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国民党政府在40年代的整整十年间从来没有做到的。人民币克服了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由此逐步获得了知识分子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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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们领取了人民币
1948年12月，北京西郊海淀市场上出现了人民币。当时金圆券2元折合人民币（当时又称为人民券）1元。其他如长城银行券及各种解放区流行的钞票各有各的折合率。但物价飞涨，附近老百姓到清华园内卖菜、肉、鸡蛋等，都希望他们以煤油、面粉去换；对于各种钞票都不够信任。金圆券已受到唾弃，而对人民币还不放心。
1949年1月10日下午，北平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主任钱俊瑞和教育委员会张宗麟等同志来到清华园，在大礼堂开会。由校务会议主席冯友兰主持。钱俊瑞宣布：正式接收清华大学，成为“人民解放军第一个解放的大学”。并宣布新民主主义的方针：“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提倡民族主义、民主思想、科学精神。在校内，取消国民党教育中之训导制度，取消公开的或秘密的党团活动。一切暂维原状，薪水仍用等级制。至于高等教育的改进方案，待北平解放后，统盘筹划。”
共产党接管清华园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暂时先给他们发放人民币和一部分粮食，教授可以得到大约900元人民币和30斤小米。这是他们头一次领取人民币。
1月15日，从张家口运来的小米还没到，每人先分得20斤玉米。但因物价飞涨，900元人民币实际上连一袋（44斤）面粉也买不上，买肉也就15斤左右。第二天，浦江清教授领到人民银行现钞400元人民币，浦江清夫人也领到200元人民币，就约了朱自清夫人、余冠英夫人、杨业治夫人等一起去买菜，猪肉65元一斤，花生米25元—斤，纸烟25元二十支，“蔬菜价亦甚昂”。金圆券已停止使用。
1月22日，因为传说“傅作义投降了”，海淀市面上的物价有所下跌，肉40元一斤。然而到了第二天“和平之音尚未证实”，而且还隐约听见炮声，“西郊物价又上涨”。
1月29日是旧历新年，虽然清华园内几乎家家户户都很穷，花生米、纸烟、杂糖及他家自做的赤豆糕都成了珍品，可是大人小孩都很高兴。不过在1月31日举行的教授会上， “教授们因过年过得太穷，大发牢骚，说话不客气，主席冯公（文学院长冯友兰）多方辩护，也很失态”。
浦江清日记1949年2月2日载，清华大学委派代表到青龙桥去与文化接管会接洽，据说：“不久即有100万人民券及若干斤小米可发到清华以应急。教授每人仍同上次，可得人民券900余元，小米60斤云。至于1月份正式薪金则根据去年11月份南京政府所发薪水及一袋（44斤）面粉、200斤煤球之价值，折合成当时购买力之小米数，以此为标准而发薪。如此则教授最高薪额者可得1300斤小米云。”
1300斤小米，价值为标准银圆68圆，相当于今2050元。这个数字，也就是1948年8月金圆券改制时教授的薪俸额，或11月份国民党政府所发放的教授月薪。
教授们的心态，初步得到平衡了。
有此消息，所以浦江清仍去“定冰”，就是按照老北京的习惯，冬天在自家冰窖里库藏大冰块，留待夏天作为“冰箱”冷藏食品。日记写：“今年定1500斤，与杨家合定。去年浦家单定1000斤。起初认为今后或许伙食很苦，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搁到冰箱里面的，所以要把已定之冰勾销。经商量后，姑且又定下了。1500斤冰要60斤玉米这代价。”
1949年2月5日：“下午发薪。仍非1月份全薪，乃是一部分维持费，数额同1月15日所发。教授约可得人民券千元，此外每个同人得小米60斤，比上次多20斤。企罗（夫人）也得到小米30斤，人民券300余元。出纳处但发支票，未领到现款。”
这次旧历年，工钱及赏钱，家中雇佣的老妈子得到200元人民币，相当满意了。
1949年2月7日：“上午到海甸去买肉菜，猪肉50元一斤，买了二斤。纸烟两盒，70元。企罗要吃的中药两帖，90元。生花生30元一斤。赤豆8元一斤，白米15元一斤（要了廿斤）。这次海甸之行，用去我950元。昨天所得到的钱，一天内已用得差不多了。以购买力而论，则人民券千元，可购白米七十斤，仅合战前大洋5圆而已。而现在市面上袁世凯头大洋，确是180元人民券一个；所以人民券千元合袁头大洋6块不足。……”
可见，当时人民币仍在贬值，市面通用银圆。1银圆合大米15斤。教授们的生活还是很困难。
难怪此后几年内，薪金一直按照实物（小米斤数）计算，折合成当月的人民币值发给。
北平军管会接管北京大学
1948年底，国民党政府派飞机接取北平的若干大学教授，要“抢救”到南京。开了一个名单，15所大学都有。北大应该“抢救”的教授名单，是傅斯年等所拟。北京大学接到这份名单，秘书长郑天挺觉得不太好办，决定公开，便要离平者登记。结果有些名单上的教授不想南行，有些讲师本来有家在南方因故要南行的，抢得此机会。北京大学校长胡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以及陈寅恪教授等人都走了。12月底，位于城内沙滩的北京大学仍在上课，北大同人得到了透支三个月薪水（金圆券）以应变，而且年内所应发的一部分实物分配如布、糖等，城里的公教人员都已领到。
