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乏爱国英雄，不乏奋斗牺牲，但抛头颅洒热血之后，爱国的英雄们却没有任何利国利民的建树。百年之后，我们仍不免要为那个时代的爱国英雄们的无效牺牲而长歌当哭。
爱国主义遭逢无奈。
爱国英雄杀身成仁。
国家却陷入灾难。
对此，历史无所解释。后来，当“爱国主义”被宣说成公民道德的最高准则时，屡经磨难的百姓却彷徨于报国无门，卫国无术。
是“爱国主义”或“爱国主义的人”出了毛病？还是“国”出了毛病呢？“国”板着面孔，“国”不言，“民”何敢言？
就以关天培为例来说吧。六十二岁，那该是一个退休的年龄了，可他还拼搏在两军厮杀的火线上。身为“广东水师提督”，职位不谓不高，俸禄不谓不厚，而在生死存亡关头，当机立断，舍弃一切，倘无爱国精诚，万难做到。
考清朝绿营兵制，广东自顺治八年（1651）设“提督”，十八年（1661）移驻惠州。而设“水师提督”则始于康熙三年（1664），驻顺德，存五年，于康熙七年（1668）裁撤。到了嘉庆十四年（1809），将原设“广东提督”改为“广东陆路提督”，复添设“广东水师提督”一人，驻节广州珠江口要塞虎门镇。
“提督”，为清代绿营兵武官中的最高将领，全国仅十四名，故其品级也高。清初无定品，“提督”有正一品者，也有从一品者、正二品者。到乾隆十八年（1753），一律定为“从一品”。以今方古，关天培的军阶在“元帅”与“大将”之间。
考定关天培的官阶品级，意在提醒世人，一个高级将领能在炮火纷飞中坚守第一线，已属难得；而他，还要舍生取义，杀身卫国，百年翘楚，千秋一人，空言易许，孰能如此？
关天培牺牲时，家中尚有九十岁老母！
关天培，字滋圃，江南山阳（今江苏淮安）人。初以武秀才补清绿营兵把总（正七品），积功二十余年，升太湖营水师参将（正三品）。道光六年（1826）初行海运，关天培以吴淞营参将身份，督护粮船一千二百五十四艘由长江口循海道北上。风大浪高，方向难控，其中有三百多艘粮船随潮漂至朝鲜海岸，不久又觅道而归，安抵天津。当浩浩荡荡的千艘海船运载百万担漕粮，无缺一船，无伤一人顺利抵岸时，道光皇帝闻讯大喜，即升关天培为副将（从二品）。道光七年（1827），关天培升任苏松镇总兵宫（正二品）。道光十三年（1833），署江南提督（从一品）。道光十四年（1834），授广东水师提督。
一步步走向军职的至高点时，在潜意识里，关天培或许早有了马革裹尸的准备。
关天培的前任李增阶，因疏于海防被黜。故关天培莅任之初，即着力于筹措经费，铸炮筑垒，将广州门户要塞建成了当时中国万里海疆最坚牢的守御体系。
虎门，当珠江口东侧，与广州城径距百里。虎门，因大虎山、小虎山而得名，山扼珠江口，形如门，故称。虎门有虎门寨，但我们历史上所说的虎门炮台、虎门销烟不指虎门寨，而指大虎山至大角、沙角间十五六里长的那段珠江水面与岸防。珠江出虎门，即为伶仃洋。洋面东西阔六七十里，南北长百二十里，端口东为香港、西为澳门；再出此，即茫茫南海。从军事上看，扼住虎门，即在水路上守住了广州。
清朝在虎门设防始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其时仅建横档、南山两座炮台，各置大小铁炮十二门，共二十四门。
八十四年后的嘉庆五年（1800），添建沙角炮台，安大小铁炮十二门。
又十年，即嘉庆十五年（1810），于亭涉山麓新建新涌炮台，置炮十二门。
又二年，即嘉庆十七年（1812），于黄角山麓建蕉门炮台，置炮二十门。
