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的“法币”长期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物价持续飞涨，造成经济上的致命伤。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下降、物质生活一年不如一年。
法币和金圆券时期的实际薪津
我国知识阶层的贫困化，是从抗日战争开始的。
1935年11月“法币改革”之初，1元法币可兑换1银圆，其购买力相当于今天的人民币30—40元。但是，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为了支付庞大的军费开支，国防政府在财政上施行了“以法币为筹码”的通货膨胀政策；加上贪官污吏的腐败、不法奸商囤积居奇、靠投机生意“发国难财”，造成物价飞涨。整个40年代，知识不值钱，知识分子待遇一直滑坡。
由于生活费用不断上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了两个反映时代特点的概念，即所谓“底薪”和“实际薪津（金）”，意思就是基本薪水加上物价津贴。“实际薪金”的计算，是以底薪为基数，定出“薪金加成倍数”，再加“生活补助费基本数”。薪金加成的倍数和生活补助费，随着物价上涨每季度作调整，所以“实际薪金”也应该随之不断提高。
实际薪金 ＝ 底薪基数 × 薪金加成倍数 ＋ 生活补助费
1946年3月，国民政府###通知：生活补助费基本数为法币5万元，物价加成倍数为150倍。1946年12月，生活补助费基本数为法币17万元，物价加成1100倍。
所以底薪为600元（抗战前银圆数）的教授实领薪金（600元×1100＋170000元）＝83万元法币，实际收入合抗战前53银圆；可买23袋面粉，每袋44斤，共1012斤面粉；约合今人民币1600元。 副教授月薪法币400元，实领薪金（400元×1100＋170000元）＝61万元，可买18袋（合792斤）面粉；约合今人民币1200元。底薪170元的助教，领薪金万元，可买10袋面粉有余，约合今人民币660元。底薪法币100元的小职员，实领薪金28万元，可买8袋面粉，约合今人民币550元。但这样的生活水平总比抗战时期好些。
1947年5月上旬，由于内战军费激增，嫁祸于民，国民党统治区物价猛涨。这时虽然又进行了调整，“物价加成倍数”是1800倍，生活补助费基本数增加到34万，但是一个教授所领的薪金142万元，不够买10袋（440斤）面粉，约合今人民币660元；下降到一个清洁工的水平。底薪150元的助教，实领的薪金61万元，不够买4袋（176斤）面粉，约合今人民币280元，下降到最低的贫困线。以后虽每隔一两月调整一次薪金，但与物价上涨速度相比，还是望尘莫及。
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在记者招待会上抱怨：“教授们吃不饱，生活不安定，一切空谈都是白费”！1947年9月21日，胡适校长致电###，说平津物价高昂，教员生活清苦，“请求发给实物；如不能配给实物，请按实际物价，提高实物差额金标准”。
1947年9月，物价总指数为56000倍，10月份则达85000倍，……
1948年1月，国民政府公布公教人员待遇调整办法，按照3个月调整一次生活指数发薪，以底薪中的30元为基数、照生活指数计算发给；超过30元部分、以十分之一的照生活指数支给。1—3月份生活指数为万倍，底薪600元的教授领薪万元，还不够买5袋面粉，实际收入只合抗战前17银圆；合今人民币510元。
知识分子怨声载道，对于国民党的###和贪污腐败，深恶痛绝！
金圆券的穷途末路
鉴于法币恶性膨胀，全国经济面临崩溃，国民党政府于1948年8月19日发布“总统紧急命令”进行币制改革，开始发行金圆券。把物价和薪津、工资冻结在8月19日的水平。新发行的金圆券1元币值应相当于抗战前银圆5角左右。规定：
文武公教人员之待遇，一律以金圆券支给。其标准以原薪额（注：抗战前夕的基准法币）40元为基数；超过40元至3百元之部分，按十分之二发给金圆券；超过3百元之部分，一律按十分之一发给金圆券。
这就是说，一个刚参加工作的知识青年，按照抗战前标准领取40圆月薪，这时得到金圆券40元，购买力相当于战前的标准银币20圆 （金圆券1元＝ 标准银圆5角＝ 标准人民币1元5角）；实际收入比战前降低一半。
刚毕业求职的大学生、或已经工作数年的职工，照抗战前标准如果领取80圆月薪，这时得月薪为金圆券48元，购买力相当于战前的标准银币24圆（合今人民币720元）；实际收入为战前标准的三分之一。
照抗战前标准领取300圆月薪的普通教员、记者、编辑等，这时得月薪为金圆券92元，相当于战前银币46圆（合今人民币1380元）；实际收入约为战前标准的七分之一。
而照抗战前标准领取600圆薪水的教授、高级知识分子等，这时得月薪为金圆券122元，相当于战前银币61圆（合今人民币1830元）；实际收入为战前标准的十分之一；有的教授加薪40 ％ 实际得到150元，也只相当于战前银币75圆（合今人民币2250元）。
这对于全国知识分子的经济生活，是歧视性的限制和压榨式的打击。
