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兵技术、战术学习，大体分为：火炮、器材操作；炮兵的射击理论、射击法则和射击指挥，炮兵专业战术等。分两个教学班：副班长以上的干部学习全部内容（当时大队的正副班长，绝大多数是原部队中的排、连、营级干部）；文化程度低的同志，只学火炮、器材操作、射击基本知识和有关的专业战术。教射击和战术课的教官是苏联顾问，教火炮操作的是新疆军官学校的教官。每年进行两次炮兵实弹射击。
经过两年多的学习，同志们在政治、文化方面都得到了很大提高，炮兵技术训练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这些同志在后来的战争中特别是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不少同志成为我军炮兵部队的团、师干部。
西路军总支队的炮兵队
干部大队
刘鹤孔——
新兵营营部（即总队部）以下编成四个大队和一个干部队，每队约百余人。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同志具体领导各大队工作。
营部是一个单独的伙食单位，主要都是领导干部：李先念、程世才、李卓然、曾传六、黄火青、李特、黄超、郭天民、李天焕等同志。秘书是冯铉、段子俊和李春田等。营部设秘书、参谋、警卫员、油印员、管理员。
中央指示：新兵营要利用我党与盛世才的*关系，在苏联同志的帮助下，组织全体指战员学习军事科学技术和政治文化。新兵营一边学政治、文化，一边学军事技术，主要是学习汽车、炮兵、装甲、无线电等技术。军事顾问是苏联人，叫安德烈，技术人员也是苏联人。
干部大队有连、营、团、师级干部共60余人。苏井观、宋侃夫、王子刚、刘寅等同志也在干部大队学习。队长是潘同，政委是刘鹤孔，刘鹤孔兼支部书记。队部设一个文书、一个事务长、一个理发员、四个炊事员。干部大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政治、文化和军事技术。政治课由陈云、滕代远等同志亲自讲授。学习文化的同志按不同程度编为五个班，每个班十余人，由文化程度较高的同志教课，李特、黄超、苏井观等同志都教文化课。
干部大队还设立一个无线电通讯训练班，抽调原来做过机要工作的青年同志和各大队年轻的有一定文化程度的同志到训练班。这个训练班是在干部大队领导下，由刘寅、王子刚同志负责。教员是由过去从事电台工作的同志担任，有徐明德、荆振昌、郑执中、王玉衡等同志。由于形势发展的需要，干部大队学习不到一年就结束了。有的同志派到苏联学习，有的同志分配到其他大队工作，有的派到新疆省政府和军队中工作。
1938年2月，邓发同志找我个别谈话，说中央决定派些同志去苏联学习专门业务技术，到苏联具体学什么没有详细讲。从新兵营到莫斯科学习的同志共30余人，分两批去。第一批16人，组成临时党支部，我任支部书记。由苏联同志带领，我们16人到了莫斯科，分配在两个学校学习。我们学搞地下情报工作，1939年从学校结业回国路过新疆，第二天就乘飞机到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我被派到上海工作。到苏联学习的同志有的由苏联派回新疆做情报工作，派到甘肃、重庆、香港的也有，有的派回甘肃老君庙油田工作，和我一块回国的董家良同志派到重庆工作。我们16个同志分配在全国各地，担负地下情报工作，绝大部分没有通讯联系，有的同志如董家良牺牲在这条战线上了。
《西路军》 周恩来说：“你们是我军较早的、走在最前面的军事技术学校！”（7）
无线电训练班
徐明德、郑执中——
新兵营前后举办了两期无线电训练班。
第一期训练班1937年8月开始，1938年4月结束。这期训练班的基础是红四方面军原来办的通讯学校，到达迪化后，又把这部分学员重新组织起来，叫通讯训练班，同时吸收了一部分在电台当技术工的同志和几个青年同志，学员不到30人。训练班由刘寅负责，徐明德、王玉衡、王子刚、荆振昌同志任教。经过训练班的培训，学员们的技术水平有很大提高，完全能独立工作。不久，中央将大部分人调回延安，新疆只留了几位骨干。
第二期训练班是1938年六、七月开始的，1939年7月结束。学员来自各个大队，共30人左右，编为三个班一个排，排长俞以仁。训练班与总队卫生所组成一个党支部。一位从苏联来的德国工程师当教员，主要讲解无线电常识、收发报机原理及维修、电报的收发及翻译。上课时练习收发报，只抄收国民党新闻社和延安新华社新闻，抄收快又准确者还得到一些奖励。
学习期间生活待遇比较好。营以上干部津贴每月十块钱，连以下干部三块钱。除了盛世才发津贴外，领事馆（实际上是共产国际）每天还给两毛钱补贴。服装按照盛世才部队标准供应，大概约合百多元，有皮靴、呢大衣、毛衣、棉衣以及被褥等，连及连以下干部发光板皮筒和毡筒。
学员结业后，大部分回延安了，只有几个人留在新疆工作。徐明德和王玉衡同志被派往兰州，随同苏联专家勘察迪化到兰州的桥梁，担任电台的报务工作，只管收发电报和翻译密码。荆振昌被派往苏联在迪化的一个秘密电台工作。
胡正先——
