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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邕与董卓（1）
提到蔡邕的死，必然要涉及两个人，也就是《三国演义》开始时就出现的董卓和王允。这两位，一为武将，一为文臣，一为丘八，一为书生。按道理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蔡伯喈有一百个理由应当死在董卓手里，他也有过要杀他的意思。然而，杀人如毛的军爷，却对这位大师，表示出一个大老粗干部，对于知识的莫大尊敬和言听计从；相反，同是知识阶层，同是文化精英，却被女人般的嫉妒心所控制，对比他强许多的同行，略无顾惜，毫不怜悯，本人央求也不行，大家说情也不行，连眼皮也不眨一下，就推下去杀了。
在非正常死亡的中国文人中间，如果说投江的屈原，算作领衔人物，杀头的蔡邕，也该排在死鬼榜的前列。世事难料，应该杀他，而且精于杀人之道的董卓，没有杀他；不应该杀他，而且说实在也不大精于杀人的王允，却下令将其处死。由此可见，文人要狠起来，有时候比武人更杀气腾腾。
按说，王允和蔡邕有着较多的共同经历，都为反过宦官干政而战斗过，都因为斗不倒阉竖而饱受陷害过，都被迫逃亡在江湖间流浪过，都有一颗爱国爱民的拳拳之心，应该能找到一些共同语言。可是，性格上的差异：王允，较偏执，认死理，心胸狭隘；蔡邕，较豁达，不拘泥，思路开阔。王允，只有小圈子的来往，颇冷清；蔡邕则有过往密切的文人朋友，如桥玄，马日，王朗，卢植，曹操，很热闹。王允，“刚棱疾恶”，大概活得比较累；蔡邕，会“大叫欢喜，若对数十人”，这种多血质的性格，估计活得要比较轻松些……
或许这就是两位知识分子素不相能，形同水火的原因，而气量较小的王允，对这样一位风头太足的人物，肯定是会在心底里骂娘的，这种同类间由歧异生出的嫉妒，那是很可怕的。“中平六年，灵帝崩，董卓为司空，闻邕名高，辟之。”假设董卓也有一点文艺细胞，能写得几句歪诗，几笔孬字，还自费出版过一两本小册子之类，就怕也会像王允这样鼠肚鸡肠了。
来了，就放手使用，这倒显出粗人的可爱了。“到，署祭酒，甚见敬重。举高第，补侍御史，又转持书御史，迁尚书。三日之间，周历三台。迁巴郡太守，复留为侍中”。老实讲，外行领导内行，固然弊端多多，但似懂非懂而装懂，略知皮毛硬充行家里手，门窍不通却非常敢想敢干，甚到敢于蛮干的半瓶醋的顶头上司，那好像麻烦更多。
董卓，大老粗，知道自己知识不起来，但不装知识分子，既不到中关村买张假文凭，也不到外国什么野鸡大学混个假学位，更不捣腾一些洋垃圾到国内来装新左派，而是找一个现成的大知识分子，来装点他的门面。开始，蔡邕拒绝了，董卓威胁他：蔡先生，你要不来给我做事，“我力能族人”。什么叫“族”，就是满门抄斩。他一下腿软了，雇了一辆牛车，慌不迭地从杞县赶往洛阳报到。牛屁股被鞭子打得皮开肉绽，总算没误期限，战战兢兢地上班以后，想不到颇受重用。居然，这个杀人如毛的军阀，有时，还把蔡邕的话当话。“卓重邕才学，厚相遇待，每集䜩，辄令邕鼓琴赞事。”
董卓，作为屠夫，罪该万死，在肚脐上插一支蜡烛，点天灯，是他应得的下场。但是，作为对蔡邕破格相待的上司，没有知识分子的忸怩拿捏，酸文假醋，尽显老粗本色，确是倾心相待，我想，蔡邕作为知遇之人，为这个坏蛋的结束，说几句纯系个人感念之语，也不至于要杀头弃市。他本可以不说，他要是聪明人的话，他要是了解王允那种寡妇心态的话。但他，就是那个真性情，毫不设防的蔡邕，还是把不说也可的话说了出来。没想到，“殊不意言之而叹，有动于色”。
好！这下子被抓住了话把。“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国之大贼，几倾汉室。君为王臣，所宜同忿，而怀其私遇，以忘大节！今日诛有罪，而反相伤痛，岂不共为逆哉？’即收付廷尉治罪。”积怨多年，妒仇嫉恨，终于等到了这样一个得以报复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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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邕与董卓（2）
其实，王允也很卖力地给董卓当差，“董卓迁都关中，允悉收敛兰台、石室图书秘纬要者以从。既至长安，皆分别条上。又集汉朝旧事所当施用者，一皆奏之。经籍具存，允有力焉。时董卓留洛阳，朝政大小，悉委之于允”。正因为他同样为这个几倾汉室的大贼，鞍前马后地服务过，所以，他在治蔡邕罪时，不提这一段，只是抠他不该因私恩而忘大节。
