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庆幸父亲熬过难关了。不想1914年6月5日起，其父略有寒热，那年天气酷热，不宜于调养，又一直没有请医生诊治，一直到初十以后，才请慈城保黎医院吴莲艇医生每天诊治，断为伤寒。至17日起病加重，这一天夜里，陈布雷梦中似乎有人以草绳缚他身子，大呼而醒，不敢复睡。及19日夜9时，陈依仁气促痰塞，陈布雷伏在床前，陈依仁握着陈布雷的手，瞠目直视，发音模糊，两只眼眶中，泪迹莹然，陈布雷不禁哭出声来。陈依仁握着陈布雷的手，再三屈曲陈布雷的拇指及食指。陈布雷不解其意，最后高声问道：“父亲，是否家事及宗族之事？儿必放下其他一切事业努力承当。”陈依仁微微颔首死去。
陈依仁殁时，陈布雷的妻子杨宏农正住慈城保黎医院做产，听到噩耗，即抱着弥月的孩子返家奔丧。
陈布雷父亲死后，弟妹众多，又均年幼，一个大家庭的担子全落在他的肩上。陈布雷少年时一直在外读书，居家日少，即使假日回家，其父亲也叫他独处书房读书，不问家务，因此柴米油盐，簿籍会计，他根本不知道。而现在要管这一大摊子家务，他只好辞去教职，花了两个月时间，学习珠算，整理各种账册，还请了一个助手帮忙。陈依仁死后，陈布雷的后母叫杨宏农当家，杨宏农年轻胆怯，不敢接受，后来陈布雷的外舅说：“长房长媳理该当家。”始涕泣受命。那一年，陈布雷夫妇俩骤承家务，繁忙异常，忧伤抑郁，笔墨书籍几乎一概摒绝。
陈布雷在家乡住了几天，忽然听到余姚那边有人来说：王世和带了两营侍卫队从杭州步行到达百官后，在百官乘上火车到宁波来保卫蒋总司令，谁知车过余姚，有两个连下了车，到余姚城内把银行劫掠一空，拖枪拉上四明山当“山大王”去了。
“唉！”陈布雷喟然长叹。他想，这样你争我夺，算什么国民革命！但是当他想到蒋介石知遇之恩时，又不禁心中热血沸腾。这时，他的妻子王允默温言劝他：“我看你这几天心情甚为不好。听说阳觉殿刚修过，风景十分秀丽，何不到彼处一游，酷暑苦热，山上风凉，权当避暑如何？”
陈布雷是知道这个地方的。它坐落在离二六市不远的大霖山上，北依三湖，即三北平原的杜湖、白洋湖、上林湖；面对姚江，自然环境险要，素有“江南小水泊”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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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乡忆旧惟正统（2）
大霖山脉由西北向东南，海拔四百多米，为慈西和三北平原的一条分水岭，隔姚江与四明山对峙。那里岭脉逶迤，山岚萦绕，万壑风雷，拍天松涛。陈布雷与王允默是坐着轿子去的，但到了山上则是步行的。他俩登上绝顶，鸟瞰景色，只见峰峦叠嶂，磊头涌起，千岩竞奇，龙腾虎跃。他向南远眺，姚江宛若一条银白绸带，自西向东飘然而去；朝北观望，惟见三北平原浩浩无垠，伸向杭州湾海天深处。
“这阳觉殿，亦称阳觉寺，也叫羊角殿。”陈布雷对王允默介绍说：“像你们镇海的阿育王寺和灵峰寺一样，它创建于元代至正年间，明万历时改建。据说昔有名士袁充曾隐居于此，故有‘清隐庵’之称。”
“那么为何称羊角殿呢？”王允默也是一个知书达礼的女子，她问。
“因庵前有田似羊角，俗称羊角殿庵。确实是一个隐居的好地方啊！自蒋先生下野，我回家小住，真如释重负，如能来这里读书，清静悠闲，摆脱俗务，那多好啊！”
王允默看到陈布雷兴致很好，也凑趣道：“那么你何不来此栖息读书？”
“唉！”陈布雷轻轻叹了一口气，“身不由己啊！蒋先生一旦出山，他一定要找我……何况这地方也不是久留之地，山势险恶，历来乃盗贼出没之所。”陈布雷想到王世和两个连队拖枪上山之事了。
