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尚武精神的百年失落:大国无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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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尚武精神的百年失落:大国无兵- 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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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法将李威利被斩。越王大喜,加封刘永福为一等男。黑旗军又追击法军于河内城下。法军决堤放水,越人具舟船,帮黑旗军转移阵地。
  十年间,刘永福两次驰援河内,迎击法军,斩将搴旗,成就了一生功名。究其实,这两次胜利规模皆不大,攻其不备,突袭而胜,似有运气的成分。而小战斗不能影响战争全局,故纸桥战斗后,法军反扑,先后攻占越南之富春、顺化、海口,并入据越都河内。法军约一万多人,水陆兼程,气势汹汹,兵锋所向,正是越南山西、兴安各省。大敌当前,刘永福有些怯阵了。借了越王的退兵令,他也想退守保胜。倒是他的部将扼腕愤痛,这才打消了刘永福的退兵之意。其副将黄守忠的表态,最为坚决:“公毋退保胜,请以全军付末将守山西,有功公居之,罪归末将。”
  当年十一月,法军攻破兴安省,又攻破山西省。刘永福黑旗军大溃,退保兴化。从这时起,黑旗军的神话终结了。光绪十年(1884)二月,法军陷扶良,进攻清军重要防地北宁。云贵总督、清军督师岑毓英遣唐景崧率刘永福全军赴援。刘永福竟以山西之围时广西提督防军统领黄桂持坐视不救为由,拒不受命。唐景崧力劝,刘永福才勉强出兵。兵至北宁,清防军已溃。北宁失守,刘永福率部重回兴化。后不久,即因军粮不继而退屯文盘洲大滩。岑毓英比较赏识刘永福,北宁失守前,曾允黑旗军扩编至十二营;北宁战后,即光绪十年八月,岑氏又奏言刘永福可供驱策,于是清廷擢刘永福为“提督”(从一品),赏花翎。
  绕一个人生的圆弧,刘永福从“造反者”、“流亡者”演变为顶戴花翎的“忠君者”、“爱国者”,可谓功德圆满。
  加官晋爵后的刘永福在当年九月的宣光争夺战中,夺法人兵船二十多艘,斩法兵数十级。法人退守宣光城,刘永福乘势收复了宣光、兴化、山西三省的一批州县。这些州、县,法人夺而复弃,故得来容易。到了光绪十一年(1885)春天的谅山大捷,战争主角已经换成了冯子材、扬玉科、苏元春、王德榜诸人,刘永福只能退居偏师地位。
  刘永福以一个“流亡者”的尴尬身份,统御乌合,迎战法人,能够取得连斩敌将的胜利,确属不易。
  但“胜利”与“胜利者”皆不宜夸大。夸大的历史,就不再是原初的历史。
  考察国人夸大刘永福战功的过程,由来也早。可以说,这是一种“同步夸大”。李鸿章比较清醒,他没有美化刘永福,也没有丑化刘永福,即便在刘永福部溃败山西后,李氏都能公允地上奏:“刘永福以新集之军隔河而守,山西本是危道,杀伤相当,弃城走险,疆场胜负,彼此何常?此亦未足介意。”
  法国人虽连连败于刘永福,却没有迷信刘永福的战斗力,更没有畏惧他的存在。“悬万金购刘永福”,那是法国人的战场宣传,意在离间越人与刘永福的关系。这种宣传动作被清国朝野都误读了,他们一是认为法国人怕刘永福,故将刘永福当成一张抗法王牌去打;二是认为法国人恨刘永福,估计必在谈判中索要刘永福,作“战犯”处置。张佩纶在左副都御史任上尚未出京时,曾上奏朝廷,提醒在法人索要刘永福时,请饬李鸿章、岑毓英顾全大局,对其加意保护。 接奏,朝廷谕李鸿章先事筹计。
