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大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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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大传- 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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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如流,忽忽三十一年于兹矣,中国革命实为一种复兴运动,今日抗战方殷,吾人一致努力撑持,此最艰苦之一二年时间,待反侵略阵营整个胜利之后,中国不独可完全求得独立自由与平等,亦必一跃而为东方各民族(苏联或不在内)之盟主,目前问题当然要看经济有无办法,而经济之充实与管制则又系于内政,此盖极艰巨之工作也。国府今日颁布总动员法,闻将定于五月五日实施,盖均有深意存焉。”下面是大量工作和接待人物,也涉及家事“九时,袁景裕君来访,钱天鹤同来,谈沪上人心归向,抗战之热烈,为之兴奋不已。九时卅分,望七弟等送泉儿上机场去兰州,旋以气候恶劣未飞行,沙孟海兄来谈,李惟果兄来为我协助接洽,甚感其惠,旁午陈公侠秘书长来谈甚久,午后小睡至三时起,考虑宣传指导组问题,阅杂志一册,又阅呈六组件十余件,外复电六件,作函四缄,薛农山、曾虚日来谈海外宣传事,林圣凯君来谈工业,傍晚芷町来,晚餐后处理四组件并手谕三件,与芷町商谈今后工作之重点,阅蒋夫人为纽约时报所撰定论文,十一时卅分寝。”陈布雷每天日记几乎都是这样记载的,这里只是选择几则而已,《三月份之回溯》(1942年的)中记:“本月工作并不多,而余之精神脑力乃不能任重,颇自疑,岂遽衰疲至此乎,十五日曾检讨前半月之经过,记之于册,意欲寻其致病之根源,而加以修治,并列举应改正之要目,今日半月矣,综合检点,只早眠与夜睡时间尚能按照规定,而‘当天事当天了’仍未能做到,然大致已较前进步,筐中留牍渐少矣,独于外出访友多方接触一节,迄未能实行,而客来访晤者,接见时仍多作不必要之谈论,且中气渐虚,多谈即疲劳,此最宜改正者也,自省心思烦乱之原因甚多,而家人群集,未得妥善安置,亦为牵虑分心之一主因,至于最后一星期则因奉命接洽人事诸多乖舛,始悟今日政界中直道而行之人太少,如余率直简易,不宜过问实际之人事,以既无技术又无耐心也,来日大难,不知丛脞复杂,将更何如,而余欲免于悔疚,何可得手,计惟有对事则力求简单,对人则尽量宽恕,而黾勉治心双补,阙失而已。”陈布雷还拉了一位同乡同学沙孟海专门来为他办理庆吊文字,因为沙孟海此人为人方正,又熟悉文史,写得一手好字,沙孟海原在中英庚款会工作,他是不愿卷入政界的,一再拒绝陈布雷这位师兄之邀请,后来知道只是写些庆吊文字,他也勉为其难,1942年4月5日日记中记的即其人其事:“……祭奠韩紫石先生,奉命代表往祭也,委座赠挽联:江左文人推老宿,暮年风节重山丘。系孟海所撰……”对于陈布雷这种紧张的工作和身体状况,有不少人劝过他,连其兄弟都劝过他,如1942年4月14日日记:“……起居颠倒如此,生活之不规律已甚矣,四弟来谈,劝我诸事勿过认真……”可是陈布雷是无法解脱的,他对世事总是要认真思考与严肃对待的,如1942年9月13日日记中记:“……傍晚果夫来谈中央政校事,乃知处友处事之道大难。稍不得其正。(即谓过于热情体贴,或过于激,过于严,或放不开,想不透,观察不彻之类),即不免以好心而生恶果。