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大卫的魔术表演不常有，否则我肯定场场不漏。那种神奇的体验太超现实了。电影我特喜欢冷幽默风格的，比如葛优主演的《活着》。戏剧我喜欢秦腔、山西梆子、晋剧，尤其喜欢秦腔《女驸马》。不但喜欢，闲下来时还唱，有时还唱给朋友们听。那种感觉太矛盾太独特了，跟所有的歌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种矛盾的感觉也可以用来描述我和体育的关系。一方面，我是一个热情的业余观赏者，所有重大的赛事，只要有可能，我都不会错过；对拳击比赛更是情有独钟，看电视转播不过瘾，就尽量到现场，为此不惜一掷千金。另一方面，我却从不锻炼身体……不但缺少意志，连意识都没有，当然也就谈不上什么经验。
惟一的一次是前面说到的崔、杨、康仨铁哥儿们来约我，说老喝酒也不行，明天开始咱们早起跑步吧。我答应得那叫痛快：“成！”第二天他们哥仨跑得浑身臭汗，我却蒙头大睡“回龙觉”。这哥仨不高兴了，一起来问罪；我说你们有练功服可穿，我没有，跑什么跑？他们也不怕费事，转头给我找来了衣服，但第三天我还是没跑。又问罪，又说没鞋，于是他们又为我买了一双鞋。这下我该没辙了吧？但最终没辙的却是他们，因为第四天我还没等他们开口问罪便宣布：我没有腿。
这不是我耍赖，而是因为我另有一个更大的业余爱好，那就是早晨睡懒觉；而我之所以热爱睡懒觉，不是因为身子懒，而是因为天生就是这块料。换句话说，我这人是属于“猫头鹰”型的，干什么都是晚上特别有精神。读书也好，创作也好，晚上效率绝对高。上午写东西往往想半天也弄不好一个句子，晚上“刷刷刷”，一会儿几页就出来了。所以我一般都是从下午到晚上工作。至于喝酒，那也是晚上特别来劲。若半夜十一点多有人请我吃饭更好，我“腾”一下就过去了，根本不存在“太晚了”这回事。
既然晚上这么辛苦，早上起不来就很正常。甭说跑步这档子枯燥乏味之极的事了，即使比这刺激十倍，我也能做到心如枯井。03年年初去部队，一帮军官约了早上打靶。我也不是不想过这把瘾，可起了好几次，就是起不来。最后把一位将军都惊动了，我只好自嘲：“唉，一个人要是喜欢上这件事（指睡懒觉），那真是没有办法。”
我是一个爱吃的人，同时也是一个有口福的人，想吃什么，就会出现一个相应的餐厅。我最爱吃的，除了烧烤，就是火锅，各种各样的火锅，尤其是成都的药膳火锅。北京交道口往南曾经有过一个“老三届”餐厅，那是最让我感到亲切的餐厅，不仅自己常去，还带我姐姐去过。她到了那儿一直痴痴地站着，还哭。
搞艺术的人大都爱收藏点什么。我的爱好是石头，尤其是菊花石。为什么会是这样我也不太清楚，可以肯定的是与性格有关。有一段时间我自以为喜欢养花，但很快就意识到，那绝不是我的爱好。不仅时间、精力上侍候不起，感觉也不对：太轻柔，也太娇贵。
不过，看来我的这一阶段性喜好也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否则就很难解释，为什么我会特别偏爱菊花石。我听说过一本美国人写的书，叫《菊花与刀》，是分析日本民族和民族文化性格的，大意是说这种性格中包含了尚美（以菊花为象征）和崇武（以刀为象征）这两个矛盾的极端。我对菊花石的喜爱是否也反映并中和了我审美中矛盾的两端：轻与重、硬与柔？石头朴素、坚实，是一种粗犷的美；菊花秀丽、高傲，有一种洁净的美。天知道怎么会有这么一种刚柔相济、内涵和形式统一得如此妙不可言的造物！那种挺拔，那种奇幻，那种晶莹，那种强烈，让我一见之下便心生亲切，仿佛我们之间有过一段前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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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后台：从小说“啃”到菊花石（2）