可怜的大师只要求给他留条命，“乞黥首刖足，继成汉史”，王允听都不听，拂袖而去。“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马日，一个在中国做了大官的外国人，实在看不过去，跑去对王允讲：“伯喈旷世逸才，多识汉事，当续成后史，为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无名，诛之无奈失人望乎？”王允说：“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既无益圣德，复使吾党受其讪议。”
马日走出门来，仰天大叹：“王公其不长世乎！”果然，蔡邕被杀以后不久，王允也被董卓余部砍下了脑袋。这是发生在公元192年的事，一个妒人的小人，和一个被妒的大师，就这样匆匆谢幕，走下舞台。
董卓烧洛阳
董卓是一个地道的杀人不眨眼的屠夫。他被何进一纸公文招来东都洛阳，就注定这个城市的毁灭。有句成语，叫做“引狼入室”，就是这个意思了。国舅何进本意是想借助外力，来削除异己，但没想到连自己的小命，也保不住。
在当时的军阀混战中，山东诸侯对于董卓来说，还是不可轻视的敌对力量。所以，李儒建议迁都洛阳，留一块骨头让那些诸侯们争夺，自己远避到长安去。这主意，一石二鸟，一拍即合，立刻采纳，西去长安。董卓自然不会把洛阳完整地留给他的敌人，在报复心理的恶性发作下，当“即差铁骑五千，遍行捉拿洛阳富户，共数千家，插旗头上，大书‘反臣贼党’，尽斩于城外，取其金赀。尽驱洛阳之民数百万口，前赴长安。每百姓一队，间军一队，互相拖押；死于沟壑者，不可胜数。卓临行，教诸门放火，焚烧居民房屋，并放火烧宗庙宫府。南北两宫，火焰相接；长乐宫廷，尽为焦土”。
董卓火烧洛阳，汉王朝也就宣告寿终正寝了。
等到孙坚逼进洛阳时，“遥望火焰冲天，黑烟铺地，二三百里，并无鸡犬人烟”。连后来曹操提起此事，还感伤不已的。“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使吾凄怆伤怀。”东汉一国之都，蔚然王气的洛阳，只残留数百户人家，岂不哀哉！
恶是一种很容易流行起来的社会病，尤其在一种官方提倡的情势下，所谓“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恶就变得不可遏止，益发猖獗。希特勒统治的第三帝国时期，对于犹太人，从开始的歧视、迫害、虐杀，后来演变到集中营、焚尸炉，到成千上万的大屠杀，到灭绝整个民族的法西斯兽行，参与种族灭绝的刽子手，固然是那些罪恶滔天的战争罪犯，穷凶极恶的党卫军。但德意志民族就不负一点责任吗？那些被鼓噪起来的群众，那些狂热蜂拥的青年，那些向犹太人的铺子扔石头，砸玻璃的居民，那些检举密报，给涂上黄星的犹太人施虐的街坊，不也起到大屠杀的帮凶作用吗？
当整个社会处于恶的流行病中，并不特别具有恶棍性质的普通人，也难免要受到传染的一面。如果大家都清醒，董卓一个人是烧不掉洛阳的，以此类推的话，许多付出沉痛代价的后果，那么也许就不会发生了。
本色曹操
在中国，一提奸雄，必定马上想到曹操。如果看过京剧，立刻就会在脑海里浮现出那张大白脸，这是《三国演义》塑造出来的曹操。其实，奸，只是曹操的一个侧面，雄，却是他在历史上的全部。李卓吾在《藏书》中对其评价极高：“操芟夷群丑，其行军用师，大较依孙武子兵法，而用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若神。自作兵书十余万言，诸将征伐，皆以《新书》从事。与虏对阵，意思安闲，如不欲战。然而决机而乘，气势盈溢，故每战必克。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说：“曹操父见杀而兴兵报之，是也；坑杀男女数十万人于泗水，遍屠城邑，则惨毒不仁，恶滔天矣。虽然，陶谦实有以致之也。”说实在的，就光明磊落这点，我是赞成曹操的，他不是鲁迅先生讽刺的“又想做婊子，又要立牌坊”的人。也不像时下一些先生们，台上握手，台下踢脚，当面称兄道弟，背后落井下石。搂得你挺紧，可捅进你腰里的一刀，也挺深。他当年行刺董卓不成，亡命流窜，行到###地方，被陈宫捉了，因曹是个反董义士，不但释放了他，陈还挂金封印，随同他一块干革命去。途中借宿旧交吕伯奢庄上，因猜疑，便做出“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杀人灭口之事，从此留下恶名。现如今，陶谦劫杀其父老全家，他还有什么犹豫，不去兴师问罪，大动干戈呢？“恶滔天矣”又如何，他就是要在徐州这一带大开杀戒，还有什么好顾忌的？
细想起来，曹操这样想，这样说，这样做，不也光明坦荡，心口如一，不失英雄本色吗？比之那些实际上如此行事，偏又做出一番假张致，满嘴仁义道德，高喊革命口号，甚至还流出两滴鳄鱼泪者，要大气得多。
王夫之对陶谦评价极低，说他很差劲，说他也颇不是东西。“盖谦之为谦也，贪利赖宠，规眉睫而祸福者也。然则曹嵩之辎重，谦固垂涎而假手于别将耳。”老先生总结曰：“吮锋端之蜜，祸及生灵者数十万人，贪人之毒，可畏也夫！”所以，什么谦谦君子，什么长者风度，什么见贤思齐，什么温良恭让，这些表面上看到的，书本上写着的，是当真不得的。姑妄听之，可以，竟然信之，那就不必了，这也是生活教给我们的聪明。