1948年8月19日上海市限价如下：米价每石金圆券20元9角（合每斤1角3分）；面粉每袋7元6角；猪肉每斤7角3分；生油每斤6角；但是从10月以后市面上就没有“限价”商品了。物价又急速飞涨（详见《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一书）……
到1949年10月底，中央银行已经从民众（特别中产阶级）和工商业主手中收兑了大量金银外汇。仅上海一地，就有黄金114万余两，美钞3452万元，港币1100万元，银圆369万余元，白银95万余两。全国被掠夺的金银外币数字，据美国白皮书透露，国民党政府向美国方面报告，金圆券所收兑的外汇，已经超过1亿5千万美元（参看《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即白皮书中译本332页）。事实上是决不止此数的，一般估计约达2亿美元。
这是一次财政大洗劫。所得财物，后来大多运往台湾。
广东海南的银圆券
1949年7月，节节败退的国民党政府又在广州等地开始发行“银圆兑现券”即银圆券；9月，由广东省海南特区行政公署（长官陈济棠）筹建的海口银行也发行银圆券，是在香港印刷的，面额有2分、5分、2角、6角、1圆等五种。规定银圆券1元兑换一块银圆，折合金圆券5亿元；而市场上银圆券1元折合金圆券8亿元。
当时包天笑对广州国民党当局发行银圆券，作过评论：“问他能否立即兑现？ 若能立即兑现，或可支持，否则仍蹈金圆券的覆辙，不过将金圆券降级为银圆券耳。有人说：能兑现也不成。兑现以后，可以将白银完全抢光，这种币制可行得吗？”
10月13日包天笑记载：“银圆券，广州中央银行挤兑，本来每一银圆券值港币4元者，今日仅值5角。美钞在台湾本值官价5元，前日黑市已涨至7元2角”。银圆券比起金圆券来，更加丧失信用，被人民唾弃，很快地成为废纸、垃圾。
1950年4月23日解放军进入海口市。银圆券在海南仅仅流通了几个月，就销声匿迹、跟国民党政权一起在中国大陆彻底完蛋。金圆券、银圆券，在现代世界货币史上是最短命、最无信誉、最卑劣的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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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圆券在北京大学
1948年8月20日，北京大学秘书处通知全体教职员，北大遵照金圆券发行办法规定，即日起，会计出纳一律以金圆券为单位。又，国民政府###训令：自1948年8月份起，公教人员薪给一律改发金圆券。
此后物价飞涨。10月17日，北平《益世报》消息：北大学生自治会16日上书训导长。因公费“不足维持最低之伙食”，要求“公费全部配给面粉，副食费亦按官价配售。”
10月23日，北大秘书处通告：“查公教人员9月份配备面粉，本校业向平市配委会借到每人半袋（22斤）。定于25日至下月5日配发，请携私章、面袋一个、手续费、运费、出库费等共金圆3角，至庶务课领取。”
10月25日，北京大学教授发表《停教宣言》：我们每月收入不过维持几天的生活……难于安心工作”。“政府对于我们的生活如此忽视，我们不能不决定自即日起，忍痛停教三日，进行借贷，来维持家人目前的生活。”同日致函胡适校长“要求学校在1周内借支薪津二个月，以免冻馁。”在宣言上签名的有82人。北平各院校的学生自治会发表《支援师长停教宣言》。
同日，###代电：奉行政院核定，学术研究补助费，自本年7月份教授每月法币500万元，副教授400万元，讲师300万元。助教200万元。自8月份起改发金圆券，教授每月20元，副教授15元，讲师10元，助教5元。
10月27日，###代电：各校教授电请调整公教人员待遇并增加学术研究补助费为金圆券100元。行政院1948年10月11日指令均应从缓议。同日，北平《益世报》消息：北大讲师、教员、助教联合会也发表《停教宣言》：“币制改革以来，物价上涨10倍。而我们的薪给被冻结着，……我们和我们的眷属为饥寒所迫，不得日只好自10月28日起，忍痛停教5天，进行借贷，以维持生计，谨此宣言。”
11月1日，北京大学沙滩四院的自费和半公费学生致校长函：“四院冷清清的整个在饥饿中，一天每人吃到3／10两油，一餐每人吃三块丝糕以及十几块苦味的萝卜。下月预算说：除2／3袋面粉（30斤）外，还要40多金圆券。面粉何日运来还遥遥无期，至于40多金圆券，那也更不是我们所能负担的。我们吃不饱饭，不能安心上课。万不得已，请校长立即解决我们的困难。我们的要求是：（一）给我们特种救济金，与全公费待遇相同。（二）特种救济金###未答复前，请学校暂垫。”
11月21日，北大讲师教员助教联合会致胡适函：“同人们真已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请校长向政府据理力争，从11月份起按实际物价指数发薪，以维持低到无可再低的生活。还请求学校设法立即每人借薪一月，分期扣还，帮助我们渡过难关。”
11月22日，胡适为职员生活问题致函###，提出：教职工役等自改行金圆券后，物价又复上涨，员工实感不支，请设法予以调整。
