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实在太忌畏他了，六出祁山的失败，更证明了魏延的子午谷迳取两京的战略计划之否定，不作任何考虑，便胎死腹中，是没有道理的。据《三国志通俗演义》，诸葛亮本意是要连魏延，一并烧死在上方谷里的，所以评这本书的李卓吾先生大发牢骚。“孔明非王道中人，勿论其他，即谋害魏延一事，岂正人所为？如魏延有罪，不妨明正其罪，何与司马父子一等视之也？……若夫‘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八个字，乃孔明羞惭无聊之语耳。”此书原有魏延发现身陷谷中难以逃脱，仰天长叹“吾命休矣”之句，被毛宗岗父子整理时删去，大概也是觉得诸葛亮借如此手段消灭政敌，实在是很卑劣的了。
所以，诸葛亮怕自己死后，魏延旧话重提，更怕他万一成功，这是他最害怕的，所以才采取这些措施。这也是中国历朝历代不怎么样的帝王将相的老手法，生前不让人非议，死后也不让人非议，所以，就想尽一切方法，先封住这些非议人的嘴巴。而让人闭嘴的最佳之计，就是划入另册。
魏延之乱（2）
魏延之乱，纯系诸葛亮所致，这大概接近历史真实。
吴大帝的晚年（1）
所谓金陵王气，恐怕是始自这位吴大帝。
东汉建安十六年（211年）吴主孙权自京口（镇江）徙治秣陵，翌年筑石头城，称建业；黄龙元年（229年）又自武昌徙都于此，开始南京为六朝古都的第一朝。
在三国魏蜀吴三主中，曹操没当过一天皇帝，刘备只可怜巴巴地过了两年皇帝瘾，倒是孙权在南京，当了二十三年皇帝。
孙权在三国领袖人物中，死在曹操、刘备、诸葛亮以后，享年七十一岁。较之曹操六十六岁卒，刘备六十三岁卒，诸葛亮五十四岁卒，是活得最长久者。比起曹丕死时四十岁的短命，曹睿三十六岁的夭亡，简直无法比拟的了。孙权生得“方颐大口，碧眼紫髯”，从他的这种肤色毛发的变异来看，我怀疑他是不是有波斯人的血统，这种究竟是由于人种，或是遗传基因造成的变化，史书上无记载。《三国志》明确说到了他是个“形貌奇伟，骨体不恒”的人，可见此说不假。在汉代，中国与西域的交通已经打开，再不是关山阻隔，孙氏江东豪族，家中有胡姬，也并不意外，因此孙权具有外族血统，史为其讳而已。也许由于这种遗传学上的杂交优势，他体质强壮，按当时的平均年龄偏低的情况比较，他算是超长寿的国君了。
曹操有一次情不自禁的赞美过，“生子当如孙仲谋”！大概由于孙权的身体相貌，体魄精神，要强于他的儿子曹丕、曹植，才说出这番话的。
但无论怎样长寿，总有大驾归天，也就是“死”的一天。孙权到了面对死亡，必须考虑后事的时候，他可以信托的周瑜、鲁肃、黄盖、张昭等人，已先他而逝。这就是老年皇帝的苦恼了。正如文坛上前辈作家，最后剩下他老哥一个，在那里“荷戟独彷徨”，也是难免凄凉伤感的。
因此他不像刘备，有一个完全可以信赖，可以托孤的诸葛亮，放心而去见他的关羽、张飞贤弟。也不像曹操，儿子曹丕早已经羽翼丰满，留下的顾命大臣，如曹洪、陈群、贾诩、司马懿，也足可以闭上眼睛。孙权在死了太子登，废了太子和以后，眼看要接位的太子亮才九岁，实在太幼小了些，只好把国家大事，托付给他并不太想托付的诸葛恪了。
诸葛恪是诸葛瑾的儿子，诸葛亮的侄子，吴国的大将军陆逊，当着诸葛恪的面就批评过这位晚辈：“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则扶接之；今观君气凌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这样的评价，作为主子的孙权，不可能不知道。但到了晚年，人就特别爱偏听偏信，孙权早被亲信们包围得水泄不通，在他们谗言蛊惑下用了这个刚愎自用的诸葛恪。孙权把儿子托付给他，肯定是半信半疑而死的。结果，他刚刚一咽气，吴国就开始###了。