  其实,李鸿章居高望远,倒是对刘永福与其黑旗军有一个较为客观的看法。光绪十年四月十七日,李鸿章在天津与法国水师总兵福禄诺谈判后,拟订中法间五款和约,并专折上奏。就在这道专折中,他谈到对刘永福一军的评价曰:
  至刘永福一军,从前乘法兵单寡之时,屡殪法将,法人恨之切齿,必欲报复。上年曾纪泽迭与该外部商论,由中国设法解散约束,而法廷添兵攻取,意不稍回。去冬克山西,黑旗精锐伤亡甚多,已受大创,今春刘永福募四千人援北宁,亦不战而溃。其御大敌,何怯也?华人专采虚声,佥欲倚以制法,法人固深知其无能为役。此次福禄诺绝未提及,我自不便深论,将来该国另派使巨若议及此,当由岑毓英、潘鼎新酌定安置之法。
  同折,又言及刘永福军情道:
  闻刘永福所部冗杂骚扰,与越民为仇,实为边境后患。拟请旨密饬云南、广西督抚巨严明约束,酌加减汰,豫筹安置妥策,俾无生事滋扰,则保全者多矣。
  光绪十年七月,清廷仍然对刘永福抗法怀抱幻想,故赏他为“记名提督”。此前此后,刘团在中越边境线上基本无所建树:退驻保胜,规复北圻,宣光兵溃,退驻思钦……锐气荡然,雄风不再。
  考刘永福在中国近代史上被追美的缘由,盖因积弱久败,实在需要一个英雄人物来为老大帝国粉饰无奈、为子民万姓点燃希望而已。有刘永福出,在边境之外,面对列强入寇,居然也敢拼敢打,屡有斩获。这真是不加培养而冒出的“典型”!于是将小胜宣播为大胜,将意外之胜鼓荡为必然之胜,刘永福便成为印证大清国民魂可聚、军魂可恃的雄辩存在。
  刘永福被利用,于他自己并无害处。加官晋爵,封妻荫子,戎马倥偬,终也能颐养天年(刘永福活到81岁)。这是他的福分。“宣传”的效用,仅仅是精神安慰,刘永福除了初期的抗法战绩外,他真的无法挽救大清国的危亡。清醒的后人无意苛求刘永福,也并不贬低他个人的英雄主义。
  在抗法前线的刘永福曾向胁从法人的越南人发一“告示”(即《解散胁从法人示》),?輦?輳?訛 劝其改过自新,反戈一击。这“告示”对法国人的兵力做过如下表述:“法人数败之余,屡次调兵,号称数千,其实不过数百。”这一估算,可能有意贬低对手之力,但相去不会太远。
  另据《梵天庐丛录》分析:“考刘永福保胜之挫法将,实恃地险,又其时法将探路,随兵无多,且不意有中路之劫,而刘永福功名以起,亦幸矣哉。”?輦?輴?訛
  “宣传”无朝不有,无法杜绝。常规的思维是,既不能废“宣传”于必须,又不能崇“宣传”而废史;尤其在旧“宣传”降温后,我们要能恢复历史的清醒。
  

三、从刘铭传到冯子材的“战术”胜利
在一年又五个月(1883、12—1885、4)的中法战争中,中国军队可圈可点的胜利是由刘铭传(在台湾)、刘秉璋(在浙江)、冯子材(在中越边界)等人创造的。看看战争形势图,从东海到南海,正好像一面新月形盾牌,挡住了入侵者的矛头。
  如果从“战略”、“战术”的关系上推求,除张佩纶防守的马尾这一个“点”上战术谬误而造成漏洞外,中国东南半壁江山的千里海防、陆防基本维持稳定。这一“战略”稳定局面是由若干个“战术”点的稳定支撑起来的。所以,重温中法战争史,不能不唤起人们对“战术”问题的关注。
  史册昭昭,毋庸细述,本节仅从故实中抽绎出几条“战术”线索,供后生军人临阵借鉴,活学活用,或可在未来的卫国战争中也做一番刘铭传、冯子材样的功业。
  先看台湾战场。
  光绪十年(1884)闰五月下旬(当7月中旬),法国海军中将孤拔率舰完成了对福建马尾港的全面封锁。六月十三日(8月3日),该舰队分出三舰,由海军少将利士比率领,起锚东进,次日抵达基隆港外,与早在两周前至此的另一舰军舰会合。当日下午,利士比向中国基隆守军发出劝降书,中方不予理睬。
