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1月，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瑞金召开了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政府，实际上是农民起义军的地方割据政权，红军日益壮大。1932年中###委发布了训令，统一规定红军部队伙食费每人每日大洋1角，或口粮1斤6两，菜金3分钱；相当于每月3银圆（合今日人民币约100元）。出差人员伙食费每人每日大洋2角 （合今人民币6…7元）。零用费数目，指挥员与战斗员同等，但不定期发放。什么时候发放呢？通常是在采用武装暴力“打土豪”以后，也就是采用农民起义传统的“水浒英雄”劫富济贫方式以后，基本上平均分配“战利品”。对于专业人员（医生、电报员、机修工等）每月津贴不超过大洋10银圆。中央地方干部待遇略低于部队。我们还可以注意到，这种分配的内容主要是解决填饱肚子的生存问题，而并不保证“穿衣、住房”的条件。“民以食为天”的基本概念当发源于此。跟30年代的城市相比，这样的生活水准是较低的。但要是跟当地（特别是赤贫的地区）一般饥民相比，这样的生活就可以满意了。
1936年以后，延安时代实行的军事共产主义供给制，并非人人绝对平等（所谓平均主义），而是讲等级的，主要根据革命资历安排待遇。
1937－1938年，延安的普通战士每人每天伙食标准仅为5分钱，一般干部为7分钱；枣园“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即以后的社会部）的工作人员为1角5分，这是当时延安一般干部的伙食标准（每月法币4圆5角，约合今人民币135元）。军队团级干部和边区厅级干部的伙食为一菜一汤，师级和中央党机关部级干部为两菜一汤，政治局委员则为四菜一汤。普通干部是“高粱米饭（或小米粥）、大锅菜、粗布服”。
从现代的标准看来，当时供给制生活标准称得上非常“艰苦朴素”。
此外的日常津贴（现金）如何发放呢：“干部每月生活津贴费规定班长（同战士）1圆、排级2圆，连级3圆，营级4圆，团以上一律5圆，惟著名文化人、大学者发给5圆到10圆。”而当时1圆购买力，相当于20世纪末的30—35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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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时正式开始规定“大中小灶”
1939年后，随着国共关系的恶化，中央政府停发八路军的“军饷”供应。延安跟外界的联系基本中断，处于被封锁的不利状况，延安的生活领域和社会气氛出现了变化。1940年以后，在物质匮乏的困境下，确保高级干部供应的大、中、小三灶制度正式在全党推行。
1940年5月，任弼时被政治局任命为中共七大筹委会秘书长，1941年9月，创建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下设秘书、警卫、总务（行政）三个处，由任弼时兼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李富春担任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任。中央办公厅除了负责机要文件草拟、联络各地等业务以外，它的另一功能就是为中共中央毛泽东等领导人提供特殊服务。任弼时亲自制定了大、中、小灶干部待遇制度，将党内事实上已存在的等级差序，体现为具体分配的明确标准。
制定不同级别人员分享不同的生活待遇，问题非常复杂。任弼时具体筹划，亲自决定享受“小灶”的人选，明确规定只有中央委员或相等级别的党政军领导干部，才具有享受小灶的资格。其中有所区别，例如王若飞因做过陈独秀时代的中央秘书长，40年代初他在党内的地位下降，只是党务研究室的负责人，从而被列入“中灶”的档次。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为了保障高干的小灶和其他生活供应的需要，还开辟了从各根据地和国统区调配物资进入延安的专门运输渠道。例如，为党中央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张闻天等家庭保证“每家每日一只鸡”，又如：专门为毛夫人江青从山东置办阿胶等。诸如此类，引发了理想主义者王实味等知识分子的牢骚、不满和怨言。
文化人的回忆
卞之琳回忆说：“抗战初期延安文化人当中一度流传过一句玩笑话，叫做‘客请’，因为照例外来客人宴请延安本地主人。” 而立之年的卞之琳于1938年8月31日来到延安城，进了南城门，受优待住在西北旅社。当晚在院子里和刚从前方回来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丁玲、田间畅谈。其间还随军去过前方太行山。吃小米饭加胡萝卜大锅菜，过供给制生活，吃饭穿衣和取暖的木炭全包干，此外一个月津贴（零用钱）只有2圆，叫做安贫乐道。别人如艾思奇、徐懋庸、欧阳山尊、吴伯箫资格老一些，各自每月零用津贴3、4、5圆不等（军政首长最高的零用津贴也不过5圆），有时花几分钱从街上买一大包花生共享，或者到城中心十字街头的小吃摊上花5分钱来一碗醪糟鸡蛋。至于到饭馆请客是请不起的，往往逢到外面到延安的客人（例如戴爱莲）来请，叫做“客请”。
1939年初卞之琳开始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一学期，后来进步到中级待遇；跟冼星海、蔡若虹等同事，在西山坡窑洞住过一阵子。冼星海是特殊的高级专家待遇，每月津贴零用5圆；他的爱人钱韵玲却是中级待遇，每顿饭夫妻俩分开来吃。鲁迅艺术学院学生每月津贴零用1圆2角。1939年8月中卞之琳离开延安，总共一年有余。（以上据卞之琳先生与笔者的谈话）
