溜光。
浮肿的人越来越多，都是大量喝水，用水糊弄胃所致。
饿几天后，能狠狠地吃一顿饱饭，也算有个盼头。就怕总是半饿不饿的，永远也没吃饱饭的时候，那才绝望。有时本月的粮票都用光，就得半饥半饱地熬。只能到小饭馆花一毛钱买碗萝卜汤喝，望着周围人津津有味吃饭，无比凄凉。
父母（杨沫夫妇）为了保命，他们得经常买高价点心吃（那点心极贵，一小盒10多块钱！）尽管有高干补助，母亲还是总唠叨粮食不够吃。因为他们定量低，只有20来斤，家里客人多，有人吃饭不交粮票。事实上，父母也吃不饱。多年后，从母亲的日记中发现，当时父亲已经饿浮肿了，大腿一按一个坑。母亲也贫血，营养不良，头晕眼昏，根本写不了东西。
父母和孩子之间被粮票划出的深深界限，终生难忘。至少马家是这样。在饥饿面前，彼此斤斤计较着粮票、粮票、粮票……
一顿饭9分钱外加4两粮票
邢燕子下乡务农的50年代，实行了粮食凭票定量供应政策。从那时起，吃粮要粮票，穿衣要布票，还有肉票、糖票、棉花票，就连做衣服缝被子的棉白线也要凭本（购货本）供应，买啥都要带着票、拿着本。
1961年结婚，正赶上灾荒时期，在农村也叫“吃低指标（即人均每天八两粮，瓜菜代）。商品奇缺，生活特别艰难。结婚总要买件新衣服做些新被褥吧？这布票就成了最大的难题！那时供给农民的布票比城市居民要少，买了衣服添不了被子。全家的布票凑到一块儿，只做了一床被子、一床褥子；此外，邢燕子仅买了一件在当时不用布票的人造棉上衣。也可能出于邢燕子的身份，这事被当时的公社领导知道以后，几经周折，又通过上级特批给邢燕子一些布票，才又添了一床被子、一床褥子。当时宝坻县委的一位副书记，送给邢燕子一件凭票供应的衣服，这在当时就是很重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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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票实在是命根子（3）
结婚后新被子舍不得用，新衣服舍不得穿。把亲朋送来或买来的碎布头下角料，用缝纫机一块块拼接成了被面、床单、枕头。一个床单竟是百多块碎布接成的。60—70年代流行的一句话叫做：“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票证年代，粮食对于每个人都是最重要的。那时农民种粮却没有粮票，只能是种啥吃啥。城里人有油票；村里人吃油，只能靠在田边地头、房前屋后种蓖麻子、黄豆、芝麻换油吃。那些年邢燕子曾多次到县、市、省和北京开会或学习，每次外出都要带上粮票，而邢燕子又没有粮票，要从家里带上粮食，到公社的粮库去兑换成粮票，还要粗粮细粮搭配，去外地还要换成全国粮票。那时外出的补助每天仅2角钱。9分钱吃一顿饭：两个窝头4分钱，一碟咸菜2分钱，一碗稀饭3分钱，一共9分钱外加4两粮票。多年以后，邢燕子也有了天津市的户口、有了粮票，定粮是每月28斤。
攒了粮票娶美女
1976年秋何申被分配到承德地委党校当教员。办手续转粮食关系时，注意到定量由学生时的32斤，变为每月29斤。问为什么？回答说教员是脑力劳动，没资格高定量。对此，他很紧张。身强体壮，饭量颇大，每天不足一斤的定量，一顿就能吃下去。于是，赶紧给天津家中写信，请求支援粮票。
食堂管理员用十几斤粮票做诱饵，就把一个女打字员勾引上了。他很想改行当厨师。
一个男同事，人长得不咋样，个子矮，脸上还有点麻子。可他的媳妇很俊，又高、又白、大眼睛、高鼻梁，比他还小十来岁。何申问：“你咋来这艳福？”他得意地说：“全靠60斤粮票！”原来，低指标那年他从部队农场复员，手里有粮票，他给女方家里60斤粮票，事就成了。估计说的是真话。三年灾害时期，60斤粮票可是好东西呀！比后来的冰箱、彩电贵重多啦。兴许那就能救一家人的命！
插队知青的粮票