赏菊品石在古人都是雅事。我没那么雅，但想到一年四季，足不出户就可以兼收这两桩大美，还是忍不住非常得意。它们又是那么皮实，除了运输和安置时要费一点心，此后再也无需侍弄；对我这个既是忙人、又是懒汉的家伙来说，真是太合适不过了。
就着菊花石喝两杯是我的一大快乐，有时竟会有一种醺醺然的感觉。这么说美石也是一种酒，一种固化的酒？且既不是啤酒，也不是葡萄酒，而是白酒，是我最爱喝的既清淳，又绵厚，还回味无穷的五粮液？
这当然是一个有趣的比喻。随着我试图一步步和酒拉开距离，收藏或许会越来越成为某种代偿；不过，再让我像迷恋酒那样迷恋收藏，大概是很难了。说来都是朋友，然而，有雪中送炭的朋友，有锦上添花的朋友。对我来说，酒已被历史性地归于雪中送炭，而收藏嘛，再怎么着也只是锦上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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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名的四十岁危机（1）
媒体都喜欢用诸如“北方苍狼”、“强悍豪放”这样的语言来描绘我，我也自认算得上是个豁达乐观的人，但这并不妨碍我体验生活中的郁闷愁苦。
有原因非常具体的郁闷愁苦，也有莫明其妙的郁闷愁苦；有如乌云般聚散不定、来得快也去得快的郁闷愁苦，也有像南方的“梅雨”一样成季节地罩在头上，挥之不去的郁闷愁苦。前者可归之为“情绪”，而后者，就只能称之为“危机”了。
2000年将临。新千年将临。新世纪将临。四十岁将临。一场意想不到的危机袭击了我。
确实是“意想不到”。确实是“袭击”：没有具体的缘由，没有触发的契机，不能从日历上指出确切的日子，更谈不上有什么精神准备，一种说不出的空虚、厌倦、沮丧、灰蒙蒙的意绪就那么控制了我。
现在我可以心平气和地说，那正是我的“中年危机”，或早或晚，我都得经历这场危机，它是人生躲不过的一劫；然而在当时，我甚至连想都不会这么想。原因很简单：当时我的心态还是那么年轻，根本没有，或者说还来不及有什么“中年”的概念。
似乎也不存在通常和危机相伴随的“逆境”：在事业上，虽说还有待跃上一个新台阶，但艺术风格已足够突出和稳定，况且一系列成就摆在那里，怎么也够得上是个“成功人士”吧；在“个人问题”上，和珠拉的恋情已持续了将近两年，虽有进一步“加温”的必要，但基本上应该说大局已定；在家庭关系上，我早已被二老和其他家人认定是家里的“顶梁柱”，而他们各自也生活安定，秩序井然，没有什么值得悬心的事。
不是说“男人四十一枝花”吗？用花不花的来比喻太恶俗，那么，说我正如一张完全打开，且吃满了风的帆，有理由自我感觉良好，应该可以吧？然而我却一下子被卷进了一个看不见的漩涡，或落入了一个软绵绵的陷阱。
心慌、失眠、盗汗、食欲不振、不想见人（包括朋友）、没事就躺着、对什么都没有兴致；酒喝得那叫凶，却也喝得闷；好像总在想心事，但其实只是在发呆。四顾茫茫，轻得抓不住而又重得拖不动。典型的抑郁症。
类似的状况，以前也曾出现过。73年一次，95年一次，但那两次都缘于很具体的外部压力，至少有明确的诱因。73年那次前面说过；95年那次，是因为突然发现存折上的存款已经无多，而进项渺渺。当时的感觉，像是一下掉进了一个冰窟窿，恐慌到绝望的程度，以致不断想到死。“花完这些钱我就去死。”我甚至设计了好几种自杀方案。
