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用于教育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分析：我国1952年为，最高年份1995年达到，2002年下降为，跟发展中国家比较，不是属于一般的偏低，如韩国（1997年）为，泰国（2000年）为，墨西哥（1999年）为，跟我国都相差两倍。
在教育成本上浮、社会基金缺乏的情况下，国家投入的减少必然意味着学生（及家长）负担的增加。
按照2004年一般院校的标准，一个大学生一学年需要交纳学费5000元左右。再加上1000元到1200元的住宿费，还有吃饭、穿衣等费用，每个大学生平均每年的费用已超过万元。而据统计，当年城镇居民年均收入大约9000多元，农民年均收入只有2900多元。供养一个大学生到毕业，需要一个城镇居民年不吃不喝不穿不住的纯收入，需要一个农民年纯收入！
高教学费飞涨的后果，带来的不仅是教育本身的问题，更引发、激化了一连串社会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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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费负担成为沉重的包袱
这样沉重的负担，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难道可以说是合情合理的吗？ 大多数家庭为子女上大学的学费问题而苦恼、而发愁、而焦虑，我们不能不给予高度同情、高度重视。
在互联网的“百度搜索”里，搜索主题词“大学学费”，会出现相关网页145万篇。其中除了对大学学费问题进行讨论的文章外，还有不少是关于高校学费对普通家庭影响的报道。请看以下典型事例：
贵州省思南县三溪乡的郭阳家两个孩子均被大学录取。郭阳说如果到开学时仍无法凑齐学费，就只能让被外省大学录取的老二放弃学业外出打工，让被贵州大学录取的老大上学。
山东省下岗职工张珉的儿子2004年考入潍坊交通学院，每年需要5000多元的学费。依靠每月460元低保金生活的她，显然无力承担。她只好借“人情债”。但借款何日才能还清？她曾算过一笔帐：儿子毕业后，以每月1000元的工资计算，除去必要的基本生活费，要还清上大学所欠的债务需要整整7年！
比起那些因为高学费而无法上学的人来说，张珉的儿子算是幸运的。可是他们必须为了这种“幸运”在上学期间就为债务忧心，严重影响学业，也影响了身心健康。
贫困大学生往往有几个兼职，常处于疲惫状态。武汉一名贫困生为了挣取学费，兼了５份工作而劳累猝死。这个消息在网上传播后引起很大震动，一则留言写道：“他太累了！我也好累啊！我一直在发愁：怎么才能读完大学，以后真的就能找到好工作吗？我家都揭不开锅了。真怕我也会垮掉！”
下面是新时代一个中国贫苦女大学生的征婚启事：“谁能帮助我解决２万元的费用，我就嫁给他……”这位女生名叫赵雪。她的父母都是农民，母亲还患有心绞痛病。2002年，她通过努力考上了大学本科。然而读本科需要交２万元的费用，家里根本拿不出这笔钱。无奈之下，她终于决定以自己的婚姻来换取梦寐以求的知识。
根据中国扶贫基金会公布的《贫困女大学生调查报告》统计，在中国农业大学以及其他农、林、师范类的高等院校，这样贫困的女大学生，超过了学生总人数的15 ％ ，她们被称为“特困女生”。
目前，中国各类高校学生人均年缴费用大都在3000元至8000元，一些重点院校热门专业则高达万元，再加上住宿费、生活费等，培养一个大学生年平均费用为１万元甚至更多。一般家庭尚难支付，贫困家庭则更难承担，从而导致高校贫困生人数不断加大。
不少人家单单供一个大学生就会长期陷入贫困。近年来农民收入一直无法提高，但学费却如此昂贵，他们不得不四处借贷，将还债的希望寄托于孩子毕业后找个好工作。但目前求职又谈何容易！
由于高校扩招，大学生再也不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据南京劳动部门的最新统计，截至2005年7月底，具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登记失业人员，已经占失业总人数的五分之一，继大龄下岗职工、失土农民以后，大学毕业生形成又一就业难点。
现在大学生过剩，昔日的“天之骄子”要找到一个理想的工作很难，所以有经济承受能力的大学生选择考研究生，希望能够凭着学历的优势找到好工作。但是，如今研究生教育业已从公费转向了自费，且学费并不低于本科教育，这又是一笔大开支。一般家庭经过本科的高学费已山穷水尽，何况是读本科时就已债务缠身的家庭呢？
当大学生把自己富有活力和创造力的时间奉献于还债，而不是承担对社会的责任时，我们的高等教育只怕也只能成为一个讽刺。
提出“教育产业化”的初衷，可能是寻找新的经济增长亮点。但实际上，自从学费暴涨后，老百姓更不敢花钱了，甚至小孩还没有出世，就开始为他将来的教育存钱了。——教育费、房产费、医疗费，成为新时代愚公一出家门口就不得不面对的三座大山。
受教育机会严重不公
通过求学提高素质、改善生活，是一般人理所当然的出路。知识竞争、靠本事吃饭，是我国社会主义平等的体现。但是，过高学费却无情地堵塞亿万年青人进入大学的途径，丧失了选择命运的权利。只因为他们贫穷，再发奋学习也难以跨进高校门槛。高校的高学费，使得贫富差距变成不可逾越的鸿沟。
