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统扔下了。逃啊。
就这样，在我心理上陷入绝境，差不多已成了一个废人的当口，生活突然对我绽出了美丽的笑容。
一家人都欢天喜地，为我感到庆幸——不仅庆幸我摆脱了已经陷得太久的受挫的泥潭，也庆幸我有了一个踏踏实实的前程。后一条份量肯定更重，因为那会儿我们县还没有高中，而照我当时的情况，初中毕业肯定就没戏了，再往下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也曾自问过：你还能回去当一个牧民吗？还能当一个好牧民吗？说实话，一点底气都没有。现在好了，考上了专业学校，换句话说，我已得到了某种承诺：毕业后可以立刻牢牢地捧上国家的“铁饭碗”！
或许只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才能理会，得到这样的承诺在当时意味着怎样一种巨大的幸运！尤其是在我们那样的穷乡僻壤，又尤其是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
我不是一个志存高远的人，更不是一个能透过迷雾、看清明天的人，在当时，眼瞅着有了“铁饭碗”的保证，我已和我的家人一样感到心满意足。只是在我和历史一起磕磕绊绊地走出了足够远之后，在“饭碗”已不再是生活的最大压力、最高目标之后，我才真正看清了这一转折之于我的重大意义，或者说，它才向我呈现其真正的意义。
多年后我曾将这次转折表达为“命运之神向我伸出了爱的手”。这听起来有点酸，但不这样说就不足以强调我的看重——
假如没有这次转折，就没有我以后的艺术之路，也就没有我的今天！
说“命运之神”表明了我对某种不可知力量的敬畏，这和我对姐姐的感激并不矛盾。因为，我能有这么好的姐姐——包括这么好的哥哥，这么好的家人——本身就是我命运的一部分。“爱的手”把这一切凝聚在一起。所谓“幸运”，就是在关键时刻突然握住了一只爱的手。
我父母对我本已失望，这时态度立刻产生了变化。我去艺校报到时父亲将他的一套中山装送给了我，这在当时可是一件不得了的事；第二年父母又送了我一块手表，延安牌的，时价90元，就更不得了了。
我高兴得心里直痒痒但又有所不忍，就假假地谦虚了几句。妈妈说：拿着吧，我儿子现在的身份不同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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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弦老大”不敢再傲慢
我进内蒙艺校顶的是学舞蹈的名目，进去后也确实练了三个月的功；但我本心并不想学舞蹈，真想学的是扬琴，也不知为什么，或许和我父亲会打扬琴有关。无奈那年扬琴只招一个，我条件比不过别人，只好认命。
但三个月过后就憋不住了。问题是正经八百地找领导谈肯定不行，怎么达成目的？想来想去，可能还是老招数，即在我姥姥面前屡试不爽的那一招比较有效，于是便哭着去找教务处。
后来我知道这也是孙子兵法“三十六计”中的一计，叫“哀兵必胜”。
那时艺校的教务处处长是三宝的父亲。他看见我哭着过来就哈哈大笑，说没事哭什么呀？我就装出十二分委屈的样子边哭边说理由。我说我们县送我来本就是让我学器乐，不是学跳舞的，结果搞错了；这么错下去，将来回去怎么交待哪？
我哭诉的过程中处长一直在笑。他当然知道我在撒谎，也知道我想干什么。最后他说，行，你先回去，我们研究一下。这样又过了两三天，就通知我改学三弦了。
在艺校三年，第一年什么也不懂，基本上是混过去的；第二年有所起色；到第三年，我就开始小有名气了。
我的名气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听力特别好，钢琴上的某个键，我看了就能把它唱出来，一弹，就是这个音。用行话说，咱有“绝对辨音力”。二是开始自己学作曲。我写的《节日的鄂尔多斯》难度极大，到现在还是内蒙艺校学三弦的终结曲，能弹好这个曲子，也就能毕业了。这三嘛，当然就是我的三弦弹得特别棒。毫不吹嘘地说，到我毕业的时候，在整个内蒙古地区，要说弹三弦我肯定是数老大了，谁也弹不过我。
这么着，毕业后就让我留校当了老师，教三弦，同时兼任学生乐队的指挥。77年内蒙古艺术团出访非洲，我老师也去了，给他们每人定做了一套西服，那叫个帅。我每次指挥演出时就借他的西服穿，过瘾。
其实那时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指挥，瞎比划罢了。78年底小泽征尔首度来华演出我看了，把我迷得、爱得、惭愧得，咳，真是没法说。
也是该我走好运，缺什么来什么，挡都挡不住。没过多长时间，79年下半年吧，学校就派我到中国音乐学院进修指挥，让我心里那个乐。