事后有朋友帮我分析，说我这是一种“创伤性贫穷综合征”，说白了，就是过去穷伤了，穷怕了，穷到了潜意识里，以致反应过激，防卫过当。他对我自述的“自杀情结”未置可否，“但要注意”，他一脸严肃地警告说：“你在精神上缺少安全感，而且有偏执的倾向。这种倾向会夸张、放大你无意识中的创伤记忆，形成强大的自我压迫力量。特别是你处在生命低潮的时候。”
他说的我懂。我见过从前饿伤了、饿怕了的人：瘦瘦小小的，可饭量一个顶俩大汉；不放过任何大吃一顿的机会，还要把桌上所有的残汤剩饭统统归并了带回家，说是做什么“罗宋汤”。其实那也是一种“创伤性贫穷综合征”。
问题是，“穷”现在对我无论是在现实还是心理的意义上都不再是问题，那么，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创伤记忆”在作怪呢？
当然是处于生命的低潮时刻，对此我毫不陌生。低潮时刻的人会变得格外敏感、软弱、消极而惰性。我的低潮往往和生病是一回事，这时我的偏执会偏到自我强迫，甚至自虐的程度：高烧40度，难受得都快不行了，而身边一个人也没有，就那么孤零零地躺着。于是百哀齐至，禁不住地伤感。可伤感归伤感，我还是宁愿撑着，熬着，也不愿吃药看医生，更不会给谁打电话；并且越是病得厉害，就越是这样跟自己较劲。事后还美其名曰：享受孤独。
然而，这次我并没有生病。再说，这“低潮”也未免太低了吧？
再次闪过自杀的念头。可连这念头都是没精打彩的，像严冬被浮云盖着的日头。
那天在床上连轴躺到傍晚，午饭都没吃（早饭我照例是不吃的）。突然想到去世不久的东彬，窗外就起了风。我若有所感，见房门开着，就默默祷告道：“东彬东彬，如果你想我去和你做个伴的话，就让这风把门关上。”祷告完就紧紧地盯着门，等着他在冥冥中决断。
窗子没关严，可以感到有风从床前悠悠地吹过去，但房门始终纹丝不动。大概半个来小时吧，风似乎停了，我也松了口气。
慢慢我就有点明白：我闹这场危机，恐怕和“自杀情结”没有太大的关系。我并不是想死，而是有点“怕生”。因为那段时间脑子里总有一个声音在顽固地说：四十年，太长了，太长了！
它所说的“四十年”不是已经过去的四十年，而是未来的四十年。这是假定我可以活到八十岁。对我们这个长寿家族来说，这样的假定并不奢侈；可这样一来，就意味着我的人生道路刚刚走了一半！
前四十年算是磕磕绊绊走过来了，那么，还要再这么磕磕绊绊地走四十年吗？还要像前四十年那样去操劳，去打拼，去经历不得不经历的一切？过去自认为流行歌手也就唱到三十多岁，那么，过了四十我还要唱下去吗？还要唱多久？而不唱歌我又能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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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名的四十岁危机（2）
唉，太长了，太长了，四十年太长了。因为我已经四十岁。
我的这些想法是否有点“无事生非”以至“杞人忧天”？事后说给朋友们听，大多也表示不可理解，甚至觉得可笑。我只好叹气道：你们不懂。
其实我自己也未必真懂。能被我们的意识、语言照亮的，只是生命的一小部分；其它幽昧的、黑暗的部分，只好另外寻求表达的方式，有时是我们搞不太懂，以至完全搞不懂的方式。那被我们称为“自己”的生命，有它自己相对独立的意志。
也许它是要通过这种莫名的危机感促使我进行一次自我清算？但为什么非要选择在我四十岁这一年，并且是在一切正常的情况下呢？四十岁…2000年…新千年…新世纪，我不禁要对所有这些鞠躬致敬了。