不错，这羊角殿——阳觉殿，历来为农民造反聚义之处。明代隆庆年间，三北阮来成等好汉，联合民众聚义于此；他们结寨练兵，反暴安良，抗拒官府。康熙四十六年，嵊县人张廿一、张廿二兄弟为首，湖州施文远为军师，聚众百余于羊角殿。曹雪芹的舅公李煦当时任宁波知府，他向康熙奏折中陈述：“闻浙江四明山有贼……聚宁波慈溪羊角殿地方……”
陈布雷和王允默游玩了羊角殿。因为这里刚经过较大维修，殿宇画檐飞栋，金碧生辉，正殿全部是橙黄色筒形琉璃瓦，那“大霖禅寺”的匾额更是金光闪闪。陈布雷夫妇走遍了一寺二殿三院六堂：大霖禅寺、天王殿、罗汉殿、葛仙院、韦驮院、观音院、佛堂、斋堂、灶堂、库房、客堂、禅房，都一色新修，整洁清静。
陈布雷不觉吟道：
万壑松涛万竹烟，摩崖直欲挹青天。
步穿险蹬云双履，笑破浓萝绿一肩。
僧住人踪不到寺，谷攀鸟道偶寻禅。
数声清磐冈峦回，澹却维扬鹤背钱。
“你很高兴，今天竟作起诗来了。”王允默说。
“不是我写的，这是明袁宏道所作，他在江苏吴县任县令时，欲写《徐文长传》，为考察徐渭生平，专访过浙东，曾登上阳觉寺，触景生情，写下了这一首诗。”陈布雷说。他们尽兴回到了官桥家里，这时张群派人来找陈布雷，问：“布雷先生能否跟蒋先生同行赴日本？”
陈布雷的雅兴顿时一扫而光，讷讷地说：“请回复岳军先生，我不谙日语，恐不能于蒋先生此行有补。”
只愿任先生的私人秘书
1927年10月，陈布雷又到了上海，任《时事新报》特约撰述。这时，蒋介石出国去了。蒋介石赴日本，除了政治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去追宋三小姐的倩影。他已经与宋美龄相识四五年了，彼此心心相印，惟宋老太太不同意，因为蒋介石有元配夫人毛氏。蒋蒋宋结婚照介石这次下野回家与毛氏名义上离了婚。这些事，陈布雷是知道的，但他认为一个伟人，这种生活琐事是免不了的。蒋介石从日本回来后，与宋美龄办了婚事，1928年1月，回到南京，又上了台，准备继续北伐。蒋介石当然没有忘记把陈布雷也约到了南京。
陈布雷开始住在南京铁汤池蒋公馆，过了十来天，搬到总部西花厅，蒋介石特地向他介绍说：“此为昔日曾文正公所居之处也。”陈布雷肃然起敬，他对曾国藩也是崇拜的。蒋介石有意任陈布雷为总部秘书长，让陈立夫转询。陈布雷婉言辞谢。
陈立夫回报蒋介石：“蒋先生，陈布雷一介书生，公务繁剧，怕不能胜任，就不必勉强他担任这种要职吧！”
蒋介石后来索性自己问陈布雷：“愿担任何种职务，你自己选择吧！”
“我的初愿在以新闻事业为终身职业，若不可得，则愿任先生的私人秘书。位不必高，禄不必厚，但求能有涓滴之助。机关重职，则非所胜。”
蒋介石笑笑说：“怎么可以屈你做我的私人秘书呢？”他想了一想说：“布雷先生，你是否愿意任《中央日报》主笔？”
“蒋先生，听说《中央日报》已有彭学沛主持编辑，成绩甚佳，我怎可取代。我还是回沪上，《时事新报》曾约过我。”
“嗯，布雷先生，这样也好。你有什么困难，以后尽管来找我。”蒋介石似乎有点恋恋不舍的样子。“我将出发到徐州去，有什么事可以电告我。”
陈布雷遂入《时事新报》任总主笔，主持社论。他又兼办“戊辰通讯社”，安插《商报》旧人。又与戴季陶、邵力子、周佛海、陈果夫等创办《新生命月刊》。
陈布雷在《时事新报》主持笔政，但是连他自己也感到不复如在《商报》时敏锐。他说：“余所撰者，一以完成革命救国为立场，故措辞必力求平实，一般以为不及在《商报》时之勇敢，然中央诸公则以为如此宣传，在统一国民见解上较为有效也。”