因为在封建社会里，这种皇权的交接，总是一场危险的游戏。
陈寿的《三国志》在《孙权传》末尾的评语，是这样撰写的：“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矣！故能自擅江东，成鼎峙之业。然性多嫌忌，果于杀戮，及臻末年，弥以滋甚。至于谗说殄行，继嗣废毙，其后叶陵迟，遂致覆国，未必不由此也。”
孙权早年在他接其兄孙策的班后，处于魏、蜀两雄之间，独保江东一隅。特别在吴、魏赤壁之战，合肥之战，吴、蜀彝陵之战，以及南拓交趾，开土辟疆，都表现出这位“碧眼儿”的英主之姿。尤其在蜀亡之后，强魏压境，他不得不对曹丕这样一位后生俯首称臣的时候，能够“屈身忍辱”，也有不凡的表现。有一次，魏主向东吴索要珍珠、玳瑁、孔雀、象牙等贡品，逾于常规。他的部属都认为魏主太过分了，欺人太甚，应该予以严词拒绝。他说了一番很精彩的话：“这些珠宝财物，相对于我东吴的安危来讲，不过是砖头块罢了！既然魏主喜欢这些，追求这些，不正说明他昏暗无能嘛！不正是我们所希望的嘛！”所以吴政权能坚持到比蜀亡，魏亡以后又二十多年，才降于晋，确是孙权给吴国打下的坚实基础。
吴大帝的晚年（2）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凡高龄皇帝执政到晚期，除极少数英明者外，大半都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这种无妨称之为“孙权现象”的产生，在宋朝洪迈的《容斋随笔》里有这样一段议论：“三代以前，人君寿考有过百年者，自汉、晋、唐、三国，南北下至五季，凡百三十六君，唯汉武帝、吴大帝、唐高祖至七十一，玄宗七十八，梁武帝八十三。自余至五六十者亦鲜。即此五君而论之，梁武帝侯景之祸（差不多把南京又完全彻底地毁灭一次），幽辱告终，旋以亡国。玄宗身致大乱，播迁失意，饮恨而没。享祚久长，翻以为害，因已不足言。汉武末年，巫蛊事起自皇太子、公主，皆不得其死，悲伤悉沮，群臣上寿，拒不举觞，以天下付之八岁儿。”
接着他提到了孙权：“吴大帝废太子和，杀爱子鲁王霸。唐高祖以秦王之故，两子十孙同日并命，不得已而禅位，其方寸为如何？然则五君虽有崇高之位，享耄耋之寿，竟何益哉！”
衰老是生理现象，中国的皇帝，由于性特权的原因，纵欲伤身，更促使器官的老化过程加速，于是无法像风华正茂时那样日理万机，圣躬睿智，也无法像初登大位时那样掌握情况，了解实际。而所有老年皇帝最容易有的功名欲，树碑欲，宠幸欲，接受阿谀奉承，万岁万万岁欲，便特别的强烈。这样，便必然要相信一些不该相信的小人，而排斥一些不该排斥的君子。在奸佞嬖幸，宠臣爱姬包围之下，失去了最起码的清醒。自然就倒行逆施，胡作非为，弄成坏人当道，百姓倒霉的局面，这些老年领袖总是亲手把自己一生英名埋葬，从而造成国家民族的灾难。
因为在封建社会中，一位统治者的死，必定面临着权力再分配的一番厮杀，统治的时间愈久，播种的苦果愈多，厮杀得也愈残酷，而且往往要经过多次反复，方能定局。
“及臻末年，弥以滋甚。”《三国志》这个评语正是说明了孙权到了晚年，这位曾经英明过的吴大帝，也摆脱不了自古以来的“老年领袖病”，逐渐走向他辉煌的反面。宠信非人，流放良臣，后宫纷争，嫡庶疑贰，所有他在清醒时决不干的事，现在干得比谁都厉害。用吕壹则排陷无辜，信陆逊却受谗而死，疑诸葛恪而又使其总揽一切，立后立子以致播乱宫廷，遗患不已。这些中国历朝历代的老年政治的必然现象，在吴国都出现了。