于处人数最多而复杂之群体尤然也……”11月5日日记记:“八时卅分起,昨晚睡眠充足,精神略佳,然环顾党国艰难,人心散漫,经济恶化之现状,不知何以补救,而自身又衰疲无能,至此悲怅之情,终不能自抑,又不知如何爬梳整理,方能使自身本分之事有个安排,杂念纷起,作友人私札数缄聊自宣泄郁闷,晌午惟果来,余与谈心中痛苦,悲从中来,为之下泪……”11月9日日记中陈布雷又有感慨,他先草拟《发动党员团员实行战时生活案》,并起草《刷新政治风气造成各级政治之战斗化案》,午后又校译蒋介石《对英国议员团之欢迎词》,“……皆为写成此一提案,以全文不过二千字之一案,而耗时如此之久,真如芭蕉之心已萎,春蚕之腹已空,殊自叹其何以憔悴也。”“春蚕腹已空,芭蕉心已萎。”这两句话把陈布雷内心委屈活脱脱写了出来,这时陈布雷心力疲惫之至,蒋介石本来提议他去昆明休养,可是陈布雷不愿走得太远,还是对侍从室工作放心不下,于是选定去成都休养,12月5日日记中记:“九时十五分起,因工作堆积,杂务从未间断,对于成都之行不能从容准备,适委员长约于今日前往黄山晚餐,忽感时间不敷分配,又以委员长问及事略编纂事,深感平日事繁,未尽督促之责,不觉焦闷愧悔,致形诸词色,有失态之言,事后思之,殊属不合,然实为病象,不能控制,此情景殊非他人所能知,即四弟与望弟必感觉莫名其妙,独允默知我之痛耳……”陈布雷并未记明“失态之言”,但可以看到在蒋介石面前“失态之言”“殊属不合”,连最了解他的陈叔谅和翁祖望也莫名其妙,他说只有妻子知道,陈布雷心病已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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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都四年生活点滴(1)
从1940年开始,陈布雷也奉命接待过国内侨领和名流,他对名流和宁波家乡前辈生死也常亲临庆吊。陈嘉庚如1940年7月29日他到蒋介石官邸招待过陈嘉庚和侯西友等。7月29日日记中记:“……九时卅分闻枕琴先生病剧,往歌乐山中央医院访问,至则已昏迷不省人事,仅能颔首而已,不忍久留,遂与显光同归,十二时往机场送行,陈嘉庚定今日飞昆明……”这位枕琴先生,就是周骏彦,奉化人,曾任奉化县龙津学堂学监,教过蒋介石的书,周骏彦还两度到日本攻读法政,追随过中山先生,后来跟蒋介石,当过军政部军需署长,掌握军饷、军粮与被服等后勤工作,蒋介石是很尊敬他的。周骏彦的孙子周宏涛在1943年5月接替俞国华,当了蒋介石的中文秘书。周骏彦为人比较正直清廉,所以陈布雷很尊敬他。7月30日日记中陈布雷记:“……闻枕琴先生于今晨丑初逝世,如此善人,竟以中寿谢世,不胜悼惜,委员长以电命撰挽联,并准备祭文……拟请国府褒扬之呈文稿则余自撰,追念清德,写罢不禁泫然,芷町谓余文中‘贞信普洽于将士劳瘁问候于晨昏’二语对于枕公洵非溢美美词也……”7月31日又记:“……偕孟海同赴歌乐山平正农场,吊周枕琴先生,向灵前敬礼,不觉黯然流涕,如此完人,今不可见矣……”。陈布雷对冯玉祥还算尊重,所以“至冯焕章家祝六十寿”(1941年11月14日日记)陈布雷很尊重郭沫若,主要是重才,郭沫若五十岁生日,陈布雷有赠诗,据陈布雷1941年11月23日日记实际是“芷町为我代作赠郭沫若五十生日诗四首,嘱永甥送去……”就是翁泽永,当时任郭沫若秘书。
  陈布雷一有空或忙里偷闲,常常读书自娱,如1940年9月3日日记中有记:“……夜阅林语堂所著《四十年来之北京》英文小说……”,1941年9月8日“……读钱穆学术史论方东树等讲人一章,颇佩其言论之卓……”,10月9日日记中记:“……近日心里闲散,拟乘此暇时养息精神,故仅读书而不作事,自验此心近三月来略能做到‘放得下,丢得开’之工夫,然当慎防因此流于荒怠也,读宋元学案一册,阅杂志数种……”