1月29日浦江清日记，写到当天有些北大朋友从东城区（沙滩）到清华园过春节的情况：“旧历元旦日。晨起甚迟，吃莲心红枣汤，点缀元旦。我们都很高兴，小孩尤其喜欢。……早上，有些客来，游泽承（即北大教授游国恩）来，他是昨日下乡的，说到城中的情况，北大的近况。围城月余，城里的人比在清华园里的人多受熬煎。……上午，北院同人眷属，即在北院一个小圈子里走动，算是拜年。今年各家都穷，花生米、纸烟、杂糖，都成为珍品。我们做了赤豆糕，很成功。下午有李广田夫妇等来，到西院回看游公（游国恩）。中文系同人几位在马汉麟家中打牌过新年，还热闹。”可见当时北平城内外还是相通的。
1949年1月31日，北平城区正式和平解放，北京大学部分师生集体赴西直门，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城。
1949年2月28日上午10点钟，北平军管会钱俊瑞等10名军代表，到东城沙滩（红楼）北京大学，与校方行政负责人及教授、讲师、教员、助教、学生、工警代表等，在孑民纪念堂开座谈会，商谈接管及建设“新民主主义北京大学”诸问题。下午2时，“欢迎接管大会”在民主广场举行，2000余名北大师生员工到会。汤用彤教授致词，表示欢迎接管。钱俊瑞宣布正式接管，并讲述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方针，同时宣布：国民党三青团之反动组织立即解散，活动立即停止；国民党“训导制”取消，“党义”之类反动课程取消；学校行政事宜暂由汤用彤教授负责。会后列队游行。
当时，军管会下了大力气狠抓粮煤供应，稳定金融市场。从2月2日起，中国人民银行规定以金圆券10元兑换人民币1元；对于工人、学生的优惠兑换率则为金圆券3元兑换人民币1元，每人可兑换金圆券510元，折合人民币170元。20天内迅速结束了兑换工作。并通告每个教职员工可以借薪2000元人民币（可购买面粉3袋约132斤）、借粮食30斤，待以后发薪时扣还。如此安定人心。
新生活开始了
北平解放后，1949年1月份，清华、北大等高等学校的教职员薪资按1948年11月份原薪（也就是最困难时期的月薪）所得，以11月份北平社会局统计的小米平均价折成小米斤数：教授—斤，副教授—897斤，专任讲师—斤，教员—斤，助教—，职员—斤，按照1月份核定的米价折发人民币现款。此外，每人加上1948年11月份公教人员的实物配给部分（面粉一袋44斤，煤球200斤），折合小米90斤发给实物。（注：每斤小米约合今人民币1元5角左右。下同。）
也就是说，沿用而又改进了“实际薪金 ＝ 底薪基数 × 薪金加成倍数 ＋ 生活补助费”的办法，采取“实际薪金 ＝ 底薪小米斤数 × 折合人民币米价 ＋ 实物（面粉1袋加煤球400斤折合小米90斤）补助费”的变通办法。
这种基本按照小米斤数发给月薪（折合当月人民币）的办法，受到广大知识分子的理解和欢迎。因为当时老人民币仍然经常贬值，以“小米斤数”为工薪单位，近似一种实物工薪，照顾到生活费指数上涨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通货膨胀、人民币贬值带来的损失。
把留用的知识分子统统包下来
1949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新解放城市职工薪资问题的指示》决定了临时措施，认为 ：
“新解放城市中关于职工与留用的公教人员的工资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也是全国性的问题，不能草率地制定新的工资标准。而且，目前的形势又不允许我们召开带全国性的会议来通盘解决这一问题。因此，凡留任原职的职工和公教人员，只有暂时一律照旧支薪，即按解放前最近三个月内，每月所得实际工的平均数领薪。只有在个别地方三个月的平均数仍嫌太高或太低，才可以稍为削减或增高。”
一般说来，对于留用的公教人员、国民党军政人员实行统统“包下来”的政策；而所发薪金，相当于战乱期间的最低薪金。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造旧职员问题给中共北平市委的指示》中指出，“对于企业的旧职员，在原封不动的接收以后，一俟生产恢复，秩序安定，在薪资待遇上就要着手进行一些必要的改革。对一些技术不高，工作能力不大，但因接受国民党负责人而占着高级位置、领取高薪的，则应降低其位置和薪水。”
与此同时，对国民党公务员的薪资政策，中央也作了明确规定，指出：“旧职员加入我们行政机关工作者，原则上和我们工作人员同等待遇，实行供给制。但有特殊技术的人员，原有高薪，又为我们必须任用的，则需要以高薪，继续任用。决不可向这些旧职员提出原职原薪的口号。”
“薪资”或“工薪”是薪水（即薪金）和工资的合称。两者本来是有区别的。通常，“薪水（金）”是付给职员、教师、公务员等脑力劳动者的报酬；“工资”是付给工人、体力劳动者的报酬。“薪水”按聘用合同付给，计算方式分为年薪和月薪；工资分为计件工资和计时工资等。1950年以前的文件称为“薪资”或“工薪”；1950年以后，就一律称为“工资”了。
解决薪资问题的两种办法
根据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指示，除少数地区发放生活维持费外，一般采取了两种办法来解决当时的薪资问题：一种办法是实行“原职原薪”政策；另一种办法是在“原职原薪”的基础上，对工薪进行适当调整，规定新的工薪标准。