1978年冬天，叶辛在贵州乡下整整呆了10年，是个“老知青”了。从秋收开始，就要给社员分口粮。叶辛也像所有的老人和娃崽一样，分到了140斤湿谷子，还有一些巴山豆、洋芋和10来斤黄豆。这些粮食就是叶辛将在1979年赖以生存的口粮。像叶辛这么一个20来岁的小伙子，充其量只能吃两个半月，那还得搭上巴山豆、洋芋、黄豆混着吃，可以供他吃到过春节。
那么叶辛是怎么过来的呢？上海有叶辛的家，家人将节省的粮票几乎都支援了叶辛。叶辛必须通过朋友，把上海粮票换成全国粮票，才能在贵州乡场上的粮店里买到粮食。
那年头对票证是管制的，但是在上海还是有票证市场。在这个看不见、摸不着可又确实运行的票证黑市里，上海粮票是有价格的，大约1角钱1斤。而全国粮票的价格，则不会低于1角5分一斤。
上海知青们初到乡间插队，逢到赶场天，总有农民找到知青点来，从衣兜里取出3个鸡蛋，要和知青们换1斤粮票。因为农民们翻山越岭去赶场，若在墟场上吃一顿午饭要粮票；农民们没人给发粮票，他们就来找知青换。一只鸡蛋1角钱。1斤粮票竟然值3角钱！
140斤湿谷子是那年头的基本口粮，有一口人就有这一份粮。分配方式也导致了乡间农民们超生的积极性，他们时常开玩笑说，为什么不多生几个，生一个就有一个口粮呀！有个好朋友，竟然生了8个孩子，得到8份口粮。
穷困的见证
由于粮食匮乏，居民在粮食消费中，谁也不敢大手大脚，而必须精打细算了。
1955年，全国通用粮票起初的最小面额为4两 （16两制） 即新制的2两半（125克）。灾荒时期不能符合精打细算的现实需求，于是各地便出现了面额为“一两”甚至“半两”的省（市）级粮票。
1960年流行较广的上海市的“5钱”或“半两”（10克重）粮票，便成为外地人夸奖上海人“精明”的首选话题。当时凭此小票可以买一碗豆浆，或一根油条。但也因此遭到北方汉子的讥评：“上海人小家子气实足！粮票居然有半两的，在全国堪称独一无二，亏他们想得出！”其实除上海市外，其他地方也发行过半两粮票。
但谁也意料不到，今天的收藏家在南京发现了一种“壹钱”（5克重）的粮票！据说由南京市粮食局于1960年发行。这乃是世界上面额最小的粮票！
对于收藏家们说来，这“壹钱”粮票成了令人惊疑的话题，它模糊地展现那艰难岁月的灰暗记忆。
这枚“壹钱”粮票全称是《南京市粮食局流动购粮凭证》（参看图1、2），它因几十年“飘泊”早已面目全非，“口眼”多处模糊不清，背面4条“注意X（事）项”隐约可见：
①本券仅限在XXXXX区使用
②本券票面XXXX 秤
③本券当年XX（使用）过期X（作）废
④本券为无价XXX（票证不）得投机买卖
使人发笑的是：粮票正面的图案则是树一般高的稻穗下站着一个农民模样的人，正是当年浮夸吹牛“亩产上万斤”，“稻穗长成树”的真实写照。
这张“壹钱”粮票在1995年香港东方文化中心出版的《中国粮票目录》（第一集）中之附录一，“中国粮票之最”一栏中，正式公布为“面额最小的粮票”，引起了国内很多人的兴趣，多人撰文各抒己见，无外乎真伪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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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票实在是命根子（4）
上海“新民晚报”发表了《共渡难关的情景》的短文，作者孙友田先生在旧日记本中发现了这张粮票后，怎么也回忆不起获得这个“宝贝”的经历。为此，他专访了南京市粮食局，那里的处长也茫然不知。受处长启发，询问糕点及食品店的人，都摇着头回答不了。但邻座一位“老南京”告诉他，南京人早点喜欢吃“蒸饭油条”可以小到只用一钱粮食。作者想象当年出差到南京，或许吃过……
这篇短文在《扬子晚报》也转载了，一位研究粮票的行家在高级工程师姜德俊那里，终于打听到这类“壹钱”粮票的“身世”，并在1997年出版的民刊“江苏粮票”上面，撰文记述了姜工程师的回忆：姜高工说，他在那个饥荒的年代是个单身，因经济条件较好，常购买高级点心（俗称高干饼干）找零时用过。每块高级糕点收粮票一两以下，而江苏省粮票最小面额为1两，南京市粮食局便因此印行了1钱、2钱、5钱粮票，发给食品店找零时使用。
