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整个手术步骤，老师也认为我已经完全可以独立承担手术了。
领导看我急匆匆地闯进办公室，忙问：怎么回事？急成这样。我一五一十地汇报了手术过程，包括怎么发现出现了差错，自己又怎么处理的。领导听完，沉吟片刻，安慰我说：“既然没对病人造成不良后果，心里就不要再背包袱了。每一位医生的成长，每开展一项新的手术，都需要一个过程。你今后一定要汲取教训，认真谨慎地对待每一例手术。”
下午我又赶到翟大夫的住处，向她详细叙述了手术经过。翟大夫说这种情况他们也曾经遇到，我的处理非常得当，不会影响病人预后。后来，这位病人术后恢复良好，没有任何不适感觉，术后7天就痊愈出院了。
这件事情虽然就这样过去了，病人没找麻烦，领导没有批评，老师没有责备。但在近40年的行医生涯里，我常常以此事警醒自己：我们医生面对的是病人，当病人踏进医院之时，他们的生命与健康就掌握在我们手里。对我们医生来说也许只是一个小小的差错，但对具体的病人而言可能就是无法挽回的终生痛苦。为此，我更加刻苦地学习业务知识，苦练技术本领，每逢给病人手术，都特别小心，慎之又慎。当我离开医生岗位后，回想从前，我为自己从此再未出现过手术差错感到无比欣慰。
疯狂年代的遗憾（1）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是一个误诊误治的病例。
这件事发生在“文革”时期，那是个疯狂的年代。
它令我遗憾，令我难忘。
主人公是一个女社员，二十六岁，家住辽宁东部山区。1972年秋，县革委会派到农村的学大寨工作队发现了这个病人。当时她的肚子特别大，看不见自己的脚，已不能行走，因无钱医治，只能在家躺在炕上。工作队了解到她家是贫下中农，她爱人又是下乡知识青年，马上采取积极措施把他们送到了县医院。
因是县革委会工作队送来的病人，县医院领导也非常重视，立即组织相关科室会诊，因病人既往健康，没有任何病史，腹部极度膨胀，张力很大，肝、脾均触诊不清，又因当时没有B超，其他检查也很有限，给诊断带来一定困难。初步诊断不外是两个病，一个是卵巢囊肿，一个是肝硬化腹水。如果是前者，可以手术切除，彻底治愈。当时大家都希望是前者，特别是工作队和刚上任的县医院院长，他们都希望干出点成绩来。院长不是医务人员，心里没底，就又组织了一次全院各科室医务人员的大型会诊。
会上有争论，意见不一致，明确支持肝硬化诊断的当时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内科主任，一个就是我。
我当时是医大毕业第五个年头，是遵照毛主席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高指示来到县医院的。我考虑病人肝硬化的主要依据是肝功不好，浓碘＋＋＋，射浊、锌浊都高。
因为我当时是一名年轻医生，没有什么临床经验，但也没有太多的保守思想，所以考虑问题比较简单，只认准一个门——肝硬化。当时国内有名的消化专家李教授正在县医院带学生实习。医院请她会诊，她看完病人后说：“无论是卵巢囊肿，还是肝硬化，我都没见过这么大肚子的。诊断，我还是倾向肝硬化。”当时工作队和院长都不甘心肝硬化这个诊断，又组织了一次小规模的会诊。有内科、妇科和部分外科医生参加，目的是说服支持肝硬化诊断的人支持卵巢囊肿诊断。妇科主任和部分外科医生明确诊断卵巢囊肿，发言慷慨激昂，很被工作队看好，明显受到亲近。工作队态度十分明确，发言说：“病人确实肝功能不好，但不一定就是肝硬化，贫下中农吃什么？我们吃什么？能一样吗？肝功能化验能正常吗？医大专家说是肝硬化，我们也不能完全相信，她是反动学术权威，她和贫下中农有感情吗？”最后演变成同意卵巢囊肿手术治疗的就是对贫下中农有感情，是积极的、进步的。同意肝硬化腹水诊断的就是对贫下中农缺乏阶级感情的，是保守的、落后的。内科主任的发言也不太坚定了，我呢？干脆没敢发言。此次会议，基本定调，一定要为贫下中农解除痛苦，手术切除大瘤子。
