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常常是一边咳嗽一边批阅文件。他夜以继日超强度的工作，使新疆财政起死回生，自己的气管炎却更严重了。他仍不辞辛劳，带病卧床叫来部属，当面指示和督促工作。有位科长，在一次出差回来的路上，由于道路崎岖，又逢大雨滂沱，发生了严重的翻车事件。消息传来，正是半夜三更，毛泽民不顾重病缠身，冒着大雨，摸黑赶到现场。大家看他咳嗽吐血，仍全身心投入工作，无不深受感动，口服心服，热泪盈眶，自觉主动地完成各项任务。总务科长，感到厅长公务繁重，身体不好，伙食简单，花钱买了几斤好肉，让他改善生活。他对这位科长说：“我的生活很好，不需要特殊照顾。你这样搞，不符合清廉政策！”并让把肉退还了。
由于过分劳累，病情加重，毛泽民不得不于1939年5月到苏联治病。工友张德胜老人对毛泽民感情很深，日夜盼望厅长早日病愈归来。当毛泽民返回迪化时，张德胜欢喜极了，激动地说：“我到底又看到你了！”他经常赞叹地对别人讲，“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厅长！”
毛泽民到苏联疗养返回新疆后，还有些后遗症，有时感觉腹痛，经盛世才同意，在迪化东郊的水磨沟休养。他住在水磨沟清凉亭上，做饭需要一个火炉。张远凤主张买个石油炉子，由财政厅开支。毛泽民不同意：“我个人休养，为什么让公家买炉子呢？”刘德贺家有个石油炉子，拿出让他使用，他才接受了。
从延安来的财政厅秘书郑亦胜到哈密出差，返回时乘坐飞机。郑知道毛泽民身体不好，特意从哈密带来一桶活鳝鱼送给他。毛泽民收下后对刘德贺几个人说：“今天你们下班后，都来水磨沟，我给你们做鳝鱼吃。”下班之后，几个人乘车一同来到清凉亭。
清凉亭四周，郁郁葱葱，青青翠翠，气蕴温馨而恬静。毛泽民和朱旦华加上来客一共七个人，大家动手共同享受了一次鳝鱼风味。因为只有一个石油炉子，又要做饭又要做汤，大家很晚才吃完回家。第二天早上，盛世才下了一道手谕说，不准毛泽民在水磨沟养病，要他立刻回来，在城内另找适当地方。为了让毛泽民很好养病，刘德贺等到处看房子，只有刘家花园较好，但吃水困难，而且地方偏僻，安全也有问题。毛泽民不让他们找房，决定一边在家养病，一边仍带病办公。
1941年7月30日，吃鳝鱼的时间过去还不到一个月。盛世才以毛泽民有病，财政厅工作繁重为借口，将毛泽民调离财政厅，改任民政厅代厅长，以银行行长藏谷峰兼财政厅代厅长。据说，盛世才接到密报，说毛泽民和几个人在水磨沟开秘密会议，所以做出如上决定。
《西路军》 毛泽民任代厅长（9）
暂缓在新疆使用法币
抗战时期，苏联支持中国，通过新疆霍尔果斯至哈密国际运输线上，向内地运送物资。运费先由新疆垫付，然后由南京政府按期拨付法币。起初，新疆使用旧币（以两为单位），币值法币较高，但在改用以元为单位的新币后（新币一元换旧币2000两）币值又比法币高得多。加之法币大量发行，币值日有跌落，而拨来的法币新疆尚未通用，只好在西安、兰州一带套购物资，运回新疆。陕西、甘肃两省认为这样影响了他们的物价，因此电告蒋介石，请求加以制止。另外，新疆伊犁航空教导队，系苏联为中国培训航空人员而设，许多航空员觉得新疆货多价格又便宜，便想从中捞些油水。他们因新疆不用法币，就从内地捎带美国纸烟，以新币销售，再套购物资，牟取暴利。新疆当局发现这种情况后，就一面提高烟的统税，一面对新来或回去的航空员在新疆境内使用的新币额作出规定。在规定限额内，可用法币一元兑换新币一元，超出此数概不兑换。这样，就限制了航空员的套购，因而航空员大为不满，跑到内地说什么新疆是中国领土，为什么不用法币，法币是国币，应该通用于全国，新疆为什么闹独立而例外？后来，蒋介石来电指示：新疆是中国领土，为了顾全大局，新疆应通用法币，并将通用日期电告中央等等。
盛世才接到电报后，将原电交毛泽民、藏谷峰两人核议。
藏谷峰对毛泽民说：“我一点办法也没有，还是我执笔，你定调子，看这出戏如何唱法？”
