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统扔下了。逃啊。
就这样,在我心理上陷入绝境,差不多已成了一个废人的当口,生活突然对我绽出了美丽的笑容。
一家人都欢天喜地,为我感到庆幸——不仅庆幸我摆脱了已经陷得太久的受挫的泥潭,也庆幸我有了一个踏踏实实的前程。后一条份量肯定更重,因为那会儿我们县还没有高中,而照我当时的情况,初中毕业肯定就没戏了,再往下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也曾自问过:你还能回去当一个牧民吗?还能当一个好牧民吗?说实话,一点底气都没有。现在好了,考上了专业学校,换句话说,我已得到了某种承诺:毕业后可以立刻牢牢地捧上国家的“铁饭碗”!
或许只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才能理会,得到这样的承诺在当时意味着怎样一种巨大的幸运!尤其是在我们那样的穷乡僻壤,又尤其是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
我不是一个志存高远的人,更不是一个能透过迷雾、看清明天的人,在当时,眼瞅着有了“铁饭碗”的保证,我已和我的家人一样感到心满意足。只是在我和历史一起磕磕绊绊地走出了足够远之后,在“饭碗”已不再是生活的最大压力、最高目标之后,我才真正看清了这一转折之于我的重大意义,或者说,它才向我呈现其真正的意义。
多年后我曾将这次转折表达为“命运之神向我伸出了爱的手”。这听起来有点酸,但不这样说就不足以强调我的看重——
假如没有这次转折,就没有我以后的艺术之路,也就没有我的今天!
说“命运之神”表明了我对某种不可知力量的敬畏,这和我对姐姐的感激并不矛盾。因为,我能有这么好的姐姐——包括这么好的哥哥,这么好的家人——本身就是我命运的一部分。“爱的手”把这一切凝聚在一起。所谓“幸运”,就是在关键时刻突然握住了一只爱的手。
我父母对我本已失望,这时态度立刻产生了变化。我去艺校报到时父亲将他的一套中山装送给了我,这在当时可是一件不得了的事;第二年父母又送了我一块手表,延安牌的,时价90元,就更不得了了。
我高兴得心里直痒痒但又有所不忍,就假假地谦虚了几句。妈妈说:拿着吧,我儿子现在的身份不同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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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弦老大”不敢再傲慢
我进内蒙艺校顶的是学舞蹈的名目,进去后也确实练了三个月的功;但我本心并不想学舞蹈,真想学的是扬琴,也不知为什么,或许和我父亲会打扬琴有关。无奈那年扬琴只招一个,我条件比不过别人,只好认命。
但三个月过后就憋不住了。问题是正经八百地找领导谈肯定不行,怎么达成目的?想来想去,可能还是老招数,即在我姥姥面前屡试不爽的那一招比较有效,于是便哭着去找教务处。
后来我知道这也是孙子兵法“三十六计”中的一计,叫“哀兵必胜”。
那时艺校的教务处处长是三宝的父亲。他看见我哭着过来就哈哈大笑,说没事哭什么呀?我就装出十二分委屈的样子边哭边说理由。我说我们县送我来本就是让我学器乐,不是学跳舞的,结果搞错了;这么错下去,将来回去怎么交待哪?
我哭诉的过程中处长一直在笑。他当然知道我在撒谎,也知道我想干什么。最后他说,行,你先回去,我们研究一下。这样又过了两三天,就通知我改学三弦了。
在艺校三年,第一年什么也不懂,基本上是混过去的;第二年有所起色;到第三年,我就开始小有名气了。
我的名气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听力特别好,钢琴上的某个键,我看了就能把它唱出来,一弹,就是这个音。用行话说,咱有“绝对辨音力”。二是开始自己学作曲。我写的《节日的鄂尔多斯》难度极大,到现在还是内蒙艺校学三弦的终结曲,能弹好这个曲子,也就能毕业了。这三嘛,当然就是我的三弦弹得特别棒。毫不吹嘘地说,到我毕业的时候,在整个内蒙古地区,要说弹三弦我肯定是数老大了,谁也弹不过我。
这么着,毕业后就让我留校当了老师,教三弦,同时兼任学生乐队的指挥。77年内蒙古艺术团出访非洲,我老师也去了,给他们每人定做了一套西服,那叫个帅。我每次指挥演出时就借他的西服穿,过瘾。
其实那时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指挥,瞎比划罢了。78年底小泽征尔首度来华演出我看了,把我迷得、爱得、惭愧得,咳,真是没法说。
也是该我走好运,缺什么来什么,挡都挡不住。没过多长时间,79年下半年吧,学校就派我到中国音乐学院进修指挥,让我心里那个乐。
乐归乐,去时心里还是“三弦老大”的感觉,傲慢得很。我想三弦弹到我这程度,差不多是到头了;依此类推,艺术大概也就这样了。结果去了一看,哎呀不得了,那么多大名鼎鼎的人都还在苦哈哈地学习,宽了还要宽,精了还要精,这才知道自己真是只井底之蛙。
我在中国音乐学院进修的时间不长,半年而已,却大大拓展了自己的视野,就此明白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学海无涯,任谁都不敢随便称老大。艺术家必有傲骨,但这和盲目尊大永远是两码事。只有懂得谦卑的人才能懂得骄傲,包括向谁骄傲和为什么骄傲。
也正是在中国音乐学院的这半年导致我的命运又一次发生了改变。我也说不好这究竟是主动选择还是随大流的结果。
当时一起进修的有好几位同学,聊天时他们问我进修完指挥后干什么。我答回学校当指挥呗,能干什么?他们就笑。我反过来问他们,他们都说准备明年考大学。我就感到奇怪:都学了这么多了,还上什么大学啊?
