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闲地为它买单。
1994年我主演了电影《黑骏马》，同时担任该片全部音乐的创作和主唱。该片在第19届“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上荣获“最佳音乐艺术奖”为我带来了一时辉煌，但这并不能掩盖我的碟即便在大陆市场上也不太卖得动的惨淡。
日历一张张飘落，新面孔层出不穷。好几年的时间里，我忍心地看着自己被一点点“活埋”。
那么，又该怎么解释2000年以后我的“人气”突然转旺，而市场也突然被看好这一现象呢？
有人认为这是受我该年以一首《天堂》连获“中国艺术歌曲音乐电视展评”和“新千年全球华语音乐榜中榜大赛”三项大奖的推动，真是这样吗？
连续获奖肯定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仅仅归因于此，恐怕就过于皮相了。90年代初我也曾连获大奖，为什么就没有相应地“火”起来？更何况斗转星移，我早已是一个演艺界的“老人”了。
也许，问题因而可以被转换为：一个“老人”的重新崛起，或重新被发现说明了什么？对此我更感兴趣。因为经验告诉我：其实我并没有变，是听（观）众变了。
而在这种变化的背后，我看到一直被“港台风”宰制的当代流行音乐市场正在一步步走向成熟。
我不想过分夸大我的艺术个性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但我还是愿意说，这是它的一个小小的胜利。同时这也使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切地意识到，人们还是希望听到真挚诚恳的声音，能使灵魂产生共鸣的声音。
我外出乘车，不管是朋友的车还是出租车，他们给我放的大都是我88、89年的歌。我自己听了特没劲，简直太难听了！但他们不这样看。他们说太棒了！现在听就更棒，像陈年老酒！
演出时也是这样，那几首歌简直成了“种子”节目。《天堂》什么的就不必说了，像《蒙古人》，都唱了十几年了，但每次还得唱。从我的角度，这个歌就别唱啦，太老啦；可观众不答应，你不唱，他就喊个没完，等着过瘾哪。你一张嘴就是掌声，然后等着下一个高音，然后又是掌声……大江南北，概莫能外。
博尔塔拉：一次五星级的演出（3）
所有这些当然都使我感到愉快。我把这种相互给予的满足看作是对我的个性、对我坚持自己的艺术风格的褒奖。
曾经多次有歌迷对我讲，我们特喜欢你的歌，几乎每一首都喜欢，可就是唱不了；到卡拉OK想唱你的歌，一是不容易找到，二是即便找到了也上不了口，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我也曾经像他们一样，认为这是一种遗憾，甚至为此而不安过；但现在我知道，那也是对我的一种褒奖，至少可以帮助我坚定这样的信心：并非在卡拉OK人人都会唱的才是好歌。
有朋友说我这些年又走在了“好运程”上。也许是这样。然而我相信，一首好歌比一个好运程重要得多。
所谓“好歌”，是指有自身生命力的歌，它是一种活的东西。活在哪里？就活在歌手和听众之间，活在他们似乎永不生厌、永不疲倦的心的交流里。
《我的太阳》唱了多少年了？四十多年了吧？可至今帕瓦罗蒂每次开演唱会，都还得唱这首歌，否则就过不去。有的听众也许已经听过一百遍了，可他还是忍不住冲动，要听第一百零一遍、第一百零二遍、第一百零三遍……并且是屏着气、憋着劲地听，憋不住了还会喊出来。
对一个歌手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幸福、更值得追求的事？相比之下，能否流行、能占有多大的市场份额，都是第二义、副产品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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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苍狼乐队（1）
我已经说过，从88年到93年是我事业上的第一个高峰期，得了好多奖，而且都是大奖。这时就想继续弄点名堂。弄什么呢？我一直没有自己的乐队，包括去台湾，用的都是他们的。那就弄一个乐队吧。一个属于你自己的、彼此配合默契的乐队不只是方便的问题，它还是你的延伸和扩展——声音、身体，或许还包括头脑。
说弄就弄。名称是现成的，我早有考虑——“苍狼”。苍狼是蒙古人的图腾，我是蒙古人，当然就是它。
人也好说，一帮哥们儿正等着呢。更重要的是落实资金，那可是一笔钱啊。
正好台湾风潮公司的老板杨锦聪来北京。当时我是他公司的签约歌手，条件是每年出一张专辑，同时负责东南亚地区的演出和宣传；几个哥们儿一核计，就向他开了口，理由是成立乐队，对他们也有好处。
杨锦聪人特好，帮过我不少忙，可听到这种近乎敲诈的说法也显得很痛苦。痛苦归痛苦，还是答应了，一套乐器，加上音箱，一共给了十五万。那是93年啊，十五万，真的是不少了，我心里那叫感激。