乐归乐，去时心里还是“三弦老大”的感觉，傲慢得很。我想三弦弹到我这程度，差不多是到头了；依此类推，艺术大概也就这样了。结果去了一看，哎呀不得了，那么多大名鼎鼎的人都还在苦哈哈地学习，宽了还要宽，精了还要精，这才知道自己真是只井底之蛙。
我在中国音乐学院进修的时间不长，半年而已，却大大拓展了自己的视野，就此明白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学海无涯，任谁都不敢随便称老大。艺术家必有傲骨，但这和盲目尊大永远是两码事。只有懂得谦卑的人才能懂得骄傲，包括向谁骄傲和为什么骄傲。
也正是在中国音乐学院的这半年导致我的命运又一次发生了改变。我也说不好这究竟是主动选择还是随大流的结果。
当时一起进修的有好几位同学，聊天时他们问我进修完指挥后干什么。我答回学校当指挥呗，能干什么？他们就笑。我反过来问他们，他们都说准备明年考大学。我就感到奇怪：都学了这么多了，还上什么大学啊？
但他们是认真的，我从他们的刻苦中感受到了这一点。慢慢地自己也有点动心了：这么多人都想上大学，我是不是也应该上他一上呢？
进修完回到内蒙，好几个朋友聚在一起复习，也都在准备考大学。我艺校的同学亚伦在拼命练钢琴，学和声；还有一位叫胡德——他父亲曾因创作《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而名动一时——也在拼命学，拼命练。他俩的基础应该说都比我好，但都不安于现状，这给了我很大的刺激，于是我也下决心考了。
经过初试，再到天津音乐学院复试。其余我的基础课考得并不理想，主要是我的面试获得了全体考官的一致好评。后来我还听说，当时主考的包元恺老师为我出色的表现而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就这样，我考上了天津音乐学院作曲系。
或许是这样的结果让我感到负疚，但更主要的是担心经济上是否负担得起，接到录取通知书后我一点也兴奋不起来，相反陷入了困惑：去，还是不去？
给家里打电话，我爸是一句话也不说；我妈先问要学几年，我说五年，她就一下叫唤起来了：你现在当老师不是挺好吗？五年呐！我们哪有那么多钱供你？再说，还要不要结婚、生孩子啦？
跟着女班长的活椅子
我不怪我妈短视。她说的是大大的实话。我爸当时不说话，也是为此心中感到为难。当然最后我还是决定去，毕竟是一个提高自己的机会嘛。但在天津音乐学院的五年里，经济问题一直是压在我心里的一块石头。
那几年我父母每学期给我90元，平均每个月20不到；此外学校还有一个贫困生补助，我是班上最穷的学生，每月补助12元；这样加起来，每月生活费30多一点，照说可以勉强对付了，但我偏偏又爱喝点酒，于是就难免左支右绌。
在我们80届作曲系的学生中，我大概是第一个献血的人。500毫升哪，许多同学都不愿意献，怕亏了身子。我不怕吗？也怕，但还有叫我更怕的。
后来有领导表扬我“发扬了风格”，我在下面暗暗好笑：什么“发扬风格”，不就是为了钱吗？你想，献一次给70元，还有罐头、白糖，外加学校补助的饭票什么的，多大的诱惑啊！血献出去了还可以再生，可钱花出去了会再生吗？实际上，从了解到这些条件的最初一刻起，我就决定了：70？操，我去！
当然我不会、也不能说出我的真实想法，那才真叫不讨好呢。我只能自得其乐。
钱还没拿到就已计划好了：或者星期六或者星期天，谁也不告诉，悄悄走；一斤涮羊肉俩烧饼，外加二两白酒，肉吃完，汤喝尽，一点都不留。这还不到5块钱，余下65，慢慢贴补吧。
唉，那时真是苦哇。唯一的浪漫事儿就是喝酒。据说在我来之前，天津音乐学院的学生从来不喝酒，我算是这方面开风气先的人，当然是坏风气——不仅一人喝，还带着一帮人喝，而且一喝就喝到早晨四五点；去处必定是火车东站，那儿的小馆子通宵营业，别处没有。常常是晚十一点开始在宿舍里点数，还没点完就走人，想到热腾腾的饺子就二锅头，耐不住啊。这是说人多的情况；想涮羊肉了就只能一人悄悄去，否则谁付账就会成大问题。
我开这个风气，好酒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是要借酒浇愁，借酒逃避，这又是那些“跟风”的同学所不能理解的了。
入学的第一学期大概有十几门考试，我半数以上不及格，为什么？语言不过关，听不懂。我那点儿汉语，吃吃饭、聊聊天还可以，听课就不行了；老师又不能单照顾你一个人，感觉中常常是“哗”一下过去了，我还什么都不知道，像鱼被晾在沙滩上那样，只能干瞪眼。
不只是听，还要写。这我就更不行了。一下子写那么多汉字，还不如要了我的命。
专业课还好一点，我最怕的是哲学、政治经济学之类，尽是抽象的、艰深的理论术语。记得政治经济学老师为了让我明白“生产力”和“劳动力”这两个概念的区别，真是说干了唾沫，可我横竖就是搞不清楚它们之间究竟有什么不同。在我看来，既然“生产”就是“劳动”，那么“生产力”当然也就是“劳动力”，一码事儿嘛。我就这样从特别弱的角度来理解。
闹不懂又要应付考试，许多课就只好死记硬背。死记硬背太苦，那就另辟“捷径”。