又三年，即嘉庆二十年（1815），将横档炮台从山顶移至山脚，并在炮台前加筑月台，添置铁炮二十八门，使该炮台有炮四十门。同年，又在南山炮台西北建镇远炮台，置炮四十门。
又三年，即嘉庆二十三年（1818），于大虎岛南端建大虎炮台，置炮三十门。
又十二年，即道光十年（1830），建大角炮台，置炮十七门。
至此。总计建炮台八座，置炮一百八十五门。
叙述时，我们强调“又”几年，意在提醒读者：清朝政府对虎门的防御体系确实是日益重视，惟恐闪失；因而不能说他们开门揖盗。
关天培到任后，其战略思想更加明确，对各炮台之间体系性的建设更加重视。归纳起来，他的防守设想可以简述为“三重门户”体系。
第一重门户：东边的沙角炮台、西边的大角炮台，隔着四里多宽的珠江口，对峙而立。因为清兵火炮射程近，二炮台难以形成交叉火力，所以关天培除保留其原有火炮作近岸防守外，又在两处分设信号台，发现有敌舰内驶，即发信号给二、三线炮台。
第二重门户：以珠江中流上横档岛一线为防御重点，隔东水道与武山诸炮台形成交叉火力，隔西水道与芦湾岸上火炮形成交叉火力。为加强这一线的防御，关天培于1835年底完成了武山西麓原南山诸炮台的扩建，即将南山炮台改名威远炮台，增加炮位至四十门，在威远炮台以北加筑镇远炮台，置炮四十门。1839年夏，又在威远、镇远二炮台之间加筑了靖远炮台，置炮六十门。上横档岛西端的永安炮台是1835年底与威远炮台同期完成的，此台置炮四十门。与永安炮台隔着西水道遥遥相对的，是同时竣工的芦湾巩固炮台，置炮二十门。为了保护武山侧后，关天培在珠江支流三门水道上筑了三门口炮台，又在三门水道边的太平墟、虎门寨驻兵置炮，其数不详。
第三重门户：即珠江中大虎山南端的大虎山炮台，旧置炮三十二门，未变。
上横档岛在珠江中，珠江主航道在上横档岛与武山之间。关天培又在武山山根至上横档、饭萝排（上横岛南）之间扯起两道排链，作为水上障碍，以阻滞敌舰。一排链长三百九十丈，系大木排三十六排；一长三百七十二丈，系大木排四十四排。每个大排，都由四个小排组成。而每个小排，都是由四根四丈五尺长的圆木以横木穿插而成。木排驮着铁链，铁链牵着木排，宛如水上长城。
为了拦击敌人，关天培还在水面上配备了十艘“师船”，每船装炮十门，合计亦有一百二十门炮的火力。
关天培思虑周全，用心良苦。
他的基本思路是：先阻敌于水道之外；阻之不住，敌入，则以岸炮、船炮交叉射击之。从大角、沙角一线到上横档一线，约七里；从上横档一线到大虎山、小虎山一线，约五里；敌若进入这十二里水域，正好中了他预设的埋伏。
但这是一厢情愿的战争预测。
英国人通过多次侦察，早已清楚了关天培十二台、十船、约五百门火炮的防守能力。所以他们采用了稳扎稳打，各个击破，先予摧毁，再予占领，最后通过的战术。换言之，关天培设置的是“口袋阵”，想用关门打狗的战术取胜。未料英国人不钻“口袋”，先撕“口袋”，而且从头撕起，如此，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国最牢固的海防长城便被英国人以吹灰之力瓦解。
道光二十年（1841）十一月二十五日（1月7日），英舰三艘（加略普号、海阿新号、拉恩号）正面炮轰沙角炮台，又派登陆部队迂回攻炮台侧后。两面夹击，清军不支，炮台失守。
同一天，英舰四艘（萨马兰号、德鲁伊德号、哥伦拜恩号、摩底士底号）正面轰击大角炮台，清军不支，炮台失守。
仅仅半天功夫，三重门户的第一重门两炮台即告失守。副将（从二品）陈连升与儿子陈长鹏双双战死。
居高临下，易守难攻，何以不堪一击？英军攻击沙角、大角时，关天培就坐镇在靖远炮台，相隔仅七八里，何以无力相救？
