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整整一年后的1929 年，商务印书馆才在王云五的主持下，开始编辑万有文库，计划用两年半时间，出版包括百科小丛书、国家小丛书、新时代史地丛书，农、工、商、师范、算学、医学、体育各科小丛书，以及汉译世界名著和国学基本丛书等共二千册。可见，万有丛书由各种小丛书集合而成，而汉译世界名著只占据其中的一个小部分，与张竞生自成系统的庞大译书计划不可同日而语。
不久，张竞生又计划进行第二次扩股，以一次入股美的书店股本一千元以上者为限。同时，征求外埠合作机关，计划在汉口、广州、天津，设置美的书店分店，扩大美的书店在全国的业务。
三、美的书店盛衰（5）
然而，就在张竞生雄心万丈地准备在出版界大展宏图的时候，厄运却接二连三地降临到美的书店，使美的书店饱受摧残。
美的书店毗邻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凌厉的攻势和特色的经营，使美的书店迅速蹿红，生意居然比那些老店和大店更胜一筹。
商场如战场，本来这些老店大店对美的书店突然走俏已是侧目而视，书呆子气十足的张竞生不但不懂得韬光养晦，反而在公开信上对商务、中华的经营说三道四，更加使他们怀恨在心，必欲置美的书店于死地而后快。书店经理谢蕴如也是一个只知埋头做生意的书呆子，平时与由江苏人控制的上海书店业毫无来往，更未聘请江苏人挂名当后台老板或支撑门面的经理。在这个潜规则盛行的十里洋场，美的书店生意越红火，就意味着处境越危险。果然，他们勾结上海租界警察局，向上海临时法院控告、起诉美的书店出版发行的性学小丛书是“淫书”，应予处罚。
“性学博士”张竞生因为猥亵诲淫被告上法庭，成为轰动一时的沪上新闻。开庭那天，上海各路大报小报的记者闻风而动，把法庭围得水泄不通。张竞生是美的书店总编辑，理应到场接受问话，但他认为这是无理取闹，不屑于出庭，只是委托编辑彭兆良出庭聆讯。彭兆良是资深编辑，还参与翻译过霭理士的著作，对于哪些是性学，哪些是淫书，他最有发言权，又善于应变。因此，在法庭上，面对欧威特检察长的指控，彭兆良不慌不忙、振振有词地反诘道：“检察长先生，你在起诉书里指控我们的性育小丛书是淫书，这是不公平的。这些小册子，我们都清清楚楚写明是从英国大文豪霭理士所著的那部性心理学名著翻译出来的。这部书的英文版也是在四马路你们美国人所开的书店买来的，怎么你们的就不是淫书，我们的就是淫书？这是什么道理呢？”
欧威特检察长愣了一下，傲慢地说：“你讲的没错，书是同一个人写的，但我们外国人有足够的程度，可以看这些书，你们中国人程度低，就不允许看！”
彭兆良沉着地反驳说：“不错，我们中国人的文化程度，普遍比你们低，但凡能看我们所译述的中国人，其文化程度，同样与你们一样高，为什么你们可以公开允许外国人看，而不允许我们看呢？”
听到这里，欧威特检察长理屈词穷，无言以对。一同出庭的谢蕴如经理和美的书店聘请的伍连荣律师强烈要求法院公正判决。就在法官们互相磋商、举棋不定的时候，上海临时法院一个坐在角落里的胖推事冷不丁地说道：“张竞生不是有意诲淫，或许是这样。
但自从你们编辑的性育小丛书，特别是什么《性部与丹田呼吸》等书出版后，上海小报推波助澜，对少年儿童影响很大，这种‘行为的结果’，张某难辞其咎。”
经胖推事一搅和，欧威特检察长气焰又嚣张起来，遂强行定谳，宣判状告美的书店贩卖淫书成立，处罚款三百大洋，并没收全部书籍。第二天，上海法租界巡警开着一辆大货车，一路呼啸着来到美的书店，将店内书籍席卷一空，而由上海临时法院提供的美的书店受处罚的新闻稿及记者采访的花絮也纷纷登上各大报小报的版面，炒得沸沸扬扬。
