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1年10月13日，宁波失守，守军溃逃，双方均无伤亡；
1842年3月10日…3月15日，浙东反击战，清军伤亡740人（死540人），英军仅伤亡25人（死3人）；
1842年5月18日，乍浦之战，清军死亡286人（伤未计），英军伤亡64人（死9人）；
1842年６月16日，吴淞之战，清军死亡88人（伤未计），英军伤亡27人（死2人）；
1842年7月21日，镇江之战，清军伤亡503人（死239人），英军伤亡169人（死39人）。
以上战斗，清军伤亡人数共计约4600人（约死3300人），英军伤亡人数共计401人（死59人）。
上文所述英军伤亡人数，较确。清军伤亡人数，较难统计，但当在实际伤亡人数之内。如虎门上横档一线，战斗规模比沙角、大角为大，史书曰“守军伤亡过半”，实际守军8000人，伤亡估计1000人，肯定低于实数。又定海、镇海之战，规模与激烈程度与厦门之战相若，史书说“伤亡数百”，今依厦门数估为300人，亦属保守。即此，清军伤亡数仍是英军12倍，而死亡数则是英军的55倍！
另一个让人痛心的损失是，清军高级将领牺牲巨大，而英军高级将佐无损。
以下是清军部分牺牲将、官品级罗列：
战斗 牺牲者 品级
沙角之战 陈连升 副将、从二品
虎门之战 关天培 提督、从一品
麦廷章 游击、从三品
乌涌之战 祥 福 总兵、正二品
厦门之战 ？摇 （佚名） 总兵、正二品
定海之战 葛云飞 总兵、正二品
王锡朋 总兵、正二品
郑国鸿 总兵、正二品
镇海之战 裕 谦 总督、从一品
吴淞之战 陈化成 提督、从一品
镇江之战 海 龄 副都统、正二品
以上十一名牺牲者中，从一品三人，正二品六人，从二品一人，从三品一人，皆为高级将领。牺牲者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证明：清军的将领多数有爱国心、有献身精神。将领临阵脱逃者有，但不多。如余步云，守宁波不战而逃，最后是判了死罪的。绕了一个圈儿，我们还是想证明：“人”，基本上没问题，问题出在“武器”上。
鸦片战争打响时，清军武器系统与清初无“质”的改变。这二百年，西方大进，中国不进；不进则退，在战具上的差距便拉开了。
先说步兵武器。
不论“八旗兵”，还是“绿营兵”，仍然不能全部配备火器。二者相比，“绿营兵”装备更差。就全军而言，冷兵器约占一半。步兵火器，主要是前膛火绳鸟枪。这种枪，大都是明末清初制式，长约2米，不能上枪刺，从枪口装填火药与弹丸，弹丸铅质，重约一钱，射程约百米，射速每分钟1至2次。
同期英国步兵，一人一枪。枪分两种，都是当时世界最先进的。一种为1800年研制成功的伯克式（Barker）前装滑膛燧发枪。枪长1．16米，口径15．3毫米，弹丸重35克，射程200米，射速每分钟2至3发。另一种为1838年研制的布伦士威克式（Brunswick）前装滑膛击发枪。枪长1．42米，口径17．5毫米，弹丸重53克，射程300米，射速每分钟3至4发。有人将这两种枪与清军鸟枪对比，说一支伯克式相当两支鸟枪，而一支布伦士威克式相当五支鸟枪。如果考虑到射程、射速、精确度诸效能，应是1∶5及1∶10的比率。若近战肉搏，上枪刺与不上枪刺，威力相去更远。
再说炮兵武器。
清军炮台火炮及船舰火炮，其发炮原理、样式与英军无大差别，落后在质量差，制作工艺粗糙，炮架、瞄准器等配置残缺。这就造成了清军火炮射程近，打不准。清军炮弹只有实心弹一种，英军除实心弹，还有霰弹与爆炸弹等，于是英炮体小威力大，清炮体大威力小。双方火炮对射，英军基本上在清军火炮射程之外停舰发炮，弹无虚发，清炮弹落中途。这与步兵对射一样，人能伤我，我不能伤人。
三说舰船。
