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呈现出与众不同的色彩，不是生活有什么额外的赐予，却仅仅是因为，在胸襟之中，盈盈地盛满这么两个字：坦然。我坦然，于是我心美丽。我心美丽，于是我的人生跟着美丽，所以心情总如花般灿烂。
要知道，满足和碌碌无为有着天壤之别！许多的事得失成败我们不可预料，也承担不起。我们只需尽力，求得一分付出之后的快乐，我们不必计较是否符合优异的标准，我们唯一能做的是，在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奉上我们的真心，然后感铭自己的伟大。许多的机会如果让我们抓住，有可能抵达我们的成功，但即使一次次错失良机，没有关系，那只是命运剥夺了你活得显耀的机会，却没有剥夺你活得伟大的权利！
没有蓝天的深邃可以有白云的飘逸；没有大海的壮阔可以有小溪的优雅；没有原野的芬芳但可以有小草的翠绿！生活中没有旁观者的席位，我们总能找到自己的位置、自己的光源、自己的声音！
忽然想起来泰戈尔的最有名的一句诗：“天空不留下鸟的痕迹，但我已飞过。”这不正是对“坦然”作出的最好诠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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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我还不想死（1）
“救救我吧，医生，我还不想死……”
那是五年多前的事，当时我还是住院医生（早已考过了主治，但尚未聘任），在大内科轮转，记得是刚到血液科不久，在我主管的床位上便来了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女孩，人长得虽说不是很漂亮，但是很天真可爱。她的病其实自己早就知道了——一种罕见的白血病，患病已经有一年多了，而且曾多次住院。那次入院是因为病情复发加重：肝脾明显增大并伴有间中的发热。不发热时看上去很像一个正常的女孩，至少是生命体征平稳，而且并没有明显慢性病容或是什么恶液质等表现。所以，我一开始并没有对她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只是有些遗憾而已。
大概是第一次值夜班的时候，整个病房比较平静，而我正坐在医生办公室里写病历，那个女孩有点犹豫地走进办公室，怯生生地看着我，可半天没有说话。“有什么事吗？”我问道，继续写病历，头也没抬。“我能不能问你一个问题，叔叔？”她声音低低的，似乎有点紧张。“可以。”我说。“叔叔，我不会死吧？”“什么？”我有点惊愕地抬头看看她，真没想到一个十一二岁的女孩问我的第一个问题居然会和死联系在一起！“怎么可能呢，不会的。”我回答道——其实并不仅仅是为了安慰她，当时也确实还没有认识到她病情的危重性。“真的？”她眼睛似乎一亮，声音也高了一些，“可主任给我爸说我的病很重，治不好了，我（偷）听到了。”她似乎马上又变得有点泄气了。“哦？”我也有点疑惑，但很快说道，“不会的，现在医学很发达了，很多病都可以治好的。”“真的？”她再次有些高兴起来，“那我一定好好学习，超过我们班的同学，等我长大了，我也要当医生。谢谢叔叔。”她充满希望地转身回了病房。
此后一个多星期，她仍间歇发热，而且病情逐渐加重（脾脏逐渐增大等），并开始再次接受化疗，但印象中一直未见她喊痛或叫不舒服等。病情稍稳定的时候，她总是看书，或者是不停地叠千纸鹤，并一个一个地串起来，后来才知道，原来主任跟她说，叠够999个千纸鹤的时候，她就可以出院了，而她真的很相信。又过了几天，病情似乎并没有缓解的迹象，主任已指示预告病重，并考虑改换化疗方案，试用一种叫氟达拉宾的药物，那是一种很贵的化疗药，大概几千元一支。而且可能因为当时深圳还没有，建议患者家属到香港去买。当时将病情等详细地和家属交流了一下，才知道她家里已经为此花了十多万元了，家中也快要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