人，为什么要长一个脑袋，而且这个世界上，没有两个一模一样的脑袋，就是要让你用这个脑袋来独立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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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款喝酒考
公款喝酒，始于何时，如何制度，史无记载，但李白斗酒诗百篇，陶潜种不种谷，阮籍饮酒步兵厨，一直上溯到给汉高祖出主意的高阳酒徒审食其，他们喝酒，看来都有占公家便宜的嫌疑。所以，凡能够坐到主宾席的中国人，都有资格喝不用自己付款的酒，大概是具有悠久历史的酒文化，或约定俗成的酒传统了。
休看中国仍是初级阶段，不过稍微温饱，但在用支票埋单的花销上，早就全面小康了。
《三国演义》里，有两位堪称英雄的人物，也是因为喝这种公款酒，而栽了大跟头。这两人，一是张飞，一是吕布，是死对头，见面就要厮杀。张骂吕曰：“三姓家奴。”吕骂张曰：“环眼贼。”这时候，他们都未喝酒，头脑都很清醒，居然不忘揭对方的老底。可一端起杯子，从壶中倒出来的是公家免费提供的酒，两位英雄就要不免犯糊涂，以至于落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喝不用自己掏腰包的酒，也有其弊端，唯其免费，便无节制，唯其无节制，便要坏事。
历史的辩证法
《三国演义》描写的是汉末的事，那时天下大乱，诸侯蜂起，称霸争雄，但是，从西凉杀来洛阳的董卓，一个无恶不作的军阀，废了一个皇帝，又立了一个皇帝，自封相国，君临天下，实行残酷统治。于是各路诸侯对这个改变了游戏规则的董卓，当然要进行反抗。
但是，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具有集团性质的联合体，不管打出来的是什么样子的招牌，通常是为了应付一种对抗势力才形成的，尼克松说，英国前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曾对他谈道：联盟的维系是靠恐惧而不是靠热爱。确实是由于董卓的血腥镇压，迫使诸侯们要团结起来对付这位暴君。
曹操发起的这次###董卓的十八路诸侯联盟，四世三公之贵族袁绍，被众人推为主帅；可是，聚合在一起的大小野心家，义旗还未高举，内部开始不和，没有打上两仗，自家阵脚就先乱了起来。最后，董卓没有打倒，这帮诸侯倒进行了一场狗咬狗的游戏。当初他们誓师时那股不灭董贼，绝不朝食的慷慨激昂之心，全飞到九霄云外去了。这场宴会，甚至还未举起筷子，就已经散了。
我们常常看见坐在一张饭桌上的人，觥筹交错，酒酣耳热，干杯频频，信誓旦旦，那简直像一奶同胞般的亲密，可是，未必见得席终人散后，那份称兄道弟的情谊仍在。因此，什么八拜之交，换帖之谊，该翻脸一样翻脸。什么至爱友朋，本家姻亲，照样反目成仇，六亲不认。
其实，在人际关系中的任何一种形式的结合，都难逃脱由合而分，从聚到散的客观规律。有这份清醒，要比被表象蒙住，最后得到的是失望强些。而政治上，或者经济、军事上的联盟，这种权力，金钱，枪杆子的盛宴，这就更需一个冷静的头脑了。自古以来，这世界上，合纵也好，联横也好，从未有过永远的合作。再神圣的同盟，也是势所必然地由牢不可破，到分手再见。只有利益，大家能够坐在一起，也因为利益，最终还是要分道扬镳的。《三国演义》这部小说的头一句脍炙人口的话，“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应该说是我们中国人数千年看透世事的哲理结晶，若细细从历史和现实去品味的话，这八个字可以说是参透沧桑变化的精髓之语。
人与人如此，国与国何尝又不是如此呢？烽火硝烟，种族屠杀，人肉炸弹，恐怖袭击……这都是每晚《 新闻联播 》里的常见的场面。如果时光倒流，几年之前，他们说不定还曾歃血为盟，穿一条裤子，互誓生死地拥抱在一起过呢？
所以，悟透一些分合聚散的生活辩证法，对世间万象多一层理解，不也是件益智的好事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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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卓进洛阳
公元188年，董卓进洛阳，“每夜入宫，奸宿龙床”；“卓所愿无极，语宾客曰：‘我相，贵无上也’”，然后烧掉洛阳，迁都长安。董卓死后，西凉兵痞和盗马贼之流的部将，李傕、郭汜、张济、樊稠，以及白波帅韩暹、李乐、胡才等原系黄巾余党，被招安的“山林啸聚之贼”，也“抢掠宫嫔彩女入营”，“趁势掳掠居民”，“连名保奏无徒、部曲、巫医、走卒二百余名，并为校尉、御史等官，刻印不及，以锥画之，全不成体统”。这与毛泽东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