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泉城驻军不少，警察、特务活动也很猖獗。他们便利用各种渠道，广交朋友，打通关系，达到目的。他们利用刘子青岳父的关系结识了一些军警人员，在麻将桌或应酬的酒筵上，从每一个人的谈话中，了解驻军的实力、分布、武器配备，以及党、政、军之间的矛盾，目前的动向等等。
《西路军》 边务处的情报工作（4）
在阎保禄到酒泉之前，边务处在酒泉已建立了情报组，由边务处直接联系，他来后由他直接联系。这个组有三个人：李国芳，化名李香亭，公开身份是商人，与酒泉马家驻军的最高长官马步康私交甚密；鲜明成，在马步康旅部管档案；还有一名姓金的，是马步康的报务员。由于他们的特殊身份，提供了许多颇有价值的情报。李国芳利用与马步康的交情，可随意去马家串门，经常能获得一些重要消息，如召开军事会议，召开党政军警联席会议等等。然后几个人再通过各种渠道，探听会议内容，有时甚至能搞到会议纪要。对于他们送来的情报，阎保禄立即进行筛选、整理，将有价值的部分，电告新疆。有一次姓金的情报员匆匆来告诉他，说能搞到八十二军最新的密电码本，不过得花点钱。花钱也值得，他喜出望外。密码到手后，他立即让交通员送往哈密。姓金的情报员还送来过几分密码电稿，他通过电台及时发往新疆。
1939年初边务处指示他，尽快在酒泉成个家，单身汉常常会引起别人的怀疑，并且指出对象的条件：家在酒泉，本人不大识字，家庭社会联系比较单纯。不久，刘子青通过妻子介绍了一个名叫曾玉清的姑娘，符合组织要求。经过请示同意，他和曾玉清结了婚。他们一家和刘子青一家，都住在店里。店里还有两个来自金塔县农村的学徒。每次发报，都在夜间。学徒因白天劳累，早已睡去。他让妻子曾玉清回娘家去住，或者让她和刘子青的妻子到戏院去看戏，好让他们拍电报。
他们和边务处的电讯联络，虽然避开了一般人的耳目，但无法躲避敌人的侦察电台。1939年下半年，敌人突然一连几天加紧这一带搜查。天一黑，全城*，成队的军警在保甲长的带领下，以查户口为名，挨家挨户地搜。阎保禄当机立断，马上转移电台。
阎保禄托人找了合适的房子，带着电台和妻子搬到了雷子庙巷。他把电台藏在破木箱中，上面堆了许多干辣椒，放在厨房中黑暗的地方，叮嘱妻子不要用箱子里的辣椒。为了防止敌人侦察电台测出他们电台的方位，拍发几次电报后就搬一次家。好在这个家空空如也，只要打起行李卷，把锅碗瓢盆找个箱子一装，借来的几件家具还给人家，就搬走了。他从城南搬到城北，从城东搬到城西，在酒泉城里兜了好几个圈子。
虽然如此，电台还是遇到几次危险。有一次，他们获得一份重要情报，需要及时拍往新疆。他们以打麻将的名义，到了刘子青家里。打过几圈之后，刘子青和妻子到前面铺子里盘货，其实是担任警戒，阎保禄和丁炳南到货物库房中发报。报快要发完时，突然听到紧急的敲门声，夹杂着“开门，开门！查户口”的喊叫声。他们赶快把电台塞进一个空货箱，但已来不及藏到存放电台的地坑里了，就随手搬了一些布匹堆在货箱上。这时，警察和保甲长已经走到院中。怎么办？真是急中生智。丁炳南把他推倒在地，然后抄起一卷布就往外走，嘴里还骂他：“输了牌还想赖账？”他扑上去要把布抢回来，嘴里说：“老子今天没钱，明天给你也不晚，你把我的东西放下！”他们又吵又骂，又撕又打，到了院中。看到保甲长正带着四名警察站在院中，丁猛然甩开他跑过去，说：“你们几位评评理，输了钱不给，想赖账呢！”他也毫不示弱，高声吵：“这家伙想抢我的东西，真他妈的缺德！”刘子青夫妇也跟出来相劝。警察见他们吵闹，很不耐烦。两个警察走过去掀起门帘看，桌上麻将牌零散地摆着，是刚散局的样子，又打开手电筒在库房里看了看，见里面乱糟糟的，便退了出来。他们这里还让保长和警察评理。“去！一边去，少胡缠，谁管你们那些事！”警察转身出去，到隔壁搜查去了。