现在已经记不起当时有没有用上氟达拉宾那种药物，只记得大概三四天后的那个上午，那女孩再次发高热，并且开始抱怨全身不舒服。当时查房时，感觉她的生命体征等还算平稳，只是高热，而那女孩又再一次问到她会不会死的问题，我依然给了她一个否定的回答，但当时说那话的时候已经有点心虚。于是又请示上级医生会诊，给予退热等对症支持处理，但那天她的体温似乎并不像平时那样容易退下来。又过了一两个小时的样子，大概将近中午，她仍然抱怨不舒服。当护士告诉我说那个女孩一定要让我过去看她时，我正在做一个骨髓穿刺。约20分钟后我再次看她时，她变得有些情绪不稳，“救救我吧，医生，我还不想死，我还要读书。”她有点哀求又有些激动地说。“谁说你要死了？！”我赶紧安慰道，“不要胡思乱想。”过了一会儿，她突然又哭了起来：“我一直都很难受，可我不想说，现在爸爸不想要我了，你们也不管我了，我不舒服，叫你来看我也不来，连你也骗我……”我有点惊讶，也有点生气，她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而当时看她能哭能叫喊的样子，认为至少生命体征是平稳的，我也只能尽力去安慰她……
当天下午，因为休班，我没去病房，第二天早上到达病房时，才知道她已经于前一天下午走了。听护士说，她死之前，还希望我去看看她，希望我去救她。她走的时候，身上还背着书包，里面装着她的书，那是她父亲专门安排的，因为她父亲知道，她是那么地爱读书。听到此，我再次变得无比沉重，我竟没有能力去挽救一个年幼的生命，我算是一个好医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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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我还不想死（2）
她走了，而那个年幼的哀求却深深地沉淀于我的心中……
不悔选择
我是一位从事临床医疗工作近四十年的老医生，大半生诊治了二万余名病人，从死神手中夺回了近千名危重病人的生命，其中最令我难忘的病人是我刚刚毕业参加工作后抢救的第一位病人——一个六岁的女孩。
1970年8月，我背上行囊，告别了母校——北京医科大学，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北大荒这片黑土地，成为半军事化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医院的一名住院医生。开始我被分到传染科工作，和另外一名女医生管理着科内三十余名病人，有痢疾、麻疹、流脑、流行性出血热等传染病病人。9月的一天晚上，我正值夜班，五六点钟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在走廊里响起，只见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健壮男人抱着一个六七岁的女孩，高喊着：“医生，医生，快来救救我的女儿！”随即将女孩放在了办公室的桌子上，我疾步上前，只见女孩全身青紫，四肢冰冷，只有躯干部位尚温暖，而且意识处于深昏迷状态，血压为0，脉搏触不到，呼吸极微弱。经追问病史我判断女孩患的是中毒性痢疾，目前是中毒性休克，病势十分凶险，九死一生。女孩的父亲急切地对我说：“医生，这个孩子的病太重了，你就死马当活马医吧。”