清军水师舰船虽有数百艘之多，但吨位小，载炮少，仅能海岸巡逻，对付走私商船或海盗，不能作远海作战。英国海军在战胜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之后，于十七世纪中期已经成为世界最强大的海上力量。经过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英国海军又战胜法国拿破仑海军，用“天下无敌”形容之不为过分。鸦片战争时，英国海军有各种舰船400多艘。作战舰只的排水量从百余吨至千余吨不等，舰载火炮数量随排水量增大而增加，由10门至120门不等。英国装炮最少的军舰，恰等于清军装炮最多的军舰。虽然英国海军多数舰船仍然靠风力推进，由于制作坚牢，双层抗沉，多桅多帆，铜片包裹，所以都具有远海航行和作战的能力。此外，英国海军中已经装备了蒸汽动力的铁壳轮船，它的航速快，吃水浅，机动性能强，特别便于进犯中国的沿海与内河。
由于战斗性能悬殊太大，清朝水师根本不敢与英国海军在外洋进行海战较量。中国有海，但放弃了制海权，只好容忍强者打上门、打进家。
英国人将军舰依战斗力分为七等：一等舰，装炮100至120门；二等舰，装炮80至86门；三等舰，装炮74至78门；四等舰，装炮50至60门；五等舰，装炮42至48门；六等舰，装炮22至34门；七等舰，装炮10至22门。在1840年6月英国海军16艘战舰集结珠江口时，最大的旗舰麦尔威厘号（Melville）载炮74门；到1842年8月，英国海军在华舰队拥有战舰25艘，最大的旗舰皋华丽号载炮72门。这表明，英国侵华舰队是以三等舰为首，以五等、六等舰为作战主力。
对比到这儿，强弱已判。
需要特别指明的是，英国人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除仗其优势战具外，还选择了他们最易取胜、最少牺牲、最让中国防军失望的打法。清将、清兵，包括林则徐、邓廷桢、颜伯焘、裕谦这些封疆大吏在内，都希望英军闯到眼前，己方再长短兵器一齐上，让敌方淹死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里。英国人放弃近战肉搏，专意于远战炮轰。“炮”与“炮战”，是英国人的制胜法宝。“炮灰”一词，是颇有宣传意味的。用于鸦片战争中被动挨打的清军将士，是再恰当不过的。看不到敌人，更打不到敌人，敌人却将死亡倾泻在你的头上，这是何等的无奈与无望呢！
火炮引发的巨大声响，巨大爆炸，巨大破坏，都是最易于瓦解被轰击者斗志的。
英国人打到哪儿，胜到哪儿；中国将领，谁首当其冲，谁失败，谁死亡。生与死，胜与败，已无悬念。这总该让后生于鸦片战争、没听过枪炮声、没流过血、更不知道别人的死亡为何物的革命学者们反思一下（哪怕就“一下”）“武器的批判”与他们一家独鸣的“批判的武器”并不是一回事！
站着说话不腰疼。不要说飞机大炮了，放个炮仗，多数人不还是要捂上耳朵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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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英国也有张骞、班超样人物
上两节文字，我们粗线条地分析了鸦片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及鸦片战争失败的不可避免性。这都是很让后人“憋屈”的历史遗产。
最好将这“遗产”扔到爪哇国去！
历史既然没有回程，因而对历史的思辨只是今天的云影。云卷云舒，没有一滴雨可以落到昨天的戈壁滩上。历史智慧之为虚无，正如历史蒙昧之为真实一样不可改变。
思索到这一层，多事者真想停止思索。
以“鸦片战争”为起点的中国近代史，有如一串永远不会成熟的酸葡萄。因而，不论如何细数历史家底，都寻不到一瓶甘甜的美酒。
于是善良的人们开始给中国近代史加“糖”。