孙权自公元229年即皇帝位后，迁都建业；公元230年，不听谏阻，派甲士万人渡海，求夷州、澶州不毛之岛，追求功业；公元233年与辽东公孙渊通好，企图联盟反魏，结果事与愿违。然后，又不顾国力，频繁向魏发起进攻。从这时起，都在表明他由清醒走向昏聩，由振作走向没落，由建设这个政权走向毁灭这个政权，在中国皇权政治中，除极个别的高龄皇帝外，大多数都难逃脱愈老迈愈昏庸，愈糊涂愈祸国殃民的必然规律。
由于魏、蜀持续近十年的战争，江东暂处局外，又加之有长江天险，和陆逊等将帅主军，孙权得以偏安一隅。于是，他活着的时候，这些矛盾虽然暴露，但不至于酿成灭国之祸，等到他死后，内乱一起，自然是国无宁日了。宗室孙峻是在孙权死前力保诸葛恪上台的干将，等到诸葛恪权重倾主，也危害到他利益的时候，他又支持孙亮把这个诸葛恪，于召见时杀掉。一番血腥味尚未消除，孙峻死后，他弟弟孙开始专权，孙亮亲政以后，受不了这个孙，要除掉这位重臣，事泄，他也被废了。随后，孙休接位，不久，这位吴主又演出杀诸葛恪那一幕戏，把孙干掉了。诸如此类的宫廷之乱，都是孙权埋下的祸根。在三国中，宫廷内部的血腥屠杀记录，吴国堪称冠军，这决不是“碧眼儿”盛时所能逆料的。
他当然并不想这样，但封建皇权的交接，是以父死子继的形式出现的，父皇不咽最后一口气，皇子永远是储君。只有极少数情况下，老皇帝乐意地或不乐意地交权当太上皇。因此，皇子的心理状态是矛盾的，他一方面希望老子早死，他好早日登基；另一方面，他也知道，老子一死，他面对着老子留下来的这一摊时，这世界上唯一能够是他信得过的，可以提供帮助或保护他的人，也就失去了。所以，这时候的幼帝，如同鸡雏刚刚走出蛋壳，是最软弱不过的了。历史上有那么多早殇的小皇帝，就是这立足未稳时被人搞掉的。他的儿子孙亮之被迫离位，就是这样的。
吴大帝的晚年（3）
孙权自己也是非常明白的，他说过：“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将有袁氏之败，为天下笑！”但他统治的这个吴政权，到了他的晚年，还是走上了袁绍这个家族内乱，自取灭亡的道路。一个知道悲剧发生的原因，却不能避免这悲剧发生的人，恐怕倒是真正的悲剧了。
伟人的影子（1）
民间有句谚语，叫做“西蜀无大将，廖化作先锋”。常用以讽刺那些突然走到生活的舞台中央，当上了大角色的小人物。
三国后期，等到廖化上场，诸葛亮治下的西蜀，确实是强弩之末，像样的，能拿得出手的将领，已经再物色不到了。这也说明诸葛亮尽管英明无比，伟大无比，但他未能为蜀国准备足够的人才，这是他的极大失策。一直到死的那天夜里，他哀叹平生所学的兵书，遍观诸人，无可传授者，最后只好勉勉强强地传给了姜维。
于是，姜维就继承丞相的遗志，继续一而再，再而三地北伐中原。
其实廖化这个先锋，是位很有头脑的军人，他对姜维的屡次三番的无效进攻，劳民伤财，将士离心，国力凋敝，是有他的不同看法的：“兵不战，必自焚，伯约之谓也。智不出敌而力小于寇，用之无厌，将何以存？”说实在的，不仅在战场上，即使在生活中，也很害怕这种不自量力的行为，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明知不行，还要充行。作家就是作家，不一定非要当作家老爷，非要别人供着你，向你顶礼膜拜。假如你真正令人敬服，也还罢了，而实际上却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就要闹笑话。所以岂止姜维在军事上的盲目进攻呢！生活里，文坛上，这等失去自我感觉的人，几乎到处可见的。
