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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竞生骨子里是一个自由知识分子，对于社会责任，虽也有所担当，但却更重视个人的价值取向和自由发展。因此，尽管心里感激李大钊的信任，表面却不置可否。沉吟了一会儿，张竞生郑重地对李大钊说，如果能答应三个条件，他可以考虑加入中国共产党。
李大钊眼睛一亮，满怀期待地说：“什么条件，你尽管说。”
张竞生：“第一，党的名称定名为‘中国共产党’，不要叫‘中国苏维埃’，如果定名为后者，带有明显的殖民地性质。”
李大钊：“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去年正式建党时，就已明确定名叫‘中国共产党’。”
此时，中国共产党正在创建的初始阶段，并且处于秘密状态，因此连张竞生这样的政治活跃分子也不太了解内情。
张竞生继续说：“第二，在新疆创立根据地，进可逐鹿中原，败可退守苏联，这样党可处于进退自如的地位；第三，派遣党员到军队中任职，一俟时机成熟，里应外合，发动兵变，掌握政权。”
李大钊对张竞生富于远见的建议深表赞许，表示要与党的领袖和苏联代表商量反映张竞生的意见。李大钊始终感到张竞生人才难得，因此没有放弃对张竞生的争取。
席上，没有大餐，没有饮酒，但两位知心的同事兼战友却感到滋味无穷，欲罢不能。
这时，赵纫兰大姐斟上了两杯淡茶，李大钊和张竞生以茶代酒，郑重其事地碰了杯后，一饮而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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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风生水起（1）
在北大教授中，除了李大钊，张竞生认识较早、交往较多的要数胡适。他们同是留洋博士，同在哲学系，年龄也相差无几，因此，彼此颇有惺惺相惜的味道。当然，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胡适博士无疑是风头最劲的一位。他年纪最轻，二十六岁就被聘为教授，与校长蔡元培、文科学长陈独秀有北大“老兔、中兔、小兔”之雅称（蔡1867 年生、陈1879 年生、胡1891 年生，都属兔）；名气最大，以一篇《文学改良刍议》高揭白话文的旗帜，与蔡元培、陈独秀、鲁迅并列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学术新锐，他一手写白话文，与林纾等复古派叫阵，一手写系列考据文章，向国学权威王国维挑战，更以一部被蔡元培称誉为“截断众流”的著作《中国哲学史大纲》奠定了在学术界的地位。毋庸讳言，胡适也是麻烦最多，他先是与刘师培、黄侃等展开了“白话与文言”之争，后又与李大钊、陈独秀展开“问题与主义”之争。也有很多瞧不起他或者看不惯他的，认为他是徒有虚名的文士，热衷利禄的政客。国学大师、史学系教授陈汉章有一次上课时，举着胡适刚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颇为不屑地说：“我说胡适不通，就是不通，只看到他的讲义名字就知道他不通。哲学史就是哲学的大纲，现在又有《哲学史大纲》，岂不成为大纲的大纲？不通之至。”史学系主任朱希祖则批评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写得肤浅，并且断言他出了中卷以后，下卷就会写不下去，因为他既不懂佛学，又不懂宋明理学，果然，下卷始终没能出版。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也只出了上卷，因此，被讥笑为“上卷博士”。
名满天下，谤亦随之。胡适一夜之间暴得大名，风云际会，长袖善舞，不免使人眼花缭乱，也很让一些老冬烘产生了那么一点酸葡萄心理，连梁启超这个“开中国风气之先，文化革新，论功不在孙黄后”的政坛学界风云人物也不惜自低身价，打上门去，对胡适的新著评头品足一番。
1922 年3 月4 日，梁启超应北京大学哲学社的邀请，到北大第三院大礼堂作演讲，题为《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为了扩大影响，梁启超事前在报纸上登了一则启事，大意说，凡是想前往听演讲的当备该书一册，消息一出，商务印书馆所存该书销售一空，向各分馆求援仍然供不应求。
北大哲学系很有几位名教授，而且有“打哲学对台”的传统。
据说在北大红楼的三楼四楼，胡适和梁漱溟便打过哲学对台，西装革履的胡适博士在四楼上“中国哲学史”，布鞋布袜的梁漱溟在三楼上“印度哲学”，场面煞是好看。胡博士讥笑梁先生连电影院都没进去过，怎么可以讲东西文化、印度哲学？梁先生则说胡博士根本不懂啥叫哲学，正犯着孔圣人批判“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毛病。此次演讲，梁启超御驾亲征，自是不同凡响。演讲当天，北大三院大礼堂挤满了听讲或者看热闹的学生。
