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年美国的动作片“大腕”西格尔想拍成吉思汗，来中国时约见了我，被媒体炒得一塌糊涂，“两个‘格尔’在马克西姆相见恨晚”什么的。西格尔说，你肯定有一个重要角色；而我对他说，成吉思汗中国拍过，蒙古拍过，但都没有拍好；你要拍，一定要拍好。但愿他能理解我这么说的份量。
我这话本身没什么份量，我所说的“份量”来自历史。我的意思是：假如你真要拍，就要尊重历史。如果只想娱乐一下全世界的观众，也拍成个打来打去的动作片，那就完了。那就要挨骂，首先是蒙古人的骂。
关键是想法要对，本子要好；至于是不是有我的一个重要角色，说实在的我并不太在乎。除非适合我，否则就不演。我不能让我二十多年的形象毁于一旦：我的形象可不只是我的形象啊。我心里知道，真让我演成吉思汗的话，我还真能演好；但我不会去费劲争取，而宁可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态度。不过有一条可以肯定，如果西格尔本人要扮演成吉思汗，我肯定就不上了。
腾格尔，天的意思
额尔和图，我的根
在草原，每一根草都散发着阳光和大地的芬芳（2002）
就这样，我从草原深处走向你们（2001）
和乡亲们在一起。背后是我给家乡修建的佛塔（1998）
回到草原家中，装扮成一只混入羊群的“苍狼”（2002）
从北京回家的路上（1995）
民歌的海洋
每一座蒙古包里，都有我的亲人（2001）
回到草原家乡，和小演员们在一起（2002）
和民歌一样，沙漠是家乡的另一片海洋（1985）
“傻儿子”和保护神
上图：小学生的我。注意我的眼神，那时姥姥还在世。（1970）
下图：短暂的中学时代留影。有点忧郁是不是？（1973）
上图：进艺校后的“标准像”，一副被幸福之神眷顾的样子（1975）
下图：意气风发的艺校生。摄于呼市人民公园（1978）
中间坐着的就是我的“保护神”姥姥。两边是我年轻时的父母（1955）
上了大学，又一次人生转折。摄于天津水上公园（1981）
第一次出远门。艺校毕业那年（1978）
十四岁，自杀未遂
哥哥5岁，我3岁，那时我似乎更有“占武”的风姿（1963）
和哥哥、大妹在一起（1977）
还是哥儿俩。对比上一张，人不知怎么就长大了（1977）
在艺校。那时我已留校当了老师（1978）
命运之神
向我伸出了爱的手
与艺校同学摄于昭君墓前（1977）
初入内蒙艺校（1975）
“三弦老大”
不敢再傲慢
艺校毕业前夕：似乎有一个远方（1978）
在艺校当班主任时和学生在一起（1980）
跟着女班长的活椅子
其实我没那么用功。摄于天津音乐学院（1981）
读大学时和大妹摄于天津水上公园（1982）
天地有大德：说说我的父母亲
父母和家中的羊群（2000）
父亲（1995）
父亲和母亲。那时我还没有出生。中为姐姐（1956）
旷野里的全家福。前为父母。后排左起：小妹、我、姐姐、哥哥、大妹（1970）
这一次全家福挪到了室内。前排左起：小妹、母亲、父亲。后排左起：我、大妹、姐姐、哥哥（1977）
母亲和一岁的我（1961）
我、小妹和父亲（1973）
咱家的猫。它的一生都在咱家度过。都说长得挺像我。后来我照这张照片织了一张地毯，以便继续和它呆在一起。
婚姻爱情，
那是要有缘分的
这是现在能找到的我住在魏公村平房时的唯一一张照片。主题仍然是酒（1988）
和小妹夫达来（1995）
珠拉：
这么多年努力工作的奖赏
二人传，在大连（2000）
婚礼前的珠拉和我（2002）
所谓“郎才女貌”，但不仅如此。（2002）
什么能让大海沸腾？和珠拉摄于澳大利亚（2002）
上图： “嘎吉尔”这个十年前就起好的名字终于等到了主人
中图： 小嘎吉尔吃奶和我唱歌一样投入
下图： 我想她将来当一名小提琴手
和珠拉在黄果树瀑布前（2003）
去珠拉家的路上，背后是阿盟草原上常见的驼队（2000）
我怎么净碰上了些好老师
我和我在内蒙艺校的老师呼力亚其（1977）
艺校三弦专业留念。前排右为呼力亚其老师（1978）
“蒙古王”？蒙古人
这不是成吉思汗（2005）
拍摄MTV《蒙古王》（1998）
都是邓丽君惹的祸（1）
我已经说过，直到从天津音乐学院毕业，我一会儿这一会儿那，可从来没有想过将来以歌唱立身，也没受过任何声乐训练，那我是怎么开始唱起来的呢？简单一句话：都是邓丽君惹的祸。
我的演唱风格与邓丽君有天壤之别，但我这样说，至少是我们这代人，恐怕人人都能理解。
对我们这代人来说，邓丽君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歌唱家，还是一个文化符号。她的歌触动并解放了我们心中柔软的那一部分，而此前它一直被一层茧壳包裹着。