为了确保手术成功，当晚他们在腹部切了个小口探查，探查的结果非常“如人意”，是卵巢囊肿！却不知这个探查结果铸成了以后的大错。到现在我也不明白，他们是怎么探查的，真是鬼使神差，可当时他们那兴奋劲就别提了。第二天召开术前讨论会，吸收内科部分人员参加。会上宣布：经手术探查，病人诊断卵巢囊肿，决定手术切除这个估计一百斤左右的大瘤子，世界罕见，可以放一个大卫星。事已至此，我们内科医生还能说什么呢。只能赶紧表态，意见大致是：同意卵巢囊肿诊断，支持手术治疗。但因病人肝功能不好，应注意保肝治疗。但此时已没人能听进去了，他们早已被即将到来的胜利冲昏了头脑。院长马上布置工作，成立了手术、抢救、护理、宣传、后勤等小组。当时县里正在开三级干部会，县医院领导为了向县革委会报成绩，当晚，将“为贫下中农患者切除一百斤的大肿瘤，向三级干部会献厚礼！”之类的大标语贴满了县城的各主要街道最显眼的位置。
手术当日，手术室内外站满了各方人士，手术医生自不必说，我做为抢救组成员也被安排进手术室，还有工作队、院长、县里的各方记者们等等。手术开始后，无影灯不断闪烁。大家都很紧张，手术室里鸦雀无声。先放点腹水出来，一千毫升、两千毫升、五千毫升……放！放！一直到满肚子腹水放光，肚子瘪了，地上一个最大的洗衣盆满了，都没有见到预想的肿瘤，怎么回事？经过仔细探查，没有瘤子。这时最紧张的是手术医生，他一定探查到肝硬了，脾大了，但他对大家什么也没说，只对院长等几个主要领导说了诊断还应该是肝硬化腹水，并没有卵巢囊肿。当院长明白了一切后，当即做出决定：对外要统一口径，就说我们手术成功了。随后有人到手术室外告诉病人家属：手术做完了，很成功，肿瘤已切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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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年代的遗憾（2）
当病人被推出手术室时，她爱人看到原来的大肚子已消失，当即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欢庆的气氛感动了手术室外所有在场人员，大家都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我此时的心情很复杂，无论如何也笑不起来！内科主任立即召集部分医护人员开会，当即决定由我和另外一名外科医生配三名护士对病人特医、特护。特别嘱咐我：“注意肝昏迷，注意低血压，千万别出事。”我此时受到如此重用，真有点受宠若惊。
整整一天全县有很多部门陆续往医院给病人送罐头、鸡蛋、水果等慰问品。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真相，但也不能让这件事再进一步扩大。
这个时候最后悔的是，宣传工作做早了、做大了。全县都在关注的这件事，如何收场呢？为了尽量减少负面影响，院长又布置了任务：当晚必须把头一天贴的大标语撕下来。据说，正在撕标语时有人问：“昨天刚贴，为什么今天就撕下来？”“手术已做完，没用了。”“什么瘤子？”“水瘤。”“多大？”“一百斤。”这个时候还能怎么说呢？看来宣传组也挺不容易的。实际上这个病人就等于放了五万毫升腹水。我想这很可能是空前绝后的，也算放了个大卫星了。一次放这么多腹水，真不知世界上还有几例，因为肝功能不好的病人，大量放腹水可诱发肝昏迷或休克等导致死亡，是非常危险的治疗措施。
