暖传给了每个人。
《西路军》 周恩来说：“你们是我军较早的、走在最前面的军事技术学校！”（2）
1939年9月，我们学装甲车的同志，以“参观”的名义，参加了盛世才的联合兵种演习，与盛部装甲车队在一起演习了三天。苏联顾问不断地提出情况，要我们判断和行动。大家都说大开眼界，学到了不少东西，见到了飞机、重炮、装甲车、骑兵，以及用无线电进行通讯联系，真是开了“洋荤”。有的说：“我们西路军要是有这样的武器，在河西走廊就不会失败，一定能战胜敌人，就不会有成千上万的同志牺牲在西北的黄土高原上。”
1939年9月，周恩来副主席去苏联路经迪化，来到新兵营看望我们。他说：“你们是我军较早的、走在最前面的军事技术学校；是种子，是骨干，学不好可不行。”周副主席还来到我们的宿舍里查看内务，说：“你们的学习条件、生活条件很好，要抓紧时间学好，多学习一点；我军还从来没有这样好的条件。党中央一声命令，你们就要上前线去。”我们一听到“上前线”三个字，把目光一齐投向周副主席，兴奋的心怦怦直跳，真想马上问清什么时候，是马上？还是很远？可又觉得实在问不出口。
1939年底考核时，我们驾驶、修理、战术射击等项课目，都取得了良好的成绩。苏联顾问对我们的学习很满意。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我对缴获的敌汽车、坦克、装甲车能开得动、打得响，就是在新兵营学得的技术。
当时我们伙食标准很高，每天油肉丰盛，青菜、豆腐都有保障，常吃抓饭，每星期六还要改善伙食，吃打来的野味。这对繁重的训练起到了物质上的保障作用。
我们新兵营十分注意同盛世才部队的关系，我们见到他们的人，只要是挂武装带的军官，不管大小都主动敬礼，这使他们很受感动。我们和驻地的老百姓关系也很好，群众说：你们这些新兵真好，说话和气得很，客客气气的。那些老兵（指盛部教导团），天一黑就和妇女拉拉扯扯，还是你们这些新兵“亚克西”，从来不和妇女拉拉扯扯。我们的妇女有时和你们新兵讲一句话，你们的脸都红了。的确，我们在两年八个月的时间里，没有一个红军战士犯过群众纪律。
新疆督办盛世才几次来到新兵营。第一次是在1937年的八、九月间，他派出一个骑兵连先到我们的驻地警卫，随后是七八辆小汽车；第二次是1938年的七一；第三次是1939年的八一，我们新兵营开晚会。他是坐小汽车来的，带着他的太太参加了八一晚会。那天，他一到场，先赏了我们每人一万两（十元）银票，并在会上讲了几句话。他说：“鄙人参加这个晚会很荣幸，可惜我没有这个资格！我争取不久的时间里，加入这个行列。”当时我们被他的辞藻蒙蔽了，还给他鼓了掌。晚会上，延安来的几个年轻女教员唱歌跳舞，毛泽民同志表演了魔术。盛世才看了夸赞不已，连连叫好。
盛世才每年有两次大的活动，我们新兵营也前去参加。第一次是四月十二日，是他在新疆取得政权的胜利纪念日；第二次是九一八开运动会。我们每次去，他都让坐在主席台前面的位置上。
李志明、王崇国——
学习坦克，第一道关是先学开汽车。盛世才部队的军官当教官，这些家伙仗着有一套技术，可神气啦，一个个保守得要命，好像把技术传授给对方，对方就会夺去他的金碗似的。你好心地向他请教，他却二腿搁在大腿上，嘴里叼着烟圈，慢腾腾的连嘴也怕张：“这个嘛！慢慢地看，慢慢地看吧……”我们遵照支队部的指示，主动团结他们。发了津贴，除了买点学习用具，会抽烟的连烟也舍不得多买，大家把钱凑在一块儿，买些礼物送给他们。在这个腐朽的军队里，这竟是特效药，有些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但有时候还要故意刁难我们，经常借故不出车，说什么天气不好啦，没有领来油啦，等等。好容易出两台车，教官嘴里叼着烟卷，跷起二郎腿坐在驾驶室里，指挥我们加油、加水、检查、发动，要折腾好半天才开走。大家轮换着开一会儿，屁股还没坐热就开回来了。闹得人手痒痒的，气闷在肚子里干着急。