1928年5月3日济南惨案发生后。陈布雷撰写了《暴日膺惩》一文，揭露日本军阀阻挠我国民革命军，陈师鲁境，辱我官吏，残我民众。但是陈布雷又想：“北洋军阀未除，国内尚未统一，何能对外开战？”于是转移论锋，提出“统一第一”的口号，督促国民革命军一意北伐，要求“国民忍辱负重，彻底图强”。陈布雷的言论已逐渐和他的为人一样，带上了稳健温和的色彩。读者不复以辛亥革命时的“布雷”和“五卅”运动时的“畏垒”看他了，人们已经把他当成蒋介石的代言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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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祭告孙总理（1）
1928年5月中旬，独立第8师在国民革命军第4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的率领下，沿京汉线北上，5月底和李品仙、廖磊各军一起克复保定，张作霖率奉军向山海关外撤退，白崇禧与国民革命军第3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联袂进入北京。
1928年6月14日，蒋介石派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参议何成浚于6月22日来到北平，把行营公署设在东城铁狮子胡同。6月26日，蒋介石偕同总部参谋长李济深，中委吴稚晖、戴季陶、李烈钧、张静江、张群等从南京乘军舰西上，28日到了汉口。30日晚，李宗仁也跟随北上，7月1日到达郑州，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从新乡到郑州车站迎接，次日，亦随同蒋介石北上。7月3日，蒋介石一行人到了北平。
蒋介石在南京出发之前就把陈布雷请来，带着“文胆”一起北上。陈布雷与蒋介石同在一列专车上，朝夕相处。蒋介石这一次想叫陈布雷写一篇《祭告总理文》。因为孙中山先生的灵柩还寄在北平香山碧云寺内，各方要人都要祭告孙总理。这一篇祭文非同一般，蒋介石对陈布雷讲：“一定要写得有声有色，有情有文。要使人动心。当然，要把中正这几年的苦心表达出来。”
陈布雷对这个任务倒是乐于完成的，因为他对孙中山是敬仰的，虽然没有直接聆听过教诲，但是从他堂兄陈屺怀口中得知，从宁波赵林士弟兄口中得知，中山先生之伟大人格，确实四海景仰。1916年中山先生也到过宁波，给赵林士兄弟题过字；在宁波四中、也就是陈布雷的母校，作过演讲，可惜当时陈布雷未能亲自见到，很是遗憾。他写了一个文章的开头：
维中华民国十七年七月六日，国民革命军既奠北平，弟子蒋中正、谨诣香山碧云寺，致祭我总理孙先生之灵曰：溯自我总理之溘逝，于今已三年矣。中正昔侍总理，亲承提命之殷，寄以非常之任……方总理哀耗抵粤之时，正中正铲除陈逆（陈炯明）驻军兴宁之日……中正服务在军，病不能亲药饵，殁不及视殡殓……三年之间，本党基础濒于危亡者，先后五次；革命势力几于覆没者，凡十五次……
蒋介石看了这开头的一段话，连连称赞说：“不错，如读《陈情表》，令人悲痛。”
陈布雷道：“蒋先生，就是有一点很难写。孙总理提倡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现在我们清共，这，这……”
“中共背弃服从三民主义之誓言，压迫我党，恣意捣乱，所以我们才有清共之举。”蒋介石说：“这是第一点要告先总理在天之灵的，以下你就自己写吧！但是有一点要特别强调，这就是要裁兵，国家养不起这么多兵，现在军事时期过去了，要大大裁兵，削弱诸侯！”
陈布雷于是又握笔疾书：
我总理昔日为集中革命势力而容共，为联合平等待我之民族而联俄，乃自总理逝世，中国共产党竟背弃服从三民主义之前言，压迫本党，恣行捣乱，破坏革命，加害民生。我同志为保持国民革命之目的，于是有去年四月清共之举……凡兹政策之变更，皆经同志反复考虑，认为无背于总理之遗教……