黎辛在《延安〈解放日报〉副刊部的负责人与编辑》一文中提到，1941年丁玲是副刊部的第一任主编，“待遇跟编委一样，为中灶伙食。丁玲任主编时，编辑有刘雪苇（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的研究员），借调来三个月，中灶待遇。……1945年担任编辑兼秘书的温济泽，一度负责召集例会，也仍然是大灶待遇”。特别研究员艾思奇“任副总编后，改为小灶待遇，即党的高级干部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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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百合花》提到的生活待遇问题
1942年3月王实味在著名的《野百合花》一文中，形容当时延安的供给制生活待遇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这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当时艾青作了说明：王实味说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是怎样的呢？ 所谓“衣分三色”，就是高干的深蓝色斜纹布、中级干部的灰青色平布、基层干部的黑色土布之间的分别；并非什么哔叽、华达呢和灰布之间的分别（艾青指出：我们也不只一次看见毛泽东两志，穿了他那件右肘上破了一大块的、褪色的灰布衣服）。所谓“食分五等”，最高级的也不过四个菜一碗汤；大、中、小灶，而最差、也最普通的是小米饭加清水大锅菜。
艾青为高干辩护说：当时在延安，中共中央最高首长们的伙食，还不如大后方（重庆国民党统治区）机关里当官的来得讲究呢！
延安学生吃的是一天一餐稀粥，两餐小米饭（每周吃一两次馍）菜是大锅菜，伙食管理得好的学校（有时）还可以吃肉。王实味所说的“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是发生在某学校刚开办的时候，由于天下雨不能驮米的缘故，曾一连吃了几天稀粥。这是一种特殊情形下的偶然现象。
那么，王实味对于什么情况发牢骚呢？他“连毛泽东同志抽纸烟（太多）都在背后反对”、“指责领导人的门前挂着一串串腊肠”、“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级对上级感觉他们是异类”。艾青曾替王实味解释：他的话也许偏激不妥，但他并不主张“平均主义”，更没有反党。只是要求“公平合理”罢了。
艾青又指出：延安的津贴是有微小的差别的，那等级就“1圆、2圆、3圆、4圆、5圆”五种。所有的工作人员，从最高的首长，到每个党员的差别；就只有这五种。另外也有特殊优待的，那就是“文化人”和“技术人员”。这也不属于不合理呀！
真正使王实味以及延安青年知识分子产生疏离和异己感的是以“食分五等，衣着三色”为特征的、与高干地位相联系的“特殊化”。王实味十分怀恋1937…1938年那段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岁月，但他毕竟信奉马克思主义，知道“共产主义不是平均主义”。于是王实味申明自己也属于“干部服小厨房阶层，葡萄并不酸”，放言直谏决非为争个人利益。他甚至对延安的等级差序制度表现出最善意的理解，认为“对那些健康上需特殊优待的重要负责者予以特殊的优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一般负重要责任者，也可略予照顾”。只是处在当前“艰难困苦的革命过程中，许多人都失去最可宝贵的健康时期”，为了“产生真正铁一般的团结，负责任更大的，倒一样表现与下层同甘共苦。这倒是真正应该发扬的民族美德精神”。
延安的重要高干家里，都有组织分配的保护首长安全的警卫员、专门照顾首长子女的保姆、以及照顾首长生活起居的勤务员或公务员（负责为首长打洗脸水和洗脚水，在刷牙上放牙粉等）。有的首长的勤务员也由警卫员兼任，另有“伙夫”、“马夫”各一人。
在范围不大的延安城，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警卫员紧紧跟着首长及他们的家属沿着延安河漫步，每逢星期六，人们不难看到首长来派人接爱人回家度周末的警卫员早已经守候在学校、机关的门口。甚至连孩子们都知道：街上奔跑的那辆由海外华侨捐给八路军前方将士的救护车，是“毛主席的汽车”。至于毛泽东居住的杨家岭、枣园戒备森严，明岗暗哨，非邀不得靠近，这更是公开的秘密。
1942年春，毛泽东派李卓然邀请塞克到其住处谈话，被塞克拒绝，理由是“有拿枪站岗的地方我不去”，直到毛泽东吩咐撤去岗哨，塞克才在邓发的陪同下去见了毛泽东。
王实味和塞克等人，表现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视清高的傲慢”，因而在整风运动中受到严厉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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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中央研究院”对于文化人的照顾
1938年5月5日（马克思诞辰120周年）延安马列学院成立，附设一个编译室，主要从事马列著作的译述。王实味到延安之前，除文学创作外，曾翻译出版过西方著作计100余万字。洛甫同志（张闻天）早已注意到王实味的英文水平和翻译能力，在编译室成立后就点名调王实味去工作。
1941年8月，马列学院改名为中央研究院，院长由当时中央###部长洛甫（张闻天）兼任，副院长范文澜。内设九个研究室。35岁的王实味在中国文艺研究室任特别研究员。在此不足四年的时间里，他共译出200万字的理论著作。