正是从听邓丽君的歌开始，那种从内容到风格都以单一为特征的意识形态音乐，也可以说那样的一个音乐时代，不可逆转地被我们抛在了身后。
我曾和不少当年也在高校的朋友交流过，经历和看法都差不多，可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我刚进天津音乐学院那会儿正赶上举国性的“邓丽君热”，我们男生听得尤其凶，我则是凶中之凶。开始还有点遮遮掩掩，后来就变得不可收拾。也是一种时尚吧，但又不仅仅是。那种带着点偷吃禁果的快意的享受，现在的年轻人是无从体会的了。
为了听邓丽君，我甚至还挨了一个处分。这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她的歌确实是一个文化符号。
当时我弄了不少邓丽君的盒带，平时都放在柜子里，上锁。有一次不知怎么的忘了锁，于是许多人都知道了这个秘密。结果“反精神污染”运动来了，邓的歌被归入“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也不知哪个混蛋告发了我，正好学校抓“典型”，就给了我一个警告处分，是开全校大会宣布的。
那天共宣布处分了两个学生，另一个是同届民乐系学笛子的，因为打架。
散会后我回到宿舍，一个人闷着，正觉得难受，有人敲门，打开一看，正是这位仁兄。他也绷着个脸，但眼神里分明有一层探询的意思。我知道他在问“你没事吧”，就摇摇头说“没事”。
然后我把我的处分决定递给他，他看了看，揉巴揉巴就扔了，说走，咱们喝酒去。
这以前我俩没任何来往，此后他便成了我最要好的朋友之一。那天我俩都喝多了，喝多了，就抱在一起哭。那年头，档案比人重要，挨个处分，往档案里一存，可不是闹着玩的，影响分配不说，搞不好要影响你一生。
那次处分也确实进了我的档案，好在毕业时给撤了。
大概是1984年吧，学院里买了一台雅马哈电子琴。全院也就这么一台，我特喜欢，就总去玩。
当时气氛已足够松快，流行音乐也起来了，港台的居多，大家伙儿都唱。
我平时总抱着一把吉它唱，有了电子琴，就更要唱了。流行什么唱什么，但唱得最多的还是邓丽君。没办法，好像是一种情感甚至灵魂的需要，就流淌在你的血管里。
再往后，流行音乐越来越热，电声吉它也进来了。这时除了邓丽君，我又迷上了苏芮，总唱她的《搭错车》、《请跟我来》什么的。我写《蒙古人》，和声部分就借鉴了《请跟我来》，可以说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事实上我也是先扒带子把谱子和和声写出来，然后弹着吉它唱，在此基础上写成了《蒙古人》。
1985年我从天津音乐学院毕业，被分配到中央民族歌舞团当指挥。次年在北京举办了第一届“孔雀杯”青年歌手大赛，由东方歌舞团主持，王昆任评委主任，现在的好几个“大腕”都是那届大赛出来的。那是我第一次参赛，唱的正是《蒙古人》，还有《沙滩浪花》，结果和常宽、张海波等同列前十，用媒体爱使的“煽”话说，叫“一举成名”。
其实，说“一举成名”用的是真成了名以后的眼光；客观点，应该说那是我正式开始歌唱生涯的起点。获奖前，你唱得再好，也是业余的；获奖后，路宽了，机会多了，形成良性循环，你才真成名，慢慢就变成专业的了。
一个人成名是有道理的，这道理有时叫机缘，但更多的时候叫实力。没有实力，再多的机缘你也抓不住；即便侥幸“一举成名”，也会很快被再次湮灭。到那时，你那“一举成名”之“名”，也就随之显得非常可疑了。
不管怎么说，86年是我命运的一个转折点，虽然前面的路还看不清，也没有特别想看清。在经济上，我也开始走出先前那种捉襟见肘的窘迫境地。上海声像公司录了我的第一张专辑，录完后给了我1000块钱，这可是我第一次拿到这么多钱呵。
我还记得当时那种感觉：手在口袋里，钱在手里，掐着，乘公共汽车回家，到了家又再数一遍。
三年后我在我父母身上又看到了同一幕。那是我获文化部主办的“全国流行歌曲优秀歌手选拔赛”十佳第一名后回家，一下给了他们10000元。他们从没见过这么多钱，我妈也是认真地数啊，数啊，一张一张地数。这时我就在一旁打诨说：看看，假如当初你们不让我上大学的话，这钱就没有哇。
我妈根本不接茬，还是只顾数，数完一拍手，笑着说：还真是一万块哪！
邓丽君在我心灵上打下的烙印如此之深，有时我自己都觉得奇怪。
去年有媒体问我最喜欢港台的哪位歌手？以前逢到这种情况我都会毫不犹豫地答邓丽君；但这次因此前不久在报上见过张惠妹说我的好话，一时想到投桃报李，就说张惠妹。
都是邓丽君惹的祸（2）
没想到事后竟长时间地为此感到不安，觉得违背了良心。现在借出书之便更正一下：我当然很喜欢张惠妹，她的歌也确实唱得好；但我最喜欢的还是邓丽君，很可能永远都是邓丽君。
在固原
