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构成了威胁，因而不待条约签字，巴夏礼等即退出会场，返回军营。
谈判受挫，并不是谈判失败。
载垣与穆荫慌了，立即通知驻扎通州东南张家湾的僧格林沁，僧氏则立即作出快速反应，率部出动，在中途将英法使团拦住，且扣押巴夏礼以下39人，火速送北京拘押。
闻谈判代表被拘，额尔金大怒，当日即率联军先头部队四千多人强攻张家湾。僧氏挥军抵敌，不支，溃退，联军遂占通州。
八月七日（9月21日），英军进逼北京最后一道防线八里桥。僧格林沁部与胜保部合兵过万，共同御敌。胜保红顶黄褂，骋而督战，但敌不住联军的快枪火炮。胜保负伤，僧氏败走，一千多蒙古骑兵血染沙场，联军则直薄北京城下。
战争已没有悬念了，剩下的是放人，和谈，签约，烧园。惹祸的皇帝在八月八日（9月22日）逃离北京，奔向热河；惹祸的载垣、穆荫等人也都加入了护驾的队列；同样惹祸的僧格林沁则在夺了三眼花翎、褫领侍卫内大臣及都统的光彩头衔后，戴罪统兵，防卫京师。和谈，这枚最烫手的热山芋传到了恭亲王奕訢手中。
圆明园烧了，《北京条约》签了，在《天津条约》的基础上，新的条约给英、法列强带去更大的经济利益。
你可以批判“帝国主义”贪得无厌，但首先你也要承认是“封建主义”不断地引火烧身才加剧了中国的国家灾难。哪一步棋都可以言“和”，但天朝上国不屑言和、不容言和、不会言和，终于让列强赢得了所有的棋子，这才认输。
僧格林沁的宿命或许就叫“利器自伤”。他是清王朝的股肱大臣，正是这位一字并肩王一误再误国家大事；他是常胜将军，因胜而骄，故败于洋兵而死于土寇。回到将军与战争的本题，僧格林沁所有的丰功伟绩都是以牺牲将校士卒的生命为基本前提的。据美国人斯特林？西雷格夫统计，从北塘登陆至八里桥争夺，英法联军与清军凡五战，死亡仅二十人。僧格林沁的部众，至少死五千人！明明是一场屠杀，驱伍饮血，岂为仁者！
八月二十二日（10月6日），法军绕城而北，进入圆明园。次日，英军亦闯入园区。皇帝没抓到，却意外进入他的宝库。大抢十余日后，英军于九月五日（10月18日）在其专使额尔金授意下点起了第一把大火。火烧三日不熄，圆明园玉石皆焚。有人说是英法入侵者在向咸丰皇帝发泄仇恨，有人说是抢劫者在掩饰罪证。圆明园为康熙帝始建（康熙四十八年，即1709年），中经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五帝增益，因而它的实际价值远远超过兴修帑银两亿两。
园毁了，条约还要续签。条件更苛，赔款更多，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本书的关注焦点，虽为“尚武精神”的消长，但在追索这一目标时，作者总是惊异于每每在“尚武精神”垮塌之前，“国家智慧”早已解体。这也提醒世人，中国的强国梦不但要以焕发百姓的雄杰之气为前提，也应以培育治国者的上乘才智为根本——愚弱的首领，担负不了大国崛起的重任。
［注释］
① 吴相湘《明清宫廷实纪》。
② 《清史稿？叶名琛传》。
③⑧ 《清史稿？徐广缙传》。
④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三联版，第一册P31。
⑤ 总税务司编《中外条约协定汇编》第一卷P160。
⑥？輦？輵？訛 《清史稿？耆英传》。
⑦ 《清朝野史大观》之“粤人严禁洋人入城”条。
⑨⑩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三联版，第一册P56、P36。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不能承受之“胜” 第一章