《西路军》 边务处的情报工作（5）
多次搬家，会引起军警的怀疑，也会引起妻子和她们家人的误会，应该找个更妥当的办法避免突然袭击。他们注意到，每次军警搜查都由保长带领，如果保甲长事先通个信息，那可就保险得多了。阎保禄和刘子青商量，决定由刘出面谋取保长职务。阎保禄分析了刘的有利条件：刘是巡官的女婿，和公职人员交往多，在商界和这一带居民中有声望，再加上请客送礼，取得这一职位是不成问题的。不出所料，刘子青很快被派成酒泉中山镇公所第九甲甲长。他们把电台藏在刘家中。
刘子青当了甲长之后，又出现了个难题。原来国民党从1939年起，一方面要求居民中的青壮年轮流参加“国民兵”训练，作为后备兵源；另一方面要求公务员，包括保甲长、学校教职员，一律要参加国民党，否则轻者丢掉饭碗，重则给戴顶“红帽子”。刘子青当了甲长，如果不加入国民党，不仅会丢掉甲长职务，而且会引起怀疑，牵连到情报站；如果让他加入国民党，则又违反了边务处的纪律。阎保禄反复考虑，为了情报工作顺利开展，经请示边务处同意，让刘子青和其他保甲长一起，用当时的化名刘兆恩，集体参加了国民党。
1940年初，情报站一度陷入困境。在马步康旅部工作的情报员鲜明成和金某某，由于不谨慎被发觉了。幸好他们从别的渠道及时得到消息，在逮捕他们之前，通知他们和李国芳一起秘密撤回新疆。复泉新货栈是新疆商人开的商店。由于盛世才公开打出亲苏亲共的旗号，虽然在国共合作时期，也深为马家和国民党不满，对新疆往来人员严加防范，因此对复泉新货栈自然不会放过。丁炳南又是东北人，更容易使人怀疑是盛世才派来的。一天晚上，军警突然把复泉新货栈团团围住，里里外外仔细搜查了一番。这个事件表明，丁炳南虽然还没有完全暴露，但已成了重点监视的对象。丁炳南以复泉新货栈歇业为名，撤回了新疆。
1940年夏天，边务处又派来两人加强电讯工作。先期到达酒泉的叫武守礼，任电台台长；后到的叫高成兴，任机务员。他们的口音与玉门人相近，就称是玉门人，安排在杂货店当店员。自从李国芳情报组撤回新疆，要获得有价值的情报，也成了问题。他们用重金经常从马步康警卫队一个大个子兵那里购买情报。这个兵是青海回族，作了马步康的卫士，家境甚为贫寒。他们利用他需要钱贴补家用，得到一些马家军的情报。阎保禄利用内兄的结拜兄弟、马步康旅一个姓袁的排长，探听到一些情报。但这些情报比较分散，很不一致，需要认真地分析、补充、核实。好不容易搞到情报，又到了和边务处电台联络的日子。半夜，武守礼和高成兴从刘子青家的炕洞里拿出发报机做试验检查，准备发报，发现没电，干电池受潮失效。因为自丁炳南走后，机器和电池就一直藏在炕洞里，未使用过。虽然有了报务员，却连一次电报也未能发出去。他们只好把情报写成密信，从邮局寄走。
1941年三、四月间，阎保禄奉边务处的指示回新疆汇报工作。他在星星峡见到了王振坤，化名吴南山，任星星峡哈密办事处分处主任。他在哈密见到了刘庆南，化名万友林，任哈密办事处主任。刘庆南、王振坤都是新兵营的战友，与阎保禄同一批去苏联学习。刘庆南私下告诉他，陈培生已不在边务处工作了。边务处人员变动很大，据说一些人被捕了，罪名是“国际间谍”。现在，盛世才的五弟盛世骥兼副处长。
《西路军》 边务处的情报工作（6）