张竞生对此闹剧视为儿戏，不以为意，照常译述编书，照常大宴宾客，正所谓“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但此后每月美的书店总有一次被告上法庭，每次开庭，报纸都长篇累牍大肆渲染，张竞生的名气越来越大，几乎在上海滩上家喻户晓，成为各大学争相邀请演讲的社会名流。 。 想看书来
三、美的书店盛衰（6）
1928 年秋季开学后，暨南大学成立文学社团槟榔社，由学生温梓川、许敏、陈毓泰、林华光、黄寄之等五人组成编委会，出版《槟榔》月刊，推选温梓川为主编，内容着重于描写南洋情调的创作小说和介绍弱小民族的文艺作品。为扩大槟榔社的影响力，编委会决定邀请上海的名流到校演讲，规定每月一人。邀请谁来合适，槟榔社编委会七嘴八舌，莫衷一是，只好当众付诸投票表决，结果多数赞成先请鲁迅，次请胡适，再请张竞生。
1928 年11 月初的一天，槟榔社成员温梓川、许敏、张庆标一大早就到美的书店拜访张竞生，商谈邀请他赴暨大演讲事宜。经理谢蕴如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告诉他们张竞生并不住在美的书店，他的寓所是在法租界萨赛坡路，但他每天都会到书店里走走。谢蕴如看了看墙上的挂钟，对温梓川说：“你们先稍候，随便看看书，他今早来过电话，就要到店里来了。”
他们就自由地翻阅书架上的新书，温梓川还选购了一套性学小丛书。正在他们饶有兴味地翻阅时，张竞生进来了。谢蕴如把来客一一介绍，张竞生很客气地招呼他们随意坐下，叮嘱他们不必拘礼。
温梓川带着一丝好奇悄悄地打量着这个声名赫赫的性学大师，只见张竞生个头不高，却很壮硕，跑路也是雄赳赳的，有点像欧洲人那张竞生（ 右） 与友人叶卓侠样高视阔步的神气，红光满面，神采斐然。温梓川把来意说明后，张竞生立刻就答应了。
张竞生客气地问道：“你们看我讲什么好呢？”
“随先生的方便！”温梓川说，“题目倒不妨留到下星期演讲时才公布吧！”
张竞生连声称善：“这样也好，这样也好，反正我现在还想不出要讲什么好！”
他们确定了演讲的事情后，又随意地聊了一些别的。温梓川告诉张竞生，他们很喜欢读他主编的《新文化》月刊，可惜停刊了。
张竞生点点头，温梓川又不解地问他，他编的《性史二集》、《性艺》等书，为什么不在美的书店出版。
张竞生忽然怒气冲冲地说道：“这些书都是那些下流胚冒用我的名字胡编乱造的烂东西，并不是我编的。我已经向法院起诉这些无良的书商要求赔偿。”张竞生还向温梓川他们慨叹自己呕心沥血研究创作的著述竟然得到相反的结果。
温梓川等人告辞回到暨南大学后，立刻贴出通告，说是张竞生定于本月某日星期六下午三时到校演讲，希望同学们踊跃出席，讲题却秘而不宣，立刻引起同学们的盛大欢迎，大家都热烈地期待张竞生博士的到来。
演讲那天，因为大礼堂致远堂尚未落成，###假座大膳厅举行。
午饭过后，全校的同学几乎都到齐了，大膳厅已经被同学们密密匝匝围住，简直是针插不入水泼不进，盛况空前，比前两次鲁迅、胡适的演讲还要多得多，可见同学们是如何渴望一瞻张竞生这位“性学博士”的风采。温梓川虽然是跟张博士接洽来校演讲的主持人之一，却因为迟来一步而无法挤进会场，只得远远地站在大膳厅的外面，未能亲耳听到张竞生的演讲。散会后，温梓川才听同学说张竞生演讲的是“青年与读书”一类的题目，有些同学失望地说：“我早知道他不是讲性学，也犯不着挤得满身臭汗，罚站那么久，听他的演讲了。”（＇ 马来西亚＇ 温梓川著，钦鸿编：《文人的另一面——民国风景之一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206—208 页）真是成亦性学，败亦性学。美的书店为了宣传性学说，普及性知识，印行性丛书，却因此而吃了六七次官司，每次败诉后，美的书店就被巡警洗劫一空，惨不忍睹。最后一次出庭时，欧威特检察长假惺惺地对彭兆良说：“只要你们把霭理士的性育丛书改名为心理教育丛书之类，把每本书中的比亚兹莱的裸体插图删去，同时每月给警察所上交一千元的手续费，我们以后就不再干涉起诉你们的出版……”