兵凶战危，胜负难料。既然面对战争，便要有胜负两手准备。雅话雅说，此之谓“胜不骄，败不馁”；俗话俗说，即是“赢得起，输得起”。
相反的心态是，只准备胜，不预防败；或只言胜谋，不言败状；或干脆连失败也当成胜利加以吹嘘。中国历史上，并不乏这样颠倒胜负的旧闻。由此引发的江湖慨叹是：一个虚弱的民族或政权无力承受失败，尽管失败是它必然的宿命。
光绪十年（1884）、十一年（1885）爆发的“中法战争”，意外地披露出另一种精神现象：即不相信胜局，进而拒绝胜利，胜利者竟至以失败者的姿态签订了屈辱的丧权条约。
怪事无奇不有，但这种怪法、奇法让人匪夷所思。“败”惯了，久“败”成自然，这让中国人“胜”不起。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历史就注录了失败的一页，四十年屡战屡败，以致战场之外，中国人完全消融了求胜的灵魂。
“中法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尽，可能连这次中外较量造成的东南亚政治格局，也久已在重新洗牌中阵势大变，但是“历史教训”的老账，一直未曾被认真理清。这就潜伏着一种重犯历史错误的可能。
试问，还有比“不败求败”更愚蠢的吗？
还有比“可胜不胜”更孱弱的吗？
本篇意旨，并不固恋于镇南关、谅山的胜利。作者的关注点，似乎仍然脱离不了一个民族、一代生民所潜具的自强自救、求胜致胜的人性元素是否还存在着。
一、张佩纶与“不抵抗主义”
“中法战争”中的“马尾之战”乃中方大败局。众口一词，咸曰张佩纶为战败责任人，故张氏已负百年之谴。
也有为张佩纶辩护者，如王辏г恕⒘昼１病Ｋ侨衔诼砦仓壑校排迓凇凹胁蛔撸笪耙臁保翟谑歉瞿训玫娜瞬拧Ｕ桨芏嶂摆厥晌皆┩鳌＂儆捎谡秸じ阂着校秸笔氯斯雅校约幢阍谥蟹咨暾秸⒅腥占孜缯秸战崾氖焙颍宄看蠓蛞丫尽罢媸欠恰蹦衙髁恕�
其实，就“大是非”而论，张佩纶在马尾之战中的错误或罪责还是易于说清的。
张佩纶（1848…1903）字幼樵，又字绳庵、绳叔、绳斋，号蒉斋，直隶丰润人，故清人笔记中多称其为“张丰润”。他出生在官宦之家，父亲曾做过安徽按察使，太平天国之乱中卒于职。佩纶同治九年（1870）中举，次年成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光绪元年（1875）以大考擢侍讲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其时，外侮亟累，国步维艰，佩纶屡上疏，言经国大政。如请敕新疆、东三省、台湾严于戒备，以杜日、俄之窥伺，如请建南北海防、设水师四镇以防法人图我等，皆不乏忧国之忧、洞事之明。而对于庸官俗吏，佩纶亦敢指斥纠弹，不避权要。故在以李鸿藻为精神领袖的“清流”一派中，张佩纶可谓佼佼者。或许因为他弹劾贪佞，淘汰衰庸，多合舆情，所以与陈宝琛、宝廷、邓承修，也有说与陈宝琛、张之洞、黄体芳等的，被时人誉为“翰林四谏”。②
光绪八年（1882），张佩纶被擢为左副都御史（正三品）晋侍讲学士。光绪九年（1883），在总理各国衙门行走。十年（1884），中法间战争将起，“清流”诸君子为慈禧太后重用，分遣于抗敌前线，陈宝琛以侍讲学士为南洋会办，吴大澂以通政使为北洋会办，张佩纶以三品卿衔会办福建海疆事。这“会办”，即军事钦差大臣。