还真是万幸！在我们的精心治疗和护理下，严重合并症没有发生，而且病人和家属也没有什么意见。病人病情平稳后，特医、特护取消，又由我一个人负责治疗了三个多月。虽然后来腹水又反复出现，但病情基本平稳，她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他们非常感谢医院，感谢工作队。农民很朴实，他们吃到了从来没有吃过的罐头，住院费用全免，这些他们就已经非常满足了。我虽然乐不起来。但也有令我自豪的地方，后来很多人对我说：“听说那个病人只有两个人看对了，有你一个。”我不能做过多说明，因我还心存遗憾。
我真的很遗憾，遗憾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黑白会被颠倒，真理会被扭曲，连诊治病人这样的学术问题都带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遗憾我的懦弱，不能坚持真理，甚至退缩、害怕；遗憾善良的病人最后也不知自己到底得了什么病，这么多年过去，她可能早已带着满足离开了人世。
虽然这件事已过去了35年，但却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使我难以忘怀，使我深深地懂得了科学最需要的是坚持真理、实事求是，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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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闹”全接触（1）
现在的“医闹”已经不是上级医院的特殊情况了，几乎已经是遍地开花，影响范围已经到达基层。我说一下我的故事，只是这个故事会让我们感到沉痛：为我们一线的医护同胞们，也为我自己，还有这个不甚理想的医疗环境。不过我所欣慰的是我们的医疗战线上还有一大批同行朋友们还在坚持自己的理想，让我们感到明天还有希望。
2004年秋季，我因为业务培训又回到原来实习时的那家二甲医院进修。因为以前我在急诊科的时间比较长，和那里的一些老医生比较熟悉，又因为我在医院的宿舍住，所以晚上的时间我经常去急诊室陪他们聊聊天。
大约晚上7点多钟的时候，120急救电话突然响起，电话里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断断续续说不清楚，好不容易才听明白说是在城外发生一起车祸。120急救车马上出发了。只剩下我和老李大夫还有一个年轻的护士在值班室。大约过了5分钟，急诊室门前开来一辆面包车。从车上跳下来一个浑身血污和泥土的高大男人。他哭喊着叫医生快来，我们几个急忙出去。原来是刚才打电话的那个男子，在路上截了辆面包车自己把伤者拉来了。那个年轻护士跑到车前面一看，说了句：你怎么还不把病人抬下来啊。没想到那个男人竟然粗鲁地骂人，说到医院了，你们怎么不管啊，说着还把那个护士搡了一把，护士当时就摔倒在地上了。老李大夫一看赶紧打圆场说：我们一块把病人抬下来吧。于是我也动手帮忙。在我搬动伤员的时候发现这个伤员已经成“三截”了，腿、脊柱已经完全骨折。我们把他抬到急诊室抢救床上，那个挨打的护士一直在旁边跟着忙。我能看到她眼里噙着泪花，但是没有说一句话。
伤员被放到抢救床上，一看，没希望，已经没有呼吸心跳了。老李大夫刚说：病人希望不大……没想到那个男人突然掏出一把匕首顶在老李大夫的腰上，恶狠狠地说：“要是救不活，你也别想活！！”老李大夫脸都吓白了，连忙说：“好，好，我们得先联系外科手术……”那男人才放开他，到走廊里去给他的兄弟们打电话，这时我才知道他原来是这里的一个地痞恶霸。今天晚上他们兄弟几个在一起喝酒，大醉后骑摩托车回家。没想到在路上被一辆大货车给撞了，在抢救床上的是他大哥。屋里老李大夫对我说：“你快走吧，今天晚上要出事。前几天他们一伙人把骨科主任打伤，到现在骨科主任还没有上班呢，还有你记得千万别穿白大褂，要不他们见你就打……”说完老李大夫就到值班室给院长打电话去了。