以“鸦片战争”这段历史为例，即已被“糖化”了不少。批判“投降派”以发泄压抑，赞扬“禁烟派”以伸明正义，歌颂牺牲者以呼唤献身，夸大“三元里”以虚张民气；最妙最妙的，还是以诅咒英国侵略者，尤其是丑化侵略者中的头面人物为历史主旨，不断在新一代扫盲班里播种仇洋恨外的情绪，似乎这样的辩证法才能平衡历史的失败感；或者说，惟其如此，才算汲取了历史的教训，彻底地将“坏事”变成了“好事”。
我们将处在对立面的敌人及自己营垒里的败类已经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创造历史的任务，业已超额完成，历史的写手们十分自负而自得。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写历史的那支笔，胜过十万毛瑟枪呀！
随手翻一翻进入二十世纪以来那些流行最广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总可以看到对鸦片战争的罪魁祸首、那个英国人查理？义律（Capeain？Charles？Ellilt）的谴责。
站在中国的、被侵略的立场上谴责非中国的侵略，这是一种很自然的民族感情。但历史教科书并不是民族感情的艺术抒发，它揭示的应该是由双方较量所隐含的“全部”历史内容和“全部”历史教训。因为快意于谴责，人们竟没有功夫去认识自己的对立面，故而也不可能从“人”的、即一个英国人完成其时代使命、国家任务的角度，去认识义律。义律在中国教科书中的“妖魔化”，“符号化”，丝毫无助于让中国人了解对手、了解世界。
沿用类比的思维程式，站在英国的立场，查理？义律无疑是一位民族英雄，是一位张骞式或班超式立功异域的英雄。一种较为中平的参照是：大汉民族有理由赞颂张骞、班超，不列颠民族即有理由赞颂义律。
这不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
这也不是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
这更不是长别人志气，灭自家威风。
查理？义律是一面镜子，认识了他，也便认识了英国的民心民意、战略战术。战争，是双方的对抗，岂能不知己又不知彼呢？
在大英帝国的政治体系里，义律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角色。从“级别”上看，义律与堂堂天朝大国的钦差大臣林则徐、两广总督邓廷桢，均不在一个等高线上；从“使命”一看，义律是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处的总监督，后加的“领事”头衔，似乎也未履行严格的任职手续。所以他与汉代张骞、班超衔皇命而通使，亦降一格。就是这么一个人，在不般配的较量中，却步步紧逼，处处主动，终于让每一个中方对手都败下阵来，因而，人们没有理由不承认他的存在与价值。
可惜，中国史学家对义律的情况了解太少，分析太浅，因而在中国百姓的印象里，他只是一个体现帝国主义侵略本质的恶的化身。
义律（1801—1875），因英国在华设立商务监督处，于1834年7月15日随首任商务监督律劳卑（W？J？Napier）勋爵初次抵达澳门，开始接触中国事务。其时，义律的职务是商务监督处秘书。律劳卑是一个忠于职守的人。他以为，自己既然是大英帝国驻华商务处的总监督，作为官方外交方面的代表，就应该有与中国广东地方官员直接洽谈有关事宜的权力。但这要求被广东方面拒绝了。一怒之下，他竟敢于、并真的指挥两艘英国巡洋舰闯过横档、镇远、大虎诸炮台，直抵广州黄埔。义律作为律劳卑的贴身随员，自然体验了用武力解决争端的冒险乐趣。？輦？輶？訛
当年9月26日，英舰退回澳门。
10月11日，律劳卑病故澳门。
出师未捷身先死，这是律劳卑的宿命。除了进行了一次尝试性侵略外，他还是英国官方第一个提出武力胁迫清政府遵守近代秩序的人。