文人统军，谈何容易？老佛爷的“信任”，大有“试活”之意。空言易托，实事难为，尔等既然严以论政，苛以责人，娭家这次倒要看看尔等的本领！张佩纶等人得了美差，放炮出京，并未预料到极度的风光之后，往往会有极度的失落。三位“会办”，惟吴大澂无恙。陈宝琛因荐人不当，后降五级使用；张佩纶则因马尾战败而褫职充军。事后，谑者撰联曰：“八表经营，也不过山西禁烟，广东开赌；三洋会办，请先看侯官降级，丰润充军。”③盖上联嘲张之洞，下联嘲陈宝琛、张佩纶。惟陈氏非“侯官”人，乃“闽县”人也。此为闲话，无庸细述。
张佩纶等人在光绪十年四月十四日（5月8日）领“会办”之职。在京准备四十多天后，张佩纶、吴大澂、张之洞三人即联袂出京，行至天津，拜会李鸿章。应李氏邀，视察北洋海军的海上打靶。闰五月初一（6月23日），李氏率舰队护送三“会办”至海防要塞旅顺口，巡察炮台与船坞。翌日，乘舰转赴烟台，检阅北洋六“镇”舰艇；又于威海观看鱼雷施放。闰五月初四（6月26日），张佩纶与张之洞登上福建方面前来迎接的“扬威”号军舰，出威海南下上海。送别了张之洞，张佩纶于闰五月十一日（7月3日）抵达福建闽江口，并于当日，逆闽江八十公里水路直至马尾港。次日，进福州省城拜会福州将军穆图善、总督何璟、巡抚张兆栋，共商闽省防务。畏于“会办”的钦差使命，福建的这几位军政大员均异口同声推张佩纶主持闽省防务大局。
这不是圈套，胜似圈套。张佩纶年轻气盛，不知深浅，竟欣然当起了龙头老大。合议分工，穆图善驻闽江口，何、张二督巡驻省城，张佩纶与船政大臣何如璋驻马尾港及船厂。如果从“分工”这一天（闰五月十二日、即7月4日）算起，至七月初三（8月23日）船厂被毁、舰队被灭为止，张佩纶坚守海防第一线的时间一共51天。在这51天里，张佩纶都干了些什么呢？
尽管妙笔生花，巧于言辩，张佩纶在他马尾战败自我表白的“奏报”中仍然列举不出具体有效的战略谋划与战术安排。
当然，朝廷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帝、后到军机大臣们，都还在迷信中法和谈，迷信美国调停，而且有正式军令诫勿生衅：“倘有法军前来，按兵不动，我亦静以待之。”④ 但这种命令的前提是对方“按兵不动”，敌人既已强兵压境，“动”到了闽江内港，“动”到了中方的海军禁地，若再坐以待毙，那不是天字第一号大傻瓜吗？
战争爆发前，张佩纶满肚子委屈，“请先发，不可。请互援，不可。机会屡失，朝令暮改”，致使他生出了“吾不忧敌而忧政”的慨叹。⑤ 但他忘了，这伙敌人，是他放入闽江口的，困局也是他设的。敌在咫尺，不思钳制，总想让千里万里之外的朝廷下发一条锦囊妙计，岂不大蠢大愚！作为前敌总指挥，张佩纶应该有服务于国家安全的大目标，及化解边疆危机的能力，否则卷铺盖回家可也！遗憾的是张佩纶忘了他是“会办”，他是“钦差大臣”，他是可以而且应该代表朝廷行使具体军权的人，哪儿还有理由临事不决，诿过他人？
马江战败后，张氏饰词不奏。朝臣闻之皆大愤。编修潘炳年等，呈都察院代为上奏曰：
读八月初一日谕旨，方审该大臣前后奏报，种种虚捏，功罪颠倒，乖谬支离。与臣等所接闽信，判若歧异。不得不披沥上陈。初一日，法人递战书于扬武管带张成，张成达之何如璋，秘不发。初二日，各国领事商人均下船，众知必战，入请亟备。张佩纶斥之出，军火靳不发。嗣洋教习法人迈尔，告学生魏瀚，明日开战。魏瀚畏张佩纶之暴，不敢白。初三早，见法船升火，起椗，始驰告。而法已照会，未刻开战。张佩纶怖，遣魏瀚向孤拔乞缓，以诘朝为请。比登敌舟，而炮声已发，战船犹未启椗装药。敌发巨炮七，福星、振威、福胜、建胜殊死战，船相继碎，余船入火自焚。是役也，毁轮船九，龙槽船十余，小船无数。伏波、艺新二艘均逃回，自凿沉。林浦陆勇尽溃，而法船仅沉鱼雷一艘……张佩纶出都，即闻其意颇怏怏。到闽后，一味骄倨，督抚畏其气焰，事之维谨。排日上谒，直如衙参，竟未筹及防务。至法船驶入马尾，仓卒乃以入告。张得胜缉得引港奸民，请办，张佩纶竟置之不理，众益骇然。而张佩纶尚侈然自大，漫不经心。水陆各军纷纭号召。迨各将请战，又以奉旨禁勿先发为词。臣不知各口各击之谕，何日电发，不应初三日以前，尚未到闽。即使未到，而谕旨禁其先发，并非轮船起椗，管驾请军火而悉禁之也。一概不允，众有以知张佩纶之心矣。身为将帅，足未登于轮船，聚十一艘于马江，环以自卫。各轮船管驾，叠陈连舰之非，张佩纶又斥之。事急而乞缓师于敌，如国体何……⑥