用1钱粮票可以买一块小小糕点。做这种一口吞的小糕点，厨师的双手需要多么灵巧啊！后来高级糕心取消，此类找零粮票收回。
于是，“壹钱”粮票的真伪之争，在既有“物证”，又有“人证”的面前终于偃旗息鼓。
各种票证，都是穷困的证据——极左年代、指令性计划经济下、国困民穷的历史见证。
黑市粮票：痛心的记忆
天津作家、诗人林希回忆说：票证黑市里，留着他痛心的记忆。
1960年冬，饥饿，驱赶林希不得不走进票证黑市，以一种可怕的犯罪感，为活命，买下2斤粮票。
走进票证黑市，不由自主地心脏就怦怦地跳了起来。一种强烈的犯罪感压得人几乎窒息：唯恐遇见熟人，又怕遇见领导，更怕赶上公安局搜捕黑市。但是，林希还是到票证黑市来了。他得了一种奇怪的病，全身肿得活像是一个泡在水里的大馒头，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有时候对着镜子照照自己，那镜子里面的一张死灰色的大圆脸，比死人的脸还要怕人。当时这种病被称为是6011，因为这是在1960年的11月蔓延开来的，于是就以一串数字给这种病定了一个名字。医生告诉他，这种病是由于长期缺乏营养造成的，如果不能及时补充蛋白，很可能就有生命危险。好心的医生私下里劝告林希：“孩子，你还年轻，要想办法挺过去呀！”
怎么挺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到票证黑市去买些粮票，使自己吃得饱些；如果再能买到什么肉票、鸡蛋票，那就更能补养身体了。当然，林希也听说过，票证黑市里各种票证的价钱那是足以令人生畏的，当了右派，每个月只得到35元生活费，除了定量供应的粮食、副食之外，已经剩不下多少钱了。幸好他只是一个单身汉，到底没有家室之忧，算来算去，还是剩余8元钱，就用这点钱去黑市买点粮票证。人总是要活下去的。
地处东北城角的大胡同，本来是天津著名的一条商业街。但是经过多年的改造，这条大街早已经是一片萧条了，原来的谦祥益、瑞蚨祥，早改成库房，连门脸都砌死了；至于饭店、糕点店，空荡荡的柜台里，早就没有任何食品可卖了。只剩下无精打采的售货员守着空空的店铺，未到下班时间，就早早关上店门。所以一到晚上，这条大街一片漆黑，连路灯也是这盏灯亮、那盏灯不亮地显得那样凄凉。一片漆黑，正好适于做黑交易，于是逐渐这里就出现了天津最大的票证黑市。人们在这里进行地下的票证交易，也算是互通有无吧，一时有了什么困难的人，就来这里买几斤粮票，在饥饿年代里，这里成了一个最热闹的地方。
诗人林希掏出8元钱，买到2斤粗粮票。
肉和油的故事（1）
粮食固然性命攸关，但居民更向往的是油和肉。味道香浓可口，回忆辛酸苦涩。
食油与粮食同时在1953年实行“统购统销”政策，所以很多城镇在1955年印发粮票时也同时印发了油票（食油票、食油购买证）。起初面额有“半市斤”“1市斤”“1市两”“4市两”（125克重）几种。不久由于食油稀缺，其面额便趋向微小，“半两”“5钱”“1钱”等等相继使用。甚至灾害时期出现了“5分5厘”（河南镇平县1965年印行）“1钱6毫”（1966年河南辉县印行的社教专用油票、1965年安阳县印行的干部临时油票），计量单位竟如同金银一样细微（参看图1，2）。
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肉票（猪肉购买证），是在1957年7月印行。由于1956年秋批判“反冒进”，过早地强制实行农业合作化，对于广大农村的饲养业带来负面影响，例如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省会成都市，印发了“半市斤”、“1市斤”两种猪肉购买证。1958年大跃进之后，农业生产大滑坡，生猪数量锐减，肉食供应日趋紧张；1959年底，甚至昂贵的猪肉罐头也全部从货架上消失了。1960年，四川成都肉票面额减少到“2两”，山西太原肉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