遗憾的是第二年我就步入了低谷，什么也没给他干；当时买的乐器，架子鼓什么的，好多都被糟蹋了，有的甚至不知了去向。后来说起，我一再给他打招呼。他倒是不在意，但我从心底里欠着他。
十多年了，应该说苍狼乐队一直没有打出她应有的知名度。更多的人还是只知道我这个人，不知道我的乐队。这其中的原因很多，后面我会试图做些分析；但我首先要说的是，不管有多么难，我们总算是坚持下来了。
苍狼乐队较之其他乐队，最大的特点是有一个“马头先生”，也就是马头琴手。马头琴是蒙古族最有代表性的乐器，而我们的“马头先生”可以说是目前全国最好的马头琴手。此人名叫张全胜，正业是中央民族学院的讲师，当琴师是业余的。这是一个特聪明、特幽默，想起来就让我高兴的人，也是惟一从成立之初起一直没有离过队的老队员。现在他是队长，更重要的，是我们乐队的一个象征。
苍狼乐队有自己明确的宗旨，这就是以演唱和演奏中国民歌为主，弘扬民族风格。我们出的第一张专辑中就包括了《小河淌水》等。通常在国内演出，会有一小半摇滚；但如果到国外，比如到外蒙，只会有两三首摇滚，其余都是中国民歌，包括内蒙民歌。到像美国这样的地方，就基本全是民歌了。那是摇滚乐的大本营，我们当然要扬长避短；再说听众大多是当地的华人，他们最想听的肯定就是《草原之夜》啦，《在那遥远的地方》啦等等，乡音嘛。这些都是我们的保留曲目。
可以说“苍狼”从一开始就有自己明朗的风格和独特的追求，如果各方面的情况比较理想，早就做成一个品牌了。可惜这个世界不会为谁事先准备好“比较理想”的“情况”。
“苍狼”的阵容一直足够强大。国内一些大牌乐队的大牌乐手，什么曹君啦、秦齐啦，差不多都在“苍狼”干过。成立之初我们的贝斯手是个四川人，特别棒；但问题也就出在他身上，并且是第一次演出就出了问题。
那次是去秦皇岛，与好几个乐队一起同台演出，还有模特表演。我们的乐队无疑是最棒的，被安排“压轴”，并且大获成功。这一来队员们的感觉都特“牛”，演完也不跟他们一起宵夜，自顾找了个地儿喝酒，喝完回来我就睡了。
睡到后半夜，经纪人青山突然猛敲我的门，一边大呼小叫“出事了出事了！”出了什么事呢？原来是我们的贝斯手喝醉了，不知怎么就摸到了一个模特的房间里，虽然啥也没干成，但已足够被指控为“强奸未遂”。当时我是乐队队长，一直调解到天亮，总算摆平了这场风波，可脸已丢大了。那次我们是开着两辆车去的，到走时八个轮胎被扎破了七个。一回到北京，我就把那个贝斯手给开除了。
这件事让我意识到，乐队是一个整体，只考虑队员技术如何是不够的，更重要的还是要看人。照说够明白了吧？可还是挡不住出问题。
我们这个乐队有点像“流水席”，你来我往的；曾用过日本人，还用过美国人。到了2000年，我下决心搞“清一色”，全部换成了蒙古族。当时的考虑，一是特色鲜明，二来都是同族人，团结方面的问题应该少一些。偏偏事与愿违，不到几个月，矛盾就闹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六个人，三个一拨，互不买账，互不相让，等于是把乐队齐齐地分裂成了两半。
我这人平时比较“马大哈”，所以也没太在意；等觉察到事态严重想化解，已然晚了。那次是在安徽演出。演完后来了一拨朋友，就陪着他们在饭店喝酒。这六个人就在房间里等着，说有重要的事找我——也是重要啊，摊牌呢，那通闹。这三个表示要坚决跟着我，说，腾哥的音乐是真正属于民族，属于世界的；那三个说，腾格尔老了，跟着他还不如另起炉灶……
一回北京，那三位就彻底不干了。我听说了非常气愤，第二天就又找了三个，都是汉族，比他们还强。
老实说这件事对我打击挺大。太出乎意外了：我对他们那么好，他们怎么能如此忘恩负义？！由此我知道，所谓“看人”和民族不民族的无关，真要看的是个人。尘埃落定后真相大白：这六个人闹矛盾，来自外蒙的第一吉它手始终起了非常坏的作用，包括一拍两散的主意，都是他在兴风作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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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苍狼乐队（2）
以上两件事我从没对外说过，也羞于对外说。无趣啊，好比是自己掴自己的嘴巴。我不是说乐队里不能有矛盾，两口子还闹矛盾呢；我是说，一再用人失察，我是要负主要责任的。在我内心里，这两件事从来没有过去。我是把它们当作了一种警告，一个教训。
还有就是管理方面的问题。在这方面零点乐队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首先是敬业精神。97年去香港演出，我们借用了零点的贝斯手王笑冬。行前排练，说好下午两点开始，他每次都是准点到；别人还没来，他就自己练，天天如此。后来我在表示感谢时特别提出，感谢你每次排练都准时到；他说这有什么啊，自己的工作嘛，当然应该认真对待。我们那边人人如此。