《西路军》 周恩来说：“你们是我军较早的、走在最前面的军事技术学校！”（3）
旧军队里的教官，野蛮得很，经常骂我们是“笨蛋”、“混蛋”、“土包子”，有的还动手动脚。我们遵照党的指示：“遵守纪律，学好本领”，忍气吞声的学习，尽量不和他们发生冲突。记得有一次驾驶时，我加油不匀，坐在旁边的教官往我腿上就是一拳头，打得我心慌脚乱，低头去看油门踏板，脑壳上又挨了一拳。我真想冒火，但想起了党的期望和学习纪律，竭力克制住自己，继续开着车子行驶。
我们也有最高兴的时候，那要算长途驾驶。从迪化向西北方向的乌苏开去，或者越过达坂城的崇山峻岭，开向天山南麓的吐鲁番盆地。一来回就是好几天，每个人都能连续地开好几个小时。9月，吐鲁番火洲的葡萄熟了，每村每户门首的葡萄架凉荫遮天蔽日，串串无核白葡萄就像珍珠似的挂在绿荫里。这时公路上热辣辣的难受，那些教官一个个把车子扔在公路边，钻进葡萄园里去了，吃完葡萄索性躲进坎儿井里睡觉乘凉。这时候，没有这些家伙打扰，我们就痛痛快快的开上它半天。9月的火洲相当炎热，鸡蛋和面饼放在石头上都能晒熟。赤日似火，戈壁滩上气浪滚滚。我们开着汽车，一点儿也感觉不到热，反而像吃过甜葡萄，全身上下都凉滋滋的，手脚也灵活了，头脑也清醒了。
学完开汽车，接着就学习开坦克。
这里的坦克，只不过是几辆第一次世界大战留下来的旧车子，半天发动不着。盛世才的装甲大队有200多人，装备有轻型和重型两种装甲车，轻装甲车有两挺“德克特拉瓦”机关枪，重型多一门七五公分炮。我们第四排被分配学习装有轻机枪和小炮的装甲车，这就引起了他排同志的羡慕，每天在营房里看见我们学习回来，总要和我们开玩笑：“快看啦，红军的装甲旅来了！”我们听了心里自然高兴，但有时心里也感到不安，觉得学不好就对不住同志们。
这些教官比汽车部队里的教官更反动，其中还混杂特务。他们的官衔比别的部队高，排长一般都是中尉，还有上尉，讲课时洋腔怪调，故意叫我们“坐飞机”，头昏脑涨，不懂还不许发问。每当我们在学习上提出一点要求，教官就把眼一瞪，轻蔑地说：“没学会爬，就想飞起来啦！”那些特务还利用教学机会来刺探我们内部情况。我们没有在任何困难面前低头，教员不好好讲，我们就自己苦心钻研，同志间展开互助，包教保学。上课时每个人都带笔记本，细心听讲，把内容尽量详细的记下来，然后利用休息的时候，大家在一起对着笔记相互参考，相互补充，凑在一起就全面了。疑难问题解答不了，我们可以不吃饭，可以不休息，除非真正弄懂才罢手。
星期天，那些教官和盛世才的学员早就溜到街上喝酒作乐去了，但对我们来讲却是一个最好不过的学习机会。早晨起来，同志们三个一群，五个一堆，拿着笔记本进行讨论。这现象不久就被教官发现了，说什么不遵守坦克学校纪律，还要处罚我们。抓紧时间学习，在旧军队里也是一种罪过啊！
实习那天，大家高兴得跳起来。因为就在今天，我们的一双手就可以摸到盼望已久的装甲车了。谁知道这时候教官的鬼名堂又来了，让从旁边的车门爬上爬下，学了一星期的上车下车动作。就是这样，都是求之不得的啊！我们这些放牛出身的穷孩子，是党培养我们提高了觉悟，学习了文化，如今又学习开坦克，为我军的第一支机械化部队开辟道路，谁打心眼里不激动呢？谁不想找机会多摸摸车子呢，就是呆在旁边多看几眼也痛快呀！