我赶忙跑回宿舍，把门紧紧关上，听着外面人声越来越嘈杂，我越想越不对劲，我就这样跑了，其他同事怎么办啊？豁出去了！我就又返回急诊室……腰里还别上一根小铁棍，心想万一有什么情况也可以保护自己，保护大家……
这时急诊室已经是大乱了——那个人的小弟们还有他的一伙亲兄弟都来了。出去的120急救车因为没有找到病人也回来了。车没停稳，开车的司机就已经被从车上拉下来，几个人上去对他就是一顿拳打脚踢，说他“怎么开车这么慢，我们人都自己拉来了”。抢救室里只剩下那个挨打的护士还在守着死者。我进了抢救室，问她你怎么不走啊？她才吞吞吐吐地说，今天是我值班啊，我不能离开。
这时几个人把急救车上的医生从车上拉下来硬给推到抢救室。门口有几个拿刀的小弟把着门，说你们要救不活，谁也别想活着出去！！有个医生当时就瘫在地上了。还是那个护士反应快，说你们把门关上，这样怎么救人？那几个人把抢救室门关上，但隔一会儿就从上面窗口往里看一下。我们一看这样，赶快装作抢救病人。那护士基本功真的不错，在这种情况下，竟然静脉穿刺成功，真佩服她的镇静。
医院院长也来交涉，但这伙人根本不听，从外科叫下来的医生，也被这伙人给打得头破血流。骨科值班的大夫还没走到，看见这场面，就想跑。可没跑多远就被追上给摁倒打了一顿。院长一看没辙了，就一面偷偷打电话报警，一面安排医生组织抢救。院长对老李大夫说：“已经报警了，你们先把病人家属情绪稳住。说病人还没有死，你们还在抢救。等警察来以后再说，一定要拖延时间。”
“医闹”全接触（2）
我看了一下表，20点10分。我们开始了漫长的等待，那时的我觉得一分钟竟然是那么的长。抢救室外那几个凶神恶煞的歹徒瞪着血红的眼睛，手里拿着刀子时不时地进屋来看一下。我们也时不时地给病人的吊瓶里加点药物。但随着病人死亡时间越来越长，病人开始有溶血，血不断地从死人的鼻腔和口腔溢出来，这时只有那个护士用药棉来不断地把血蘸去。我们都知道，这时千万不要让外面的人知道他们的大哥已经死了，不然我们都会有危险。
这时我们的感觉就像是在等待死亡。没有人知道那伙人会什么时候闯进来。我们听到那伙人在走廊里大声问大哥的液体还能输进去吗，有人就说能输进去，那个人又说只要能输进去就是没死，要是输不进去了，他们几个谁也别想活……我当时有些后悔先前的决定了。为什么我又要回来啊？两个小时后液体输入渐渐变慢了，因为病人早已死亡，循环已经停止。病人的胳膊越来越肿，我们也越来越紧张。直到这天我才知道，原来死人也可以输这么长时间的液体。大家面色都很差，有的同事两条腿在不断地发抖，只有我们那个护士还是那么平静。我问她，你在想什么啊，我们现在都快死了……她还是很平静，说：“我死倒没什么，只是还没有孝顺爸妈，有些遗憾。”这时液体实在是输不进去了，外面还在喊，我突然灵机一动，把病人的输液针头拔下插在下面的褥子里，还是按原样贴的胶布。如果不仔细掰手看，是不会发现的。结果进来两个人都没有发觉。
凌晨2点多，派出所的警察同志到了，那几个闹事的被带走，我们终于得救了。看看表，2点40分，我们为一个死人抢救了六个半小时，而且是被人用匕首强迫执行的。
从那次以后，我对生命有了另外一种认识，我尤其感激那个护士，是她给了我勇气。
生命无语
作为一名精神科的住院医生，我对精神病人的理解一直很单一，觉得他们对生命没有任何感觉，只是被动地接受治疗，被动地消耗生命。直到有一天，一名合并糖尿病的女患者击醒了我对精神病人的麻木。
一天上班后不久，有人喊：“李医生，收患者！”因为我是新到该科室的，也没有多想，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