但诸葛亮将兵书传给姜维，多少也是看中他能延续自己的方针政策，特别是北伐路线的坚定意志上。这也是所有伟人必定要安排的身后事，必定要找一个能一以贯之的接班人。但他疏忽了一个重要的变化，他北伐时，有赵云、黄忠、魏延这些名将，和蜀中精锐部队，可姜维来当指挥官时，只有廖化可供驱使，兵员已因多年征战，疲惫不堪，怎能像他撰写前后《出师表》那时的庞大阵势呢？今昔对比，显然不可同日而语了。
所以，一个伟人，便是一个时代。当这位具有时代意义的伟人，在他离开这个世界后，他的影子，还长长地笼罩着这个国家，始终摆脱不了。从理论上讲，这似乎是好事，后来人可顺着伟人走过的足迹，继续向前。但从千变万化的现实生活来讲，又绝不是一件太值得庆幸的事。因为生活进程如长江之水天上来，不会停留在伟人死亡的那一天，永远定格在那里，停滞不前的。而日新月异的形势，无论如何，已是后来人面对着的课题，亡灵是再也不能指望的了。
对于西蜀来讲，诸葛亮的时代，随着他的去世已经结束。如果看不到魏蜀吴三国的变化，持续兴兵伐魏，继承诸葛亮的衣钵，做妄想北定中原，恢复汉室的梦，那就是在自取灭亡了。
当时魏国由于内部纷争，无力进攻，吴国由于权力更迭，自顾不暇，而蜀国由于长期征战，兵疲民穷。在这个相对稳定的局面下，姜维本应一改诸葛亮的极武黩征的政策，厉兵秣马；筑垒构防，养精蓄锐，以逸待劳。或许在邓艾、钟会征蜀时，不至于一败涂地，到不可收拾的程度。
谯周在诸葛亮活着的时候，就谏阻过北伐，现在又著《仇国论》，就是要改变这种事实证明是失败的政策，但悲剧在于谁也走不出诸葛亮的影子，明知此路不通，还要硬着头皮走下去。
对于诸葛亮的过高评价，有识之士的看法，从来是和《三国演义》的推崇一直存有歧见的。若从实践来看，从他的决策，到他的治绩，到他的用人，到他的北伐，到他对于手下名将魏延的嫉妒情结，这个“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军师，对于他治理的蜀国，可以说是乏善可陈的。
应该说，诸葛亮作为一个极有才能的政治家，是毫无疑义的，但作为一个极有才能的军事家，就值得商榷了。他事实上并未打过大仗，有名的赤壁之战，是周瑜指挥的，他当时在场也是一个盟军方面的观察员而已。他本人，除了七擒孟获外，也没有打过太大的胜仗，因此说他是一个理论大于实践的军事家，比较符合他的实际。
所以，他和马谡在兵法上特别谈得来，都是习惯于脱离实际的沙盘作业，执拗于本本主义的共同心声。后来，街亭失守，马谡砍了头，孔明挥泪的同时，竟无一点自省，这就是伟人的固执了。
伟人的影子（2）
其实，他刚出山时，魏、吴尚不成气候，汉末大乱犹未定局之际，正是大展身手的机会。此其时也，诸侯蜂起，谋士如云，君择臣，臣亦择主，这些才俊们在政治上纵横捭阖，翻天覆地，谋君图国，创基立业；在军事上挥师千里，夺城掠地，厮杀征战，兵戎相见，可算是一个斗智角力的最好赛场。
但孔明所确立的建国大纲，正如崔浩所论，龟缩到四川盆地，实在不很可取，然后就是频繁发动北伐，十余年，未建寸土之功，却耗尽了蜀国的实力。阿斗是个一代更不如一代的皇帝，哪有更改相父策略的胆量，连对北伐提个意见，还给驳了回来。阿斗当皇帝以后，独有这句不赞成相父北伐的话，是说对了的，虽然他的出发点并不是正确的。可惜他这个皇帝是傀儡，如他说话算数，制止北伐计划，修边固防，诸葛亮不会积劳成疾，西蜀也许不会很快亡国。但生活在诸葛亮影子里的阿斗，也只有照章行事。所以，没有诸葛亮的蜀国，仍是一个有诸葛亮的蜀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