  陈布雷在重庆期间与吴文藻、冰心夫妇也有接触,如1940年12月8日日记中记有“……四时(下午)谢冰心女士来说关于文化事业组及蒋夫人文学奖金各事……”12月10日日记中有:“……吴文藻君来访谈教育制度及中国造成现代青年之途径甚详,吴君为江阴人卅九岁,任燕京教授多年,其夫人即谢冰心也……”。陈布雷有时读书也会谈点心得和体会,如读冯友兰论文,1942年5月5日日记中载:“……阅冯友兰新世训两章,觉文字极僵硬而不自然,在作者之意或以为语必合逻辑,文必合现代西方文法,乃堪为学术论文,其实此为一偏之见,文字之道,在使人易读易解,不发生歧解为主,故写现代文者,诚不可不通西方文法,然亦不必拘泥于一词一句,乃至排列顺序上须为西洋的也,中国何尝无文法,中国文法何尝不合逻辑,但必运以中国文字之工具,而不违背民族语言之习惯,方使人易读易解,冯君通人,乃不解此,殆亦有所蔽耳……”。有时还记下蒋介石大谈所谓哲学,1942年6月11日“……十时卅分应委座之召,偕希圣过江去黄山谒谈,十一时卅分到达,先在余室内休息,十二时登山晋见,谈战局、文化等等,商榷经济理论甚久,而于哲学之研究指示独详,委员长之意以为‘吾人哲学实为一元的’。此一元即是太极。统驭心物,依余自身所体验,实为行健不息之天体,现时讲太极,讲阴阳,近乎易理,能了解而接受者恐不多。实际宇宙万物,自有盈虚消长之理,例如四时之运行,春夏秋冬,时序不同,其景象与功用亦不同,一舒一敛,递相嬗续,而循环不已。此即变易与不易,吾人唯当认识其恒久之理。而应其变易之象。把握其‘时’,而以自强不息之工夫应之。孔子说君子而时中,时乎春夏则春夏,时乎秋冬则秋冬,此天行之理,亦即人生之法则也。1时30分午膳毕仍略谈文化宣传理论,2时30分偕希圣回归。”陶希圣在当时也是专门写文章之高手,蒋介石一席主观惟心论后,酝酿要写《中国之命运》了。6月13日日记中又记:“……偕稚公再至委员长处,委员长与稚公谈太极一元之理,稚公以诙谐之思,阐宇宙之理,谓世间万物曰真善美,然求真太过则自私,求美太过则好胜,此善心所由泯,而恶业所由起,委员长闻之每为欣然称快,午餐毕已二时……,”稚公就是吴稚晖,是国民党###,有文才但迂腐,陈布雷所谓“以诙谐之思阐宇宙之理”既是尊重,实含讥刺,但蒋介石很需要这个“###”点缀和捧场。10月27日日记中陈布雷记:“……十一时卅分委员长约往谈,拟撰小册子之要点……”这就是着手起草《中国之命运》,执笔者为陶希圣,10月28日日记续记:“八时起,载小册子之要点,将委座廿六日所示之意,加以贯串发挥,据希圣来谈,属其先拟要目,再定写作之人,希圣以为此册子最好由希圣撰之,余亦以为然也……七时(晚)散会归寓,则希圣已拟出纲目,佩其敏捷……”10月29日日记:“……九时卅分,就希圣所拟小册子目录详加审查,另拟简目一纸送被商榷……”一直到11月7日,始经蒋介石同意:“……接委员长手谕,对小册子内容又加批甚多,即送希圣兄办理……”12月4日日记中记:“八时卅分起,记述委员长2日晚间指示之语送交希圣补入于‘中国之命运’稿内……”《中国之命运》之撰写,陈布雷实在也参与其中,为什么由陶希圣来写,因为陈布雷实在忙不过来,他还要给蒋修编私人日记、编年事略,写其他文章,12月6日日记中记:“九时起约集王、孙、袁三编纂谈话后,即将已编各年事略整箱面交其存储,并以明儒学案摘抄本三册交其携去黄山面呈委座……”,1942年这一年中英美废约问题,陈布雷也参与其间,1942年10月31日日记中就有记:“……八时到官邸对修约事作第二次之会谈,到于、孔、孙、宋、寇生、少川、亮畴、雪艇及外部两次长与条约司长,研究对美提出之对案,并就英方草约研究,即在官邸晚餐,餐毕略谈,将对美之覆文决定并决定向英方提交还九龙租借地……”11月2日日记中记:“……午睡后三时,顾大使来谈中英外交及废约交涉,彼主张藏案缓提……”这个废约是在第二次世界产生轴心国与反轴心国两大阵营之后,中、英、美既结成反法西斯阵线,自然就提出要废《辛丑条约》等不平等条约,重新订立新约,中英新约和中美新约在1943年1月11日在重庆和美国首都华盛顿两地分别签署,并由中、英、美三国政府同时向世界公告。