我是1964年从沈阳考入北京医科大学医疗系的，只上了两年基础课，就赶上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毕业前的一年“复课闹革命”在北大医院实习了一年，还是半日上课，根本就没到传染科实习过。当时面对如此危重的病人，一时不知从何下手，情急之中我翻开了抢救手册，迅速地下了医嘱，保暖、吸氧，肌注地塞米松5mg，一路静点磺胺类抗生素，另一路静点升压药，并且每15分钟静推阿托品1支。此时护士提出了疑义说：“我工作了10多年，从未见过同时给病人静点两路药物。”我说：“这个女孩病得太重了，如果等静点完抗生素再用升压药就来不及了！”在我的坚持下，护士扎上了两路静点，我则守在病人的身边，每隔15分钟亲自给病人静推阿托品，测血压，听心音，摸脉搏……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在推完第9次阿托品后病情终于有了转机，女孩的四肢渐渐地变得温暖了，也能摸到脉搏了，血压也测到了，我和护士都深深地舒了一口气，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下了，孩子的父亲紧皱的眉头也舒展开了。药物一瓶接着一瓶静静地滴入女孩的血管里，凌晨4点多钟，血压正常了，开始排尿了，女孩睁开了双眼，喊了一声：“爸爸！”女孩的爸爸兴奋地接连给我鞠了几个90度的躬，嘴里不停地说着：“医生，谢谢，谢谢了，你是我女儿的救命恩人呐……”
天渐渐地亮了，虽然我一夜未睡，但一点也不觉得累，望着天边粉红的朝霞，再看看洋溢在女孩脸上灿烂的笑容，一种幸福、庄严、神圣的感情从心底升起，我为我选择了医生这一职业而骄傲，为我来到北大荒而自豪。
六天后女孩欢蹦乱跳地出院了，他爸爸告诉我，他是十八团一营的，让我有时间去他家里玩。转眼间已经过去了37年，当年的小女孩也已经是40多岁了，不知她现在在哪？过得还好吗？
医者的感慨
金钱，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是生活的一种工具。钱多，则物质生活丰富一点。但对于一个尿毒症患者来说，金钱的意义则不仅于此了，它是患者维系生命的依托。这些患者的生命犹如在秋风中摇曳的稻草，抓住了它，就意味着抓住了生的希望。
对于一个尿毒症患者来说，透析就是他们生存的保障。只有得到充分的透析，他们才能更好地生存。而由此带来的经济压力，对于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来说，是无法想象的。
某日中午，接班后已疲惫不堪的我，最渴望的就是一个安安稳稳的午觉，此时护士急呼来一新病人。披衣上阵后，见一位农村青年女性，脸色苍白，怯生生地坐在病床上，两手置于双腿间不断地摩擦着。
“怎么了？哪儿不舒服？”习惯性的机械用语从我口中倾泻而出，“肌酐两千多，血色素5克，血压220/110mmHg，吐不吐？”
“先透析吧！我联系透析室，先交3000元押金！”
当我埋首于化验单中一涂为快时，我看到的是一张茫然的脸。同样来自农村的我明白了这是患者对病情的无知。出于同情怜悯，我静下心来，细细为其讲解。末了，患者仍是怯生生地说：“俺听不懂您说的啥，您告俺多长时间能治好俺的病，得花多少钱？”
“您这个病需要长期透析，一个星期至少两次。再加上降压药、营养药及其他对症支持药，一个月需要五千元左右。”
“啥，五千？俺不治了，俺没钱！”
翌日，当此患者提出要求出院时，作为医者也只能望洋兴叹、无可奈何。
类似这样的情况并不是第一次见到。同事们之间常常感慨：作为患者，再顽强的生命力，也需要药物及其他治疗手段支持，而这些都是需要金钱做后盾的。作为医院，只能解决治疗手段、治疗条件、治疗方案等问题，而资金问题单靠医院的力量是远远解决不了的。长期透析所需的资金，对于那些医保患者尚可耐受，而对于广大的农村居民来说，则是无法承受的。
接下来的时光，我又进入了无止境的忙碌中，渐渐淡忘了那张怯生生且苍白的脸。再次使我想起了她，是由于来自与她同乡的另一患者，当问及她的情况时，才得知她已去世，留下一双幼小的儿女。