1834年8月21日，律劳卑在广州给英国首相格雷伯爵写信报告情况，指出：“满族政府在思想上极为愚蠢而且在道德上极为堕落，梦想他们自己是世界上惟一的民族，完全不了解国际法的原理和实践，所以该政府不能够由文明国家按照它们中间所公认的和实行的那些规则加以处理或对待。”如何对待呢？律劳卑建议：“命令一支英国军队率领一些小艇在沿海一带活动”；“准备一小支军队，随着西南季风的开始进入中国海域；它到达后应占领珠江东部入口的香港，该岛非常适合达到一切目的。”？輦？輷？訛
这封信的“建议”，已经勾画了英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军事战略框架，甚至战后条约的一部分内容（割让香港）都已初见端倪。
义律作为律劳卑的秘书，一定了解这封信的全部内容；或许，他还参与了意见；甚至也不排除就是他这位秘书草拟了这封信。
站在中国人的立场看，这封信含着一个阴谋。
站在英国人的立场看，这封信含着一个预见。
当历史事变真的如律劳卑设计而发生、发展时，英国人只是在完成一个设定的目标，他们处处主动，走一步看三步，稳操胜券；而中国人上上下下都蒙在鼓里，他们不知道敌人从哪里进攻，更不知道敌人的最终目的。
律劳卑的死，没有影响“律劳卑计划”的实施。
第二任商务总监督是德庇。
第三任商务总监督是罗宾臣。
其时，义律仍在驻华商务监督处任职，先后为船务监督、监督处第三监督、第二监督，并于1836年12月14日，接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处第四任总监督。
他的务实，很像他的前任德庇与罗宾臣，能否与清朝的封疆大吏平起平坐无所谓，最重要、最实惠的还是将买卖、尤其是鸦片买卖做大。而他的远见与野心，又很像他的第一任老上司律劳卑。
无独有偶，义律几乎是在林则徐抵达广州、刚一实施禁烟措施的同时，他便像律劳卑那样捕捉到了选择战争的理由。在写给伦敦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的信中，义律评价林则徐禁烟为“纵然不是公开的战争行为，至少也是战争迫近和不可避免的前奏”。？輧？輮？訛
律劳卑与义律，“越位”地预言战争和策划战争，表现了他们的国家责任感和军事战略意识。这与清朝官吏的贪墨腐败及昏聩无能，该是多么强烈的对比！即便拿他们与中国当时最优秀的文官林则徐、最优秀的武官关天培相比，他们对形势走向的清醒程度及对斗争方式的掌控艺术，仍然高出中国官员。我们甚至可以这么概括：义律这个小人物有时能够代表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代表他的国家，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却不可能代表道光皇帝，更不能代表国家。
我们决无贬低林则徐的意思。在历史的回放中，当我们与林则徐一同感受皇恩浩荡进而再感受失落的时候，禁不住要为他的雄才难展发一声浩叹。
1838年冬日，北国清寒。陆行一月，12月26日，林则徐抵达北京。应诏陛见，当时是无上荣耀之事！
次日清晨，林则徐递上折子，“卯时”，被道光皇帝第一起召见。破格的礼遇是“命上毡垫”，即坐下来，舒舒服服回答皇帝的垂问。这一天，道光皇帝与林则徐的对话持续了“三刻”有余。
从12月27日起，林则徐连续八天受道光皇帝召问。这是一份君臣际遇的最高纪录。刘备访诸葛亮，“三顾”而已。“三顾”还有两顾不遇，正式访谈只有一次。为了这“三顾”之恩，诸葛亮闹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林则徐被召问，八天竟有八次之多，圣眷之隆，殷勤之意，尽在虚席而问间！外加的礼遇是一次紫禁城骑马，四次肩舆上殿。？輧？輰？訛
最高的礼遇，最大的信任，其实呼唤的是最纯粹的忠诚、最彻底的奉献。
所以当林则徐捧着那枚镌着满汉篆文的、“编乾字六千六百十一号”的“钦差大臣关防”走出军机处厢房时，他早已将自己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