阎保禄回迪化后，去边务处汇报了工作，也讲了不能发报的原因。边务处决定再派一名报务员带上干电池与他同去酒泉，换回武守礼和高成兴。他们到哈密后，停留了几天。刘庆南对他说，现在国际、国内斗争形势非常严峻。德国法西斯蠢蠢欲动，进攻苏联；日本法西斯加紧对我抗日根据地清剿，对国民党诱降；国民党想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对我党我军搞摩擦，加强对各地的控制。因此，除非特别紧急的情报，不要轻易使用电台联系。刘庆南还要他和刘子青不要合营商店，要分开独自经营，以免发生问题，相互影响。
阎保禄回到酒泉后，通知武守礼和高成兴回边务处。他俩雇上骆驼回新疆了。阎在东大街开了家经营土产品的商店，和刘子青的杂货铺分家了。
1943年初，他们发现酒泉马家队伍，军纪较前更加涣散，公然在大街连偷带抢，骚扰老百姓。获得情报说，河西马家队伍将撤回青海，由中央军换防。阎保禄将得到的详细情况，电告新疆。这是他发出的最后几份情报。
马步康部离开酒泉后，他一直等待组织上的指示，但没有得到任何信息。他心急如焚，又不能擅离职守。同年七、八月间，新疆督办公署交通运输科中校科长宛思昌到达酒泉找他，带来了督办公署参谋长汪鸿藻签发的命令，命令要求撤销边务处和各地机构，驻外全部人员回新疆迪化。他将这道命令传达给刘子青和报务员，要大家做好善后工作，携电台坐宛思昌带来的汽车撤回新疆去。
阎保禄和宛思昌私下交谈，探询撤销边务处和调回人员的原因。宛思昌在新疆工作多年，对共产党有一定的认识，对近年来盛世才反苏*的行径很不满意，同情*人员在新疆的遭遇。他悄悄地说：“新疆出了大事。盛世才投靠了国民党，与苏联决裂了，把请来的各部门的苏联顾问、教官全部遣送回国。全疆各地的进步人士也都被抓起来了。边务处的人调回去，也有可能遭到逮捕。我看你最好先别回去，避一避再说。”阎保禄感谢他的忠告，就写了一个请病假的报告，说患病在身，不能长途跋涉，稍好后再回新疆。他把报告交给刘子青，让刘转交上级。刘子青全家和报务员一起回新疆了。
阎保禄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像一只离群的孤雁，日夜盼望能早日回到党的怀抱，重新为党工作。1949年9月25日酒泉解放，他怀着万分喜悦的心情，立即到酒泉军事管制委员会，找到了负责人刘护平，诉说了自己的情况，要求随部队进疆。刘护平曾在新疆被盛世才逮捕，坐过几年监狱，对新疆那时的情况比较了解，很同情他的遭遇，同意他随军的要求。可是，酒泉解放，百事待兴，很需要熟悉情况的干部。考虑再三，他还是留在酒泉，参加了地方工作。
和田办事处
1939年夏，新兵营和盛世才部队进行的联合军事演习结束回营不久，党代表邓发和陈潭秋分别找干部、战士谈话。谈话之后由苏联专家讲话，吉合任翻译。后又召开会议，邓发和陈潭秋讲了话，大意是：为了世界和平、世界和中国革命的胜利，派你们去共产国际学习和工作，今后你们要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和分配，回国后不要再找我们了，见到原来认识的同志，也不要发生组织关系。参加这次会议的有15人：施昌汉、张明敬、荀辛才、夏中庸、谢启侯、刘明让、刘武才、芦友玉、王顺志、杜发树、谭政文、孙士年、刘大礼、杨天云、任寿武等。王顺志、任寿武、刘大礼去苏后因病不能坚持学习，又提前回国了。此前，1938年春，新兵营已派刘庆南、阎保禄等十多名干部战士去共产国际学习情报业务。他们请示党代表邓发，组织关系如何转？邓发回答，组织关系不用转，共产国际知道你们都是*党员。
《西路军》 边务处的情报工作（7）