新兵营开办了第一期无线电通讯训练班，把红四方面军原来办的通讯学校或通讯训练队的学员重新组织起来。学员都是有基础的，共20人左右。三局局长宋侃夫给我们上文化课，刘寅负责训练班，教员是王玉衡、郑执中。红四方面军南下天荃、芦山时，我第二次进通讯学校，刘寅就是我们的教员。新兵营第一期训练班上课不多，主要是复习，练习收发报，抄延安新华社和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
我记得第一期训练班的学员有何仁忠、杨大奎、杨家德、高家传、聂鑫、陈大孝、王道益、宋仁望、阙子山、杨永贵、陈继贤、郑如宽等。我们第一期学员1938年初回延安以后，新兵营又办了第二期训练班。
徐明乐是第一期通讯训练班学员，原和我们一起学收发报，徐要求改学汽车，学成后给邓发开车，再后来给陈潭秋开车。汪德祥是第一期通讯训练班学员，挑选航空队学员时，汪和我都被挑选为飞行员。我因感冒，没有去成飞行班。1942年夏天，汪德祥在新疆高家户机场飞特技时，进入螺旋，没有改出来，机毁人亡，牺牲在即将学成之时。
我离开家乡安徽省六安县石板冲参加红军，转战川陕，长征跋涉，西征河西，一路走来，居无定所，从没有机会给家里写信。新疆新兵营比较安定，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我识字不多，写信吃力，刘寅说“我帮你写”。后来听说父亲回了一封信，但我没有见到信，那时我已回了延安，是别人告诉我的。父亲是篾匠，母亲双目失明。我四岁时母亲去世，跟奶奶和父亲过，十岁时奶奶去世后，我给人家放了一年牛，此后跟着父亲串户干活。父亲生在河南，逃荒到了安徽，祖上三代篾匠。我小时在家吃红薯、包米、大米饭，有时缺粮，也吃麦麸子。父亲认为干篾匠没有出息，常对我说：“你愿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参加红军时只有十一二岁，可父亲从来没有反对过。父亲只有我一个儿子，红军没有离开鄂豫皖我在独山县保卫局看守连时，看过我一次。父亲连门都没有进，说说话就走了。那时，保卫局要求严，外人不能接触。我再给父亲写信，见到父亲，已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了。。 最好的txt下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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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长期南征北战，很少有安定的学习环境。大家珍惜新兵营通讯训练班来之不易的学习时间，每一个人都燃烧着热情，争分夺秒，争先恐后。经过培训，大家的技术水平有很大提高，完全能独立工作。我们1938年初结业，由刘寅带队，4月份回到延安。我们是新兵营第一批回延安的，乘苏联援华物资车队的汽车，有两辆车坐着我们的人。
我们的车到兰州，原以为一路顺风，不曾想横生枝节。车队到达兰州黄河铁桥，苏联援华物资车队去交接地卸货。黄河铁桥桥头有国民党哨卡，我们两辆车上的全体人员下车接受检查。
哨兵查问：“车上装的什么？”
我们回答：“一些药品。”
哨兵问：“都是干什么的？”
我们回答：“苏联归国华侨。”
一个哨兵指着我们一位同志突然说：“你在河西抓过我，你是红军，怎么是归国华侨呢？”
刘寅一看不妙，让大家快上车，又给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打了个电话。八办给苏联驻兰州领事馆打了电话。领事馆来了两辆小卧车，一辆在前引导我们，一辆跟在我们车后，一直护送我们到八路军办事处。我们的两辆车顺着路边停在八办门口，苏联领事馆的小卧车一前一后横着停在他们的卡车跟前。国民党特务再没有明着纠缠，但办事处周围增加了不少警察和便衣。为了避免国民党特务的纠缠，我们任何人都不出门。办事处有一栋木结构两层楼，延安来的20多名青年学生住在楼上，我们住下面平房。我们在办事处住了两天，租了一辆汽车坐到西安，又由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派车将我们送到延安。延安来的青年学生，乘我们来时的汽车去新疆。这些学生是延安派往新兵营的教员，其中有六位女青年。
新兵营第一批回延安有搞报务的，有搞医务的，就这两种人。隰启德是搞医务的，和我们一起回到延安。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挺进川陕时，胡曾在医院当护理员，那时隰就是医院院长。
回到延安，我被分到三局五十三分队任报务员，后调到军委二局。日本飞机轰炸延安以后，我们由王家坪搬往安塞，碰上从延安城往王家坪搬的滕代远同志。王家坪是个山沟，比较安全。
滕代远问：“你很面熟，是不是三军团的？”
我说：“我是新疆新兵营的，我们见面是在新疆新兵营。”
军医、兽医
洪耀——