这时，解放军已重重包围文化古城北平市区，国民党政府妄图将一些知名教授学者送至南京。12月11日，###长陈雪屏自南京给北大秘书长郑天挺发来电报，嘱立即组织第一项名单所列各院校有地位之教授、中研院院士、各院校馆行政负责人先走（去南京）。其中特别提出：“适师及师母必须先行，无论空军专机或航机先到，立即动身。”其余“一俟场可着陆，即派机来迎。”“大抵每机可坐40人，拟用四机分两批”，何人先走，“排定次序，秘密通知，立即出发。”
12月14日，北大校长胡适给汤用彤教授、郑天挺秘书长留下便条：“今日及今午连接政府几个电报，要我即南去。我就毫无准备地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们几位同事维持。”15日，胡适离北平飞抵南京，同机有清华大学陈寅恪教授一家。
北大师生员工在饥饿煎熬中盼望着北平的解放。
金圆券在清华大学
1948年12月下旬，位于北平西郊的清华园成了“三不管”地带。国民党政府以金圆券发放的教职员薪水，到12月份为止。一般教授们领取了金圆券1000元左右，但是迅速贬值。
清华大学教授浦江清日记12月16日记录：“海甸、成府（注：即在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之间及周围地区，中关村一带）交通如常。国军撤、###来，都无扰乱。商店渐开门，东西很贵。###所用长城银行的纸币出现了。”真是一份宝贵的史料。
这时候偶尔能买菜也很昂贵，12月22日的物价又涨到：肉60元（金圆券）一斤，鸡蛋10元一只，青菜4元一斤，冻豆腐4元一块，金圆券发了没几天就花光了。浦江清的日记中写道：“不知###何时把北平攻下，方始得到安定。……不知人民政府何时来接收清华，使我们能够拿到薪水。这些问题盘旋在我们的脑子里。”
这时浦江清记载了临近的燕京大学林庚教授来谈“述燕大近况，并慰问清华朋友。”
燕京大学紧挨着清华大学西边，就是后来“新北大”迁居的校址。据林庚教授谈“燕大昨日（12月20日）下午请###十三师团政治部主任刘道生讲演。谓共方企图组织人民共和国，并非苏维埃制度。说话也毫不像一般人所想共产党员口吻。共方政策已变，适合国情，所要打倒者惟蒋政权及四大豪门。保护文化机关、公教人员、工农商各界。”
12月24日的清华大学教授会上通过议案，建议学校联合讲助教会、学生会、职员会、工警会等组织本校同人应变生活维持委员会，由教授会推出两名代表。
到12月28日，肉价还是金圆券60余元，纸烟40元20支，花生米涨到50多元一斤，浦江清“舍不得买”，跑了多家，只买了些黄豆（18元一斤）、黑豆（20元一斤）。
位于城内沙滩的北京大学仍在上课，北大同人得到了透支三个月薪水以应变，而且年内所应发的一部分实物分配如布、糖等，城里的公教人员都已领到。但是，“清华因交通断绝，独为向隅。梅公（校长梅贻琦）一走，主持无人，更落空矣。至于北平西郊，国军已撤守，解放军已来控制，而‘人民政府’的政工人员未到，清华大学并未正式接收，校政现由校务会议维持，生活问题不久即感困难。如果北平围上两三个月，大乱必起，情形不堪设想也。”这是他们当时最为担忧的。清华同人只拿到12月的薪水，既没有遣散费，也没有迁移费，“共方尚未正式接收，经济来源无着，同人均窘。有些人家已经没有买蔬菜的钱，天天吃白菜而已。”
南方文化人日记中的金圆券
金圆券在北平、天津的生命，到1949年1月已经宣告结束。然而在南方，金圆券还苟延残喘了一段时间。我们可以从竺可桢、夏承焘、顾颉刚、包天笑等老前辈的日记中，找到有关的记载。历史学家顾颉刚教授生前常说：今天的日记到将来多少年后就是珍贵的历史资料！他的话应验了。他们的日记，就是金圆券临终前的病历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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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可桢的记述
竺可桢（1890—1974）是气象学家，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共达13年（1936—1949）。
他的自传中说：“对于一般的国民党员我是瞧不起的。不但是我自以为做科学和教育事业为清高，我从宋子文、孔祥熙的明目张胆贪污行为，更觉得官是做不得的。”宋子文是他在哈佛大学时的同学，“功课很平凡”，做了财政部长，“数年之间顿成富翁”。竺可桢埋头科学研究，不太关心政治，可对国民党豪门的贪污腐败非常蔑视。
1948年11月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近日物价狂涨，为向来所未有，米昨日肖山170元一石，杭州250元，而上海到450元。今日闻上海已到700元。”
1948年11月29日：“报载行政院通过本月杭、京、沪公教人员比照10月份增加5倍，即6倍发薪，而立法院以为太少，尚有异议。但11月已到月底，而经费薪水均一无增加，是以不能不沿门托钵，向银行借贷度日。艺专教员因不能维持生活已罢教数日。浙大本月已发10月之5倍，现定10月1日又发一倍，薪水300元以下者发100元，300元以上者发200元，以资维持。”
1949年初的几个月内，整天为浙江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