他的话对我很有震动。就个人而言，我大概是算得上敬业的。演出时不管台下有多少人，我都会尽心尽意地唱，理由也一样：这是我的工作。但要说在乐队管理上把敬业精神作为一种要求，一个尺度，坚持贯彻和培养这种精神，形成“小传统”，那就远远不够了。我们乐队的作风历来是比较散漫的。说是两点排练，有的人就是三点才来，早来的人只好等着，久而久之，都成老毛病了。成了老毛病就难改。现在的情况应该说好多了，但有时还是免不了旧病复发。
其次是规章制度，包括经济上的管理制度。据我所知，零点每次演出，譬如说乐手的演出费为XX元，队里通常会预留五分之一，以作为乐队的日常活动经费，包括购置公物。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关键在于增强了整体意识和向心力，非常合理。最近我也采取了类似的管理手段，但预留比例要更低一些。
乐队管理不善，和我的性格有很大关系。有人说我对乐手太溺爱了，可能有那么一点。过去我们演出，演出费歌手和乐手平均分配，都是XX元。这在其他乐队是不可能甚至是不可思议的。当时我这么做，除了哥们儿义气外，也是为了增强凝聚力，但客观效果并不见得好。没有了层次感，人就容易疲沓，包括前面说到的排练迟到的老毛病：谁都知道我这人最恨的就是不守时，谁都知道我一碰到这种情况就要骂人，但不当回事的还是不当回事。我一开骂，他们就说“又来了又来了”，倒整得我是一点脾气也没有。
有时他们也怕我。那不是在我骂他们的时候，而是在我不说话的时候。这也关乎我的性格。我这人一碰到困难、一着急就没话，越着急就越没话。这时他们就会犯嘀咕，就会相互打探、猜测：腾哥怎么啦？心里又揣上什么事啦？然后或者分头、或者结伴来找我，“腾哥腾哥”喊得那叫欢。作为一个管理者，我不认为遇事沉默是一种特别优秀的秉赋；但说来也怪，往往是在这个时候，我会格外深切地感到一种亲和力，一种大家都在一条船上的休戚与共感。唉，这一声声“腾哥腾哥”的，难道是白叫的吗？
写到这里，一股豪气陡然涌上笔尖：既然从一开始就有自己明朗的风格和独特的追求，那么，一个更好的前景也是可以预期的。不管怎么不尽人意，“苍狼”毕竟还是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乐队的五张专辑可以为证；我的演唱风格通过“苍狼”在国内外，尤其在国外产生的影响也可以为证。前年乐队新建了排练室和录音棚，从此结束了到处“打游击”，插人家的空子排练、录音的历史。这是向更加专业化迈出的重要一步。我一直企望的“精益求精”的目标，终于有了可靠的硬件保证。
乐队成立之初我曾写过一首《我们是永远的苍狼》；“苍狼”的兄弟们，让我们一起重温这首歌，并以之共勉：
美丽的草原可爱的家乡
有一位少年歌声多明亮
儿时的梦想让我们走到一起
我们是永远的苍狼
我们唱每一片蓝天
每一寸土地
还有年迈的爹娘
我们唱每一颗善良的心连在一起
我们是永远的苍狼
天空中飞过一群大雁
它们的歌声来自远古
历尽沧桑追求一生不变
我们是永远的苍狼
我们一起唱
每一棵小草每一朵浪花还有年迈的爹娘
我们唱每一颗善良的心连在一起
我们是永远的苍狼！
“知音”是中国传统艺术或艺术传统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或范畴。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中国的传统艺术及其发展，就是以“知音”的存在和不断寻求“知音”为基础的。它突出强调的是个别心灵的沟通、交流和互为条件、互相依存。《高山流水》因为有钟子期才成为《高山流水》；钟子期一死，伯牙便断弦毁琴。
曾看到一篇文章，把“知音”阐释为现代接受美学和传播学所谓的“理想受众（包括读者、观众和听众）”。这肯定没有问题，但似乎太狭窄了点。过去讲“知音”，范围主要被限制在少数文人雅士，或是所谓“高人”之间；那时没有广泛的受众，也没有现在的“市场”一说。因此，根据变化了的社会历史条件，我以为今天对“知音”不妨有更宽泛的理解。就我而言，我愿意说，不仅是少数业内同仁，所有我的歌迷，都是我的知音。
我知道全国许多地方都有“腾格尔歌迷协会”，但除了面对面的演唱会，一直没有其它的交流途径。现在，我愿借写作本书的机会，向所有我的歌迷、我的支持者致以深挚的谢忱。没有我，当然就不会有腾格尔；但没有你们，同样不会有腾格尔，至少不会有他的今天。爱你们，我的歌迷！向你们致敬，我的知音！
我和苍狼乐队（3）
向您致敬，不知名的老者！2001年秋在北京展览馆开我的个人演唱会，您一直在场外转悠，就为了等一张“黄牛票”。天上下着不大不小的雨，而您没带雨具，就那么光着头淋着。七十多岁的老人了啊，从哪里来的这股热情？您说您极少看演出，但腾格尔的演唱会是一定要看的，喜欢！可惜弄不到票。我知道这件事，是因为后来看了内蒙古电视台采访您的现场录像；而您不知道的是，我看了心里有多么难受，眼泪都下来了。我一遍遍责怪那个采访您的记者，怪他当时为什么不到后台找我。真的，假如他当时找了我，我一定会让人给您送票，请您看这场演出的。
向您致歉，广州