  六月十五日(8月5日)上午,法舰炮轰基隆炮台。因为中方炮火射程短,威力小,故在对射击中占不到丝毫主动。炮台被毁,守军后撤。上任仅二十天的台湾巡抚、军务督办刘铭传鉴于台湾无海军、不能与敌海战,遂命守军让出海滩,退到山后,拦截登陆之敌。这一招很有效。阻击战坚持到六月十六日(8月6日)下午,法军登陆部队在刘铭传部署的三面包围中丢弃枪支帐篷溃回军舰。
  这是一次基隆保卫战。其“战术”要点是:避敌之锋,以退为攻,将“海战”转化为“陆战”。其“战术”目标是:弃炮台,保城市。基隆为台北门户,基隆不失,则台北安全。
  对这次战役,王树枬《刘铭传传》有生动记述:
  (铭传)行抵基隆,巡视炮台,仅存五炮,不能军。居七日,法来犯基隆,台立碎。基隆南距省治台北府六十里,而狮球岭横亘万山之中,法既毁台,乃更筑坚垒,置巨炮。铭传移军基隆山后,晓乘大雾,选骁将,率精卒百人,潜入垒旁空屋,出其不意,猝以炮击垒,近陴者半死伤;别以镇兵出儳道,超敌后,鼓噪薄之。敌惊溃,争赴舟,多堕水死。?輦?輶?訛
  第二次基隆之战发生在近两个月后的八月中旬。此时,马尾之战早已结束,法国舰队在毫无后顾之忧的全胜态势下,大举进攻台湾。这次,法舰分为两个战斗编队。利士比率三舰进攻淡水,孤拔率八舰进攻基隆。淡水在台北西北30公里,基隆在台北东北30公里,分别是台北的两个海上门户,哪个有失,都将危及台湾首府台北的安全。面对强敌,刘铭传不得不激扬起他的“战术”智慧。鉴于六月间敌人进攻的方向是基隆港,所以敌人第一次退却后,刘铭传即将台湾防军主力部队9个营部署于基隆一线,而在淡水,虽守军不如基隆多,但防守屏障与炮台工事均得对加强。
  八月十三日(10月1日),法舰炮轰基隆防地狮球岭,并组织抢滩登陆。清军奋力抵抗,交战一日,敌不得进,我不敢退。此时,淡水方向告急。刘铭传权衡轻重,当机立断,除留300人坚守狮球岭外,全线撤出基隆,连夜转移于淡水防地。他的考虑是:淡水与台北,有淡水河相连,淡水有失,敌人极易水陆并进,侵占台北;而基隆与台北间,多山多阻,放弃基隆,诱敌深入,则易于组织狙击与侧击。
  战斗进展果如刘铭传预料。进攻基隆法军在占领基隆后,一无所获(存煤被毁,挖煤机械已转移),又无力推进。进犯淡水的法军从八月十四日(10月2日)强攻到八月二十日(10月8日),则以牺牲巨大、寸步难行而撤退。孤拔承认:“我们的损失十分严重。”战后法方统计,此次进攻淡水,法军死亡9人,失踪8人,负伤49人。刘铭传的奏折则称:“馘首级二十五颗,内有兵酋二名。枪毙约三百名。”总之,法方攻而不克,中方守而不失,胜负之势,固已判明。
  基隆与淡水的守卫战,两个战场,一个战术思路,即:在易守处,诱敌上岸,使敌人强势变弱势;在难守处,合力固守,使己方弱兵变强兵。强弱逆势,孤拔氏的“双管齐下”被刘铭传的“一掌开山”遏制了。
  归纳两次基隆保卫战、一次淡水保卫战的战术精髓,刘铭传善于将“海战”转化为“陆战”的临场发挥是制胜之窍。有计划后退,退到敌舰的炮火射程之外,迫使敌人弃长用短,进行轻武器较量与士气较量。加之刘铭传驭兵以德,人人效命,故能抗强敌,守疆土,建大功。
  从个人魅力上看,刘铭传宝刀不老,猛志长存,身先士卒,不避凶险,也大大鼓舞了全军斗志。“铭传每当阵一呼,将士皆奋跃致死。法人既三犯沪尾不得志,月眉山之战,将士忍饥冒雨,誓死拒,营将跣足往来督战,无不一当百。法人亦惊慑,自此不敢轻。”?輦?輷?訛
  再看浙江战场。
  在台湾没讨到便宜,孤拔一方面对台湾岛进行舰队封锁,一方面于光绪十一年(1885)正月中旬开始对浙江镇海加以骚扰。