《西路军》 周恩来说：“你们是我军较早的、走在最前面的军事技术学校！”（4）
1939年6月，我们学完了装甲车，准备学习新式坦克，等了好久，根本没有见到新式坦克是个啥样子。支队首长知道那些教官故意拖延时间和我们为难，就组织我们到城西20多里的地方去野营。就在这时候，周恩来副主席由重庆去苏联，经过迪化时专门下飞机来野营地看望我们。周恩来同志给我们分析了国内外的局势，还说，大家学得好，中央都知道，不要看现在底子薄，很快我们就要建立一支自己的特种兵部队。是啊，我们多么希望早日能有一支自己的特种兵部队啊！
王元喜——
我参军时没什么文化，学习汽车挺费劲，在家乡没见过这玩意儿。学习开汽车是在盛世才的汽车局学习，地点在西大桥，后来搬到东门外。开始学习汽车原理，教员在上面画图画，讲解发动机四个行程即吸气、压气、爆发、排气循环。学了三天，还真的没弄懂，我们就起立问教员。教员还不错，很耐心地给我们解答，并把*拿到讲台上，给同学们上下活动。经过一段时间刻苦努力，我搞懂了汽车原理和它的作用。
理论学习一段后转入实际操作。我操作的是苏式汽车吉斯五，教员坐在身旁指挥，如何挂挡、启动。由于我头一次开汽车精神高度紧张，把车子一下子开到沟里去了。老师看我太紧张了，劝我说：“不要慌，把刹车拉着，挂倒挡，慢慢抬脚，少给油，再加一点儿油，车子就动起来了，再挂一挡加速前进。”我细细琢磨了一会儿，又按要领操作了几下，弄懂了开车的要领。经过一段艰苦学习，我们的同志在考试中都得了较好的成绩，普遍在60分至90分之间。苏联教官高兴地用俄语称赞我们“好样的”。
第一期考试后，*中央要求我们学汽车修理，就挑选了20多个人到盛世才汽车管理局西大桥汽车修配厂学修理。我到了工厂，跟一个师傅学拆装引擎。师傅是苏联人，既会俄语又会汉语，对我十分耐心。不久我就入了门，掌握了汽车的毛病。修理厂工人对我们二十几个人给予了热情关怀和指导。有的工人悄悄对我说：“将来你们回延安，我跟你们一块走。”他们知道我们不是盛世才的兵，是红军。
有一天上午来了个电话，通知我们二十几个人到东门外的西路军总支队开会。我们老早赶到指定地点，队伍整理好后，值日排长叫起立，欢迎周恩来副主席讲话。这是我第一次见周副主席。同志们听了周副主席的讲话，信心倍增，表示一定要学好技术和文化，为解放全中国作贡献。
张官朝——
我们新兵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处处维护群众利益，尽力搞好统一战线工作。新兵营指战员官兵平等，穿戴一样。节假日外出或上街总是几个人共同行动，走成一路纵队，风纪严整，买东西不讨价还价，不去馆子乱喝酒，也不在老百姓家乱窜，就是做客也很少。遇到盛世才部队的军官或他们从我们门岗经过，我们对他们行军礼。学习汽车和装甲车的同志行车时遇上有困难的老乡，就让他们搭车，甚至把我们的水和干粮送给老乡们吃喝。碰到盛世才部队或地方的汽车出了毛病，我们就帮他们修，有时还陪他们看守汽车或守夜。天长日久，新疆人民都夸赞我们“亚克西”。我们行军或部队外出，老乡们老远就伸出大拇指，高喊“亚克西！亚克西！”
《西路军》 周恩来说：“你们是我军较早的、走在最前面的军事技术学校！”（5）