梁启超的演讲共分九节，前两节简要介绍这次演讲的目的、内容和对胡适著作的总体评价。他认为：“胡先生观察中国古代哲学，全从‘知识论’方面入手……我所要商量的，是论中国古代哲学，是否应以此为唯一之观察点？”接着第三节、第四节，梁启超便对《中国哲学史大纲》展开了具体的批评：“这书第一个缺点，是把思想的来源抹杀得太过了。胡先生在书中说，大凡一种学说，绝不是凭空从天上掉下来的。可惜我们读了胡先生的原著，不免觉得老子、孔子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胡先生的哲学勃兴原因，就只为当时长期战争，人民痛苦。这种论断法，可谓很浅薄而且无稽。胡先生的偏处，在疑古太过；疑古原不失为治学的一种方法，但太过也很生出毛病。
二、风生水起（2）
殊不知讲古代史，若连《尚书》、《左传》都一笔勾销，简直把祖宗遗产荡去一大半。这书第二个缺点，是写时代太不对了。胡先生对于春秋以前的书，只相信一部《诗经》，他自己找一个枯窘题套上自己。胡先生拿《采薇》、《大东》、《伐檀》、《硕鼠》诸诗，指为忧时的孔墨、厌世的庄周、纵欲的杨朱、愤世的许行……思想渊源所从出，简直像是说辛幼安的《摸鱼儿》，姜白石的《暗香》、《疏影》和胡适之的哲学大纲有什么联络关系，岂不可笑？”
梁启超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他的声情并茂、旁征博引的演讲风格深深吸引着学生们。由于准备充分，材料繁富，第一天没讲完，第二天在原场地继续演讲。梁启超头天开讲，胡适是知道的，但他并没有到场，而是忙自己的事情，上午与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等谈该校国文部的改良问题，下午与鲁迅、周作人谈翻译问题，因为他认为，梁启超这样子“打”到门前来，是不通人情世故的表现，他没有必要去自讨无趣。
第二天，胡适原来也不打算理睬梁启超的演讲，但同事张竞生教授劝他不妨到会场听听，一是表示你胡适有从善如流的雅量，二是看看梁启超先生的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也可当面讨论，一较短长嘛。胡适仔细一想，有道理啊，索性来个当面锣对面鼓，看你梁任公怎么说。
胡适便与张竞生一前一后来到北大第三院大礼堂。学生见状，知道今天有好戏看了，场面顿时更加活跃起来。
胡适亲自来捧场，无论如何，梁启超总要给他点面子的。他开场便说：“近年有两部名著，一部是胡适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一部是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哲学家里头能够有这样的产品，真算得国民一种荣誉。”梁启超略为停顿了一下后继续说道：“我所批评的，不敢说都对。假令都对，然而原书的价值并不因此而减损，因为这书自有他的立脚点，他的立脚点很站得住，这书处处表现出著作人的个性，他那敏锐的观察力，致密的组织力，大胆的创造力，都是‘不废江河万古流’。”
做足了铺垫后，梁启超话锋一转，又接着头天的话题继续批评胡适讲孔子、庄子的不当，古今上下，纵横捭阖，一讲就是两个多小时。最后，梁启超总结性地说：“这部书讲墨子、荀子最好，讲孔子、庄子最不好，总说一句，凡关于知识论方面，到处发现石破天惊的伟论，凡关于宇宙观人生观方面，什有九很浅薄或谬误。”讲到这里，梁启超转过头来对胡适说：“适之，你说是不是这样，我没有造谣吧？”
会场里哄堂大笑，梁启超在大家的笑声中结束了演讲。
胡适虽不以为然，但他还是豁达地做了闭会演说。他首先表达对梁启超批评的感谢，并指出中国哲学史正在草创时期，观点不嫌多，有不同的观点对于学术来说反而是好事情。最后，胡适息事宁人地说：“梁先生今天的教训就是使我们知道哲学史上学派的解释是可以有种种不同的观点的。”
在这场不同寻常的演讲中，张竞生见识了梁启超的率真风度，看到了胡适的不俗雅量。作为同事，他感到对胡适又有了深一层的了解。当晚，张竞生还与胡适一起到真光影剧院观看俄国光明歌剧团的演出，剧目叫《有罪的贞女》，其剧情和演技与中国的旧戏一样幼稚可笑，但音乐却远远超过我们的戏剧。
二、风生水起（3）
经过一天的喧嚣，张竞生与胡适都陶醉在俄国歌剧的旋律中。
北大上课是极端自由的，学生对老师的课可上可不上，因为课有好有不好，口味有对有不对，全凭学生的兴趣，老师也不追究。
正像一位美国幽默作家所说的，英国牛津大学的讲书虽然每天都有，然而却是很陈腐的，你去听听也好，不听也没有什么。大约天下的名牌大学差不多都这样。但北大三院大礼堂的讲座却是不能不听的，这里是北大的公共论坛，重大活动和重要演讲都会在这里举行。这一年里，张竞生仿佛与北大三院大礼堂特别有缘。
4 月19 日下午四时，美国节制生育运动的先驱桑格夫人应邀到北京大学演讲《生育制裁的什么与怎样》，为了配合这次演讲，校长蔡元培亲自发布校长启事并主持讲座，安排胡适之担任翻译，张竞生陪同。
