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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文化人大多是党的文职干部。他们身上多带着文化人的味道、嗜好，在日常生活中，除了喜欢逛书摊，也常常下馆子、喝酒、闲谈、访友。而那些未曾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文艺工作者，如艾青、凌子风、张仃、田间、欧阳山、孔厥、袁静等等，他们身上那种文化人习气保留得更多。他们大多是“中灶”待遇，伙食一般，津贴费很少，逛街时鲜明地感到缺钱化，所以经常表示不满意、闹情绪、发牢骚、说“怪话”。如艾青、孔厥等干部，因为这样犯了“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错误，又经常挨批评。
小、中灶待遇标准的划分
从1949年到1952年2月基本上沿袭战争时期供给制办法。主要特点是：供给标准较低，大体平均，略有差别。除保障工作人员的个人生活需要外，还供给一部分家属的生活待遇。供给项目和供给标准以及享受灶别的条件全国不统一。
政务院在1950年6月颁发的《关于各级人民政府供给制工作人员小、中灶伙食待遇标准的规定》中按照职务和资历（参加革命的年限）作了如下划分——
享受小灶待遇者
（1） 中央人民政府及政务院的高级干部、委员等；
（2） 厅、司长及其他同级人员中，参加革命工作期满10年以上者。所谓“参加革命工作”就 是指入党、入伍的资历。
（3） 正副处长及其他同级人员中，参加革命工作期满12年以上者。也就是抗日战争以前入党、入红军的干部。
（4） 参加革命机要工作连续期满15年以上者。
享受中灶待遇者
（1） 中央人民政府直属各机关正副科长级、地方机关正副县长级，参加革命工作期满8年以上者。
（2） 一般干部参加革命工作期满12年以上的，及期满15年以上的工作人员并安心工作者。也就是主要按照党龄、军龄计算。
（3） 会计、审计、医生、司药、护士、机要、报务、文书、印写、档案、演员、研究员、编译、记者等人员能掌握业务，安心工作，从事该项工作连续期满8年以上者。
凡参加各级人民政府机关工作的享受供给制待遇的民主人士及专门技术人员，按职务评定灶别不计年限；但中央机关须经部长以上、地方机关须经省主席以上首长批准。
供给制的变通——包干制
1950年，干部们的供给制大部分变通为“包干制”。就是由各单位（国家机关）发给一定数量的实物和货币，由领取者自行处理。主要在伙食方面，自己向食堂购买“饭票”等。至于服装（干部服）还是由组织上按级别发放；住房，还是由各单位按级别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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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供给制生活的回忆
（一）何其芳
何其芳是老牌的延安文化人，是领导干部。平津解放后，何其芳到了北平，在马列主义学院任教师，后又担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等职。解放初期，他作为一个供给制干部，级别不低，享受吃小灶的待遇、生活水平较好，政治地位较高；但津贴费零花钱不够用，他的手头还是缺乏人民币的。他1951年3月26日写给沙汀的信中说：“我在整风后写的小册子过几天就寄给你。因为现在身边邮寄的钱都没有了。我们仍是供给制，发了津贴仍常常很快就化光。不过住在城外，进城的时候非常少。身边经常没有钱，也多少感到不方便。”
（二） 符家钦
1919年生于四川合江，1943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他在晚年回忆说：
我从1950年5月应政务院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前身）副局长刘尊棋电召，从重庆来到北京，参加对外报道工作。
当时大家过着供给制生活，我按小灶待遇，工作条件很好。但每月津贴费不过小米480斤，合后来的“新人民币”48元钱，平时不够花销。
（三） 吴文 （女）
1916年生于江苏江阴，1935年在上海参加救国会，1938年2月到延安，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任干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北京任司法工作。她晚年回忆说：
1948年冬，当时在河北平山县的中央社会部抽调组织干部进京，接管国民党北平政权。我毅然辞别病中的丈夫和在幼儿园的儿子，登上征途……满怀豪情，星夜兼程北上，同行队伍中有个老北京，自然成为大家羡慕咨询的对象。他趁机得意地摆开了龙门阵，什么北京有多少城门呀，什么有名的老字号餐馆、菜肴呀，说得大家垂涎欲滴。当时我党为争取和平解放北平，派人与傅作义谈判，我们便留在良乡、香山等处待命。