  说“骚扰”,近乎“宣传语”。实际的情况是:南洋大臣曾国荃派出由五艘军舰组成的南洋分舰队于1885年1月中旬出吴淞口南下援闽,这等于在战略上威胁了封锁台湾的法国海军的侧背。为了战略主动,孤拔遂从台湾战场抽调军舰,亲自率领,来与中国海军决战。中国海军五舰遇敌而退,法舰乘势追北。后,中国海军二舰被击沉(一舰负伤自沉,一舰未伤自沉),另三舰躲入浙江镇海口外,这便造成了引狼入室的态势。三舰乘隙逃逸,孤拔开炮问罪,故有攻打镇海之举。
  镇海为浙东海防重镇,宁波门户,有甬江上达宁波。镇海若失,则浙东不稳。鉴于上年马尾之败,浙巡刘秉璋亲临镇海部署,并檄令宁绍台道薛福成综理营务。刘秉璋的“战术”要点是:
  其一,购买桩木,以机器排钉甬江江口,作阻兵之计。木桩或七八十枝为一丛,或四五十枝为一丛,自南岸至北岸,横立二十二丛;自内及外,亦立十余丛。丛与丛间,为防止敌舰闯入,又购买海船三四十艘,装满石块,沉于其间。为了利于商船进出,于木桩中间特留一口门,宽二十丈。在口门内,预置大船五艘,以备敌舰闯攻时再沉船堵口。木桩之外,又沉放水雷六排,每排八枚。江口两侧滩头阵地如布阵岭、孔峙岭、清泉岭、沙蟹岭、蚶子岭等处,又设置长墙卡门,门外各埋地雷。这一系列的战备举措,均意在御敌于国门之外,免遭兵临城下这厄。
  其二,加强镇海口外炮台的兵防战备。镇海甬江口外,北为招宝山,南为金鸡山,皆建有永久炮台。战前,刘秉璋命浙江提督欧阳见利率三千五百人驻守金鸡山,并指挥此山的“天然”、“自然”炮台,命记名提督杨岐珍率二千五百人驻守招宝山;命守备吴杰专职指挥招宝山威远炮台、金鸡山靖远炮台及小港口的镇远炮台,又命游击钱宝兴率三千五百人驻守梅墟,作为后应。因为中法双方已经公开宣战,所以炮台守军只要发现是法舰,即可开炮轰击,这便保证了战场的战术主动权时刻在我。
  其三,主动拆除镇海口外七里屿虎蹲山等处的灯塔、标杆、浮筒,以迷敌舰之路。又以高价聘用洋人领港员,敛船入口,防止他们为法国军舰领港。甚至与长驻上海的外国领港员洽谈,许以重金,促其拒绝为法舰引水。
  上述三项措施,都是吸取了马江之败的教训想出的,虽然有些笨,有些劳民伤财,却真的起到了御敌作用。
  光绪十一年(1885)正月十五日(3月1日),孤拔率四舰逼临镇海。法舰炮轰招宝山,守将周茂训当即开炮还击,至使敌舰受伤而还。正月十七日(3月3日),法舰再犯招宝山,守备吴杰亲自开炮,弹中敌舰之尾。次日夜,法军趁风雨乘小船偷袭南岸炮台,副将贵金组命营勇屏息以待,及近突发,击沉二船,毙敌多人,敌退。正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3月13、14日),法舰遥对诸炮台开炮,炮台还击,敌不得进。
  当时,法舰炮火远胜中国炮台,之所以没有对炮台守军造成在的伤害,刘秉璋的另一项部署起了作用。原来,中方炮台多用砖石砌筑,敌方的开花炮打来,弹片与石块横飞,伤害防不胜防。战前,巡臣命各炮台于砖石之外,加覆厚厚的“三合土”挡墙,敌方弹重虽二三百磅,插入“三合土”后,爆炸威力大减,故守兵伤亡极小。
  小说家们,则哄传孤拔即受伤于镇海之役,不久死去。?輧?輯?訛 这或许仅是时间的巧合,孤拔镇海战后三个月死于疾病;或许是吴杰的一炮,或王立堂的奇袭,伤病交加,才断送了那位法国将军的卿卿性命。毫无疑问的是:法国将军孤拔确确死于他侵华的战斗岗位。
  三看中越边界之役。
  中国近代史典籍,述中越边界抗法胜利事最详。故本节文字并不准备详上加详地复述历史光荣。我们的关注焦点,仍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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