上述奏文，言之确确，将整个“会办”过程中张佩纶的所作所为一一揭露。我们只能将“不抵抗主义”的帽子戴在这位御史大夫、翰林大人头上。
书生谈兵，麻木不通，张佩纶创造了一个人败一场战役、一个舰队、死两千将士、误一个王朝、丢一个附属国的连锁业绩。这是个愚蠢到不能再愚蠢的错误。我们说“不抵抗”，是就战争双方的对抗状态而言的。张佩纶则将“不抵抗”发展到不备战、不应战、不撤退，或基本上解除了所有的防御手段一味挨打的“自杀”程度。说“自杀”，当然不准确。因为中国将士还是被法国人击杀的，但前提是张佩纶作为前敌统帅置自己的将士于“死地”，这与“自杀”何异？
就大环节说，上述批评基本未曾冤枉张佩纶，如果注意了一些“细节”的扫描，我们又会对这位张少帅给以有限度的理解或同情。作为钦差大臣，张佩纶奉旨出朝，地动山摇，风光了好几日，但抵达马尾时，中法之间的外交形势大变，战氛突起，张佩纶发现自己已经处在欲战不准、欲和无望、欲退无路、欲胜无策的两难之境。
不妨看一下历史事变的时刻表。
光绪十年四月十四日，张佩纶等人领受海疆“会办”之职。
前一日，即四月十三日（5月7日），法国谈判代表福禄诺（海军中校，法国“中国”海域分舰队旗舰“窝尔达”号舰长）抵达天津，开始与中国谈判代表、直隶总督李鸿章和谈。
四月十七日（5月11日），中法双方签订了《中法简明条约》（又称《天津条约》）。条约五款，主要内容为中国军队退出越南，退回边界一方，法国保证不侵犯中国南疆，且不向中国索偿兵费。而此时，张佩纶等人尚滞留京师，或许是“和平”的气氛让朝廷与这班大臣悠哉游哉。
闰五月初一日（6月23日），张佩纶等人抵达旅顺口。同一日，越南观音桥事件爆发，中国驻军与提前催促中方撤军的法国军队发生冲突，打死打伤法国军人50多名。
闰五月十一日（7月3日），法国政府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次日，法国海军殖民部长裴龙向法国中国海域舰队总司令孤拔下令，务必拿下福州与基隆这两个港口作为战争赔款抵押。孤拔闻风而动，闰五月二十二日（7月14日），法舰“阿米林”号驶入闽江口，进抵马尾附近搁浅。
张佩纶不可能知道“阿米林”号引来的战争是毁灭性的。虽然在法舰闯入闽江口当日，他便向军机处电告军情，但仍建议清政府“宜在津与约定，各船不入口，以免两疑”。⑦ 这一天，张佩纶犯下他一生最大的错误：即放法舰进入闽江口。连带责任人为福州将军穆图善，因为十天前的防务分工，是由他把守闽江口的。
马尾港是中国的内港与军港。此港距闽江海口八十公里，两岸山峰陡立，层峦叠嶂，河道迂回，水流湍急；加之闽江口外岛屿与暗礁密布，更使马尾港险要天成，易守难攻。
在不违背“圣旨”，不影响中法谈判的前提下，张佩纶有一万个理由拒绝法国军舰深入中国的军事禁区，他也有能力动用海军舰船或两岸炮台火力将已入闽江口的那一艘法国军舰驱逐出港。但他一无作为。既未对入侵之舰提出外交抗议，也未作驱逐安排，反而承认了法舰“游历”的合理合法性，并给以“最友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