彭兆良回到编辑部与张竞生、谢蕴如等商量对策。由于上海书店业“江苏帮”从中作梗，上海邮局竟然封杀了美的书店的邮寄业务，以致国内及南洋、美国等处代理的书店所欠款项完全不能寄来，仅靠门市部每日的营业额，除开销外全数交给警察所，都难以支付每月一千元的外款。
走投无路之下，美的书店只好关门大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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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大文妖”与性学论战（1）
《新文化》停刊、美的书店倒闭，张竞生在十里洋场杀入敌阵，左冲右突，到头来却铩羽而走，落得满身伤痕，与画裸体模特的刘海粟、唱《毛毛雨》的黎锦晖并称“海上三大文妖”，恶谥弥天，千夫所指。
三十多年后，台湾作家李敖说：“常州怪人刘海粟……主张在教室公开做人体写生……人们把他跟写《性史》的张竞生，唱《毛毛雨》的黎锦晖目为‘三大文妖’，可是时代的潮流到底把‘文妖’证明为先知者。”（李敖：《由一丝不挂谈起》，1962 年8 月27 日）是“文妖”，还是“先知”？还是回到历史现场，来看个究竟。
刘海粟，1896 年出生于江苏常州一个封建家庭，十七岁时因不满封建包办婚姻，离家出走赴上海，与友人合作在乍浦路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美术学校，即上海图画美术院，后来更名为上海图画美术专科学校，他自己的名字也取苏轼“渺沧海之一粟”之意，改为刘海粟。1914 年，刘海粟在上海美专首次开设人体写生课，最初只聘到几个男孩做模特儿，直到1920 年7 月20 日才聘到女模特陈晓君，裸体少女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画室里。在这一年举行的绘画成绩展览会上，就陈列了裸体习作素描。消息传出，舆论蜂起。有位女校校长也是画家，偕夫人及女儿参观后，竟然破口大骂：“刘海粟真艺术叛徒也，亦教育界之蟊贼也，公然陈列裸画，大伤风化，必有以惩之。”第二天又投书《时报》，以耸人听闻的题目《丧心病狂崇拜生殖之展览会》，意欲鼓动大众群起而攻之。
就在刘海粟陷入困难之际，他写信给北大校长蔡元培，得到蔡元培的激励和支持。1921 年深秋，蔡元培邀请刘海粟到北大画法研究会去讲学，并为他的个展撰写了序言，充分肯定刘海粟“总是自己走自己的路，自己抒发自己要抒发的感情”，使刘海粟受到莫大的鼓舞。尽管被斥为“画科画妖”，又受到守旧势力的疯狂围剿，刘海粟并未屈服，当他听说江苏省教育会要禁止模特写生时，于1925 年8 月22 日给江苏省教育会写了公开信，为模特儿申辩。
在传统礼教卫道士眼里，社会上公然出售裸体画，无异于“暴露兽性，引诱青年”的“变相之春画”。刘海粟不自敛抑，反为强辩，简直就是对既有的道德秩序的挑战。上海市议员姜怀素读了刘海粟的公开信后，在《申报》发表文章要求当局严惩刘海粟：“近年来裸体之画，沿路兜售，或系摄影，或系摹绘，要皆神似其真。青年血气未定之男女，为此种诱惑堕落者，不知凡几。在提倡之者，方美其名为模特儿、曲线美，如上海美术专门学校竟列为专科，利诱少女以人体为诸生范本，无耻妇女迫于生计，贪三四十元之月进，当众裸体，横陈斜倚，曲尽姿态，此情此景，不堪设想。怀素耳闻目见，正深骇怪，不知作俑何人，造恶习无量。……今为正本清源之计，欲维持沪埠风化，必先禁止裸体淫画，欲禁淫画，必先查禁堂皇于众之上海美专学校模特儿一科。”