现在我已经知道，其实并不存在“一切正常”这回事。换一个角度或深一层看，原本“正常”的就变成了“负常”，并且二者可以互相置换：成功可以被置换成对挫败的恐惧，对爱情的追求可以被置换成对得不到爱的担忧，责任感可以被转换成不能履行责任的焦虑，如此等等。这“负常”平时像些分散的鳄鱼，潜伏在意识的水面下，充其量冒一冒头；可一旦它们结成秘密团伙蠢蠢欲动，就会形成一种可怕的压力。这时“正常”就变成了危机。
然而其时我还没有，或者说还不愿看清这些鳄鱼。当我不得不对自己实行紧急动员，试图走出危机感那令人窒息的阴影时，我所本能诉诸的首先是勇气，其次是自我劝勉，至于可怜的理性，那要等到危机结束之后。
最能表达勇气的当然是写歌。对我来说，这意味着一种立即行动的力量。于是我提笔写下了《四十岁》。这或许算不上我最重要的作品，却是我最敝帚自珍的作品，因为它是我第一首、迄今为止也是唯一的一首真正写给自己的歌：
二000年新的一天
又开创了我四十岁的生涯
虽说身体确实不太利索
可心情他就这么年轻
有时候病了躺在床上
难免会有些悲伤
这些年去了不少地方
可挣的钱并不多
身边的女人走来走去
可我在这世界上走来走去
到现在也没找到传说的爱情
更没人亲热地叫我爹爹
回想起二十年前
独自一人来到北京
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
一心坚持到现在
虽然有过成功的喜悦
可荣誉和成绩总是二八开
因此我流过泪
我愤怒过
才发现自己还不够成熟
爸爸妈妈哥哥姐姐都说我好
都说我是咱们家的顶梁柱
可到了今天四十岁的我
却有一种说不出的危机感
我也曾考虑换个活法
可除了唱歌我还会做什么
因为这些年我迷迷糊糊
怎么养活自己还是个问题
好在香港澳门回到祖国
国际形势爱怎么着就怎么着
我也鼓起勇气面向未来
该怎么活着就怎么活着
我不敢说它有多好，但我敢说它足够真实。它就像一面镜子，反映出了当时我的心态和影像：我的悲伤、我的尴尬、我的坚持、我的牢骚和我对自己的不满。当然，歌毕竟是歌，不是病历或药方，因此我对危机感只是旁敲侧击，而不是和盘托出，更没有大肆渲染。不过，透过某些表达上的问题，还是可以看出它打下的深重印记。尤其是最后两句，将港澳回归、国际形势和我“该怎么活着就怎么活着”扯在一起，有人说是“神来之笔”，其实不过是茫然无绪中强作通脱罢了，其中的复杂滋味，大概只有我自己才清楚。
但无论如何，写完这首歌我感觉松快多了。这再次证明，写作确实具有心理治疗的功效。真到过生日那天，我已有足够的热情和朋友们一道狂欢到半夜。宴罢归来，趁着酒兴我又给朋友们和自己写了一封信。信是这样结尾的：
回想四十年的风风雨雨，是你们陪伴着我度过了许许多多的不眠之夜，回想我有那么多的好朋友，那么多的亲人和好心人，说真的，今天我直想大喊一声“爱你们，就像爱我自己！”可最终我还是没喊出来，因为我觉得，留在心里会让我更加踏实。现在我正盯着闹钟的两根针像两条腿，嘀嘀答答地越走越近，再过一会儿，当它们在12点上重叠在一起时，一个新的明天就会悄然降临。是的，新的！明天！我的。也是你们的。
把签字笔插回笔筒的刹那间，我体验到一种结束和开始同时到达的感觉；又仔细地读了一遍信，再折好放进抽屉，钥匙转动了两圈，“咔”地一场轻响：危机过去了，而青年时代也终于被留在了身后。我长长地舒了口气，心里那叫个悲欣交集。
日子一天天过去，四十岁危机的意义开始慢慢显露出来：如同秋风使苹果变红一样，它也使我变得成熟。
《红楼梦》中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八个字，常被用来指证成熟；但对我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