桑格夫人是美国节制生育运动的创始人和领导者，也是国际节制生育运动的领袖。她1883 年9 月14 日出生于美国纽约州科宁，年轻时在医院学习护理课程，亲眼目睹了一位女性因为采用不良的方法避孕而最终死亡的过程，下决心要使妇女们从非自愿性怀孕的苦难中解放出来，于是前往欧洲学习，回国后创办了全美第一家节制生育诊所，广为宣传和指导，虽历经磨难，仍在美国四处游说，奔走呼号，八年间为此事入狱多次，但她矢志不渝，不屈不挠地抗争，终于使节制生育运动合法化，并成立了“生育制裁协会”，一时间赞成者多达五万人之众。这次到中国来巡回演讲，目的就是为了推动中国节制生育的实践。
张竞生是提倡计划生育的急先锋，但即使在号称新文化运动中心的北大，他的节制生育的学说及主张似乎也只是一厢情愿的自说自话，在偌大的校园里并未引起些许波澜。这次桑格夫人在三院大礼堂演讲，作为主要陪同者，他看到“听讲的人满坑满谷，四壁有站着的，窗口上有趴着的，甚至把北大三院的窗户桌几都要给挤坏了，热烈之盛况，可以想见”（梁景和：《近代中国陋俗文化嬗变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166 页）。这使张竞生感到振奋：吾道不孤矣，以俟来时。
桑格夫人在演讲时开宗明义地说：“生育制裁的问题，是新社会哲学中的一个中心问题，是精神和文化的要求的表征，不只是经济上的问题。”随后她绘声绘色地宣传节制生育的意义和作用，简明扼要地介绍节制生育的历史和现状，条分缕析地探讨节制生育的内涵和方法，而且亲自演示避孕操作，逐一讲解避孕的方法。桑格夫人说，避孕的方法主要有三种：第一，断欲或节欲法。第二，断种法。包括“用X 光放射男女的生殖器，使种子变弱”以及外科手术的方法。第三，机械的方法。包括男女使用的避孕工具和男性的性交终止法。
桑格夫人在公众场合面前，如此直截了当地谈论性交和节育问题，这是破天荒的事情，使素以首善之区自居的北大学子大开眼界，也给中国思想界以巨大的冲击，顿时引起了轰动，其积极作用不能低估。“中国社会弥漫着的‘性’的玄秘的空气，总算她第一个来打破的！中国从前何尝有人把‘性交’的事拿在大庭广众中演讲的呢？她第一次的演讲，除下了生育节制的种子外，还创造了一种好的态度，使中国人知道‘性’的事情，原来还是值得用科学方法去讨论的啊！”（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商务印书馆，1937 年，第413—414 页）张竞生以陪同的身份参与其事，又以相同的学术主张遥相呼应，很多原来对张竞生的“异端邪说”颇不以为然的人这才对他刮目相看。 。。
二、风生水起（4）
胡适则一边翻译一边惊叹桑格夫人非凡的演说才能，女子演说很少能像她这么富于条理性和感染力的。胡适不禁想起了当年在美国留学时以《新女性》为题写的一首打油诗：头上金丝发，一根都不留。
无非争口气，不是出风头。
生育当裁制，家庭要自由。
头衔“新女性”，别样也风流。
在他眼里，桑格夫人就是这样一位杰出的新女性。
离开北京后，桑格夫人又到南京、上海等地作节制生育的演讲，所到之处，均受到热烈欢迎。在桑格夫人的推动下，节制生育理论在中国开始风起云涌，逐步付诸实践了。这种局面当然是张竞生所乐见的，也为他拓展更为广阔的事业天地奠定了基础。他每天总像打足了气的皮球，不断地向前飞动着。除了搞好教学，参加政治活动、学术活动外，他还亲自指导本校学生进行中国科学史，包括数学、天文、物理、化学、博物等方面的探讨和研究；代表学校出席北京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向当局进行交涉，开展索薪运动；参加本校季刊编辑部，该编辑部共分自然科学组、社会科学组、国学组、文艺组，他与王雪艇、陶孟和、胡适之、蒋梦麟、朱经农、朱迈先、黄右昌、何海秋、周更生、燕召亭、陈惺农、高一涵、张慰慈、李守常、顾孟余、马寅初等十七人被聘为社会科学组的编辑员，负责组稿、投稿和本学科的学术研究活动，这些编辑员都是本学科的学术带头人，不但自己要有学问，还要引导学生的研究兴趣，不但要有与世界学术前沿接轨的学术眼光，对于本国固有的材料，也要具备以新方法新思维进行重新整合的能力。
转眼间，已到了1922 年的年底。这时，传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争取并邀请多时的科学巨匠爱因斯坦将于近期来华访问，并到北京大学作演讲。
爱因斯坦于1879 年3 月14 日出生于德国一个普通的犹太人家庭。他四岁时还不会讲话，保姆骂他是“讨厌的祖宗”；读小学时学习成绩不好，老师说他将“一事无成”！然而，就是这个其貌不扬的丑小鸭，却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永久的尊严与荣耀，被罗素誉为20 世纪最伟大的两位伟人之一。因此，欢迎爱因斯坦就是欢迎科学，各国均以能邀请爱因斯坦到该国讲学为荣。蔡元培一直有邀请爱因斯坦来北大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