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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易近人，但也有亲有疏
陈布雷对部下从来没有架子，一向是平等待人的，这在国民党阵营的达官贵人中是少有的，最为典型的要数他与随身副官陶永标的关系了。
陶永标，山东人，从陈布雷组建侍从室起，就任他的副官，经常跟随他出入，照顾他的生活起居，陈布雷对他待之如子侄，自杀前给陶留下一封遗书，托付后事，对陶的出路也作了安排。陈布雷自杀后，陶被安排在报馆工作，后来转入文具公司，退休后居住在上海。
陶永标有一回忆，述及陈布雷的为人，概括起来是10个字，这就是“平易近人，但也有亲有疏。”陶永标说：
布雷先生做了半辈子官，而且是大官，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从不搞特权，生活上清苦俭约，抗战时在重庆的伙食尤其简单，同部属同桌吃饭，衣着朴素，人所共见，房间里家具装饰也很简单，会客室中只有3把旧沙发，配给他用的汽车，从不许家人使用。
他对国民党中结派系、弄权术的人，是瞧不起的。潘公展与布雷先生是《商报》旧同事，多年老朋友，但知道潘加入CC，即日渐与其疏远。
对于贪官污吏和各派特务，布雷先生更深恶痛绝。在他看来，国民党所以弄得这样糟，主要是败在这些人手里。但对于蒋介石，他却认为“是一心为党为国的”，是下面这批人把事搞坏了。布雷先生除了开会等公开场合不能不与孔、宋、二陈等人周旋外，一般私人很少接触和来往，他曾不止一次地对兄弟和知友说：“只有德操相同的人。我才与之交往，孔、宋一批人即使到我家来，我也是不接待的，因为无话可谈，话不投机半句多。”
1943年10月，蒋介石到开罗参加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当时蒋兼行政院长，副院长是孔祥熙，蒋既出国，孔当然代行院长职务，布雷先生以侍从室第二处主任身份，有事须与孔祥熙联系。一天，在院办公处谈毕公事，正要告别时，孔祥熙突然塞给布雷先生一个信封说：“布雷先生，你身体不好，子女又多，负担重，战时物价高涨，我这一点区区小意思，聊表微意。”布雷先生脸孔一阵红，立刻把信封退还给孔。过了几天，布雷先生的侄孙，即屺怀先生长孙陈辟尘，在中央银行工作，来探望布雷先生这位叔祖，说起孔祥熙这种手段是经常用的，委员长身边的人几乎都拿到过，这次给叔祖据说是第一次送。“叔祖，你猜里面封的是什么东西？”
布雷先生说：“当然是钱啰！”
陈辟尘：“叔祖，你知道有多少？”
布雷先生：“我看都没有看过，怎么晓得？”
陈辟尘：“是100万元的银行本票。”
陈布雷叹口气说：“腐败，腐败。”接着他用半戏谑的口吻说：“你们的总裁。哼，他想做本党的总裁，选不上，就在中央银行也设了一个总裁。唉，你们的总裁，这个总裁……”
陶永标也回忆到陈布雷与国民党上层人士的接触，陶说陈布雷与戴季陶、于右任、叶楚伧、邵力子、张治中比较接近而且尊重。戴是他早期在《天铎报》的同事，叶是在上海柳亚子主持南社时同属社员，是诗文之交；而于老在上海办报时，陈布雷还是青年记者，对于老当然很尊重。陈布雷同邵力子、张治中关系尤其投契，亲如家人。抗战胜利后，张治中有一次到南京湖南路寓邸来看望先生，问及布雷先生这几天身体怎样，我们回答：精神不大好，这时候休息着。张就说：不要去打扰他，让他休息，我没有什么事，只不过是惦念他，特来看看问问。张治中先生叹口气说，当代像布雷先生这样道德高尚的人真是凤毛麟角。
对于CC二陈，陈布雷对蒋介石，对朋友都表明，不参与派别和小组织，尤其是抗战和战后，与二陈更渐渐疏远。在重庆时，陈果夫常派侍从室三处的主任秘书罗时实，来陈布雷办公室走动，陈布雷关照我们，不要接待，不要任意谈处理的公事。有一次二陈办合作金库，聘布雷先生为名誉顾问，有干薪可支取，布雷先生退还聘书，对我们说：“以往我虽反对二陈自立派系，勾心斗角，但终还以为不至如孔、宋一辈人之公然贪污，现在他们办起什么信托局，并将某一银行也把持起来，搜括以肥私，可说与孔、宋是一丘之貉了。”
陈布雷的最后一段日子（1）
1948年冬，辽沈战役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之际，陈布雷显得焦虑不安，他经常长吁短叹：“已有2000万百姓流离失所，再打下去真不得了！”
“国将不国，一片废墟，三民主义还有何希望？”
“我要劝劝委员长，这个仗不能再打下去了。跟共产党谈判，国民党或许还能坐半壁江山。”
锦州战役，蒋介石在北平亲自指挥失利，气得吐了血，回到南京后因伤心过度又连续吐血，陈布雷曾去蒋的官邸探望过两次，也谈了话。有一天深夜，陈布雷到蒋处谈话，蒋介石还送他出门，陶永标从侍卫室出来跟随在后，听见蒋介石对陈布雷说：“战局虽然不利，我们虽然被打败，也不会被消灭，你太悲观了。谈判也保不住半壁江山，只有背水一战，成败在天！”