姜文一出，刘海粟当即著文予以反击：“9 月26 日《新闻报》、《申报》载有……姜君不察，以市侩行为，强纳于艺学尊严之轨而并行，是非荡然……口仁义而心淫秽。”
不料，半路又杀出了一个程咬金，上海总商会会长兼正俗社董事长朱葆三也向刘海粟发难，在报纸上发表了致刘海粟的公开信，骂刘海粟“禽兽不如”。刘海粟对这种无耻辱骂十分愤慨，当即给予回击。紧接着，上任不久的上海县知事危道丰发出了禁止人体写生的命令。刘海粟怒不可遏，于1926 年4 月17 日在《申报》发表了《刘海粟函请孙传芳、陈陶遗两长申斥危道丰》，大骂危道丰“不揣冒昧，扬长出令，大言不惭，虚张官架”，请求“迅予将该议员姜怀素、该知事危道丰严加申斥，以儆谬妄，而彰真理……”
四、“三大文妖”与性学论战（2）
1926 年6 月3 日，孙传芳复函刘海粟，劝他取消人体模特儿，虽说公事公办，却也颇有几分曲予回护的善意。信中写道：“展诵书，备承雅意……模特儿止为西洋画之一端，是西洋画之范围，必不缺此一端而有所不足。美亦多术矣，去此模特儿，人必不议贵校美术之不完善。亦何必求全召毁。俾淫画、淫剧易于附会，累牍穷辩，不惮烦劳，而不见谅于全国，业已有令禁止。为维持礼教，防微杜渐计，实有不得不然者，高明宁不见及，望即撤去，于贵校名誉，有增无减。如必怙过强辩，窃为智者不取也。”
对于孙传芳暗藏杀机的劝导，血气方刚的刘海粟竟不以为然，他回信说：“关于废止此项学理练习之人体模特儿，愿吾公垂念学术兴废之巨大，邀集当世学界宏达之士，从详审议，体察利害。如其认为非然者，则粟诚恐无状，累牍穷辩，干渎尊严，不待明令下颁，当自请处分，万锯鼎镬，所不敢辞！”
收到刘海粟的回信，孙传芳十分震怒，认为刘海粟不识好歹，不识抬举，密令缉拿刘海粟。迫于形势，刘海粟只好妥协让步，他在致孙传芳的函中写道：“伏读钧座禁止敝校西洋画系生人模型之令文，殆系吾帅政策不得已之一举。夫政术与学术同源而异流，吾帅此举，用意深长。爰即提交教务会议，研讨之下，为学术安宁免生枝节起见，遵命将敝校西洋画系生人模型，于裸体部分，即行停止。”
为了学校生存，为了学术安宁，刘海粟只得委曲求全。孙传芳要的就是刘海粟这个态度，艺术不艺术，与他有什么干系呢？刘海粟一退却，孙传芳也就顺坡下驴，放他一马：“知已将西洋画系生人模型裸体部分，遵令停止，甚是。人欲横流，至今已极。美术之关系小，礼教之关系大。防微杜渐，势所当然，并非不得已也。美亦多术，若必取法他人，亦步亦趋，重违国性，亦滋清议，于贵校名誉上未能增重。今既撤销，宜喻此意。”
“美术之关系小，礼教之关系大。”这是卫道士们对付一切“异端邪说”祭出的最好法宝。在政治加武力的双重高压之下，刘海粟的“裸体模特”暂告偃旗息鼓，而被诬为“黄色歌曲作家”的黎锦晖的所谓靡靡之音才开始登陆上海滩。
黎锦晖，1891 年9 月5 日出生于湖南湘潭，自幼喜爱民族民间音乐，童年时即学习演奏各种民族乐器，中学时期又通过乐歌接受西洋音乐教育，1919 年，黎锦晖参加了蔡元培创办的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并被推举为以演奏民间丝竹音乐为主的“潇湘乐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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