对窗静坐，思及她的去世，及与其有同样遭遇的若干病患，我深感自己的渺小，深感作为医务工作者的无奈。内疚于自己空有一颗救人之心，却无救人之力，每思及此，也只能深感无奈与悲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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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情感言语无法表达（1）
远远的，就有一股浓烈的香气直往鼻腔里钻。我的嗅觉通过我的大脑反射性地告诉我，床上躺着的那个人来自遥远的藏区。那气息我十分熟悉，那是酥油茶和糌粑相互混合的产物。
看到穿白大褂的来了，病房里原本或蹲或坐的几个皮肤黝黑的汉子齐刷刷地站起身，不约而同地说道：“门吧，门吧！”“门吧”，就是医生的意思，我知道，他们是在告诉床上躺着的那个人：医生来了。
那是位看上去四十岁左右的汉子，听说医生来了，他转头注视着我，那张写满阳光和风沙而又痛苦得有些变形的脸上顿时缀满笑意。与此同时，他竖起大拇指的双手高高地举在空中，接着又放下。他不断举起又放下的双手，活像飞鸟的羽翼，嘴里说着：“哦呀！卡措，卡措！（是的！谢谢，谢谢！）”他的嘴角随着他的微笑、说话和不断抬手，不时抽动着。我向他点了点头，他便放下了高高举着的双手，使劲动了一下身子。我想他是要坐起来，可接连几次，他的努力都以嘴角更大地咧开和一声长长的嘘声而结束。我赶紧扶了一下他的手，伸出食指做了个“嘘”的姿势。于是他索性放弃了努力，就那么一动不动地躺着，抬眼注视着我。
以我的经验，我已经对那位汉子的伤势有了个初步的判断，但这只是依据初步印象做出的推断而已。印象不等于真相，要验证我的判断，我就必须寻找到足够的依据。
我寻找证据的行动是从询问开始的。“你叫什么名字？”可这句话我接连问了三次，他和他的那些同伴都以不停的摇头、摆手和微笑作答。我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抬眼环顾了一下四周，我想知道他们当中是否有人听懂了我的话。此时，他们竟纷纷“嘿嘿”地笑了起来，其中的一个一边笑着一边站起来，只见他指了一下自己的前胸，在他那些同伴面前画了个圈，对我说：“呃（我），汉话，哈莫锅（不懂）！”看着他有些滑稽的样子，我险些扑哧一下笑出声来。但他有些滑稽的样子，却使我突然灵机一动。他的话音一落，我就转身学着他的样子，对着床上躺着的那个汉子，指了一下自己的前胸，说到：“呃（我），医生，门吧，你，名字？”没等那个汉子开口，刚才比手画圈的那位同伴大概听懂了我的意思，冲我笑了笑，然后对他说了一句：“确米及达拉热（你叫什么名字）？”随后一屋子响起爽朗的笑声和此起彼伏的“哦呀，哦呀”声。我不明白他们因何而笑，更不能理解此时此刻他们为何还能笑得出来。我刚想制止，他们却兀地安静了下来，一个个眼巴巴地望着我。那神情，让我想起小时候看电影时，换片子的间隙，银幕前的我们无一例外的期待和渴望的目光。
就像刚刚做过的那样，我指了指自己的前胸，然后对着床上躺着的那个汉子：“呃（我），医生，门吧，你，名字？”我的话音未落，他竟又哈哈笑了起来，很快，他的笑声便被一阵剧烈的呛咳所取代了。好不容易止住了咳嗽的他连连说到：“哦呀，阿雅。”我没听清他“哦呀”后面的那个词是“阿雅”还是“阿丫”。于是学着他的语气重复了一遍：“阿丫？”他点了点头：“哦呀，阿雅。”这一次，他后面的那两个字听上去更像是前面两个字的重复。我更加迷糊了。“阿雅，阿丫？”我想再问，却终于没有了再开口的勇气，只在心里默念着，在姓名一栏的空白处写下了他的名字：阿丫（阿雅）。我怔怔地坐着，看着病历纸上那个让人哭笑不得的名字和名字后面那大片等着我去填写的空白，一时间，无可奈何而又不知所措。就像参加一场定向越野赛，所有的路标都已经事先设计好了，发令枪响时却突然发现自己的双脚根本就不能动弹，或者自己根本就没有双脚。此刻，再近的终点也等于没有终点，再简单的答案也等于没有答案，再丰富的言语也等于没有言语。
但是，我不能放弃，我身上的白大褂和面前躺着的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