问题先悬在这儿，且让我等追寻当年事态的变化。
沙角、大角的失守，让虎门水道大门洞开。关天培十分震惊。第一重门户已破，如今只有坚守上横档一线的第二重门户了。关天培利用重开谈判的机会“另作武备”。
在这第二重门户上，一字排开六个炮台，总炮位二百四十门。为了增强火力，关天培在靖远等三炮台又增加重炮七门，且在威远炮台南增建两座沙袋炮台，置炮三十门。炮台后山，增建兵营，驻扎兵勇，以防英军用攻占沙角炮台的战术包抄后路，因而武山地区炮位已增加到一百七十七门。在上横档岛上，除原建二炮台外，又修复了上横档山顶炮台，增建了岛南、岛北两个沙袋炮台，这便使上横档岛的火炮由八十门增加到一百六十门。在江西岸的芦湾，巩固炮台外，又建一兵营，增设火炮二十门，这便使芦湾一带的火炮达到四十门。虎门大战之前，上横档一线的清军火炮总计为三百七十七门。这是当时中国最强的、绝无仅有海防火力系统。
道光二十一年（1841）二月初四（2月25日），英军十八艘军舰突入虎门江面。大出关天培意料的是英军并未先闯珠江主航道，或是攻靖远等三炮台，而是以优势兵力、火力包围了上横档与下横档岛。英军占领下横档后，即于该岛山上设立炮兵阵地。次日（2月26日）拂晓，英军先以火炮轰击上横档各炮台。上午十时，英舰二艘（伯兰汉号、麦尔威丽号）沿江右侧进至威远炮台附近，对武山威远、靖远、镇远三炮台实施炮击。同时，英舰二艘（威厘士厘号、德鲁伊德号）进至上横档以西珠江水道分别轰击永安、巩固二炮台。在英军的舰炮与清军的岸炮的较量中，岸炮难支。守军溃逃，英军开始实施登陆，下午一时，英军在上横档登陆；下午二时，英军占领靖远等三炮台，关天培战死；下午四时，英军在芦湾巩固炮台登陆。下午五时，虎门一线要塞全部陷落，战斗结束。
第二重门户又被英国人敲开了。
战斗的硝烟散尽，没有人能还原1841年2月26日的战况。确切无疑的是：英军胜了，清军败了，清朝政府经营了一百三十年的边防长城竟在一天之内被英国人不大的一支远征军一炮打碎了！
不是诱发国人仰视别人的强大，这失败的事实、或一触即溃的真相提醒国人：大中华的防卫实力，总比向老百姓许诺的要虚弱得多。
败了，就是败了，这是坏事。但太史公们还要从失败中挖掘出比失败的绝对值还要大的“经验教训”。好像，前人抛头颅、洒热血就是为了给后人留一点“经验教训”作为历史财富。
但关天培、陈连升们毕竟幸运。牺牲了，留下了名字，且能用这牺牲唤起后人永恒的尊敬，这便叫“名垂青史”！让人悲凉的是，这“名垂青史”的英雄们并没有用自己的血肉筑成长城，将敌人挡在长城脚下；更让人伤感的是与关天培、陈连升一起牺牲的数百名男儿，连名字也没有留下。
让数字说话！让数字表示我们迟到的怀念与尊敬！
沙角、大角之战，清军战死282人，伤462人，死伤合计共744人。而作为攻坚战的一方，英国兵无人一死亡，仅伤38人。
上横档一线战斗，清军死伤人数无综合统计，我们仅知上横档岛因无路可退，清军伤亡较重，计死亡250人，伤100多人，降于英军者达千人以上。武山靖远等三炮台与芦湾巩固炮台，是英军攻坚战重点，史书说守军“伤亡过半”，显然夸大了。但六炮台合计，死伤之数当不低于千人。关天培作为最高将领，负有守土之责，他惟一的体面选择是战死，所以他的贴身卫队20多人亦与他一起战斗到最后一滴血。与清军重大牺牲形成反差的是，英国人攻占虎门第二重门户的重点防区仅仅伤6人。又是无一人死亡。
至此，我们可以算算虎门大战的伤亡总帐了。清军死伤约1700多人，死者过其半数。英军伤44人，无一死者。
这组对比数字，揭示了军队的强弱比势。英强而清弱，英强，强在武器；清弱，亦弱在武器。一言以蔽之曰：武器相差太大！