陈布雷坐在车中，脸色从未有过的难看，回到寓所还自言自语：“成败在天，成败在天。”一连几天抑郁不欢。
陶永标还在文章中回忆道：
1948年11月8日，蒋介石在中央党部开会时严厉斥责“主和派”是向共产党投降，并声明一切和谈谣言“绝不影响战斗到底的决心。”布雷先生开完会回来，紧锁眉头，一根接一根猛抽香烟。他的胃口也大为减少，只能吃一小碗饭，菜也吃得很少。饭后到寝室，来回踱步，长吁短叹，或吟着唐诗：“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烟灰缸里的烟蒂不到半天就满了，一天要倒二三次。
由于布雷先生长期失眠，所以他的睡眠全靠安眠药维持。他的安眠药由我负责看管，每到夜里11点钟，我便取出两片，倒好一杯开水，放在他的案头上，看着他吞服后我方退出。每夜我一定要见他熄灯后才放心回家休息。这天深夜，他已服了安眠药，两眼通红，还是不能入睡，他便又向我要了几粒一口吞下，朝床上一靠，望着我手中的药瓶叹道：“这瓶药给我一下子报销掉就好了，省得你再操心了。”
我也注意到他这些天心情特别不宁，便打电话把这些情况告诉了他的四弟训慈和八弟训愿，两兄弟当时都在南京工作，闻讯后相继前来抚慰兄长：百事要看得浑些。同时我也将此情形写信告诉他在上海的太太王允默，王也频频来信开导，然而，大家仅仅为他的健康担心，没有料到他竟会自杀。
布雷先生最后几天也流露出一些反常迹象，可惜我当时没有觉察到他要自杀。
11月10日晚，他提出要同我共进晚餐，他和下级是经常同桌吃饭的，但我考虑到他牙齿不好，吃饭须细嚼缓咽，而我习惯于狼吞虎咽，三口两口解决问题，二人一起用膳怕不协调，故开始推辞说：“我去找蒋君章秘书来陪你吧！”可是他说：“叫你来就来好了，不要再啰唆。”
饭后，他不时询问我家庭生活开支和孩子等情况，我均一一作答。他问我经济上有什么困难，我说总能应付。他叹口气说：“物价暴涨，工薪阶层困难哪！”末了，他用深情的语气说：“陶副官，你忠心耿耿跟我这么十多年，任劳任怨，患难与共，你也知道我两袖清风，你和你的家属也从来没有沾到我什么光，我总过意不去，不知该怎样谢你。”我听了这话，眼睛一热，泪水差点滚下来，连忙回答：“主任这话过奖了，主任这样有名望的人如此看重我，已经使我很荣幸了。”他又叹了一口气道；“近年来我身体愈来愈差，自己也觉得一天比一天难以支持，倘然有个三长两短，请你自己保重，并望能时常去看看我的太太，她也是一个老实人。”我心中难过，便劝他：“主任不要想得太多，千万要爱惜自己身体，一俟战事结束，主任便可向委座告老还乡，著书作文。“他听了，沉默良久，才长叹一声：“恐怕等不到这一天了。”
11月11日上午，布雷先生出席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这是他生前参加的最后一次会议。这次会议时间拖得很长，我开车接他回公馆已是下午3点钟光景，几位秘书还在等他吃午饭，大家看他脸色不好，可是在饭桌上，布雷先生一反近来沉默寡言态度，从容地作了一次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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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的最后一段日子（2）
他从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推翻清朝、北伐战争，一直谈到眼前局势，又忆及自己青年时代加入同盟会，办报、教书一些轶闻，最后语重心长地要我们保重身体，免得像他那样未老先衰。谈毕已是掌灯时分，他说要上楼休息。
11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诞辰，国民政府照例举行纪念活动。他对我讲身体不适请假不参加了。这天，他反而比往常从容。上午，关照我去请了理发师，替他理发修面，他女婿陪着他聊了一通话。随后又去洗了个澡，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和一双新布鞋。午饭后，总统府第2局局长陈方来访，二人又谈了一会，客人离去后，他叫我驾车去郊外散散心，我们的车子驶过闹市区，出中央门，绕着玄武湖兜了一圈。我只见他两眼发愣地凝视着窗外的湖光山色出神，车子在湖的南端掉头，朝东面钟山方向驶去，在离中山陵不远处，他示意我将车子停住，他下了车，吃力地攀上附近一个山丘顶极目了望。
