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年在此一小岛练兵，而得统一中国，将来本此精神，与日本抗战到底，我相信亦可胜利。”
陈布雷顺便汇报：“蒋先生，俞国华从清华毕业后来这里，请示分配何职？”
蒋介石感慨地说：“国华来了吗，好，好。国华的父亲俞作屏与我同乡又是留日同学，因公死于北伐时期淡水县长任上。我资助国华上学，今已学成，报效国家。就分在汪日章组里，任上尉书记吧！”
1936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的50岁生日。事先，全国发起献机祝寿，南京还将举办盛大庆祝。蒋介石意欲避寿，对陈布雷说：
“这样太铺张了不好，我只有避开，决意作华山之游。这个消息要保密，不能告诉任何人。远行太苦，你不必同行了。请你为我写一篇文章，题目叫做《报国与思亲》，在我生日前发表。这篇文章要突出忠、孝两字，要写得有感情，像读《陈情表》一样，不流泪者非孝子也；像读《出师表》一样，不感动者非忠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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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广事变：《报国与思亲》（2）
陈布雷躲到上海福康里家中，闭门造车。但陈布雷写这篇文章时确实倾注了感情，当他写到“勿慑于强暴以馁其气，勿狃于急效而乱其心”，须“刻苦自强，精诚贯彻，共同一致，以报我民族于千秋万世”时，自己也禁不住眼眶湿了。
陈布雷把这篇文章寄到华山，蒋介石又叫邵力子、叶楚伧两人酌加一段而后发表。
10月30日，陈布雷飞到洛阳祝寿。蒋介石这时已到了洛阳，张学良也来洛阳祝寿。蒋介石心中很烦，对陈布雷说：
“张汉卿如此无识，可为心痛。”
“七君子”获救后，在爱国老人马相伯家合影。右起：李公朴、王造时、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史良、章乃器、沙千里陈布雷通常是不向蒋问“为什么”的，因为这与上下级尊卑不合。但是蒋介石看到陈的眼色知道陈有疑问，随即说：
“张汉卿力陈与共方妥协意见，并谓军事家只有胜、败、降三个处置。我力斥其降字无意义，并问其在何书找到降字之处？张汉卿要求带兵抗日，不愿剿共，此其作事无最后五分钟之坚定力也。亦不知作事应有阶段，告一段落，始可换另一段落，连始终本末与节次之理也不懂。”
蒋介石这时心情暴躁，因为又发生了“七君子”案。沈钧儒等“七君子”被拘后，引起全国极大反响，打电报来抗议、营救的连日不断。陈布雷感到很为难。蒋介石指示：“以严正剀切之词复之。”同时又叫陈布雷撰写一篇《肃清汉奸与扑灭奸匪》，竟然把红军与汉奸相提并论。这真使陈布雷两手发抖，因为把红军与汉奸等同，这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可是陈布雷还是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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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陈布雷忧愤交集（1）
1936年12月上旬。
陈布雷随蒋介石在洛阳巡视。身体衰弱的陈布雷因为水土不服，劳累过度，患了肠炎。戴笠也从南京赶来，因为有一个重要的情报要向蒋介石报告。陈布雷勉强支起病体，听戴笠向蒋介石的报告。
戴说：“校长，根据陕西站站长江雄风紧急情报报称，张学良与陕北的###某一负责人正在进行秘密接触，内容不得而知。又据西北‘剿总’第三科科长王新衡报告，张学良与中共某要人确有接触。”