1939年11月1日起，去苏联学习的人分两批乘飞机离开迪化飞往阿拉木图。全体到达后，改乘火车，经过五天五夜的长途旅行，到达莫斯科郊区的达拉索夫茂密森林中的一所秘密学校。
“欢迎中国同志”的横幅标语，在学校门口张贴着。校长的欢迎词十分热情、亲切。宿舍设备整齐考究，钢丝床、新被褥、新床单、毛毯、鹅毛枕头，还有收音机。体育设备应有尽有，足球、排球、篮球、台球、扑克、沙克玛，还有滑雪器材。他们这些长工、放牛娃出身的红军战士从未见过这么好的生活条件，即使是愿望都觉得遥不可及，十分奢侈。
学习异常紧张。课程有无线电学、侦察学、绘图、摄影、电台用的英语缩语、日语，以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由于他们文化水平低，为学习无线电学又补习了物理、化学、数学等有关知识。无线电收发报业务，要求对收发报机线路图、零部件都能背下来，坏了可以维修，有零件可以装配。他们学习就像在河西走廊鏖战，虽然被动却决不消极避让，虽然坎坷却努力奋勇前行。
学校对他们的生活关怀备至。西服、衬衣、大衣、毛巾、肥皂、牙具，按月按季发给，并给一定的零用钱。做饭的俄罗斯族女青年，为让他们吃的合口，坐火车到60公里外买来东西。谁的饭量减少了，她就及时报告学校，医生就来检查原因。契尔可夫是学校唯一的中国人，原姓刘，山东人，是无线电学的教员兼翻译，对他们更是关心。为了让大家吃上饺子，他亲自动手并发动大家一块做，吃“集体饭”。
凡遇到节日活动，都邀请他们参加，如十月革命节红场的阅兵式、五一国际劳动节、红军建军节、空军节、海军节等等。他们还三次参观了红场上的列宁墓，瞻仰了列宁的遗容。每个星期天都由翻译官菲利波夫陪他们去莫斯科红军大剧院和其他影剧院看文艺演出或电影。1940年初春，他们去红军大剧院看话剧演出。演出即将开始，全场起立，热烈鼓掌，经久不息。这时他们发现包厢中出现了斯大林、莫洛托夫等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夏天，学校让他们去黑海旅游，由翻译官菲利波夫代队。他们从莫斯科运河经过加里宁城到黑海，每站都受到热情接待，伙食标准很高。苏联各族人民对中国人非常亲切，一些极为温煦的场景出现了。在从黑海返回莫斯科的轮船上，有许多已考取莫斯科各大专院校去上学的男女学生和他们同行。学生们特别是女学生非常活泼，都愿意到他们舱中来玩。他们不懂俄语，只好用手势比画，夹杂俄语与学生们交谈。他们中的谢启侯、张明敬学了些俄语，交谈就更热烈了。谈笑风生，唱歌跳舞，船舱里酿发出欢乐友谊的气氛。
他们回校后接到通知，搬到西火尼亚地方和西班牙的同学合校。他们和西班牙同学虽然语言不通，可奋斗目标一致，因此相处得很好。
他们到校后，向校方提出，如何过党组织生活，党费往哪里交？得到的答复是，学校不允许有*的组织活动，在这里的任务就是学习。
1941年春节刚过，他们正式结业。学校举行了欢送会，苏联国防部一名少将参加，在祝酒词中希望他们为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而努力工作。
张明敬、谭政文和杨天云由共产国际派回新疆工作。他们三人从莫斯科坐火车到阿拉木图，改乘飞机到迪化，从机场乘车到边务处总电台。三人住一间宿舍，一个星期不许外出，吃饭按时送来，不去食堂。边务处苏联总教官马兰切夫少将、总电台主任教官瓦尔纳科夫中校和报务主任徐祖德来到宿舍，由徐祖德翻译，接上了组织关系。马兰切夫指示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