1949年2月1日，随着威武雄壮的解放军，从西直门进入了渴望已久的北平城。迅速接管了原北平警察厅（她被任命为北京市公安局副科长）。那时，生活上还是供给制，大多数人是吃“大灶”的低级干部，每人穿的是只有大、中、小三种型号的粗制布衣；每月零花钱，只有两元津贴；吃的是窝头、白菜汤。粮食虽紧，但上级规定，要保证工作人员吃饱……后来改为工薪制，生活真的就改善了。
50年代，到北京市检察院任处长。每天工作三个单元（上午、下午、晚上）。记得有个新参加工作的青年干部，对晚上去看电影还要请假很不习惯。我家当时只有三口人，平时不回家，办公室里放张床，儿子在小学住宿，全家每周相聚一次……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供给制
王正晚年回忆说：当我们这些人刚参加革命时，都很年轻，毫无资历可言。那时候，在一般革命队伍中，干部 的职位有高有低，但待遇只分三个档次。
最高的是“小灶”，拿我当时所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来说，只有廖承志院长（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委员）一人享受此待遇。
其次是“中灶”，延安来的老同志，和上海来的著名艺术家，其中包括吴雪、金山、孙维世、任虹、李之华、张瑞芳、路翎等都在此列。
余下来的人就都是“大灶”了。营、连、排级干部也好，普通战士也罢，都同等待遇。也就是吃同样的饭，穿同样的衣，领取同样多的津贴；我记得开始时没有什么钱，后来每月发零花钱6万块旧币，也就是1955年币制改革后的6元新币（合今人民币60元）。我们这些新参加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都属于这个档次。
在那个年代，我们常年生活在工农兵群众中。思想改造是第一位的。我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体验生活”，而真正与工农兵同吃、同住、同劳动，思想感情与他们打成一片。只有这些都做得合乎要求了，我们才能谈到写作。写作多是配合政治任务。领导出题，我们作文。有的领导“抓创作”“抓”得很细：写作前要认真讨论你的创作提纲；写作中要随时过问你如何处理一段一段戏和一个一个人物，甚至事先给你规定了有些重要台词应该如何写；作品完成以后，还要组织有关人员进行一次又一次的讨论。通常一个剧本要经过许多次修改才能获得通过。在那个年代，由于剧本不符合领导的要求而被“枪毙”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作品被“枪毙”倒还事小，如果作者由此而遭到批判和惩处，那就一辈子也难以翻身了。所以，在剧本中，每一段戏，每一句话，都要紧扣主题。“艺术标准”总是次要的，“政治标准”永远第一。选择什么样的题材，打算写什么人物，如何结构以及如何展开情节，都涉及作者的“阶级立场”问题。感情描写要特别当心，严防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流露。个人的爱好、情趣 、风格都尽量隐藏，艺术独创性只能在严格规定的范围内小心地发挥。广大群众所关注的社会焦点，个人生活的真切感受，都是不能凭着自己的直觉或“独立见解”来表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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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所的供给制
中央文学研究所，是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所培养作家的干部培训基地，于1949年开始筹备，1950年10月在北京诞生。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的工作计划，全国文联第四届扩大常委会的决议，经政务院第61次政务会通过后正式设立。
丁玲为中央文学研究所主任（所长），张天翼为副主任（副所长）；叫“主任”还是叫“所长”，当事人前后说法不一，但意思是一样的。田间为秘书长，康濯为副秘书长。下设行政、教务两个处。行政处长是邢野，教务处长是石丁；陈淼兼任丁玲的秘书。其他工作人员有些是从文协调来的，有些是从社会上招聘的。据马烽说他“被文化部指定为所里的党支部书记，为了工作起来方便，挂第二副秘书长名义。”第一期学员的情况很特殊：既是学员，又是工作人员；而图书资料员也参加听课学习。这是办所初期的特色。
关于经费问题，文化部长沈雁冰说：“我曾同周扬、西谛（郑振铎）商量过，可由文化部承担。” 鲁迅文学院的展览资料说，1950年的开办经费由文化部教育司拨给，总计1800匹布，折合小米万斤。看来文化部给文研所的办公经费是上不封顶的。行政编制也很特殊。只有几十个学员的“研究所”，能建立一个有几万册图书的图书资料室，图书管理员最多时达8个人，比一个大学中文系资料室的人多两三倍。图书资料也全部由文化部出钱购置。
在文学研究所，对于全国各地来的学员，无论原来是在部队还是在地方，无论是工人、农民、战士，还是干部、教员，来这里后一律享受供给制。从学校的角度，他们是学员；从组织的角度，他们都是党的干部。