我们班的班长是个女生，党员，生得特老实，一看就是个乐于助人的人。我是少数民族，汉语这么差，她似乎也有帮助我的义务。
于是每次考试前我就去找她，说是一起复习，其实是一边复习一边说好话，时不时地还送她一块巧克力，特大的那种。我的话都是说在明处，我说考试时我就坐在你旁边，我不会百分百抄你的，只抄一部分；要不然我会不及格，那样大家都不好看。她也聪明，笑而不答。
一次两次不打紧，次数一多，老师就看出来了，当然就生气。
那天考什么不记得了，好像是艺术概论，反正是玩文字的；主考老师一进门就说：腾格尔，你坐那边去，别老挨着人家！我就笑，假装没听见一样，还是稳稳地坐在那里。
这时全班同学都笑起来，包括女班长在内。老师急了，就指着她说，那你起来，你到那边去！她当然就起来，可我跟着也起来了。
我们坐的是那种右手边镶了一块木板的椅子，端起来很方便，于是我就端着跟在她后面，她坐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我一边跟一边对老师说心里话，我说求求你了，就让我坐她身边吧，否则我绝对不及格。我保证不会全抄，就抄那么一点，我保证！
全班同学笑得更厉害了，简直就是乱成了一团。最后老师没办法，只好将就我，也是一种精诚所至吧。
可你们说说，我这么像把活椅子，被自己厚着脸皮端着，在班长身后跟来跟去，包括忍痛从酒钱中抠出买巧克力的钱，容易吗？
天地有大德：说说我的父母亲（1）
在好莱坞余卓别林为伴
我非常欣赏作家张贤亮的一句话。他说：世上最难过的不是思念，而是没有可以思念的对象。最初读到这句话时我感到心里直发疼——当然不是心疼自己，而是心疼他，心疼这句话。那一瞬间我被这句话，更准确地说，被这句话所激起的满腔思念涨得满满的——我是说，我有太多的思念。
正是怀着同样的心情我写下了《天堂》。这首歌的关键词是“我的家”，因此也可以说，“天堂”就是“我的家”，反过来也一样。
从词面上看，我写的是大“家”，是故乡；我爱这大“家”，我爱故乡。但如果没有我对我那小“家”的爱，如果心里没有那一份浓得化不开的亲情，我敢说我肯定写不出这首歌，就是写出了也唱不好结尾时那辉煌的高音。
是的，“我爱你，我的家，我的家，我的天堂，我——的——天——堂”！
我父母生了我们姊妹五个，可以说个个成材。我大姐前面说过，很早就是我们县乌兰牧骑的骨干。她的文艺才华不仅直接影响了我，而且也影响到我的两个妹妹，一个学了大提琴，另一个歌儿也唱得特别好。我哥后来一直在内蒙古交通厅工作。
这事不仅别人，就是我们自己聚在一起时说起来，也觉得真是有点奇：这么一个草原深处的穷乡僻壤，这么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家庭，五个孩子，却一个是一个。当时我们那儿的人，能到县里就不错，到呼和浩特已是凤毛麟角；而我们家的孩子不仅到了呼和浩特，而且到了北京，姐姐和一个妹妹甚至去了国外，还在那里定居。额尔和图的蒙古孩子怎么会在美国定居了呢？
别人都说是孩子争气，但我们却认为，我们能走到今天，取得这样的成绩，和父母的关系极大。一个人平生行好行坏，必有某种回报。我父母肯定都是积了大德的人。
在性格上，父亲对我的影响更大。他应该算是我们镇上最大的知识分子了，年轻时曾在宁夏专门学汉语，后来又去傅作义的军官学校呆了几年，最终是作为翻译官派到我们那儿去的。他到现在给我们写信，用的还都是繁体字。
听我舅舅说，我父亲年轻时也是一风流人儿，戴一顶礼帽，架一副眼镜，说话慢声细气的，特派。一帮人在一起喝酒，喝着喝着，他就会突然冒出一大串汉语来，谁都听不懂。那感觉，相当于一帮汉族农民聚会，突然有人站起来大讲英语。
父亲内向而温和，平时话不多。但最能说明他这个人的还不是内向，而是宽容。他的温和来自他的宽容。对我们的选择，他从来没有说过“不行”，至多是叼着烟一声不吭，那就表明他有不同看法。不过，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他也决不会把他的看法强加给我们。可以说，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他让我们最大程度地享受了自主和自由。
“文革”中造反派说我父亲是国民党特务，整他，打断了他两根肋骨，那个气受大了。据他说忍无可忍时也曾想到过自杀，可再想想又不敢：五个孩子呢，自己死了孩子怎么办？只好硬挺了过来。
后来镇上两派武斗，互相用长矛乱捅。有一次又打起来了，我妈对我爸说，咱们赶紧跑吧，要不没准儿遭殃。可他就不跑，说怎么会呢？我一文化人，又不惹他们。结果真被捅了六刀，所幸都不致命。
当年整我父亲的人一直都在，就在我们镇上。我们都知道这件事，别说看到他，说起就气愤得不行。一次我和我哥——那时我们都已足够大——喝了点酒，冲动之下就决定去打他一顿解气；我爸就急了，拼了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