第一次获奖后不久，我就作为中央讲师团的一员去了宁夏。刘欢当时还是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老师，也去了，和我在一个团，不过不在一个地方。他被分在了哪里记不清了，我是被分到了固原，那是宁夏最穷的地方之一。
回头去看，中央开发、扶持大西北的政策其实从那时就开始了，派讲师团算是先声。我大学毕业不久，年轻，当然是合适的人选，也义不容辞，不过团里还是给我允诺了些好处。
一是说，你去，回来就分你一套房子。这当然很有诱惑力，因为我分来后只给了一间平房。还有就是入党，党委书记为此还专门找我谈了话，让我先写入申请书。这是帮助我进步，我当然也很乐意。
先写了一份，书记说不合格；正好一位老同志刚入了党，书记便把他的申请书给了我一份作参照，我心想，既然汉语不够好，还参什么照啊，就干脆一字不改地照抄了一遍。
行前团里专门开了欢送会，让我珍惜这次机会，并说这是胡耀邦总书记讲话的精神。我也表了态，话说得那叫个好；可真到了固原，我的表现却让我现在说起都伤心。
我的岗位是在固原师范专科学校，教音乐。他们挺照顾我，别的音乐老师都是一周5节课，我只要上4节就行了。
开始时我也确实很认真，可那儿的学生，许多连哆来咪都不知道，给他们讲乐理，说得难听点简直有点对牛弹琴；他们主科的压力又大，天天做作业都做到很晚，结果音乐课就被他们用来打盹儿养神。
很快我就看出来了：他们上这个学压根儿就没打算学音乐，往这方面使力纯属瞎掰。我也想通了，上课时只讲很少的音乐，大部分时间用来介绍国外的情况，美国如何，欧洲如何，吹呗。你别说，这样他们反而有精神，一个个听得津津有味，喜欢得不得了。有时下课铃都响半天了，还不愿让我走，让接着讲。至于考试，我的政策是“两便”：一律85分。这样大家都高兴。
课上得不精心也就罢了，问题是我在当地又交了一堆乱七八糟的朋友。这里的“乱七八糟”没别的意思，无非是一帮人总聚在一起喝酒。我这人本来就爱交朋友，当时又算有了点小名气，容易招人，再加上实在也没别的事可做，喝酒是正常的。可你认为正常，挡不住别人认为不正常，总而言之，时间长了，就有点负面影响。
千不该万不该，我不该给领导添乱。
那年的五一、五四，按团里的安排，全体团员要去延安接受再教育；我是写了入党申请书的人，照理更该去。可事儿有不巧，好多当地人都安排在五一期间结婚，请帖送来了好几张，都说务请光临。其实我去，无非就是抱着吉它唱几首歌，关键是我却不过他们的盛情。结果真抱着吉它去了，却耽误了去延安。
没过几天团里开大会，团长在讲话中就批评了我，虽说没点名，口气却足够严厉：五一期间绝大多数同志都服从了团里的安排，可有的人就不，要留下来参加什么婚礼！别人都在接受党的教育，他却在那里喝酒，昏天黑地，影响极为恶劣……不用说，就跟在天津音乐学院那次被当众宣布受处分一样，弄得我特没面子。
更没面子的事儿还在后头：我们团分到固原的共有9人，到讲师团“班师”时全都入了党，就我一人没入上；回到北京，团里原先答应给的房子也泡汤了，还得回到原先分给我的那间小平房里去。这两件事，谁都没给我明说，但我心里倍儿清楚：那叫自作自受！帮别人闹新房，却闹丢了自己的新房，心里的那份沮丧，就别提了。
从固原回来，正赶上崔健的《一无所有》火爆京城。在固原时说是闲得只能喝酒，却也没真闲着，一年中写了二十几首歌，许多都给当地人唱过，他们特喜欢，我也挺得意；可回来一听《一无所有》，顿时就有落后了几十年的感觉。那二十首歌，除《东去的列车》一首后来录过音外，其余的都让我悄悄撕了，也羞于跟同行提起。
我没有后悔去固原的意思；但从专业的角度说，这一年是我停滞的一年，甚至可以说是被我荒废掉的一年。世界日新月异，你不一定要紧紧跟上，但不能不了解种种变化。假如这一年我没有离开北京，即便一首歌也不写、不唱，光是听，情况也会大大不同。
无论自愿还是被迫，处在一种封闭状态中都不是一件好事儿，在封闭中自得其乐就更不好了。
草原风暴震撼宝岛（1）
人生如大河行船，忽儿急流险滩，提心吊胆；忽儿潮平水阔，气定神闲；忽儿峡谷夹岸，难见天日；忽儿峰回路转，柳暗花明。我拽这么一堆成语，连自己都觉得牙酸，其实说白了，也就是算命先生所谓的“运程”如何，“定数”如何。只可惜，再好的算命先生也算不好自己的命，更甭说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了。
我对自己的“运程”什么的不是太感兴趣。那是天意，管理权在“天”，就让天去管吧。
不过，真要说“运程”，我觉得90年前后我肯定是走在好运程上。那几年好事接二连三，挡都挡不住，包括89年获文化部主办的“全国流行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