“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谈些什么？”蒋介石仔细问。
“学生已经指示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弄清详细情况。”
“有新的情况随时报告，”蒋介石说：“要严加保密。”正在这时侍从室又拿来一个电报，是张学良亲自打给蒋介石的。陈布雷把电报呈送给蒋介石。蒋介石一看是张学良对他指责进剿陕北红军不力的说明，并说明军队内部情形复杂，请求蒋介石亲临西安召集干部面予训勉，以安定军心，重振士气。
陈布雷心中格登一声响，但马上平静了，他知道张学良与蒋介石是结拜兄弟，他不便插嘴；在蒋介石与地方之间关系上，陈布雷也不习惯插嘴，只是说：“蒋先生，你看……”
“我知道，”蒋介石说：“我准备亲自去一次，面加教谕，统一军心，或可挽回局势。”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张学良和杨虎城联合起来对他进行“兵谏”。他看了陈布雷一眼说：“布雷，你的病一时恐难痊愈，还是先回南京养病吧！”
陈布雷回到了南京养病。12月13日，陈布雷正在南京颐和路寓所闭目养神，案头的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陈布雷猛然惊醒，一把拿起了听筒。
“陈主任，西安电讯连续两天接不通了，委员长他……”这是陈果夫的声音，很焦急。
“呀！西安电讯不通了，”陈布雷像有预感，“委员长他……”
“陈主任，委员长情况你了解吗？”
“果夫，我也是一无所知呀。嗯，我现在马上去了解一下。”
陈布雷立刻到宋美龄那里，问：“夫人，西安……”
他的话还未出口，宋美龄连忙说：“陈主任，西安出了事，张学良和杨虎城把委员长扣住了！陈诚等人也扣起来了，还有几十架飞机，音讯不通。”宋美龄对陈布雷比较信任，也比较尊敬，肯说心底话，“陈主任，估计张汉卿还不至于要委员长的命。现在是南京城里有戏文，何应钦他们却要委员长的命！”
“什么？夫人，这个……”陈布雷茫然不知所以。
“何应钦准备派飞机去炸，你说，这不是要委员长的命吗？”宋美龄很气愤，但还是很镇静。“我准备亲自去西安。”
“夫人，你的安全……”陈布雷很焦急。
“陈主任，我不自己去，委员长这人很固执，他还不知戏中有戏，南京城里大有文章。我要劝他，答应张汉卿、杨虎城的条件。据说共产党的代表也到了西安，我也通过二姐，找到了共产党在上海的代表潘汉年。共产党倒并不想杀委员长，就是要抗日，抗日就抗日，先把委员长命保住要紧。”
“夫人，你的安全……”陈布雷很钦佩她的胆魄。
“我叫端纳已经去过了，端纳和汉卿关系不错，大体态度清楚了。”宋美龄说：“我带上手枪，如果有人想对我侮辱，我就自杀。”
后来，宋美龄陪着蒋介石飞回南京来了，在明故宫机场，陈布雷和其他人赶去迎接。
陈布雷对主人蒙难，从心底是着急的，他对蒋介石知遇之恩一直铭感五内。
“蒋先生，你……”陈布雷看到有人扶着的蒋介石从机舱里下来，他不禁含泪而言，但讲不出话来了。这时，宋美龄、宋子文和张学良的另一架飞机，尚未到京。
西安事变后第3天，张学良阅读蒋介石的顾问端纳带来的宋美龄的信“布雷先生，邵元冲、蒋孝先、萧乃华都殉难了。”蒋介石说：“这次你幸亏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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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陈布雷忧愤交集（2）
邵元冲是陈布雷浙高同学，萧乃华是他的部下，他都熟识。陈布雷说：“这次事变，幸赖领袖威望，夫人全力斡旋。”陈布雷顿了一顿，“蒋先生得能脱险，这是全党全国高兴的事。张汉卿先生怎么也来了？”
“他是陪我来的，请罪来的。”蒋介石对陈布雷说：“陈主任，你马上起草一篇对张、杨的训词。你可以找夫人谈一谈。”