我作为西路军的一名医务人员，随军进驻迪化，被分配在卫生所工作。卫生所的人来自西路军各个部队，水平高低不同。大家对战地救护比较熟悉，但其他医务知识缺乏，有些病看不了。在战争年代，既缺医少药，又没学习条件，我们很是为难。卫生所主要是打针、治治沙眼和头疼脑热小病。稍大点病，有时请苏联医生，有时送迪化医院。动手术之类的事情，我们都做不了。
1937年下半年开始组织医务所，以原有卫生队14名同志为主，其中一名是从苏联回来的。组织工作由原西路军卫生部部长苏井观同志负责。1937年底，苏井观同志随同李先念同志回延安后，由杨锡光同志继任。杨锡光是红五军团卫生部医务主任，苏井观和杨锡光是当时医学专家，早在长征时期他们就已闻名。我是西路军总部野战医院的，对于外伤的救护，稍有些常识，但在西路军中，整天打仗，伤员太多，只能为一些同志进行紧急包扎。
《西路军》 周恩来说：“你们是我军较早的、走在最前面的军事技术学校！”（9）
医务所组建起来后，由于住在总队部，同无线电排一起成立了一个党支部，开始时支部书记是荆振昌，后来是杨锡光。
陈云同志回延安之前动员我们学医，挑选了洪耀（洪贤奎）、肖邦林、朱月辉（朱明辉）、谢流泉（谢华）、周云超五位同志到盛世才的军医学校学习。同时调肖永汉（肖平）、陈浩萍（陈银山）、谢良洪、胡炳孝、易良荣、王明朝六位到新疆兽医学校学习。
我们军医班共40人，主要学习技术。课程有外伤学、战地救护、外科、临床护理、手术等。有时是苏联教官上课，有时是盛世才的教官上课。这些人在当时是有相当水平的，教得好，比较认真。我们五个人在班里学得好，成绩都在前几名。由于延安急需人才，我们没毕业就回延安了。
朱明辉——
1937年底的一天，党代表邓发和杨锡光同志前往新疆盛督办处及军医学校，商定由新兵营医务所抽调11名同志，到新疆军医和兽医学校学习。五名同志到新疆军医学校学习，六名同志到新疆（军办）兽医学校（兽医站）学习。大家到学校报了名，并参加了考试，合格之后才被录取。
1938年1月12日，到军医学校学习的同志正式入学，参加了新疆军医学校举行的开学典礼。学制两年（1938年1月至1940年1月），但我们只学了一年半就毕业了。
迪化军医学校规模不大，学习军医的同志就在这个学校门诊部的眼科、生理、解剖、病理、药物、内科、皮肤、传染等科实习。军医学校的负责人对新兵营的五位同志比较客气，加之这五位同志在学习上刻苦努力，影响也较好。
卫生所与各大队一样，都是直接受工作委员会领导。毕业后，除学兽医的四位同志继续留在迪化工作外，其他七名同志都在1940年2月6日回到延安。
谢良洪——
我当时在二大队学汽车，于1938年5月毕业，不久被调到卫生所学医。延安来的王韵雪、王宪唐、李涛等给我们讲文化课。当时的卫生所所长是红四方面军的卫生部部长苏井观同志。
1939年11月，组织决定让我到盛世才的兽医学校学习，同去的还有肖永汉、王明朝、胡炳孝三人。1940年1月，西路军总支队部分同志返回延安，我急了，直接找到陈潭秋要求回延安。潭秋同志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在这里也是抗日，都走了这里的工作谁做？要听党的话，服从分配，学兽医的同志由你负责。”
1941年11月，我从兽医学校毕业了。前三名都是我们的同志，并得到了钢笔、毛毯的奖励。我被分配到盛世才政府，其他人分配到兽医院工作。兽医学校校长曾参加过东北抗日义勇军，对苏联顾问说：这些人就是不一样，表现好，纪律性强，自觉性高，工作交给他们我就放心了。那时，我曾随苏联顾问跑遍了北疆。一次我从外地回来，与吉合同志一起去看望正在害病的苏联顾问。吉合同志说：“谢良洪同志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顾问夫人大吃一惊。顾问请我们吃饭，深有感触地说：“中国若是都像你们这样的人，日本鬼子根本打不进来。”
1942年3月，潭秋同志通知我：不要再上班了，盛世骐被杀，四一二阅兵式也被取消。我们在外地的人陆续被调回迪化集中，后被盛世才逮捕，投进监狱。
我在迪化苏联领事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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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路军》 周恩来说：“你们是我军较早的、走在最前面的军事技术学校！”（10）
新兵营学习文化，我因左臂上的伤没有好（包座战役时负伤），上级要我去苏联莫斯科治伤，我听到后很高兴，便积极准备赴苏。
过了几天陈云同志给我们做报告，动员大家安下心来学习文化和军事技术。他说，如果文化知识不高，要想做好工作是不行的，要为党做更多的工作或到国外工作更是不行。我听了陈云的讲话，就提出不去苏联治病，留下来继续学习文化。这次学习机会很难得，因此，我在学习中很是积极、认真。经过八个月学习，我的文化水平和认识能力都有很大提高，更加认识到文化的重要性，也越发引起了对学习的兴趣。
1938年2月，组织上决定我到苏联驻迪化领事馆工作，负责联络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