1939年9月，周恩来副主席偕邓大姐去苏联治病，专程来新兵营看望我们。周副主席讲完话后，请陈昌浩同志讲话。陈昌浩只说了几句，泪水直流，难过得讲不下去了。他讲话的意思是自己没领导好，使西路军受到了重大牺牲，对不起西路军全体同志，更对不起成千上万的烈士。邓颖超同志接着对我们做了鼓励性的讲话。我记得，我们新兵营的同志是席地而坐。大家见到周副主席，就像见了亲人，他的每句话，每个动作都记在脑子里，事后常常想起，有时还模仿着。
1940年周副主席从苏联回来，第二次来新兵营看望我们。这次周副主席讲了六大政策与三*义方面的问题，并且把三*义与六大政策做了对比。
盛世才那时还算进步，曾三次来新兵营做客。头一次是1938年五一劳动节，他来看我们的演出；第二次是七七抗战两周年，他来看我们的节目；第三次是1939年苏联十月革命节，他参加了我们的纪念活动。第一次盛世才到新兵营来，对我们有点信不过，也有些怕我们，所以戒备森严，跟来了不少警卫，在新兵营周围房上还架了机枪。第二次来时带的人少了些，第三次只带两三个警卫。
炮兵大队
宋承志、王德润——
四大队学炮兵，也叫特科大队。学炮兵之前，约80多人。因为学炮兵对身体条件有一定要求，所以将身体差的同志调到三大队去了。不久又调走了几位文化程度较高的同志到航空队学习，又从总队部调来四位同志，都是首长的警卫人员。这样，从1937年冬至1938年秋这段时间，四大队的人员约60多人。大队下辖两个排，四个班。第一排：一班是野炮班，二班是观测通讯班；第二排：三、四班都是山炮班。每班十人左右，炊事班不到十人。1938年秋，从苏联回国的原东北抗日联军的二十来位同志，编到四大队学炮兵，四大队又有80多人。四大队的领导干部和排、班长在学炮前后有些变动。没有学炮前，大队长是曾玉良，政委是胡鉴。学炮之后，大队长是宋承志，政委仍是胡鉴，胡调走之后政委是邹开盛。
为了教学，我们向盛世才部队借用苏造7．2厘米口径野炮一门，7．62厘米口径山炮两门，炮镜一部，方向盘两部，还有电话机、备复线等。火炮是用马牵引的，全大队有30多匹马。
炮兵大队的学习课程有文化、政治和军事。
文化学习：文化课有语文、数学和地理。文化学习分甲乙两个班。因为学习炮兵射击的需要，炮兵大队特别重视数学课程。甲班学到三角、几何等与炮兵射击有关的部分；乙班学的内容简单一些。教文化课的，先是从干部大队派来的人担任，后来任教的是从延安来的一些知识分子。
政治学习：政治课，主要是学习政治常识、社会发展史、中国近代革命史、中国现代革命史、党的建设、联共（布）党史，以及毛主席当时发表的文章。陈云、邓发、陈潭秋同志都很重视我们的政治学习，他们除了经常给我们作时事、政治报告外，还讲授政治课。黄火青、孔原、冯铉、彭加伦等同志都是政治教员。后来各大队政委也教本大队低级班的政治课。政治学习是主课，抓得很紧，经常进行小、中、大考试。政治课各大队学习的内容基本相同，有时是全总队在一块上大课。
军事学习：四大队主要是学习炮兵，但排以上干部也参加总队统一组织的步兵战术（合成军战术）学习。苏进等同志任教员；还有一个苏联顾问给我们讲军事课，由吉合、常乾坤同志当翻译。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西路军》 周恩来说：“你们是我军较早的、走在最前面的军事技术学校！”（6）
炮兵技术、战术学习，大体分为：火炮、器材操作；炮兵的射击理论、射击法则和射击指挥，炮兵专业战术等。分两个教学班：副班长以上的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