毛泽民考虑后说：“我的意见：一、新疆是多民族地区，少数民族都不识汉字，尤其是农民及边远牧民，更不懂汉字，因此新疆币票面印有维、蒙各族文字。而法币上全是汉字，票面又多种多样，少数民族不易识别，一些人难免从中捣鬼，不但人民易遭受损失，市场也容易乱。同时，若帝国主义者伪造法币，鱼目混珠，则贻害更不堪设想。二、目前情况，新疆币值比较稳定，而法币币值一再毛荒，新疆若使用法币，则新疆新币也必将受到影响，或发生毛荒，或影响币值，按比率计算将使新疆财政金融遭受很大困难。这种情况，对中央无所裨益，对新疆更加不利。又如新疆新币，在某种情况下可以买到苏方货物，若使用法币则失去这种便利。三、新疆垫付运费，一切垫付和过去多次代中央向苏方购买汽油和飞机油，其中有用土产换的也有用新币买的，但在中央还垫款时一律拨发法币，虽然两种币值有着差距，但为顾全大局，新疆仍是勉为其难，承担损失。新疆仅有400万人口，若在币值上再受到更大压力，实在无法承担。四、今后，新疆一律改用法币，固然属于统一币制或改革币制问题，但若使用法币后，在法币贬值的情况下，全疆收支预决算必将出现大量赤字，中央是否能为弥补？根据以上理由，我们的意见是，暂仍维持现状，到抗战胜利后，币值趋于稳定，再行统筹解决。”
最后，藏谷峰依据上述理由，拟写成电文，亲自送到督办公署，由盛世才审阅同意后，发出电报，请暂缓在新疆使用法币。
“周彬是一位好厅长！”
毛泽民上任民政厅代厅长，采取的第一个民政措施，就是坚决废除压在农民头上的“农官乡约”制。
新疆地处边疆，又是兄弟民族聚居区，长期处在封建统治下。农村实行的“农官乡约”制，就是维护封建统治的基础。“农官乡约”为当时农村官员的总称。当时在各族人民中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农官下了乡，农民家遭殃，马不吃高粱（吃包谷），人不守空房。”毛泽民深入民间，体察民情，参照*抗日根据地实行的*选举办法，亲自起草了《新疆省区、村制组织章程》，经省政府批准，于1941年11月1日公布施行。《章程》共八章三十五条，主要精神：一要*选举区、村长；二要选出“名望素孚办事公正”之人。为了使《章程》切实地付诸实施，毛泽民组织力量，做了大量的宣传、教育工作。在他的领导下，先后举办了政治干部训练班、文教干部训练班、区村长训练班。他还亲自编写了《区、村长须知讲义》发到各地，作为学习讲授的材料，有时还亲自宣讲。一场轰轰烈烈的*选举运动在全疆普遍展开了，各族人民第一次享受到*选举权利。选举工作结束后，民政厅给新当选的区长、村长颁发了证书。这些区、村长拿到证书，理直气壮地走马上任，带领各族群众发展生产，建设新疆。 。 想看书来
《西路军》 毛泽民任代厅长（10）
毛泽民仁德宽厚，心地的广阔与善良是非常具体的，他领导建立和健全救济院的工作深得民心。1941年8月12日，毛泽民到迪化救济院视察，和贫苦的孤寡老人、盲聋哑人促膝谈心，了解情况，倾听意见，帮助解决实际困难。他根据亲身调查和各救济院报来的情况，了解到救济院数量少，现有各救济院制度不健全，管理不善等问题。为此，他亲拟了《救济院整理大纲》，于1941年10月31日公布。《大纲》对救济院的分布，收容贫民的标准，经费给养等方面做了明确规定。决定在迪化、塔城、承化（今阿勒泰）、绥来（今玛纳斯）、伊宁、奇台、哈密、库车、焉耆、阿克苏、疏附、莎车、和硕、吐鲁番、于田、叶城、且末等区、县设立救济院共72所。救济院收容无家可归的鳏寡孤独，除政府发给每人每月30斤面粉外，还有菜金、剃头、沐浴、服装和文化教育等费用，还组织他们从事力所能及的劳动，如缝纫、补鞋、编筐、编抬把、扎扫把、做粗木器及小孩玩具，制作公文信纸信封，养鸡、养羊、养牛、种瓜果、蔬菜等。这既增加了救济院的收入，改善了院民的生活，也有利于他们的身心健康。迪化东门外救济院的福利生产搞得很红火，蔬菜瓜果自给有余，每当瓜果蔬菜成熟的时候，他们总要送一些到民政厅，请“周厅长”品尝他们的劳动成果。毛泽民十分高兴地收下，加倍付钱给他们，以鼓励他们自食其力的精神。各族群众齐口称赞“周彬是一位好厅长”。