但他们是认真的,我从他们的刻苦中感受到了这一点。慢慢地自己也有点动心了:这么多人都想上大学,我是不是也应该上他一上呢?
进修完回到内蒙,好几个朋友聚在一起复习,也都在准备考大学。我艺校的同学亚伦在拼命练钢琴,学和声;还有一位叫胡德——他父亲曾因创作《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而名动一时——也在拼命学,拼命练。他俩的基础应该说都比我好,但都不安于现状,这给了我很大的刺激,于是我也下决心考了。
经过初试,再到天津音乐学院复试。其余我的基础课考得并不理想,主要是我的面试获得了全体考官的一致好评。后来我还听说,当时主考的包元恺老师为我出色的表现而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就这样,我考上了天津音乐学院作曲系。
或许是这样的结果让我感到负疚,但更主要的是担心经济上是否负担得起,接到录取通知书后我一点也兴奋不起来,相反陷入了困惑:去,还是不去?
给家里打电话,我爸是一句话也不说;我妈先问要学几年,我说五年,她就一下叫唤起来了:你现在当老师不是挺好吗?五年呐!我们哪有那么多钱供你?再说,还要不要结婚、生孩子啦?
跟着女班长的活椅子
我不怪我妈短视。她说的是大大的实话。我爸当时不说话,也是为此心中感到为难。当然最后我还是决定去,毕竟是一个提高自己的机会嘛。但在天津音乐学院的五年里,经济问题一直是压在我心里的一块石头。
那几年我父母每学期给我90元,平均每个月20不到;此外学校还有一个贫困生补助,我是班上最穷的学生,每月补助12元;这样加起来,每月生活费30多一点,照说可以勉强对付了,但我偏偏又爱喝点酒,于是就难免左支右绌。
在我们80届作曲系的学生中,我大概是第一个献血的人。500毫升哪,许多同学都不愿意献,怕亏了身子。我不怕吗?也怕,但还有叫我更怕的。
后来有领导表扬我“发扬了风格”,我在下面暗暗好笑:什么“发扬风格”,不就是为了钱吗?你想,献一次给70元,还有罐头、白糖,外加学校补助的饭票什么的,多大的诱惑啊!血献出去了还可以再生,可钱花出去了会再生吗?实际上,从了解到这些条件的最初一刻起,我就决定了:70?操,我去!
当然我不会、也不能说出我的真实想法,那才真叫不讨好呢。我只能自得其乐。
钱还没拿到就已计划好了:或者星期六或者星期天,谁也不告诉,悄悄走;一斤涮羊肉俩烧饼,外加二两白酒,肉吃完,汤喝尽,一点都不留。这还不到5块钱,余下65,慢慢贴补吧。
唉,那时真是苦哇。唯一的浪漫事儿就是喝酒。据说在我来之前,天津音乐学院的学生从来不喝酒,我算是这方面开风气先的人,当然是坏风气——不仅一人喝,还带着一帮人喝,而且一喝就喝到早晨四五点;去处必定是火车东站,那儿的小馆子通宵营业,别处没有。常常是晚十一点开始在宿舍里点数,还没点完就走人,想到热腾腾的饺子就二锅头,耐不住啊。这是说人多的情况;想涮羊肉了就只能一人悄悄去,否则谁付账就会成大问题。
我开这个风气,好酒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是要借酒浇愁,借酒逃避,这又是那些“跟风”的同学所不能理解的了。
入学的第一学期大概有十几门考试,我半数以上不及格,为什么?语言不过关,听不懂。我那点儿汉语,吃吃饭、聊聊天还可以,听课就不行了;老师又不能单照顾你一个人,感觉中常常是“哗”一下过去了,我还什么都不知道,像鱼被晾在沙滩上那样,只能干瞪眼。
不只是听,还要写。这我就更不行了。一下子写那么多汉字,还不如要了我的命。
专业课还好一点,我最怕的是哲学、政治经济学之类,尽是抽象的、艰深的理论术语。记得政治经济学老师为了让我明白“生产力”和“劳动力”这两个概念的区别,真是说干了唾沫,可我横竖就是搞不清楚它们之间究竟有什么不同。在我看来,既然“生产”就是“劳动”,那么“生产力”当然也就是“劳动力”,一码事儿嘛。我就这样从特别弱的角度来理解。
闹不懂又要应付考试,许多课就只好死记硬背。死记硬背太苦,那就另辟“捷径”。
我们班的班长是个女生,党员,生得特老实,一看就是个乐于助人的人。我是少数民族,汉语这么差,她似乎也有帮助我的义务。
于是每次考试前我就去找她,说是一起复习,其实是一边复习一边说好话,时不时地还送她一块巧克力,特大的那种。我的话都是说在明处,我说考试时我就坐在你旁边,我不会百分百抄你的,只抄一部分;要不然我会不及格,那样大家都不好看。她也聪明,笑而不答。
一次两次不打紧,次数一多,老师就看出来了,当然就生气。
那天考什么不记得了,好像是艺术概论,反正是玩文字的;主考老师一进门就说:腾格尔,你坐那边去,别老挨着人家!我就笑,假装没听见一样,还是稳稳地坐在那里。
这时全班同学都笑起来,包括女班长在内。老师急了,就指着她说,那你起来,你到那边去!她当然就起来,可我跟着也起来了。
我们坐的是那种右手边镶了一块木板的椅子,端起来很方便,于是我就端着跟在她后面,她坐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我一边跟一边对老师说心里话,我说求求你了,就让我坐她身边吧,否则我绝对不及格。我保证不会全抄,就抄那么一点,我保证!