陈布雷对共产党方面活动也密切注意,对国民党方面人土也有评论。如1942年5月17日日记有记:“……阅毛泽东所谓整顿三风之讲演词,显见其共产党内部存留不少之弱点……”。5月21日日记中记:“七时五十分起,九时,蒋经国君来谈巡游西北之经过,此君坚毅明达,殊不可多得,而其礼数周到,则又家教然也,本欲留之久谈,嗣知今日将赴桂,乃结束谈话……。”6月24日日记中记:“七时五十分起,委员长关于甘地十四日来函事,有所指示,即以原函转电宋子文先生供其参考……”8月15日日记:“……董显光来谈,携来英大使转送之印督来电,竟不允将委员长慰问甘地等电转致,英人之固执无礼可慨实甚,旋约惟果来为斟酌译文后转电报告,知委员长必甚愤慨也……。”7月18日日记中记:“……阅盛世才送来之六大政策教程等书,不学无术,随人啼笑,兹可慨也……”8月13日日记:“……夜八时以孙夫人蒋夫人之招与委员长同餐于孔宅,饮白兰地一杯,十时卅分回,微醉遂寝。”8月26日日记:“……四时往主席官邸谒林主席,蒙垂询外交及边务等事甚详,对新疆事谓此时宜渐渐导之中央化,不汲汲于近功,亦勿计小利,尤以开辟交通为首要,而协助地方之建设,如此行之定能有成。对西藏事极注意,谓重要不在新疆问题之下,而处理之艰难或过之,目前亦应着眼于交通,对其内部政治,只要收回宗主权即可,不必干涉及设施,为国家办事应有‘成功不必自我’之量,昔年罗文干黄慕松之失败,毕因有我见与功名心浓之过也,又谓‘谋定后动’之定字最重要,今日中央未始不宵旰以谋,总在未定而辄动耳……”
  

陪都四年生活点滴(2)
陈布雷生平第一次作了新闻讲座,在1942年10月12日,是到中央政治学校作的。“新闻专修班同学约请作一特别演讲,情不可却,为讲述我为什么进报界及我怎么样在报界服务和我为什么脱离报界,能述自身故事,作较轻松之演讲,听者四十余人,故似甚感兴趣,讲演约一小时始毕……”。陈布雷仍坚持在日记中摘抄重要资料,如在日记中附着:
  参考资料
  一、六月十一日吴万呈(一)甲午战争战费贰万○一万万元(二)日俄战争十七万三千万元(三)第一次欧战十五万三千万元(四)九一八事变1931年5月至1933年5月十四万万元(五)中日战争1937年7月起截止到1942年底预算贰百廿三万万元(每日一千四百万元)(六)太平洋战争1943年3月底预算二百四十七万九千万元(每日五千二百万元)。
  二、六月九日王芃生呈 玄字6722号 参考资料 敌桎梏我东北同胞情形。
  三、第五年度国军抗战战绩概要(军令部编)作战共五,○三四次。毙敌官兵一五七,三五○名。俘敌四,四九二名。俘敌马四,六三七匹。虏获品步枪一○,七二五枝。轻重机枪三二四挺,大小炮三○门,掷弹筒二六个,装甲汽车五九九辆,飞机二十三架,(因故障降落者未列入),毁敌大小舰艇一○七艘。
  

陈布雷与蒋介石之君臣关系
蒋介石对陈布雷是很信任的,对陈布雷的工作态度是十分赞赏的,陈布雷完全把这个委座当做主公,深感知遇之恩,所以有些问题上本有矛盾和看法,但也仅仅是看法而已,在日记中为了修改文章问题,只是发点小牢骚而已;蒋介石有时对侍从室工作,对宣传工作有批评和要求,陈布雷也奉若圣旨,不胜惶恐之至;对蒋介石的荣辱也非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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