陈布雷又见到了另一架飞机，它从西安载来侍从室中跟蒋到西安去的汪日章、萧赞育、毛庆祥等人。汪日章简单地讲了西安事变经过：
1936年12月2日，蒋介石在洛阳与西北军政首脑合影，前排左起：杨虎城、蒋介石、宋美龄、杨虎城夫人、张学良、邵力子“陈主任，你回南京后，张学良来接委员长，委员长一向以子侄辈待张，而张平时也唯命是从，所以委员长对张深信不疑。在临潼时根本未考虑带上自己的卫队，而以张的卫队为外围。委员长估计杨虎城不可靠，但想不到张学良会和杨虎城联合起来。12月4日，由张学良陪同，我们专车抵临潼。住在华清池的三间宫殿式平房中，委员长住右边两间，我们住左边一间。每天委员长忙于接见中央军、东北军师级以上将领。陈诚、胡宗南、蒋鼎文主张撤走东北军、西北军，由他们来‘围剿’。委员长责骂张学良，逐日升级。委员长说苏联把外蒙强占去，也是要把中国做附庸；苏联和日本同样想侵略我国。委员长又说，共产党是大敌，国家若被它劫持，则万劫不复。我们中国尽有好东西，不必剽窃外来的。我们要实行三民主义。委员长还说，他是主张抗日的，这几年奔走各省，就是为了作抗日准备，但内部不一致，怎能抗御外侮，等等。有次张学良哭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委员长发火了，大骂他：‘你这样，我枪毙你！’声达室外。张学良与钱大钧一向投契，张学良每次挨了骂，就到后面一幢房子与钱大钧谈天，笑声达于门外。张趁机提出专车车头要修理，钱大钧也一点防不到，于是把专车车头拉走了。这样，临潼与外地只有汽车可通，而汽车都是张学良的车队。看来张学良是早有准备，但是很镇静。”
宋美龄这时也进来插嘴说：“张汉卿老早是有打算的。前次他和端纳随我们去昆明，他就劝过我不要去西安，说那里气候干燥，风沙大。也劝端纳说，年龄大了，出门太辛苦，不必去西安了。这是话中有话。”
“张学良来洛阳接委员长时，对委员长陈述士兵不愿打内战，自己掌握不住，要请委员长去解决。”汪日章说：“这原来是一个阴谋啊！不过他可并不存心要杀领袖的。事变时，我在睡梦中被乱枪惊醒，子弹从窗门飞进来，当即被张学良的卫队营长孙铭九所俘，我和毛庆祥被点名押去，以为去枪毙，那时也只好置生死于度外了。后来张学良来解释说，除了兵谏，别无他图，说委员长备受保护，大家不久可回去。12月25日，杨虎城陪我们吃早点，笑着说；‘你们受惊了，现在可以回去了。’”
蒋介石叫陈布雷写对张、杨训词时又说：“张汉卿年幼无知，犯上作乱，而杨虎城则是真正的肇事者。他利用张天真，阅历浅，由张出面。戴笠几次报告：张汉卿是不主张杀我的，而杨虎城几次要加害于我，是张汉卿派自己卫队严密保护我的。张汉卿可以不杀，但是军纪国法的尊严要维护。”
对于蒋介石被扣，陈布雷是同情的；对于张、杨这种兵谏的行为，他开始也认为是犯上。但是当他了解内情之后，又感到张学良并无作乱的意思，也没有“弑君”的企图，特别是亲自送蒋回来这一举动，陈布雷认为张学良态度磊落。可是现在要对张学良审判，他又感到不是滋味，他的书生气又发作了。“政治啊，政治！”陈布雷很烦恼，他感到这一切都像在做戏……
这一切都是陈布雷的内心矛盾，而对蒋的忠诚与正统思想的统制，对整个西安事变态度是完全依附蒋介石的思想的，而且竭尽全力在舆论方面为蒋介石做足了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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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在西安事变中大造舆论（1）