学员徐刚说：“那时实行供给制，保留着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按大、中、小灶待遇。凭一纸介绍信，就可以乘志愿军的车，吃部队的饭，领志愿军的棉军装、皮帽子、棉鞋。到地方去就吃地方的大锅饭。”
那时，一看你吃的是什么灶，身份不言自明：小灶当然是高干，中灶是中层干部。
从山东大学毕业的大学生朱靖华，到了文学研究所以后，开始很不适应。据朱靖华回忆：“那时的等级观念很重。我原来是学生，不大懂，后来才明白。这是由战争年代长期的‘供给制’演化而来的。我来文研所吃的是大灶，使用的是简陋的三屉桌，椅子是木头板的，这是最次的待遇。秘书以上可以用两屉一头沉带橱柜的桌子，并配有小书架。学员是‘研究员’，可以用软椅和一头沉桌子。一般吃中灶的处级干部用大的一头沉，有三个抽屉，还可以用软座沙发椅，并配有大书架。我是连书架也没有的。当时是供给制，夫妻不在一起吃的很多。例如丈夫吃中灶，妻子吃大灶。所长级干部吃小灶，丁玲吃小灶（有的说是特灶）。”
这样一来，在文学研究所工作或学习的人员，就都实行了供给制。
文学研究所的一对夫妇（王景山和李昌荣）的回忆，很能够说明问题。当时的图书资料员李昌荣（女）说：“（供给制转为）包干制，给一点钱，根据资历分级别吃大灶、中灶、小灶。我是部队转业到文研所的。在部队，我是排级，到文研所就给我一个班长级待遇。那时的思想很革命，随便怎么都行。一个月给我二十几元。我用10元缴饭费，给我妈寄5元，剩下的就不够用。王景山（李昌荣的丈夫）是三十几元。”
小知识分子王景山，在来所之前已是南通师范的教师，已有较好的收入。他说：“我一来丁玲找我谈话说你来以后，要吃大灶，和外面不一样，因为我们是文艺单位。她说，比如杨犁，在外面肯定是领导干部，可到我们这里也是吃大灶。她知道我和杨犁是同学。杨犁当时在《文艺报》做丁玲的秘书。”
图书资料员李昌荣说：“我们拿包干制的人生活水平很低，谁富呢？有孩子的富。为什么？因为孩子有供应，营养费、保姆费，两个孩子，公家出钱给你雇一个保姆，孩子的营养费花不了。……后来，我得了肺病，王景山让我吃每月15元伙食标准的中灶（又据当时的管理员张凤翔说：小灶20元、中灶18元、大灶12元），我再给母亲钱，就什么钱也没有了。我们从来不做衣服。但日常生活用品、学习用品都发，包括手纸。后来人事科干部王孔文劝我改成薪金制。我们没孩子，如果改薪金制就有上百元钱了。我想，坏了，让我领薪金，就是对我实行雇佣了，我就不是革命大家庭里的一员了，所以就哇哇地大哭起来，坚决不干。到了1955年一律改成薪金制时，有人和我开玩笑说，李昌荣，我们都改了，你一人革命吧。”
其实，包干制也是一种半供给制。给的钱仅够吃饭，最基本的生活用品都以实物发给，严格按照级别分配的物质生活待遇有保障，但可惜零花钱很少。遇到精神生活（买书籍文物、看戏剧演出、文化人雅集）的需求，就感到囊中羞涩，难免满腹牢骚了。
1950年2月，政务院通知，各单位对高等学校毕业生尽可能实行供给制或低薪制，月薪标准为240斤小米，研究院毕业生月薪不超过300斤小米，见习期半年到1年，期满后适当调整工资。
文化人的困扰——阿英为例
阿英（即钱杏邨）30年代在上海从事左翼文化活动，抗战时期到了新四军老根据地。他是从华东解放区回到大城市的。1949年初他从大连来到天津，此后往返于平津之间。从1949年4月到9月，他留下了《文代会日记》，是珍贵的史料。
阿英是从解放区来的文化人干部典型。虽然享受了供给制待遇，物质生活包干、衣食住行无后顾之忧。但是此外没有多少现金收入，日常津贴费有限，口袋里缺少人民币。为购买书籍文物，特别是心爱的古董，耗费很大。他不得不经常借贷花钱。
1949年4月12日阿英从大连出发，“晨7时赴光华（书局），取天津光华介绍信，以备单身随军南下时存件；并向其再借300万元，合欠1300万元正。” 可见在这天以前，阿英已经向光华书局借用过1000万元了。看来这是阿英著书的预支稿酬。那么这一笔款项派什么用处呢？用来购置和运送文物。当天，阿英就“在附近古董肆买得玉独角兽一件（15万元）、玉砚、玉笔洗、玉墨床各一件（120万元）。”此外为运送行李（书箱、文物箱）25件，挂行李票费用180万元。
这里笔者有一个看法：上述钞票的单位乃是“东北币”；关外的200元东北币合关内的1###人民币，所以上述“1300万元”实际上合6万5千###人民币。当时大连通用东北币，关内通用人民币。这才说得通！否则简直无法解释。
4月14日火车到达天津后，阿英及家属“住镇南道招待所（无须交费）。……乘车至罗斯福路——天津最热闹的街。情况似上海。书店有新中国、大众、知识诸家，然亦无力购取。”4月16日“到劝业场看旧书，价格昂，一未能购。”
4月22日，“至陈宜芳同志处，借人民币5000元。”28日“到接管初访宋部长，并借得人民币1万元。……往中国大戏院买明晚戏票5张，计1100元。”
5月22日“至（北平）东安市场，为云儿买藕粉、糖，各百元。便看旧书摊，需要者多，惜无力购取。”
6月11日“至程科长处，借人民币5000元。”12日“函黄松龄部长，借7万元。”14日到（李）克农处，还万元。”26日“到克农处，借10万元，还事物处2万元，一氓兄5000元。”……
阿英所借的人民币（旧币），大多数用来购买文物、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