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等经济文化事业集中的城市，基本上实行第一种办法，一般只是以解放前三个月的平均薪水为标准，旧的奖励制度也加以保留。只对显著不合理的作了个别调整。例如，对于不学无术、依靠亲朋势力和裙带关系领取高薪者，或具有较高技术能力而同主管要员不合，遭受打击，薪资特低者，分别给予适当降低或提高。在群众要求下，还取消和降低了一些高级职员不合理津贴。
太原采取了第二种办法，由于该市解放前职工的薪资过低，至解放前夕，大多数职工的薪资 已经不能维持最低生活。1949年4月太原市解放后，于同年5月，即参照当地原有的薪金制度 ，拟定了各部门临时的薪资办法。其标准为：技工197…288斤小米；正工149…192斤小米；副工108…144斤小米；徒工80…96斤小米 （1斤小米折合今日人民币1元5角左右）。
1949年9月，太原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又公布了新的工资标准：重工业工人从300斤小米到320 斤小米；轻工业工人从270斤小米到285斤小米。
武汉市1949年5月解放后，市军管会决定暂发生活维持费，分别为5银圆、8银圆、10银圆等三个标准，按照人民银行公布的银圆牌价发给。（注：1 银圆约合今人民币30元。）
1950年3月中共中央公布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实行了“三个统一”即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统一全国物资调度，统一全国现金管理；开始扭转经济困难的局面，使财政收支逐步接近平衡。为了保证职工的实际收入基本稳定，在发放工薪时，大都采用实物（如北方用小米、面粉，南方用大米）以及“折实单位”来计算，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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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组缃、宋云彬、何兹全的薪给
我查阅到1949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给清华大学的通知，为该校新聘教授吴组缃重评薪给：“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移交未了案内，……你校新聘教授吴组缃前次呈报，已经前华北高教会核准，薪给评定数因年资计算略有差误而重评，改定为小米985斤（注：合今人民币约1478元），应予照准；前送评定薪给数准予注销，望即按重评数发给。特此通知。”
1949年7月开始，“教科书编委会”的待遇从供给制改为薪给制。在编委会工作的宋云彬先生6月29日有日记云：“本会同人待遇将改供给制为薪给，上午与金灿然等共同商讨，大抵以北平大学教授为标准，余可得小米千斤有余。”我考证得宋云彬所定月薪为1040斤小米（合今人民币约1560元）。
据记载，宋云彬8月5日领取7月份全薪为小米1040斤，按照时价每斤88元（老人民币）折算，共91500元。但是在市场上很快涨价到每斤小米120元，因此要求每半个月发一次薪水。同一时期，北京饭店的理发师每月工资300斤小米。当时理发一次400###人民币，折合3斤多小米。9月10日宋云彬日记：“今日领本月份上半个月薪水，小米520斤，每斤171元，折合人民币88920元。”
1950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对《北平专科以上学校教职员工薪津暂行标准》进行了修订。1951年，部分人员调整工资，清华大学教师214人（占教师总数435人的49 ％）增加小米11 805斤，人均月增55斤小米；职员67人增加小米2 360斤，人均月增35斤多；工人205人增加小米9 050斤，人均月增44斤多。
历史学家何兹全先生说：从美国归来，到北京师范大学时工资是每月800斤小米（专任讲师、合今人民币约1200元）；后来升级，任副教授时月工资为1000斤（合今人民币约1500元），升教授时月工资1200斤（合今人民币约1800元）。
1955年大学教师定编时，何兹全评为4级教授，月工资204元（合今人民币约2040元）。那时候猪肉大约5角钱1斤。出门购物买书，口袋里的人民币大把往外掏。钱还是够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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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吴冠中回国后的经济生活
吴冠中1919年生于江苏宜兴农村。1942年毕业于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后考取###公费留法，1947年至1950年在巴黎国立美术学院进修。根据吴冠中晚年回忆：
1950年的秋天，吴冠中从巴黎回到北京，住进西单旧刑部街###归国留学生接待处，第一件事是到东安市场买了一套蓝色制服，换下了西服和领带。很快地，吴冠中受聘于中央美术学院。但美术学院住房紧张，一时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