左舜生有一回忆说：“西安事变爆发，布雷于国民党临时中常会及中央政治委员会开会后，过余寓长谈，对事变前途，表示充分忧虑，认###与轰炸为操之过急；对冯玉祥态度更不放心；并告余曾力阻蒋夫人前往西安，已为所拒。余乃根据种种事实与理由，告以决无危险；盖张性冲动而顾虑甚多；张、杨临时偶合，决难同恶相济到底；中共在藉抗日以求生存，实无加害于蒋先生之必要；蒋夫人能使紧张状态趋于缓和，有利无害；宋子文与张私人关系不恶，能毅然一行，必可迎刃而解。布雷于余说亦首肯，但余视其出门时之面色，似仍疑信参半也。事出非常，当时全国谁不焦虑？谁不悲愤？布雷先生对领袖一片忠心，虽感忧虑，却做了不少工作。如不同意《大公报》张季鸾先生运用某方的外交力量的主张。因为请求他国过问一国的内政是引狼入室，损害国家主权与独立的事，而要他在报上拥护中央###立场，因此，《大公报》接连有四篇评论：12月14日《西安事变之善后》一文，提出三点：（一）须以恢复蒋委员长自由为宽容不咎之前提条件。（二）万不得已最后之时，勿用戡乱手段，所有调解斡旋之力宜用无不尽。（三）各省各界宜一致镇定团结，维持大局；同时宜考求消弭内忧之方法。今日为中国民族政治能力之最重大试验，切须避免西班牙之覆辙，勿令人人呼号救国而结果竟糜烂以自亡。16日评论：《再论西安事变》一文，再提出三点：（一）深望阎（锡山）副委员长以代表晋绥前方将士资格，迅速向西安方面竭诚劝告，以图挽回。倘其有济幸也；其必无济，亦可使全国同胞，洞明真相。（按当时晋方态度不明）。（二）盼一般学术名流与全国纯洁青年，对此危机，应有贡献，应保持完整之中国，自力更生。（三）务应避免战祸。在京陕籍人士应设法与西安通信，邀同西安各界共同劝告张、杨，速复主帅的自由。末谓自12日起国家应付国际环境之地位，顿时减却其主动的力量，充其推演之极，可招致亡国之祸而有余。故吾人深望全国人士俱竭尽能力，共图减轻及缩小此非常灾祸之方法，而对上述三部分，尤望其速有所效之力也。第三篇为18日刊出的《给西安军政界的公开信》，并经广播与空投：陕变不是一个人的事，张学良也是主动，也是被动。西安市充塞了乖戾幼稚不平的空气，酝酿着，鼓荡着，差不多一年多时间，才形成这种阴谋。现在千钧一发之时，要釜底抽薪，必须向东北军在西安的将士们剀切劝说。我们在这里谨以至诚，给他们说几句话。
主动及附和此次事件的人们听着！你们完全错误了，错误的要亡国家，亡自己。现在所幸尚可挽回。全国同胞这几天都悲愤着，焦灼着，祈祷你们悔祸。
东北军的境遇大家特别同情，因为是东北失后在关内所余惟一的军团，也就是九一八国难以来关于东北惟一的活动纪念。你们在西北很辛苦，大家多带着家眷，从西安到兰州之各城市，都住着东北军眷属，而且眷属之外还有许多东北流亡同胞来依附你们。全国悲痛国难，你们还要加上亡家的苦痛。所以你们的焦灼烦闷，格外加甚，这些情形是国民同情的。
你们大概听了许多恶意的幼稚的煽动，竟做下这样大错，你们心里或者以为自己的是爱国，那知道危害国家再没有这样狠毒严重的了！你们把全国政治外交的重心，全军的统帅羁禁了，还讲什么救国？你们不听见绥远前线将士们突闻陕变，都在内蒙荒原中痛哭吗？你们不知道吗？自12日之后，全国各大学各学术团体以及全国工商实业各界谁不悲愤？谁不可惜你们？你们一定妄信煽动，以为有人同情，请你们看看看这几天全国的表示，谁不是痛骂！就是本心反政府的人，在全国无党派的大多数爱国同胞之前，断没有一个人能附和你们的。因为事实最雄辩，蒋先生正以全副精神领导救国，国家才有转机，你们下此辣手。你们再看全世界震动的情形，凡是同情中国的国家，没有不严重关心的。全世界的舆论认定你们是祸国，是便利外患侵略，因为这是必然的事实。蒋先生不是全知全能，自然也有招致不平反对的事，但是他热诚为国的精神，与其领导全军的能力，实际上早成了中国领袖，全世界各国都以他为对华外交的重心。这样人才与资望，决再找不出来，也没有机会再培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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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在西安事变中大造舆论（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