我们终于回到了“武器”的、“物质”的现实！
鸦片战争，中国失败，百因千因，主因乃“器不如人”！
有一顶“唯武器论”的大帽子，被一批十分革命的批评家握着。因为怕被扣帽子，鸦片战争中敌我双方“武器”的差距，一直被近代史研究者有意、无意地回避着。
我们不明白，中国古人“道不离器”的正确论断、常识表述为什么被当代一些学者曲意掩饰呢？
战争，是人的较量，是握着武器的人的较量。离开了“武器”谈战争，那不是战争，那很可能是小孩儿过家家，或老娘们儿厮打。
备战，不能不备“器”。俗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兵器，是与粮草一样重要，甚至要先于粮草而筹措的备战重点。吴起论战，强调“短者持矛戟，长者持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给厮养，智者为谋主”， 看来他是因人而配兵器的。
有兵，必配兵器。同样的兵，器利者胜。所以，“兵法”重承袭，“兵器”重革新。不重兵器，驱兵为战，无异于驱人赴死。上升到“政治”的高度，修“兵”（器）就是修道；上升到“人道”的高度，修“兵”（器）就是爱人。
从相反的角度考求，一个不重视武备的政府必是一个对国家、对民族、对百姓都不负责的政府。宣言再美，它都是坏政府。
鸦片战争的失败，仅仅从“兵器”的落后就足以判定清朝朝廷既缺乏国家责任，又缺乏人民责任。
冷兵器时代，兵器有悬殊，还不是不可逆转的。热兵器时代，兵器威力大小，往往对弱势一方是致命的。
鸦片战争中，英国与中国的军力对比，不是数量之比，而是质量之比。高质量对低质量，可以说一天一地，这就无怪乎那个叫郭士立（Charles Gutzlaff）的英国神父，在1832年随东印度公司的商船阿美士德号侦察了中国的沿海防务后敢于自夸：“英国的一只护卫舰可以轻而易举地击溃整个中国海军的1000只兵船”；“如果我们是以敌人的身份来到这里，整个军队的抵抗不会超过半小时。”
回顾虎门海战，透过中国当代史书浪漫的爱国主义渲染，那实际上是清国水师既无招架之功、又无还手之力的任人敲打。
对进攻者而言，那是一场放手屠杀。
虎门，防卫能力最强，尚且如此，闵海防、浙海防、江（苏）海防、津海防先后被英国舰队一触即溃，定是十分正常的了。
下面，我们仍要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中、英双方伤亡数字的对比，来揭示兵备落后的严峻性和残酷性。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伤亡统计：
1841年1月7日，沙角、大角之战，清军伤亡744人（死282人），英军仅伤38人；
1841年2月25日…2月26日，虎门上横档之战，清军伤亡约1000人（死约700人），英军仅伤6人；
1841年2月27日，乌涌之战，清军死亡466人（伤未计），英军仅伤8人；
1841年8月26日…8月27日，厦门之战，清军伤亡110人（死73人），英军仅伤亡17人（死1人）；
1841年9月26日…10月1日，定海之战，清军伤亡约300人（大部分死亡），英军仅伤亡29人（死2人）；
1841年10月10日，镇海之战，清军伤亡约300人（大部分死亡），英军仅伤亡19人（死3人）；
1841年10月13日，宁波失守，守军溃逃，双方均无伤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