自从大学学费暴涨后，大学里的生源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在1989年实行收费制度之前，农业地区来的学生，在大学里占60 — 70 ％ ，同农业人口在全国人口所占的比例还比较接近；90年代后期，实行高额收费后，农业地区学生只占30 ％ 左右了。
最近，中国扶贫基金会新长城项目启动了特困女大学生调查活动。调查显示，目前高校70 ％ 以上的贫困生来自“老、少、边、山、穷”地区，农村经济不景气，家里缺少劳动力，致使收入只够维持温饱。同时，近几年城市贫困家庭尤其是下岗职工家庭数量日趋加大。城市家庭供养大学生也面临很多困难。此次调查的高校贫困女大学生中，有来自农村家庭，即大约四分之一；而来自城市家庭的有；即大约四分之三。
对于农民家庭来说，供养一个大学生又要花费多少年的收入呢？在###科学技术委员会管理科学部与暨南大学合办的“高校可持续发管理论坛”上，专家们提出了“学费成为不能承受之重，一个农民13年纯收入才能供得起一个大学生４年花费”。一个大学生，按2004年一般院校的标准，需要交纳5000元左右的学费，1000元到1200元的住宿费，再加上吃饭、穿衣等（以北京高校为例，一般的大学生每月只算伙食费就需要300元左右，还不算平常零用开销），照此计算，每个大学生平均每年的费用已过万元。而据统计，我国农民年均收入只有2936元。４年计算，供养一个大学生需要一个城镇居民年的纯收入，需要一个农民年纯收入，这还不考虑吃饭、穿衣、医疗、养老等其他费用。
还有一个现实问题就是：从2000年左右开始，中国农民收入连续几年不增长甚至负增长，陷于相对贫困的窘境；而与此同时中国的国企改革也进入了攻坚战，产生了大量极贫的下岗工人。对他们而言，高校的学费无疑就是天文数字了。
城镇子弟跟农村子弟进入高校可能性的整体差距是倍，在全国重点高校中达到倍，即使在最低层次的地方高校也达到倍。高额学费将愈来愈多的穷孩子摒弃在大学校门之外，加深了社会分化！
培根说，只要维持公平的教育机会，贫困就不会成为世袭。但现在我国，高学费造成了受教育机会的不公平，将继续扩大贫富悬殊，使各阶层的分化长久陷入僵化的局面，社会的和谐发展难以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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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学费”什么时候不再杀人？
大学费用上涨到如此高额，难怪有些人因无法凑够学费而自杀。在互联网的“百度搜索”里，主题词“大学学费自杀” 输入以后，立即出现相关内容4万多条：
据媒体报道，北京顺义县杨镇二街村王俊华家收到两张入学录取通知书，他的两个孩子同时考上了技校，为凑足两个孩子的8000元入学费，他向村里讨要还没有结算的上半年工资，但没有结果，又找邻居借钱，也没有借到多少。当晚，他在小酒馆喝了酒，回到家就喝农药自杀了。死前，他不甘地在院子里大喊：“就是死，也要让孩子上学。”
福建一位考取集美大学的学生母亲，因筹不起女儿的学费，自杀身亡。农村孩子李致富考上大学后，患有多种疾病的母亲为了给儿子省出学费，放弃治疗不算，为不拖累孩子，也选择了悬梁自尽。学生郑清明因交不起600元高三学费不准参加高考而选择了卧轨自杀。
女学生张溪以615分的成绩考入中央民族大学，然而，喜讯给这个家庭带来的却是令人心痛的一幕。为8000元学费，张溪的母亲来到医院打出了卖肾的告示。当张溪知道母亲的举动后，悲感交加的她和母亲紧紧抱在一起，哭着说：“妈妈，我不要你卖肾，我不上这个大学了！”
陕西榆林农民景统仕，58岁。由于家境贫困，无法负担女儿考上大学后随之而来的学费，不堪重负而服毒自杀。宝鸡市学生小丁2002年考上了梦寐以求的上海一所重点大学，然而他接到录取通知书刚10天，他的父亲却因为无力筹措儿子的学费，于8月25日晚留下一封遗书跳楼自杀。
2004年，福建省永春县达埔镇李清培考取集美大学，其母林冰心因无力负担学费，喝农药自杀。大城县王香屯村民邵某在儿子高考前5天自杀身亡，只因担忧儿子考上大学后的学费。经媒体报道，社会上一个基金愿意在他的儿子考上大学后给以帮助。
最让人心碎的是这样一封“谢罪书”：
“我儿，当你看我的信时，我已不在人间，只因为我没有能力让你上学，没有脸对你，只可以用我的死向你谢罪……”。这是辽宁省辽阳市太子河区农民孙守军，在自杀前留给儿子的。孙守军的儿子孙大朋，于2004年8月10日接到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录取通知书，通知书要求9月12日报到，但在8月21日前如不交齐学杂费者，取消入学资格。通知书标注学费3300元，住宿费500元，杂费1508元，总计5308元。因为凑不齐学费，孙守军选择了自杀，来赎自己的“罪过”。父亲自杀后，孙大朋流着泪说：“他生我养我已经是对我最大的爱了，他有什么罪向我谢，我应该向他谢罪才对啊。”但是，难道考上大学也是罪过吗？孙守军自杀后，他所在的镇政府决定筹措资金保证孙大朋上大学。镇政府负责人说：这给了我们一个教训，今后要对全镇的贫困生排查，防止悲剧再次发生。孙守军以死“谢罪”，换来的是让儿子走进大学校门。可是孙大朋已经永远的失去了父亲。