当时中央研究院成员112人中，知识分子出身的92人（占82％），工农干部20人；抗战以后入党的83人（占74％），大多数属于小资产阶级文化人。
在院研究人员分为：特别研究员、研究员和研究生三等。特别研究员有范文澜、艾思奇、王实味、陈伯达等，是“小厨干部服”待遇，每月生活津贴4圆半（当时毛泽东月津贴5圆、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月津贴4圆）。
研究生为20至30岁的青年88人（占79％），是“大锅饭粗布服”待遇，每月生活补贴1圆2角或2圆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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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制，组织，单位
供给制乃为“战时共产主义”的生命线。
延安时期的中###员都是“职业革命家”，就是以革命为职业（工作）、靠革命吃饭的干部。文化人和知识青年奔赴延安以后吃了革命的小米饭，就成为“革命队伍”的一员，从此参加了革命也就是参加了工作，被纳入一个“单位”里接受组织领导、思想改造。
后来几十年间，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干部们填写履历表时，非常重要的一个栏目乃是“何时何地参加革命”或“何时何地参加工作”的资历，这是评定该干部的“供给制”待遇的一个首要因素。
“单位”制度源于对革命队伍的特殊管理体制，其中经济生活的管理采用供给制。在革命队伍里，“组织”专指党的组织，而“单位”就是以党组织为核心的层层机构、具体部门。全体公职人员都在组织安排下的某个单位之中。党、军、政的机关和群众团体、公营企事业，都是革命队伍一元化组织的不同职能部分。
革命队伍中的成员一律实行供给制，其范围扩展到衣、食、住、行、学，以及生、老、病、死、伤、残等各方面，依照个人职务和资历，定出不同等级（大灶、中灶、小灶）的供给标准。供给制确定了个人的经济生活状况，不仅物质生活、还有政治待遇都依赖于“公家”的分配。饭碗是组织给的，一切依靠组织；离开组织不仅没有饭吃，还可能沦为反党分子。供给制保证了铁的纪律：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其经济基础就是供给制。
“三三制政府”准备实行“薪给制”
1942年艾青记载：很早就听说，边区政府部门将要适当采取“等级制度”，但现在尚末实行。即使将来实行了，也完全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为了统一战线的需要。因为边区政府是三三制的，各阶层各党派联合的政权机构；在达机构里，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的成份。
大家都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者们和八路军的将领们的日常生活，都非常简朴。他们一律穿布军服，住窑洞，吃的是两菜一汤，只在有客人来的时候添一点菜。每月只领取5圆零花钱作为生活补贴。而他们的工作的勤奋、日夜为中国人民谋解放的热忱，更是令人钦佩。
但是对于统战对象，进步民主人士、开明士绅，就得要实行在一定条件下加以优待的政策。让一切参加政府工作的人拿薪金；是绝对应该的；不然的话，工作就无法推动。
这个意见，就是后来供给制和薪给制并存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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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供给制和薪给制并存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中央根据当时的经济条件，对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实行的待遇政策是：
（1） 解放区来的老干部实行供给制待遇；
（2） 新参加工作的青年学生：
A。没有家庭负担的实行供给制待遇；
B。有家庭负担的实行薪给制（工资制）待遇；
（3） 在国家机关中留用的旧政府职员：
A。在1949年9月底以前参加我政府机关工作的按其参加工作时的规定，实行供给制或实行薪给制工资待遇的，一般不再变动；
年10月1日以后参加工作的除自愿实行供给制待遇的以外，一律按国家制定的新参加工作人员工资标准实行薪给制待遇。
当时在国家机关中； 实行供给制待遇的占80 ％ 以上；在事业单位中约占三分之一，主要是从解放区来的老干部和大部分新参加工作没有家庭负担的青年学生，还有极少数留在行政、司法等全部实行供给制待遇机关中工作的旧政府机关职员。
延安文化人进城后的感叹
在解放战争（1946—1949年）期间，延安的文化人，有的跟随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到了东北解放区，有的跟随华北大学到了张家口等新解放的城市，然后才转移到北平、天津。
延安的文艺干部，建国后大多成为文化界的领导人物，如周扬、丁玲、艾思奇、何其芳、刘白羽、郭小川等人。尽管他们担任了党政机关（###、文化部等）的高级干部，享受小灶待遇，生活和工作条件都获得很好的保障，衣食住行全包干，毫无“后顾之忧”；但他们日常的津贴费有限，平时一到市场（例如买书籍字画、上馆子请客聚会）就强烈地感到缺乏零用钱，心里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