陈布雷写到这里，觉得说服力不强，因为除了听到湖南“痞子运动”过火外，似乎其他捣乱之举还未听到过。他托腮搁笔，沉思许久后，只好继续加上：
然使总理迄今健在，###当不致逞如是之狡谋，人民庶可免蹂躏之浩劫。是则我总理之中道殂谢，奚止国民革命之不幸。令总理既不可复生，而全国同胞困穷凋敝之余，又何堪再受无谓之牺牲？……此中正所兢兢自勉，以勉同志，敢为我总理告者一也……
1928年7月，蒋介石率各集团军总司令在北京西山告祭孙中山灵，前排左起：冯玉祥、蒋介石、李宗仁这篇祭文写了洋洋2500余字，确实绞尽了陈布雷的脑汁。蒋介石还未到北平，已经去了电报给行营主任何成浚，要何在碧云寺预备行寓，说不能住在城内，还说：“当此革命尚未成功，总理灵榇尚未安葬，万不可筹备欢迎，以忘国难。”何成浚接到电报，立刻派人查勘通往香山碧云寺的道路以及住所，道路稍加修理即可使用，住房稍加整刷，也可居住，“但是离市内太远，办公不便，且安全也有问题。”何成浚想：“还是安排蒋住在中南海，但是在外面要大事宣传，蒋总司令欲住碧云寺。”
北平祭告孙总理（2）
7月6日上午8时，蒋介石偕同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李烈钧、吴稚晖、戴季陶、张静江、张群、白崇禧、鹿钟麟等30余人去碧云寺。陈布雷当然随行。在众多的黄呢戎装、长袍马褂中，有两个人显得很特别，一个是陈布雷，一袭布衣；一个是冯玉祥，一套布军装。
蒋介石主祭，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襄祭。当司仪宣布祭告典礼开始，全体肃立，“向总理三鞠躬”时，蒋介石忽然抚棺大哭，李宗仁、戴季陶也随之大哭，吴稚晖则大声嚎陶，其他人也频频揩泪，陈布雷也不断拭泪。接着是宣读祭文，就是陈布雷的大作了。听的人开始是泣声不断，但是当听到告总理第六点时，泣声没有了，全场肃然。祭文说：本党为解放民众而革命，破坏期间，民众已饱受不可免之牺牲。军事既终，苦于军队问题，无适当之解决，不独国家财政，不胜巨额军费之负担，人民膏血不能再应无量之供求，而以二百万少壮同胞之劳力，悉令弃置于不生产之军队生活，尤为社会经济之损失。我总理昔当军阀未除，尚以实行裁兵，望国内军阀之觉悟，所定化兵为工之政策，博大仁慈，昭垂天下。今北伐完成……确定兵额，分别裁留……此实千载一时之良机也。……此中正所兢兢自勉，誓以全力督促武装同志，务底不成……冯玉祥的脸色立刻反映出来，阎锡山也有不满之色。陈布雷有点担心，可是蒋介石却很得意，也很镇静。
7月8日，蒋介石在北平行营果然召开了善后裁兵会议。蒋介石的理由冠冕堂皇：
“……完成革命最要紧的问题厥惟裁兵，用于筑路、治水、开垦及采矿等方面。”他说：“裁兵之前先成立编遣委员会。”他提出了一套裁兵计划和裁留标准。
冯玉祥先发言说：“总司令提出裁兵，无可非议，但是裁遣对象，首先应该是总司令收编的吴佩孚、孙传芳、张宗昌的20万部队，不应先裁北伐有功的部队。况且奉系还占据着东北三省，应待东北问题解决后，再裁遣也未迟。”
阎锡山不动声色，慢条斯理地说：“焕章说得对，东北三省尚未解决，裁兵应从长计议。”
李宗仁不慌不忙地说：“裁兵禆利于民，势在必行，但焕章兄所言也甚为有理。”
最后，冯玉祥说起笑话来：“喔，总司令老弟，你的兵天天大鱼大肉大米饭吃着，身体有多棒，裁弱留强，当然得留你的兵了。希望也给我们留几个窝窝头、一两块老腌咸菜啃吧，不然，就要把我们饿坏了。”
蒋介石用手指着冯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