当时，民政厅掌管卫生部门。由于医务人员缺乏，除行政区有医院、药房外，各县的医务设备是一无所有。所有民间疾病，主要靠私营中医治疗，私营中药铺供应药物，有些小县连中医和中药都没有。毛泽民多次亲临省医院、省药房视察，设法增加和完善医疗设备，改善病房条件。他花费了许多心血，从苏联进口了一台X光机，拨给迪化医院。1942年全疆已有医院13所，药房4所，诊疗所16所，医药专业学院一所。其中，莎车、焉耆两地的医院，奇台、鄯善、库车、温泉四个县的诊疗所，喀什、阿山的两个药房都是在毛泽民的关怀和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毛泽民了解到温泉县有18眼温泉，泉水可以治病的情况后，决定把温泉建成疗养区，给温泉县投资了10万多元，设立了诊疗所，配备了医生、医疗器械，使温泉造福于人民，成为当时新疆远近闻名的疗养地。
毛泽民非常注重培养医药专业人才。他在迪化设立短期医训班，速成地培养医务人员。他指定当时由苏联留学回来的刘德俊大夫，担任讲师。虽然毛泽民在民政厅工作的时间不长，但这个短期医训班逐年扩大。喀什少数民族医务人员很少，毛泽民提出由喀什医院办一个训练班，为各县培养专业医务人才。在毛泽民的关怀和支持下，训练班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筹备开学了，培养了一批少数民族医务人员。毛泽民还筹办了药剂培训班，参加了药剂训练班毕业典礼，与全体学员合影留念，还为他们题词：“新政府培养下的医药干部要切实担负起新政府所赋予对全疆民众保健使命以期在胜利的基础上争取保健事业更高的发展。”
新疆妇女生孩子都用旧法，产妇、婴儿丧命的不少。为了保护产妇和婴儿的生命安全，毛泽民提出，医院设妇产科，配备妇产大夫、女护理。仅迪化医院就有114名女医护人员。毛泽民还亲自宣传新接生法的好处，动员产妇到医院分娩。全疆召开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毛泽民在会上作报告时还专门讲了新接生法的好处。他说：“新政府对儿童保健特别注意，不仅在各医院设有专门小儿科诊断室，聘有专门小儿科大夫为之看病，如遇着病重的儿童，连母亲也留在医院带着小孩陪诊，直至病好才一同出院，不花任何一文钱。”毛泽民还动员妇女发挥“特别细心、耐心和慈爱的天性”，参加医药工作，实现妇女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解放。
1942年2月间，伊犁和新源两县发生了斑疹伤寒。当时，毛泽民心脏病和支气管炎发作，正躺在床上。他得知这一情况，立即组织了两个医疗队，委派副厅长马云文和专家率队前往。为了加强卫生防疫工作，他在病床上伏枕起草了一份2000多字的《给全疆医务人员的指示》。公务员看到厅长病得这样厉害，还专注地执著于工作，执著于各族群众的安危，止不住流下了热泪。这次新疆西部流行斑疹伤寒，由于防治及时，措施得力，很快制止了蔓延，大大减少了人口的死亡。
马云文副厅长是回族，是留苏学生，因得罪盛世才于1942年5月30日被捕。他的家属突然被不幸推入无边无际的黑色灾难的深渊，挨着以泪洗面的日子。毛泽民即派人给他的家属送去了马云文六、七两个月的工资，使马的家属没有断炊。马云文得知此事十分感动。
1942年2月初，盛世才指定毛泽民及王宝乾参加复审“阿山案”审判委员会。陈潭秋、毛泽民等经过慎重研究并请示*中央后，决定毛泽民在审判结束签字时附加下述意见：“本席没有参加全部审判”，“对牵涉苏联公民一节，该犯所提供之口供与犯罪证据，其确实性如何，本席不能作任何结论，并认为仅据此不能证实苏联公民之犯罪行为。”这自然引起盛世才的震怒。
陈潭秋在给*中央的电报中说：“在讨论阿山案总结时，因王（王宝乾，联*员）、周（周彬，毛泽民化名）坚持要附注意见，督办首先同意，后经人怂恿决定不做总结，也不要附注意见（因附注意见就等于推翻全部审讯），仅在最后口供上签字。事后王、周仍要将附注的意见用书面送给督办。周彬受到督办严厉申斥，说他不忠实于政府，并责问周彬这样做依仗什么人的势力，是不是自己的意思。”陈潭秋在给*中央的电报中还说，“显然的，反苏阴谋家在阿山案件中布置的阴谋是失败了，不过周彬以后的处境更加困难，可能遭受更多的打击，我已嘱其谨慎镇静忍耐与应付可能的打击。”
这年的秋天来得快。窗外，一帘秋风梦一样吹拂，萧瑟日渐浓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