宏伟的中山陵，在夕阳的映照下，气象万千。他眼角中流出了泪珠，一直呆呆地了望着，直至夜幕开始下垂，临上车回家时，他问我：“陶副官，你还记得我以前讲过的一则笑话吗？”我回答：“主任莫非指有朝一日辞官隐居，到灵谷寺或鸡鸣寺做和尚一事？”他点了点头说：“和尚做不成，死在这里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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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的最后一句话：让我安静些
关于陈布雷最后的时刻，陶永标这样回忆：
回到公馆时间已不早，我叫伙房快上饭菜让主任用膳，不料他一口推却说：“我觉得没有胃口，一点也不想吃。”我劝他：“不吃怎么行，多少吃些吧，半碗也好。”可是，这次他态度很坚决：“我实在一点也吃不进，你们去吃吧，不用管我。”接着他又吩咐：“我今夜要赶写一些重要东西，任何客人不见，电话也不接，一切改日再说，你也不要上来催我睡觉，我写好自己会服药睡的。”他上了一半楼梯又转过身来重复一遍：“一定不要让人来打扰我，让我安静些！”
“让我安静些！”这是布雷先生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于是，我匆匆扒了两碗饭，按照他的指示，在楼下会客室里坐着挡驾。好在这天晚上还太平，8点钟，一个中国农民银行董事上门求见，被我挡驾。9点半，蒋介石的秘书来电话，通知布雷先生明天上午8点半去中央党部开会，我记在值班簿上。深夜12点钟，我结束事务准备离开陈公馆返家，步出院子抬头朝楼上望，只见布雷先生房间的窗帘布上还透出昏黄色灯光，我几次停步想上楼去劝他熄灯休息，但想起他吩咐过我的话，就默默离开了。
13日清晨，我去陈公馆，想起他昨天没有吃过饭，便到厨房间关照伙夫买些鲜鱼；8点钟，蒋君章秘书等来上班，我说主任还未睡醒，并将昨天夜里值班记录给他看。9点钟，电话铃响，蒋秘书去接，是中央党部催布雷先生去开会，蒋朝我看看，我做了一个手势，蒋对着话筒说：“陈主任身体不适，今天还未起床，请转告主席。”
9点半，仍未见他下楼，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我上楼在他门外来回踱步，不断地看表，房内死一般沉寂，我愈想愈觉不对，便开始敲门，没有反应，搬来了一只茶几，站上去，从气窗向内窥探，发觉了……
蒋介石大吃一惊前来诀别
发觉陈布雷自杀身亡，特别是他留下的遗书：“陶副官：汝半生随我患难，我永远不忘……”陶永标泪如泉涌，他立刻驾车去考试院、中央社接陈布雷的四弟训慈和八弟训愿。接到蒋君章电话赶来的有宣传部副部长陶希圣、行政院秘书长李惟果、总统府第二局局长陈方，他们还请来了两个医生，和先来的陈广煜医生3人给陈布雷注射强心针，最后宣告“回生无术”，陈布雷的兄弟和陈方等各自默默地看着他留给自己的遗书，商量后事，第一应尽快去报告蒋介石，决定派陶永标直接去中央党部。
陶永标跳上陈布雷生前用的别克牌轿车，猛踩油门，驶向中央党部，一路上只觉脑子嗡嗡作响，车子在中央党部大门外吱地一声刹住，由于惯性大，右前轮已经冲上第一级石阶，把门口几个守卫的卫兵吓了一大跳，其中两个已伸手准备掏枪，一看是陶副官才嘘了一口气。陶永标也顾不上打招呼，一头闯了进去。军务局长俞济时迎了出来，问：“有什么事？”陶神色慌张说：“有非常重要事要立即报告委员长。”俞已经知道情况不妙，让陶在休息室等候，他进会议室请示。
不到5分钟，蒋介石在俞济时陪同下来到休息室，陶永标立正行礼，刚说出：“报告委员长，陈主任他已经……”几个字便喉头梗住，发不出声来，蒋介石好像知道陈布雷死了，面部立刻掠过一丝惊讶和懊丧的神情。
蒋介石断断续续问：“布雷先生……是怎样自杀的？……”
陶永标：“服巴比妥安眠药。”
“什么时候发现的？”
“上午10点钟左右。”
沉默了十来秒钟。
蒋介石挥着微微颤抖的手说：“你先回去守候，我会来的。”
蒋介石一回到会议室即宣布陈布雷不幸去世，同时宣布会议中止，他急匆匆赶到湖南路陈公馆去。
蒋介石到了楼上，叫人揭开死者的面巾，顷刻即叫盖上，他又惊又哀，很快下楼去了，陈训慈送蒋下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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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人和妻子回忆（1）
陈布雷之死，除了看透王朝末日，心力憔悴，确也是很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