各媒体纷纷报道，同情、惋惜、哀痛的声浪，震撼了国人心扉！也许依靠生命的代价，可以暂时缓解个别人的学费问题，但是，根本问题却不可能通过群众捐款、地方政府的特殊补助来解决的。虽然引来一些捐款或借贷作为弥补，但杯水车薪何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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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质量下降
所谓“教育产业化”是造成学费高涨的主要原因。将学校变质为“追求利润的商店”，将学生变形为“待价而沽的商品”，甚至迫使公益事业的教育工作者异化成“惟利是图的商贩”，这对教育界产生了极恶劣的损害：教育质量下降。
从学生方面说来：由于高学费，生源受到了极大冲击。部分优秀学生无法支付高学费而放弃入学，那些成绩差却有钱的富家子弟就可以填补入学名额，由此造成优秀人才的流失。从教员方面说来：良莠不齐，迫使教师降低了讲课质量，也造成了学风的普遍跌落。
“扩招”以来，各大学增开学院，原有的学院扩为大学。不顾自身条件，开设不够格的专业，以增加学生数量，增加学费收入。许多高校学生人数超过了万名大关，不但使得学校管理难以有效进行，而且，面对猛增的学生，学校又需要招收相应多的教师。由于缺乏人手，某些缺乏经验的教员就不经过助教阶段，直接为学生带专业课。这些，都是误人子弟，教学质量又如何提高？
新华社主办的《瞭望》周刊2001年5月21日刊登了《教授贬值为哪般》一文，发人深省！文章写道，南京大学的一名博士生导师不久前说：“别称我教授！现在的教授一文钱能买好几个。”文章还援引了北京大学季羡林教授的话：“如今不管是谁，只要能在大学谋上一个教书的位子，就能评上教授。”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日渐增多。现在的大学按官职套级，诸如副部级、司局级之类。稍有名气的大学多在拼命增加教授的数量。有的趁大学合并之机，一次评出40多个博导，使人想起大跃进时期的浮夸风。江苏某高校在申报博士生导师的名单中，甚至包括了该校的膳食科长。而确有真才实学的教师，由于不会吹牛拍马拉关系，却遭到排挤而评不上“正高”。某些人有了行政职务就有了“学术”，就可以尽快评上职称、占有科研经费，出版专著也可以找人代笔（职称吃香时，许多党政干部都申报了高级政工师和高级经济师）。
《瞭望》周刊还刊登了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研究院的《2000年度国际竞争力报告》；中国的国际竟争力已由1998年的第24位降到第31位。清华大学的一个课题组在调查两个工科系后认为，这同中国当前高等教育质量严重下滑有关，其中教师的教学质量下滑是一个关键因素。中国科学院决定，今后取消职称评定。职称啊职称，由高峰到低谷，是“物极必反“的报应！
教育产业化使得高校“向钱看”盛行，如任意索取降分费、赞助费，兜售假文凭、假论文等等的教育腐败、学术腐败，完全违背了教育事业的目的，祸国殃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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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高校学费的民意测验（1）
2003年8月，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SSIC）就“高校学费大幅上涨后，人们有哪些看法？大学学费上涨将有哪些影响？”的专题，在北京、天津、广州三地对1000位学生家长做了问卷调查。
民意测验显示，对于高校目前出台的新学费收费标准，15％的被调查者表示可以接受；27％表示基本上可接受；58％认为该收费标准不合理，难以接受。
“你能承担的大学收费标准是多少？”
38％的被调查者认为每年学费2000元以下能够承担；46％认为学费2001－4000元能够承担；11％认为学费4001－6000元能够承担；只有5％的被调查者能够承担学费6000元以上。
研究人员指出，被调查者对于大学学费的承受能力同家庭经济能力、收入有直接关系。家庭平均月收入在3000元的被调查者中有25％的人可以接受每年4001－6000元的大学学费；而家庭平均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被调查者只有％的人可以接受每年4001－6000元的大学学费。因此，目前出台的大学新的收费标准对富裕家庭和中等收入家庭没有过大影响，但对于低收入的家庭来讲，就是雪上加霜了。
“如果大学学费远远高于你的收入水平，你还会让子女考大学吗？”
71％的家长表示即使大学学费再高，也希望孩子考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原因何在？调查表明，62％的家长认为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