全班同学笑得更厉害了,简直就是乱成了一团。最后老师没办法,只好将就我,也是一种精诚所至吧。
可你们说说,我这么像把活椅子,被自己厚着脸皮端着,在班长身后跟来跟去,包括忍痛从酒钱中抠出买巧克力的钱,容易吗?
天地有大德:说说我的父母亲(1)
在好莱坞余卓别林为伴
我非常欣赏作家张贤亮的一句话。他说:世上最难过的不是思念,而是没有可以思念的对象。最初读到这句话时我感到心里直发疼——当然不是心疼自己,而是心疼他,心疼这句话。那一瞬间我被这句话,更准确地说,被这句话所激起的满腔思念涨得满满的——我是说,我有太多的思念。
正是怀着同样的心情我写下了《天堂》。这首歌的关键词是“我的家”,因此也可以说,“天堂”就是“我的家”,反过来也一样。
从词面上看,我写的是大“家”,是故乡;我爱这大“家”,我爱故乡。但如果没有我对我那小“家”的爱,如果心里没有那一份浓得化不开的亲情,我敢说我肯定写不出这首歌,就是写出了也唱不好结尾时那辉煌的高音。
是的,“我爱你,我的家,我的家,我的天堂,我——的——天——堂”!
我父母生了我们姊妹五个,可以说个个成材。我大姐前面说过,很早就是我们县乌兰牧骑的骨干。她的文艺才华不仅直接影响了我,而且也影响到我的两个妹妹,一个学了大提琴,另一个歌儿也唱得特别好。我哥后来一直在内蒙古交通厅工作。
这事不仅别人,就是我们自己聚在一起时说起来,也觉得真是有点奇:这么一个草原深处的穷乡僻壤,这么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家庭,五个孩子,却一个是一个。当时我们那儿的人,能到县里就不错,到呼和浩特已是凤毛麟角;而我们家的孩子不仅到了呼和浩特,而且到了北京,姐姐和一个妹妹甚至去了国外,还在那里定居。额尔和图的蒙古孩子怎么会在美国定居了呢?
别人都说是孩子争气,但我们却认为,我们能走到今天,取得这样的成绩,和父母的关系极大。一个人平生行好行坏,必有某种回报。我父母肯定都是积了大德的人。
在性格上,父亲对我的影响更大。他应该算是我们镇上最大的知识分子了,年轻时曾在宁夏专门学汉语,后来又去傅作义的军官学校呆了几年,最终是作为翻译官派到我们那儿去的。他到现在给我们写信,用的还都是繁体字。
听我舅舅说,我父亲年轻时也是一风流人儿,戴一顶礼帽,架一副眼镜,说话慢声细气的,特派。一帮人在一起喝酒,喝着喝着,他就会突然冒出一大串汉语来,谁都听不懂。那感觉,相当于一帮汉族农民聚会,突然有人站起来大讲英语。
父亲内向而温和,平时话不多。但最能说明他这个人的还不是内向,而是宽容。他的温和来自他的宽容。对我们的选择,他从来没有说过“不行”,至多是叼着烟一声不吭,那就表明他有不同看法。不过,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他也决不会把他的看法强加给我们。可以说,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他让我们最大程度地享受了自主和自由。
“文革”中造反派说我父亲是国民党特务,整他,打断了他两根肋骨,那个气受大了。据他说忍无可忍时也曾想到过自杀,可再想想又不敢:五个孩子呢,自己死了孩子怎么办?只好硬挺了过来。
后来镇上两派武斗,互相用长矛乱捅。有一次又打起来了,我妈对我爸说,咱们赶紧跑吧,要不没准儿遭殃。可他就不跑,说怎么会呢?我一文化人,又不惹他们。结果真被捅了六刀,所幸都不致命。
当年整我父亲的人一直都在,就在我们镇上。我们都知道这件事,别说看到他,说起就气愤得不行。一次我和我哥——那时我们都已足够大——喝了点酒,冲动之下就决定去打他一顿解气;我爸就急了,拼了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